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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沉疴遍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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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7 11:43: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沉疴遍地》(二)



市场不会自动产生信任、合作和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的集体行动。恰恰相反:经济竞争的本性就是,一个打破常规的人,至少在短期内,会击败一个对伦理更敏感的竞争者.但是,资本主义不能长期在这种愤世嫉俗的行为里生存下去。那么,为什么这种潜在的自我毁灭的经济秩序系统维持了那么久呢?或许是因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来的约束的习惯、诚实和中庸.

但是,这些价值远远不是从资本主义本身的本性里固有的,而是来自古已有之的宗教或社群习俗。靠着传统约束、世俗和教会精英经久的权威的支持,资本主义的“看不见的手”一直给人一种幻觉,似乎它能够准确无误地弥补实行资本主义的人的道德缺陷。P024

近至20世纪7ci年代,认为生活的核心就是变富、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变富的观点会得到嘲笑:不仅会得到资本主义的传统批评家们的嘲笑,也会得到很多坚定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的嘲笑。在战后那几十年,人们普遍对为财富而追求财富相对冷漠一些。1949 年在对英国学校男生的一项调查发现,男生越聪明,他就越可能选择一种工资一般但有趣的工作,而不是一个仅仅是挣钱很多的职业。①今天的小学生和大学生,除了找一个挣大钱的工作,别的什么都不想。

我们培养出了对追求物质财富孜孜以求、对其他那么多东西都无动于衷的一代人,我们如何开始弥补呢?我们或许可以这么开始,提醒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从前不是这样的。“经济学式”地思想,就像我们在迄今已有三十年里所做的,并不是人性固有的。曾几何时,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不同的安排.P025

我们所有人至此都知道,从这次战争中,再也不能回到自由放任的社会秩序,这样的战争通过铺设一条通向一种新型的计划秩序的道路,而成为一场沉默的革命的发起人.——卡尔·曼海姆

过去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它只是不同而已。如果我们自己给自己讲怀旧的故事,我们就永远不会深入关注当前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盲目自信地认为我们的世界在各方面都更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过去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国度:我们不可能回去。但是,还有比把过去理想化——或者把它当作一个恐怖室呈现在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面前——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忘记过去.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人、欧洲人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人为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已经是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以来最坏、破坏性最强烈的了,而战后短期内又发生了流行病、革命、国家的失败和分裂、货币崩溃、失业,其规模是那些传统经济学家们从来未曾想象过的,尽管他们的政策仍然在风行。

这些发展,又反过来使世界上大部分民主国家崩化成了各式各样的专制独裁或集权政党国家,将全球推进了比第一次大战更有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中东、东亚和东南亚,1931 年到 1945 年问目睹了占领、毁灭、种族清洗,酷刑、灭绝战争和有意大屠杀,其规模在三十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迟至1945 年,担心自由好像还是合情合理的。除说英语的北大西洋和澳大拉西亚之外,民主的基础很薄弱。欧洲大陆硕果仅存的民主国家只有两个小小的中立国瑞典和瑞士,两国还都仰仗于德国的善意。美国刚刚参战。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一切,在当时不仅岌岌可危,而且也受到严重怀疑,包括为之辩护的人的怀疑。

未来,好像肯定是属于独裁了?即使是在盟国1945 年胜利之后,这些担心还没有被忘记: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一直在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最紧迫的问题不是如何庆祝一个辉煌的胜利,然后一切照旧,而是到底如何保证1914 1945年间的经历永远不再发生。不是别人恰恰是梅纳德·凯恩斯,致力于解决这一挑战,p028

可以理解,凯恩斯将自己的经济分析集中在不确定性上: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那些自信的妙方正好相反,从此以后,凯恩斯将坚持人类事务从根本上是无法预料的。诚然,从经济萧条、法西斯压迫和灭绝性战争中可以吸取很多教训。但是,在凯恩斯看来,首当其冲的,正是平常百姓们被迫生存其中的这种新发现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到集体恐慌的发作——腐蚀了自由主义的信心和组织。

那么,怎么办呢?和很多人一样,凯恩斯熟悉用集中权威和自上而下的计划来弥补市场不足的吸引力,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对部署国家有不折不扣的热情。远不是公众眼里所认为的缺陷,这可能恰恰是他们最强之处:希特勒倒台很久以后,当问到他们如何看希特勒的时候,外国人有时候还会说,至少他让德国人重新回去工作了。人们常说,不管他有哪些缺点,斯大林至少让苏联完全避免了大萧条。即使是那个关于墨索里尼让意大利火车正点运行的笑话也有一定道理:这有什么不好?

