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二）

吴砺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二）

无疑地，清代科举制度是给那些出生地域或出身不那么好但有才能且有抱负的人一些提升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机会。在一定的严格限制范围内，他们似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大部分考取功名的人，若不是那些及第成名者的后代，就很有可能是他们的近亲之中已有人登科及第。也就是说，要考取功名仍有一定的社会门槛，这受限于科举考生须受密集而长时间的教育，为此须付出的代价让某些人无法获得晋升上层社会的机会。然而对于书籍与延师受教的花费还比不上牺牲劳动力所造成的损失。一户家庭须享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实力，才足以牺牲一名男性后嗣的劳动力（且通常是强健的男性，因为学习经典与训练考试相当需要体能），并可资助他花数十年的时间准备成为考取功名的“候选人”，即使经过这样长久的学习与付出，他仍有可能会落榜。

然而仍有许多方法来应付这种状况。例如宗族有时会建立起共同的资金（如学田），支应宗族内特别杰出的年轻人受教育所需的费用，希望若他因此中举时，能为整个宗族带来名利双收的“彩金”，只是这样的状况仍相当少见。因此，虽然社会最顶层会有固定的进出流动，这些享有精英或士绅身份的人或许占成年男性的2070，然而流动的范围大概仅在经济水平顶端10010的人口之间。而底下约90010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有机会经由这个在文化上最受肯定的管道力争上游。

科举制度为清政府提供一个官员的人才库，在有所限制的情形下让人们得有向上提升的希望，这对当朝也是另一种好处。在那么广大的帝国、具有多元的地方文化，科举制度让一大群人自愿地密集地接受一种课程，由此灌输经由政府认可的正统意识形态。而更有效的是，这一群人同时也是各自地方社群中最富有且最具影响力的一群。这种绝妙的教育体制也许比起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将晚清帝国团结在一起。P041

或许康熙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政策来自他长久统治的晚年。1713 年，康熙皇帝宣称帝国的经济生产已经恢复到明代时的高峰，而其朝臣进行多时的地籍清丈业已完成，政权的财政基础因此可以长久稳固。虽然新的土地还可能继续开发，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而这些土地也或许能适当地课税，然而康熙认为未来将永远没必要再提高田 赋的基本税率。即使新的技术、作物选择与商业化可能会让这些田地的生产力大增，也永远不再加税。

康熙永不加税的宣告让他的后继者尽管面对膨胀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和一系列戏剧性的新挑战，也只能从国家的生产中，分配到日渐减少的财政收入来治理国家。他们将不得不找各种方法增加政府的收入，如在农业生产上加增许多杂税，或从其他产业经济课税。但孝道的原则让他们永远不能违抗康熙的誓约，只能维持1713年的基本田赋税制。于是到 19世纪时，清朝中央政府才意识到自己一直陷于财政短绌的状态。P059

中国民族主义史学写作始于20世纪10 年代晚期的五四运动，基本上将清代中国描写为西方国家以及后来的日本等日益炽盛之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受害者。在这样的史学传统之下，自然有很好的理由接受如此的形象。但此种刻画所掩饰的是，清朝自己也参与了帝国主义的竞赛，而且至少在18世纪末之前非常成功。在西方，历史学者已不再将中国描写成受害者或一个特例，而是众多在大致上相同时期力欧亚大陆兴起的数个近代早期帝国之一，包括莫卧儿帝国、莫斯科罗曼诺夫王朝、奥斯曼帝国与大英帝国等。现在让我们注意的并非帝国间的差异，而是其帝国野心的共同特征：在广大范围内施行集权管理的能力、精心经营的多元族群共存与超越国族边界，以及同样重要的、侵略性的空间扩张。I24’

在清朝的前150 年，领土较明帝国增加了一倍多，并大部分遗留给20世纪的后继者，被视为今日中国的疆域。对众多参与领域扩张的清代土兵、政治人物和思想家来说，与此征服行动相联结的，是和欧洲经验并非全然不同的“文明使命”。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些特殊产物，如父系从夫居的家庭制度、财产诸子均分制、乱伦禁忌、婚丧礼俗、定居农业、土地产权登记制度与户籍制度，以及对中文的读写等等，被积极地移植到边疆或殖民的地域，而作为文明人类社会的典范。如同他们的子民，若这些概念对王朝有用的话，清朝统治者亦汲而取之。但多半时候，清代的扩张动机很不相同：其利用了内亚历史使命的信念、不同族群对帝国安全的需求，以及有时个别君主的好大喜功。P065

