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下）（四）

吴砺

                      《摩登时代》（下）（四）

从万隆回来之后不久，恩克鲁玛开始允许他的追随者把他称作Osagyefo（救世主）。腐化迅速开始；一种退化了的斯大林主义露面了。1960 年，一部授权传记写道：“他是我们的父亲、导师，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朋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命，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无疑也会存在，但我们不会有生命。我们欠他的恩情甚至超过我们呼吸的空气，因为他造就了我们，就像他造就了加纳一样确凿无疑。”I“‘救世主自己也开始相信这种鬼话。1961 年，他说：“所有非洲人都知道，我代表非洲，我以非洲的名义说话。因此，任何非洲人都不可能有和我不同的意见。”[18]正是在这一背景上，恩克鲁玛消灭了反对派，摧毁了法治。迷人的魅力风行一时，尤其是在国际会议上。但即便是在国际会议上，随着1960 年代时间的推移，新来的更时髦、更流行的人物粉墨登场，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恩克鲁玛失去了光环。在国内，当生活水平逐步地然后是迅速地下降证明魔力并不起作用时，僭取近乎神圣权力的事实使得他更容易受到攻击。但是，到 1960 年代中期，已经没有宪法手段来搬走这个救世主。他垮台于1966 年的一场军事政变，1972 年死于流亡中。P743

这份总结遮蔽了很多细微之处。但它还是证明了非洲反复出现的利益周期中的下降趋势。第一个循环可以称为罗得西亚时期，从1880 年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很多人相信非洲的资源将会是欧洲未来繁荣的支柱。这根支柱只在1920 年代初期短暂地维持了一段时期，然后便消失不见了。接下来的一个利益周期始于1940 年代晚期，1960 年代初期在从殖民统治向独立转变期间达到高峰。它随着1960 年代晚期的军事化而崩溃。到 1980 年代初期，它已经死了，也就是说，外部世界在非洲的利益大部分局限于某些主要生产国，尤其是尼日利亚和南非。到那个时候，有一点已经很明显：非洲大陆的主体部分已经变得（并将依然如此）在政治上很不稳定，不可能自我维持经济的发展，甚或不能在国际经济之内占有一席之地。非洲纯粹成了一个代理人发动战争的地方，就像1930 年代的西班牙那样。在非洲，职业政客阶层和全权政府被证明是代价高昂、血流遍地的失败。现在我们必须审视一下，同样的模式何种程度上会在亚洲重演，尤其是在两个饱经磨难的巨人身上重演，那里居住着世界上将近一半的人口，它们便是中国和印度。P785

为了他1966 年的群众集会，1000个乐队演奏《东方红》，后来还拍摄了一部关于1969 年中共九大的电影放给代表们看，在人民大会堂，人们高举红宝书，狂跳忠字舞。

毛泽东也想加速历史进程。他认为，除非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事情做完，否则后人就根本不会去做。他总是听到身后飞速奔跑的时间马车，他的急躁在他对戏剧永不餍足的补偿性热爱中得到了表达。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从未进行过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他缺乏斯大林那种官僚主义的胃口。在他看来，历史就是一出宇宙大戏，是一连串场面壮观的插曲，在这出戏里，他是演员、剧院经理和观众。一场戏——比方说“长征”或“国民党的垮台”一的大幕刚刚落下，他就嚷嚷着再次拉起大幕，表演重新开始，比先前更快、更狂暴。

国民党失败后的第一出大戏似乎发生在1950 年底。起初，南方根据 1949 年的法律引入的土地改革并不激进。林彪迟至1950 年 6月14日的讲话还在踩刹 车。善意的说法“富裕中农”取代了“富农”，发明了新的类别——“开明绅士”和“小土地出租者”，以保持有能力的农民继续经营[19]。接下来，朝鲜战争让毛泽东有借口推动他的第一次战后巨变。1951 年，尤其是1952 - 1953 年，土地改革持续加速。先是有“三反运动”，紧接着是“五反运动”。1951年 2月21日，新出台的《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对范围广泛的“罪 行”可以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所有主要城市都举行了群众集会，会上，社会“敌人”被公开批判和判刑。几个月的时间里，仅北京就举行了3万场这样的集会，有300万人出席。报纸每天都发表长长的被处决“反革命”的名单。1951 年10月，据称这一年的前 6个月里就处理了80万件这样的案子。