要想让民主重新立足——或者将民主和政治自由带到从来不曾有过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国家,都必须涉猎集权国家的记录。不然就会有普遍的怀念集权国家的或真实或想象‘的成就的危险。凯恩斯很清楚,没有战争、占领和剥削,法西斯经济政策从长远来说不可能成功。不过,他不仅对需要用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来防止未来的萧条很敏感,对“社会安全国家’的审慎美德也很敏感。

这样一个国家的意图不是为了将社会关系革命化,更不是为了开创一个社会主义时代。凯恩斯像那些年里从事创新性立法的大多数人一样——从英国的克莱蒙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到法国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hllle),到美国的富兰 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Delano Roosevelt)本人——都是天生的保守派。那些年的西方领袖——所有人全都是老年绅士——都是出生在凯恩斯十分熟悉的稳定世界里.他们也都亲身经历了痛苦的动荡。就像朱塞佩,迪·兰佩杜萨(Giuseppe di Lampedusa)的《利奥波德》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们很明白,要想保守,你必须改变。P030

德宾和克罗斯兰都是社会民主党人,这样也就是局内人。但他们并没有错,到 20世纪50 年代中期,英国政治有关公共政策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以至于主流舶政治论点被称为“巴特茨克尔主义”( Butskellism):它汇合了温和的保守党部长RA。巴特勒(RAButler)和那些年里工党反对派的中心领导人休,盖茨克尔( Hugh Gaitskell)的思想。不管他们别的差别是什么,法国的戴高乐派、基督教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对积极性的国家、经济计划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有相同的信仰.同样,在斯堪的纳维亚、比荷卢三国、奥地利、甚至是思想上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也有同样的左右决策的共识。P033

即使在美国,当共和党整个50 年代一直执政、年事渐高的新政人物们在这一代中第一次发现他们自己在野时,向保守主义政府的转变,尽管在外交事务甚至是言论自由方面有很重要的后果,在国内政策方面却没有什么差别。税收问题上没有争议,拙准建立庞大的、由 联邦政府监督的洲际高速公路系统的,还是一个共和党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尽管人们口头上宣扬竞争和自由市场,那些年间的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来自外国的竞争的保护,以及标准化、管制、补贴、价格保护和政府担保。

对当前福利和未来繁荣的保障,缓和了资本主义中固有的不平等。60 年代中期,林登。约翰逊推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他能够这么做,部分原因是因为,赞成新政式的投资、一揽子项目和政府倡议的共识还依然残存着。重要的是,当时将全国区分开来的是人权和种族关系,而不是社会政策。P033

人们普遍认为1945-1975 年间诞生了“美国生活方式”的某种奇迹。经历了二战的老百姓们和他们的赞美60 年代的下一代,这两代美国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以后再也不会重复的)工作稳定和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德国,经济奇迹( Wirthschaftswunder)在一代之间就把国家从一个屈辱的、遍地瓦砾的战败国变成了欧洲最富庶的国家。至于法国,这些年将以‘光荣特伦特“(Les Trente Glorieuses)的美名而著称于世(没有讽刺的意味)。在英国,在‘富裕年代”的高峰,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向他的同胞保证‘你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他是对的,

在有些国家(最著名的例子是斯堪的纳维亚),战后福利国家是社会民主党的作为,在其他地区,比如说英国,“社会保险国家静在操作中不过是旨在减轻劣势、减少极端的暴富和赤贫的务实政策,他们共同的成就是成功地控制了不平等,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贫富之间的差距,不管是用总资产还是年收入来衡量,我们就会发现,在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以及英国和美国,这个差距在1945 年后那一代中大幅缩小了,

更大的平等带来了更多的好处。渐渐地,对回到极端政治的担忧减轻了。“西方。进入了繁荣安全的太平盛世:这可能是个泡沫,但它是个令人舒服的泡沫,其中每个人都比他们过去能够想象的要好得多,还有充分的理由有信心地期待未来,p034

有趣的是,这几十年的特点就是社会革新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成功结合。凯恩斯本人就表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具有无可挑剔的精英品位和教养的人——尽管他对新艺术品还意外地开明——,他还是领悟到,如果英国社会要克服它那瘫痪性的分裂,将一流的艺术、表演和写作带给尽可能广博的听众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凯恩斯的倡议促成了皇家芭蕾舞团、艺术委员会和其他很多机构的成立。这是创造性地向公众提供毫不妥协的“高雅艺术”——像里斯勋爵的BBC那样,它给自己定的义务是提高公众标准,而不是对他们居高临下,

对里斯或凯恩斯或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采说,这种新的途径没有任何居高临下之处,就像那些和林登·约翰逊一起从事建立一个公共广播公司或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的那些年轻美国人一样。这是“任人唯贤制”:用公共开支(或者至少由公共资助承销)将精英机构向大批申请者开放。它开始了一个进程:用通过教育实现社会上移,代替用遗产或财富进行的选择。一些年后,它造就了一代人,对这一代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然后他们就因而对此习以为常。P036