\相较于晚明时期的思想开放与艺术上的实验精神，清初在很多方面都代表回归到纪律与控制的那一面。例如在儒学的领域，康熙朝廷完全摒弃晚明泰州学派激进自由的思想，而重倡宋代理学，特别强调社会阶序与遵从礼制的部分。此发展的最高点是在1713 年与1715年由朝廷出版理学名臣李光地所编纂的《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不过此复古理学亦自有创新之处。宋朝传统中思辨性的宇宙论因素与对个人成圣的追求饱受忽视，而强调理学中解决经济、政治与行政管理等实际问题的创造性追寻，而这部分后来被发展为实学与经世之学。R，p072

虽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总是由农民组成，且西方长时间认为中国是农业社会最名副其实的典型，不过到了清朝中叶，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宣称过着理想化“耕读生活”的中国精英分子，他们通常是无法不依靠从贸易得来的家产资助过活。而那些19世纪来到中国自称为“商业先锋”的西方人，认为自己教导当地人交易的好处，其实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假象。N‘自16-19世纪之间海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及鸦片战争后西方商业进入中国内陆城市，增加更多的贸易活动，这些的确让帝国的商业总额有所上升。然而这些商业活动远远不及清帝国本身庞大且兴盛的国内贸易经济规模。

中国的国内贸易在西方人到达之前已经发展 良好。如果我们可以假定有一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帝国早期的范式（这本身可能已言过其实），此经济形态可以分为两个根本的转变时期。其一是大致从11-13世纪的宋朝商业革命。这个时期有着大规模的长距离跨区贸易，同时也开启了对东南亚的海外贸易。交通运输的改善（特别是运河与其他水运）让货物运送至中国各处，致使大都市兴起而繁荣，一如为商业而存在的杭州。一个相对较小但相当富有的商人阶层出现，建立了一种创新的合股关系来运作资金。宋代的商业革命无疑是中国经济的重要转型。

唯此转型仍有明显限制。跨区域贸易的项目大多是由都市人口生产并消费的奢侈品，如丝、香料、药草，及瓷器、漆器、金属器具等工艺制品。早在唐朝就已有将谷物与其他主食作物从乡村到城市、从富庶的东南区域大量运送到首都与西北，以供给增长中的都市人口、提供军队粮食，以及接济缺粮之需。但这些粮食的运送多半是经由命令的手段，如租金与税收，而不是通过行情变化莫测的商业市场。P1

14世纪末明代开国者对贸易、职业活动、地理迁移强加的严格限制，大大减缓了中国境内贸易的发展。但从16世纪中叶到 18世纪末，帝国开始了比前次转型幅度更大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历史学家有时称此时期的发展为“流通经济”或“商品经济”，其中商业化扩散至地方乡村社会的情况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大量中国农业家庭将自有之相当比例的农产品售出，并依靠市场交易取得日常消费品。跨区域的贸易也开始包括了主食作物，与其他单位价格较低的项目，如棉花、谷物、豆类、植物油、林业产品、动物产品与肥料。虽然大部分的农业产品还是由其生产者所消费使用，但在18世纪末，帝国1/10以上的谷物、1/4以上的生棉、一半以上的棉布、超过9/10的生丝，以及几乎所有的茶叶，都是为了在市场贩卖而生产。P111

在不久之前，主要的西方学者只看表面上儒家重农抑商之价值观，主张清代政府不仅不鼓励商业，还鄙视商人，且经常采取蓄意伤害商业的政策。(22)今日鲜少有学者会这么认为。爱新觉罗氏与其盟友在征服东北之前，毕竟是凭借其商业活动所得之利益而崛起为强权。不像其前任者明朝，因命令式政策最终失败，而产生让市场力量进去填补的真空，清代从一开始就积极改善“民生”。大量增长的人口需要政府扶持各行各业之经济，其结果是清朝几乎比起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更积极地热衷贸易。P118

在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于2000 年所著、广为引用而备受争议的书中，他认为在18世纪清朝的“繁荣时期”，平均生活水平可能比西欧还高。像是糖如此诱人但非必需的商品，清朝人民的平均消费量大于欧洲。然而，这随着约在18-19世纪更迭之际的“大分流”( great divergence)而改变，至少约两个世纪后，西方把中国远远拋在后头。值得注意的是，彭慕兰把这个分流的主因归于西方所发生的事，而不是清帝国并未发生的事。他主张，西方促成工业革命的特殊之处，不是过去“进步”的累积，也非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心态，而是一连串特定的历史“偶然”( contingencies)，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欧洲借由利用非洲的奴隶去开发新大陆。P133