这项庞大的社会工程还伴随着毛泽东在精神工程（或曰洗脑）上的第一次出击，他把这称作“思想改造”。其目的在于用对国家作为民族核心道德价值的孝顺来取代传统的家庭孝顺，并把毛泽东提升到替代性的父亲角色[21]。毛泽东把“思想改造”定义为（1951 年 10月23日）“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他发动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把那些拒绝学习的人打上“西化派”和“改 良派”的烙印，投人监狱，常常在不同的时期被戴上沉重而令人痛苦的镣铐[22]。然而，这出大戏不仅仅包含“土地改革”的受害者和那些批评土改方式的人。“三反五反”的很多受害人是商人、企业经理和官僚：这场运动实际上几乎涉及全体国民。P791

“大跃进”大概最纯粹地 表达了毛泽东的长期急躁、他精神高于物质的信念，  以及他的这样一种确信：只要有意志，奇迹的时代就不会结束。他想一跃进入共产主义，甚至进入国家会“消亡”的阶段。他把自己缩短历史进程的愿望投射到了农民身上。他们“一穷二白”，这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27]作为一项社会工程，“大跃进”即使按照毛泽东的标准来看也是鲁莽而冲动的。他证明“大跃进”有道理的理由是：斯大林是“一条腿”走路，也就是说，他创立工业区和农业区，彼此分开，互不相干。中国将开始“两条腿走路”，直接走向自给自足的公社（历史上按照 1870 年巴黎公社的模式），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部门，有自己的民兵——“工作和武器的统一”。[28]P793

简言之，邓小平是个信奉严格纪律的人，如今七十多岁了，他相信法律和秩序，相信刻苦工作。他迅速出兵越南，部分原因是为了惩罚亲苏联的越南领导人迫害华人少数民族，但主要是为了锻炼解放军，让他们懂得：生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做完这件事，邓小平便着手清理毛泽东的长期统治在经济领域留下的烂摊子。有一点如今被公开承认了：毛泽东时代的典型特征并不是清教徒式的艰苦朴素[79]。《人民日报》为自己传播的“所有谎言和歪曲”向读者道歉。[80]

1978 -1979 年做出了一系列决定，要放弃斯大林和毛泽东强调重工业的政策，转向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国民生产总值的投资比例从1978 年不可持续的38%降到了1980 年代中期的25%。利润动机和分红被引入；法律得到了改革，着重强调公民权利；设计出了一些民主手段，以阻止官僚主义滥用；尤其是允许市场发挥它有益的力量。党不再是国民生活中的全权力量。党员数量在1982 年是3900万，  “文革”期间明显翻了一倍，邓小平警告，很多党员没有受过恰当的“教育”，“水平很低”。在1981 年所做的报告中，他声称，很多党员“喜欢吹牛拍马”，“自鸣得意，头脑糊涂”，不再“关心群众的疾苦”，  “蒙在官僚主义的灰尘里”，  “自大，保守，懒散，只对享乐感兴趣，充满了特权思想”。这种“新现实主义”刚好和更多的自然灾害同时发生，包括一场大旱，它主宰了1980 年和1981 年的农业。随着1980 年代的展开，中国不再是奇迹般的新超级大国，毛泽东浪漫主义的假想世界终于落下了帷幕。它进入了真实的世界：缓慢、痛苦而务实的进步。P812