反过来,英国的工党分子们喜欢公有制的思想。如果国家代表劳动人民,那么,国有行为从此以后就肯定是在掌握在工人手中,由工人处置了吧?不管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否真实——英国钢铁公司的历史表明,国家也有可能像最坏的私人企业家那样无能、无效——它的注意力压根儿就不在任何计划上,在后来几十年中留下了严重的后果。另一个极端,共产主义国家的计划一只不过是提出一些用虚假的出产数据来达到虚假的目标——不久就破坏了整个计划方法的信誉。

欧洲大陆上,中央集权的政府传统上就在提供社会服务上担负着更积极的角色,他们在大幅度扩大了的规模上继续这么做。人们普遍相信,市场不足以完成定义集体目标的任务:国家必须插手,填补鸿沟。即使在美国,国家(“政府”)虽然总是很小心不要跨越传统的界线,从《士兵福利法案》到下一代的科技教育,仍然都是由华盛顿创立和资助的。

这里,人们只是简单地设想,存在着一些不宜由市场完成的公共善事和目标。英国福利国家问题方面的权威评论家TH.马歇尔( tVtarshall)说,“福利’的全部目的就是“通过从市场中拿出物资和服务来超越市场,或者用某种方式控制而调节市场行为,从而产生一个市场本身无法产生的结果。”。p040

在一般人中,人们普遍相信,消除极端贫富的温和的财富再分配对每个人都有利。孔多塞很敏锐地观察到,“财政部让穷人有能力买玉米,比降低玉米的价格,使穷人也能买得起玉米,总是要便宜得多。”①到 1960 年,这个论点已经成了西方事实上的政府政策。P042

信任普遍存在的社会往往更紧凑和单一。欧洲最为发达和成功的福利国家是芬兰、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和奥地利,德国(前西德)是一个有趣的局外人。这些国家大部分都非常小: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只有瑞典的居民超过六百万人,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人口都加起来,比东京的人口还要少。即使是八百二十万人口的奥地利或者一千六百七十万人口的荷兰,按世界标准也是微型的——光孟买一个城市的人口就比荷兰还要多,整个奥地利的人口可以装进墨西哥城——装两次。

但这还不仅仅是大小的问题。就像另一个成功地保持着高水平的公民信任的小国新西兰一样(人口四百二十万,比挪威还要小),北欧成功的福利国家都明显是单一性的,直到最近,说挪威人都是他们的孩子(如果他们自己不是农民或渔民),仅仅是一点小夸张。94%的人口是挪威人种,86%的人隶属于挪威国教。在奥地利,92%的人口自称是“奥地利人”(在90 年代南斯拉夫难民大批涌入之前,这个数字接近iOO%),2001 年公布宗教信仰的人口中,83%是天主教徒.P047

20世纪中叶的社会服务国家可能天生就带有一些自私的东西:他们有幸得到了几十年的好运:种族单一,一个很小的,受教育的人口,每个人都可以从另一个人身上认出自己。所有这些极少受到外来威胁的自给自足的民族国家,都有幸在1945 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加入到北约组织的大伞之下,将他们的预算用于国内改良,没有受到欧洲其他地区移民的困扰,更远地区的移民就更不成问题。这个局面改变后,信心和信任似乎就破灭了.P048

即使是在美国,信任的概念、同胞感情值得珍惜,在20世纪30 年代以来的公共政策辩论中变得十分重要。可以说,没有罗斯福坚持所有美国人共享利益、目的和需要,美国是不可能这么成功地将它从半昏迷状态的和平经济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战争机器的。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好战争骨,那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是那么毫无疑问地可怕至极,而且还是因为美国人对美国和美国同胞感觉良好。P049

福利国家的起源和目标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它们是30 年代到 60 年代中西方公共事务中另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产物:这个变化就是将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引入管理业。最好的结果是美国的社会安全系统,或英国的公共医疗服务。这两项都是极其昂贵的革新,打破了从前的零打碎敲的改革和修修补补。

这些福利工程的重要性不在于其主张本身——保证每个美国人都有一个安全的晚年是桩好事,或者应当给每个英国公民提供无需支付点服务费用就可以得到的一流的医疗服务,都不是什么新主张。但是,认为这些事情最好由政府来办、因而应当由政府来办:这种主张是前所未有的。P051

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遵循着一个更具选择性但也更有抱负的方案:其目的,如很有影响的瑞典社会学家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所阐明,是将国家“保护个人不受他们自己伤害”的责任制度化。①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没有这么大抱负。认为国家会知道什么对人民最好——尽管我们毫无怨言地接受学校课程和医院的做法——这个念头闻起来还是有优生学,或许还有安乐死的味道。

即使是在高峰时期,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还是将经济留给私营行业——它们那时还缴纳高额税收来支付社会,文化和其他服务。瑞典人,芬兰人、丹麦人和挪威人给他们自己提供的不是集体所有制,而是对集体保护的保障。除了芬兰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有私营的养老金计划——那年头,这东西在英国人甚至大部分美国人眼里都会显得十分古怪。但他们指望政府提供差不多所有的其他服务,而且自由地接受了由此带来的道德侵犯的高压措施。




吴砺

201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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