19世纪清朝所面临日积月累的最基本变迁是人口增长。保守估计1400 年的中国大约有丑亿人口。在清朝于1680 年前后稳定局势，与随之而来的“中国和平时期”( pax sinica)之际，借由新大陆农作物的散布、农业技术的进步、疆域的开拓，以及新耕地的开垦等因素，人口在后来的两个世纪增加3倍，达到4.5亿人。增加最多的不是在城市或像江南这种原本人口密集的地区，而是在相对新开发的偏远地区，在这些周边地区，大家族的农业劳动力更具生产力。‘，’

但是，在清朝的前一个半世纪中大量增加的新耕地逐渐用尽了。在1753-1812 年之间，人均耕地面积急剧减少了43%，导致每人耕地少于8亩。Iq在19世纪以前的帝国时期历史中，每单位土地人口密度的增加大多会提升而非降低粮食产量，因为相对短缺的总是劳力而非土地。有更多的劳力可促成更密集的耕作、扩大与维护灌溉系统，以及随着人类排泄物的增加而增益的肥料。然而，大约到了19世纪，成本效益的比例逆转了，人口相对于耕地成长得更多，造成了一般生活水平的下降。一个重要的指标可能是19世纪单身人口的增加，他们虽肩负重大的文化责任而必须结婚及传宗接代，却有越来越高比例的男性无法成功娶妻并独立成家。P134

人口问题的一个自然结果可称之为“人才过剩”，许多现今发展中国家熟悉的一个困境，其中教育系统产生人才的速度，大于经济或政治系统所能提供的称意职缺。这是盛世中的真正危机。因为18世纪期间的长期和平、舒适的生活水平，以及扩展的教育系统，受教育的，甚至是受古典教育的人数增长快过整体人口的增长。一个不完美的指标，是下层功名拥有者的数量，从1400 年约4万人，到 1700年约60万人，再到一个世纪后超过100万人。该指标并不完美，因为国家授予科举功名有固定的员额，而在18世纪的后半叶，朝廷谨慎地努力减缓科举的增额状况。但在一个长期盛世中，国家的这种做法无法减缓想以“学习”获取功名的学生人数之增长，因此这实际上只是使问题更严重。

古典教育的明确目标，是为国家官僚体系生产一群有才能的官员，而它也的确成功达成此目的。一生勤勉学习所预期的回报，应该是良好收入的官位以及相应的社会地位，然而这由于清朝的“仁政”的意识形态，而被严格地限制。由于害怕因扩张国家公职增加税率而产生的民变，朝廷把税率以及要靠税赋来负担的工作人数维持在很低，也就是说，领有薪饷的官位数量远远落后于整体人口增长以及具法定资格、取得功名的人数。在1800 年时，帝国中大约只有约2万个官位，而人才库则有超过140万名秀才、进士们，也就是说大约每70个取得功名者只对应1个官位。

该问题因为国家实行以金钱或其他资源对国家建设之贡献来换取功名，甚至是官位的制度更加严重。一方面，功名和地位的贩卖满足了某些在清代社会中最有才能的人向上层社会晋升的需求，这些通常都是家族事业在商业经济中赚钱发达的人们。所以此制度颇受欢迎。另一方面，那些耗煞苦心勉力考取功名的人，到头来却发现争夺名额有限的功名利禄之激烈竞争令人难堪受挫。在一个令人注目但不具代表性的例子中，一个名叫洪秀全的失意考生，组织后来被称之为“太平天国”的起义。但更普遍的是，在地方层级上取得低阶功名者以及其他读书人转向非官方士绅的受雇工作，尤其是成为类似讼棍，他们在日益紧绷的社会经济中，挑起在土地、水源、女人以及其他匮乏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国家的层级，从成功取得高等科举名衔到实际就任官职这段时间的延迟，引发了不满的情绪，尤其那些在殿试表现顶尖的年轻学者，他们被安排到翰林院，一个被称为“一时之选”的光荣候补区。翰林传统上是反对派的核心所在，那些人尚未获得实际职权，但本能地自认在道德和学识上胜过当朝为官者。当 19世纪前半，随着在官途与政治的受挫与日俱增，其优越感只有更为强烈。

缺少有报酬的工作，使这些有才智的年轻人发展出引人注目而具批叛性的政治风格，并有在正式官方管道之外成立小团体的倾向。他们把活动集中于“掩护”团体，像是在北京宣南门外琉璃厂召集的“诗社”，以及供奉（这时几乎神衹化的）清代早期政治批评家顾炎武的“祠堂”。这些愤愤不平而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们不断地批评，促使清政府支持武力威吓，而造成灾难性的第一次英中战争。P137

吴砺

2019．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