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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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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4 16:33: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一)



    翻阅《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美)罗威廉著:李仁溯,张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0

    这本外国人写的清朝的视角非常独特。外国人写中国历史,就是风轻云逸,没有我们中国人写历史时尤其清朝历史时的那种沉重感,委屈感。

    这本书或许还是过于平淡,甚至有些枯燥,但是却如新鲜的水果蔬菜,总有那一股清新脱俗的气质。采用平层或是多层结构去看清朝,而不是仅仅中国式的按时序和帝王作重点的对象的描述方式。

    这只要我们看这本书各章的标题就知道:征服;治理;盛清;社会;商业;危机;叛乱;中兴;帝国主义。这是我们中国人写的历史书多么不同的风格啊……

    这本书使我对清朝认识轻松了许多。我不由再次感叹:这本书像新疆的哈密瓜,有一种清淡的脆香,口味清淡;现代中国人写自己的清朝历史,总觉全世界都是欠中国的,有一种苦大仇深的可怜人满腔愤怒感——没有老外作为局外人的平静和超脱……

    这本书我看到了非常新鲜的观点:清朝出现了严重的人才过剩问题。因为清朝康熙为减少百姓的负担,实行的小政府制度,即当官和管理人员特别少。这带来了巨大的问题,清朝从最初的一亿人口到后期达到四亿五千万人,扩大了三倍。改。在1800年时,考得秀才举人进士的人太多,而当官的工作岗位,只有这些有学位的人才的七十分之一!

    那么多的有学位的人,十分之九处在待业状态!若是洪秀全弄过一官半职,若是孙中山给李鸿章的建议书被赏识,历史会不会是另一付面孔……

    这本书还有一个观点很清新:大清帝国当年也是世界上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她把新疆,西藏,蒙古这些地区全纳入了大中华版土范围。要知道,明朝国土只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清朝最大的时候有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啊!只是清朝后期技不如人,才吃了亏!

清朝的大中华从来没有也并不是什么待宰的羔羊,她本身就是一只世界上最大的老虎之一,只是她没有跟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时代步伐,只是后来肉身的老虎,打不过现代机器之中的开车的老虎而己……

基辛格博士写的《论中国》一书中,曾发出感慨,幸亏清朝满人把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大了那么多倍,最终有足够的空间,经受住了近代众多列强的折腾,而没有被瓜分……

今天,中国人中仍有一批人总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人活在世上总有吃亏的时候,一个国家也一样。

一笑泯恩仇,与世界一道,向前看。既无需自卑,也不要变得不可一世的骄傲的样子。中国人民这四十年的进步,更多是向比我们更聪明的人抄来的,学来的;现在日子好了一点,若要过得更好,更需要向全世界学习了。釆百家之长,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期间,日本人对邓小平说,中国是我们的老师。邓小平回答说,那是过去,现在正好反过来了。

大清帝国的领导层,当年就是没有邓小平这种精神。如今,中国现代化仍是在半个台阶上,还在中途中,谦虚学习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力保身心平衡,使自己的半桶水不晃。

中译本写的作者简介:

罗威廉( William T Rowe)1947年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他同时也是《中华帝国晚期研究》(LateImperial China)杂志主编,《近代中国》(Modern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of Urban History)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史。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第六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以及《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共同体(1796-1889)等,


吴砺

2019213


附《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摘要:

“近些年来,东洋学者撰写的中国史,较新的如讲谈社之“中国史”系列,较旧的如宫崎市定之《中国史》等,都已经翻译出版,并且引起中国读书界的热烈反应。我听说,引起热议的原因,主要是它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这让看惯或读厌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那么,现在西洋学者撰写的这一套哈佛版“帝制中国史”书系呢?人们常引苏东坡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来比喻在不同角度,往往观察各有所得,如果说,日本学者对中国史是“横看成岭”,那么,西洋学者编纂的这套哈佛版“帝制中国历史”书系,是否也会“侧看成峰”,并且引发中国读者新的思考和议论呢?P’14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P’15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时,我找到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使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P’17