在1950 年代和1960 年代，很时髦的做法是把中国的中央集权与印度议会民主的低效相比较，前者给中国带来了统一、稳定和（据说是这样）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国际事务中的尼赫鲁时代（当时尼赫鲁看上去似乎是很重要的国际政治家，一个最符合时代需要的人）建立在一连串幻想的基础之上，最重要的幻想是他的这一信念：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可以联手行动，也就是他所说的“印度中国亲如兄弟”。1959 年的第一次中印冲突损害了这一政策的基础，在1962 年更加严重的冲突期间，这一政策彻底垮台。对如今73岁的尼赫鲁来说，它是一场无法挽救的个人灾难，他再也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1964 年 5月，当他在睡梦中去世的时候，他是一个悲哀而困惑的人。P813

在1940 年代晚期，占全人类一半的亚洲人被告知，对于他们的困苦境况，有一种直接的、立即的、本质上是正直的解决办法。经验揭示出这一信念完全是谬论。实际上，有充足的理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政治，是人类苦难的主要贡献者。P821

加尔各答成了现代时期已经实现了的反乌托邦，这是一座幻想破灭之城，是亚洲的黑暗，而非光明。它构成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警告：拿一半人做试验的努力更有可能产生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而不是社会奇迹。P823

存在主义明显是非高卢人的；因此，它的吸引力大概也是这样。萨特是半个阿尔萨斯人（阿尔伯特·施韦策是他的表亲），他在外祖父卡尔。施韦策的家里长大成人。他的文化既是德国的，也是法国的。他本质上是柏林哲学流派尤其是海德格尔的产物，他的大多数观念来自海德格尔。战争对萨特来说并不是什么 坏事。尽管表面上是敌人，但法国和德国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一起。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巴黎并不是个志趣不相投的地方，只要他能够忽视诸如犹太人扎堆这样煞风景的事，好在大多数人都能够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正如犹太知识分子贝尔纳—亨利·利维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激进的、原法西斯主义形式的种族主义很少让法国人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反感，他甚至称之为“法国人的意识形态”。P824

萨特和加缪在1943 - 1944 年走到了一起，他们是一个集中在圣日耳曼德佩区的教派的倡导者——最后是反对者，这个教派试图把哲学和文学与公共活动联系起来。他们的大本营是花神咖啡馆，其本身就是法国知识生活的歧义性的一个象征。圣日耳曼区是狄德罗、伏尔泰和卢梭经常去的地方，他们总是在老普罗可布咖啡馆集合。花神咖啡馆可以追溯到第二帝国，当时，戈蒂埃、缪塞、乔治·桑、巴尔扎克、左拉和于斯曼经常光顾那里；后来有阿波利奈尔；再后来又有莫拉斯领导的“法兰西行动”这个小圈子——萨特占据着他依然温暖的座位。在其战后的呈现中，存在主义源自康德的“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将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萨特认为，我们的积极行动不仅创造了“我们自己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且还创造了“我们认为他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的形象”。人可以通过积极的政治行动来形成自己的本质。他因此提供了人类挑战绝望的一种合理化姿态一也就是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没有上帝的新神学”。存在主义包含了德国悲观主义的成分，这是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典型特征，他在这里面放入了另外的成分：夸张地强调人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根本性的孤独，强调由 此而导致的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紧张。但对年轻人来说，它很神奇。它是某种形式的乌托邦浪漫主义，其吸引力丝毫不亚于150 年前的浪漫主义运动。实际上它更有吸引力，因为它还提供了政治的行动主义。正如波普尔所抱怨的那样，它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体面的形式。加缪坚持认为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1951 年，他和萨特因后者给不同形式的极权主义暴力辩护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但正是加缪用现代术语对拜伦式孤独英雄的再创造（这样的英雄通过挑衅性行为来抵抗命运和陌生的世界），如此生动地把这一教派带向了生活，并让它对于莱茵河两岸的年轻人有了实际的意义。