大清帝国是曾立基于今日中国地区的政治实体中最庞大的一个。I‘’比起其在1644 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国,清帝国的疆域是明代的两倍多,而人口则超过明代的三倍,至清末已达到 5亿之多。在清帝国内不只有视自己为“中国人”的人群,亦有许多过去从未整合进中国王朝政体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维吾尔人、某些蒙古部族、西南边境的缅甸人与傣人、台湾及其他新近被开发的边疆与内陆高地之原住民,乃至于占有清帝国皇位、后来被称为“满洲人”者。其广大领土或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众多且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紧张关系,都为其后续政体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承继。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看待清帝国,其中之一便是将之视为2000 年帝制中国史的最终一章。

能统治这个史无前例的广大帝国近300 年之久,是由于清朝在其全盛时期发展出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行政管理与沟通体系。而能同时养活史无前例的众多人口,则是因为其生产力水平不仅远迈前代,其经济管理的体制可能也较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有野心,也更有效。I‘’研究中国艺术与文学的学者,或许可以合理地主张清代的美学作品不能与唐代的诗歌、宋代的绘画或明代的瓷器相媲美,然而其活跃兼容的文化在这些领域都有卓越贡献,且更在小说、戏剧,甚至是印刷报刊等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上开疆拓土。虽说把中国历史上任何时间点视为与世隔绝都是错误的,然而清帝国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在性质上无疑比过去更为密切,同时也有更多冲突发生。此影响至今仍未解决。P003

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经济奇迹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促成的第二个社会史转向之结果,是逐渐抛弃了对清史的失败者叙述。探究如“为什么 19世纪的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或工业化”(通常与明治时代的日本做相形见绌的比较)之类的研究问题,现已被视为是建立在受误导甚至是错误的前提之上。比较社会学家与美国的中国史专家开始主张至迟到 18世纪中叶,清帝国可能比大部分的西欧有更繁荣的经济与普遍较高的生活水平。P005

在文化领域,清朝即刻重新开始科举考试,提供了升迁流动的机会,同时对愿意进场考试的人来说,相当于是取得他们对政权正统性的支持。1679 年,清朝在原有的科举名额外开博学宏词科,特别想取得心向明朝之学者的拥戴。1658 年清朝仪式性地重建翰林院。翰林院在历史上是政治批评的温床,而在明末逐渐失去作用。在17世纪80 年代初期,清朝展开修纂《明史》的庞大计划,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前朝历史,但同时也是让这些对已覆灭之前朝具有特别知识或怀旧之情的士人消磨其精力。

清朝善任官员,因而在这个文化纳降的计划中受益良多。例如扬州,这个长江下游的曾经的大都市,在清军征服明朝之际受到严重的破坏。而17世纪末的扬州地方文人则开始以一连串繁忙的历程重建他们的文化霸权,如赋诗并出版为诗集、兴建亭桥与其他具有真实的或虚构的历史意义之景点、集会饮酒咏景并审察彼此展现出来的文化优越感。许多这类活动都是由来自山东的王士祯(  1643-1711)所策划、安排。王士祯被清廷任命为扬州推官,他的文学天赋、个人魅力,以及对这些精英重建文化地位的支持,使其在这个重要的地方推动清朝统治的概念。至少在短时间之内,1645 年的扬州屠城几乎在地方的记忆中磨灭消失。P024

大清帝国是一个包含许多不同民族的帝国,也同时是中国王朝传统中的一个朝代(国),其统治者同样要遭遇前朝所面对的诸多问题。中华帝国可远溯到公元前 3世纪的秦始皇,在其漫长的历史中说明了中国可以被征服,但不会永远分裂。中国内部似乎有某种重新自我导向的机制,在经历一段分崩离析的时代后,随即紧接着更长久的整合统一。2000多年来这个帝国已在所谓“中国本土”(英文为ChinaproperInner China)的区域范围内维持如此庞大的规模。在规模可相比较的政治体之中,无论是西方的罗 马帝国或神圣罗马帝国、伊斯兰世界的马穆鲁克帝国或奥斯曼帝国,或是内亚的蒙古帝国等,维持的时间都远远不及中国那么长久。原因何在?

帝国通常扩张到一个程度,到其欲维持不断增长的边界相对于邻国具有军事优势所需之花费,加上内部管理与维持稳定所需的花费,庞大到帝国财政难以负担之际。U‘为了因应这些财政需求,政府试图从境内经济生产中征取更多收入,此压力不断升高而造成帝国经济的崩溃,而政府的赋役机构为了满足帝国扩张的财政需求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通常较易从穷人而非富人身上征收较高比例的税),导致帝国的社会崩解。由此导致的紧张与敌意让维持内部稳定的花费愈益增高。在这样紧绷的状况之下,多数的帝国崩解为数个较小的、较易统  032治的政体或国家,此时帝国政权便成为历史。

持续扩张的天子之国之所以可以逃离这样的命运,其原因之一是经历两次经济革命(一次在唐宋,一次在晚明与清初)大大提高了帝国的生产力。借着把饼做大,帝国政权可以分到更大的一块而不令其子民贫困。这样的模式一直到清朝中叶,不断增长的人口让此策略不再可行。与经济生产力增长同时的是,中国在组织运作上的成功使其可以用相对于社会整体经济生产较少的预算维持政府运作。当一切运作顺利,清政府可说是以非常经济实惠的花费在治理中国。P027

对清朝而言,将正式国家机构维持在较小的规模在人事与财政上不只有实质的好处。同时也关乎令誉。以少数好人而非以众多干预性机构进行治理的“仁政”,是这个政权自己刻意要宣扬的正面儒家价值。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仁政的理想运作尚称良好,这或许是现有的技术中,能治理中国广大领土的最佳方式。然而在清朝最后一个世纪,对内遭遇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社会复杂程度与地理上的流动性也都在提高,对外则与国际社会竟逐战争,显然中国需要一个能够比以往更大规模地动员国内经济与人力资源的政治体制。然而帝国政府发现要改变很困难。究竟最适当的国家规模要多大,又如何在内忧外患之下维持这样的规模,此为清代历史的核心课题。P028

对控制地方尤其重要的一项制度是所谓的回避制度。清朝对官员的指派有一套沿袭前朝的施行做法,但予以衍生发展,并严格执行。回避制度最重要的原则是将现任官员与其派任所在地区分离开来(亦即地缘性的切割)。官员本身几乎都是富裕的地主或宗族领袖,但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势力主要集中在其遥远的出身地,而非承皇恩派定的赴任地。一个地方官员绝对不被允许在自己的出身县份乃至省份服务,而在制衡系统底下,他也不能与其亲戚,乃至是同省乡亲,同时在相辅或相近的位置上任职。一个注籍为汉族的官员最可能与满人或蒙古官员搭档,反之亦然。为了防止官员在其所任职的地方根深蒂固,依例须奉命轮调,乃至于省级官员任期通常不超过三年,而地方级官员的任职时间更只有省级的一半。这是个巧妙的制度,大清年间大抵能达到其目标。然而大家都知道,皇帝是以中央控制之名牺牲掉官员的独立性。皇帝总是怒责渎职怠惰、汲营官禄与趋炎附势的地方官员,但是这些失能的行为乃是建筑在清代统治制度的基础之上,此制度容忍或甚至鼓励官员这么做。P032

虽然因为时空环境不同,对地方上的人们会有好坏不同的影响,但一般而言清代人民总体的租税负担并不会太重。事实上,很有可能被课税过少。特别是在18世纪中叶,清政府趁着盛世之际,以多次特定的改革达到轻徭薄赋。无疑地这是儒家的“仁政”,但也降低了清朝在遭遇新威胁或预料外需求时的动员能力。而借着藏富于民,清政府可说助长了人口增长速度,而这些人口最终却耗尽了国家的力量。‘“:从18世纪初期开始,清朝的统治者已经察觉其帝国的人口以危险的速度增长,但人口增长普遍被视为是德政的表征,因而以财政或其他方法减缓人口增长的想法未曾被考虑。P037










吴砺

201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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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砺,桐城人,生于1963年,1979年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7年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学者,其后在硅谷工作。回国后一直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已申请了五百多项国内外专利,并于200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过第一本散文集《西海岸之》。201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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