因此，存在主义是法国的文化舶来品，然后巴黎再以一种精密复杂的、更有吸引力的伪装，把它出口到德国，它的起源之国。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它是自歌德、拜伦和德，斯塔尔时代以来，法国和德国的年轻人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自发的文化亲和力，一种共同的世界观。接下来，它为一次更坚实的经济和政治的和谐统一起到了准备的作用，环境也对此有利。然而，除非还有另外两个条件，否则这种和谐统一也不可能出现。第一个条件是基督 教行动主义在政治领域最后的（大概也是终极的）成熟，对于充满活力的一代来说，这在欧洲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模式。第二个条件是一群欧洲巨人的出现——不是拜伦式的巨人，不是年轻的巨人，不是浪漫主义的巨人，实际上在任何明显不那么存在主义的意义上也不是英雄般的巨人——他们让一个自杀身亡的欧洲 起死回生。代理机构（基督教）和代理人（阿登纳、加斯贝利和戴高乐）天生都与存在主义的行动主义创立者格格不入。但接下来，历史习惯性地按照这样的反讽展开。P827

阿登纳、加斯贝利和戴高乐都是伟大的幸存者；没有时来运转的人可能永远不会时来运转，然后，凭借灾难的慷慨馈赠，机会来了，而且是大量的机会。1945 年战争结束时，阿尔契德·加斯贝利65岁，阿登纳69岁。两个人都来自边境地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反民族主义者，都把家庭当作社会单位来崇敬，都痛恨国家（除非是作为一种最小的、令人遗憾的必要），并且都相信组织化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应当是法治，这种法治必须反映自然法，亦即绝对价值的支配地位。简言之，他们坚决反对20世纪的某些显著特征。他们的脸都是倔强的脸、陌生的脸。1917 年一场可怕的意外给了阿登纳一个雪茄店印度人那样的红褐色的麻木表情。像阿登纳一样，加斯贝利年轻时也又高又瘦，像看门狗那样绷着脸面对生活。两个人都是同盟主义者。阿登纳代表了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多中心德国，加斯贝利代表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北方意大利。P828

因此，当法西斯主义垮台的时候，加斯贝利是唯一清白的重要人物，提供给意大利人民一个选项，对他们来说，这一选项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央集权制。P830

加斯贝利的成功无疑有助于给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铺平道路。这两个人都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本国极权主义政权之外的可能选项。P830

1946 年 3月，在他的第一次公共演说中，阿登纳概述了自己的目标。新国家再也不能凌驾于个人之上。必须允许每个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主动权。基督教伦理必须是德国社会的基础。国家必须是联邦制，其构想着眼于最终创建欧洲合众国。

这篇演说是战后世界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它标志着战后德国政治实际上还有西欧政治的真正开始，演说是在科隆大学发表的p833

阿登纳是现时代最有天赋的政治家之一：肯定是德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家。在他担任总理期间，德国的实际收人翻了3倍。P838

然而，到那时候，阿登纳的工作完成了，因为他已经把西德人从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与西方的文化和正统牢牢地、永久性地捆绑在了一起。这里面有真正的理想主义，平衡着他的强权政治。他是第一个把欧洲利益置于德国利益之上的德国政治家。有一点或许是真的，正如他的一位批评者所写的那样，他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却是一个糟糕的德国人”‘“’。在这个意义上，他想成为一个“糟糕的”德国人；他憎恶卡尔曼教授给他画的那幅肖像，因为这幅肖像让他“看上去像个德国佬”。他认为，德国的重新统一不可能以德国或西方支付得起的价格得到。他是对的，其继任者在接下来 20多年里都没能获得任何其他结果便足以证明这一点。相比之下，与西方整合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他实现了这个目标。但在这方面，他再一次很幸运。阿登纳从智性上而不是从感情上懂得，德国的未来与法国紧密相连。他对法国没什么感情，没有对法国的偏好，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直到 70岁他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访问法国，参加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然而，像往常一样，他务实地看待政治事实：  “欧洲的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没有法国或者反对法国，正如欧洲的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没有德国或者反对德国一样。”P840

吴砺

2019.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