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四）

吴砺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四）

由于受到外交关系上的利益与日渐增强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激发，精英激进主义走向公开政治化，此时这个过程在19世纪的最后阶段也来临了。在1884-1885 年的中法战争以及1895 年的甲午战争中，全中国的地方精英受《申报》社论及战争报道之激励，震惊于清帝国在意料中能轻易获胜的战争里屈辱地战败。中国的士绅们曾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现出把地方和国家事务处理好的能力，他们开始想知道，是否他们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能比统治其国家的可怜（外族）朝廷做得更好。发生于20世纪前 10 年的事件，最终将使这些地方精英转而成为共和革命的支持者，但到了19世纪结束时，此结局已无法避免。对于帝国中许多积极的地方精英来说，帝国政府并非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暴君，而是阻挠把事情做好的障碍。P227

这些年的民族主义并非明确无疑地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虽然19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如19世纪10 年代希腊的独立运动，以及1848 年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起事确属自由民主的范畴，但到了19世纪70 年代意大利激进民族主义者，和19世纪80-90 年代无疑是俾斯麦式扩张主义的时代，民族主义已被利用来为极为狭隘的中央集权服务。I4j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大幅提高了这种反民主的、高压的、军国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解读。当民族主义者的呼吁真正在世纪之交前后扎根于清帝国时，某些例子听起来非常民主化，但他们已在其中保留了反自由主义的种子（例如，在章炳麟和刘师培的“国粹”用语中），191 1 年后这将显示在优生学式的“种族净化”以及领袖们接连的独裁野心中，包括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全都是优秀的“民族主义者”。P229

简而言之，清政府在资助新政的过程中，有些措施得罪了所有人，虽然大部分的负担无疑是加在贫民身上，但直接从中获益者是很少的。然而，如果一个人接受这样的逻辑：拥有一个强大、中央化而渗透力强的政府，对于20世纪的中国在面对多重威胁时是有用的；此问题之后就会变成：这些改革有多少是真正必要，而值得如此的花费？是否合理而有效率地推行这些改革？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反映了个别观察者的理性立场。P236

到1907 年末，由 浪漫学生领导的革命阶段多已燃烧殆尽。在经过一段时间屈就这些有志青年的荒唐行为后，清朝当局进行镇压，并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结果，秋瑾被逮捕处决。邹容在23岁死于狱中。陈天华则在两年前自我了结生命。刘师培则公开改变心意，认为要保留汉人的“国粹”，最好的一条路是保留而非摧毁清帝国。学生运动达到唤起清朝一般大众意识的任务，并且相当程度地把共和革命的观念放到台面上，但未能实现革命。到了革命成功之时，将是由其他人领导的。P243

孙中山于1866 年出生于香山，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邻近英属香港的一个县。虽然与政治对手、早8 年出生于附近佛山镇的康有为算是同乡，但孙与康实属不同类型的人。康受过完备的古籍经典教育并取得进士功名，孙则未有科考功名并属于社会较边缘的人。孙在童年时曾造访香港，13岁时被送往夏威夷和哥哥一起住，就读基督教会学校，他读写英语比中国古文更为流利，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并成为西式的专业人士。他在日本还有一个家，在那里学会流利的日语，将其别名“中山”日语化为日本姓“中山”，并毫不掩饰地留起整齐干净、明治风格的八字胡。同时，孙中山比康有为更加自觉地认同自己是南方人，强调自己与南方反满主义，包括太平天国和地下兄弟组织三合会的关系。

关于孙在共和革命运动中的个人贡献已有许多讨论，其追随者们不切实际地予以夸大，而贬低他的人则直接忽视。持平的评价可能会认同孙的一些个人优点，包括常获得证实的外貌和魅力、他作为公众演说家的技巧（在当时较为新式的政治技巧），以及能引人注目的天分。例如在1896 年，孙为了革命活动在伦敦募款，被清朝的领事馆拘留。他设法将被拘禁一事转达给英国的医生朋友，终而获释。孙独特的反应就是很快地以英文出版了一部关于其冒险的自我推销报道《伦敦蒙难记》。

作为革命组织者，孙的优势包括其毅力、在海外华人中的知名度（在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向丹佛侨社募款），以及他在外国政府和精英之中所博取的认可和尊敬；此外，较不显著的是其与国内秘密会社如三合会的关系。不利条件则包括他在国内进步精英中的地位较低（此点阻碍孙屡次欲与同乡梁启超联手合作之努力），以及时常对革命计划抱持太浪漫天真的想法。他最适合作为宣传者，和其他革命分子间的中介者，以及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象征。

然而，无争议的是孙中山在1894 年建立第一个投入反清革命的组织“兴中会”。很自然地，成立的地点是在远离中国本土的夏威夷。P244

那么，孙中山在1911 年革命中真正扮演的角色为何？同盟会在革命爆发前几年就已瓦解了。在策划1911 年 4月广州最后一次仓促起义之后，孙逃到美国以争取更多海外华人的资助。他仍在国内最西化的族群中有些影响力，只是所剩无几。同年 10月武昌革命开始时，孙和亲近同伴都不是筹划者，甚至未被提前告知。他们只在某种程度上投入了其后各地响应的起义。然而，孙和他的伙伴，其中最积极的是湖南人黄兴，常被人找来或自己前来收拾残局并在事后提供建议和策略。

直到革命大致属“既成事实”，许多人追认孙中山，且几乎只有他一人具有长期革命系谱上的正统性，以及相对完整的革命愿景，特别是他在外国人中有足够的声望，来阻止清政权垮台之际外国势力的伺机侵略。事后来看，他似乎是偶像般的革命领袖。P246

对于清政府而言，更大的危机是当这些已被民族主义精神激起的改革派精英，接受反帝制革命是可取之举，或至少接受革命为势所必然。如此转变对很多人来说仅是两天的时间，即 1908 年 11月14日和i5日。在14日当天，年仅37岁的光绪皇帝驾崩，而翌日慈禧太后接着过世，享年 73岁。谋杀疑云随即甚嚣尘上并延续至今。光绪之死使得最温和的改革派，即康有为的保皇会失去了个人忠诚的焦点，对许多人而言，其对王朝的忠诚随着光绪的死而结束。光绪虽然缺乏个人特质，但曾作为在国内和移居海外各地华人的中国象征：皇帝驾崩促使群众追悼，并于世界各地唐人街设祭坛。然历经三个月的病痛而亡的慈禧太后，却未获得同等的悼念，但也宣告一位实际掌权并稳定清帝国政局近半世纪的人物从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在政治上远不及她精明的摄政大臣，以辅佐当时才三岁的新帝宣统，爱新觉罗。溥仪。

这些稍有能力而防卫性强的清朝皇亲贵族之行动，显示了两种基本趋势的加速，亦是新政时期整体的特色。就像设计来彰显中央政府对省和地方之权的改革，同样也将权力集中于满人官员而非汉人之手，破坏了从康熙时代就主导着政府均衡的“双头政治”原则，并将权力集中在皇室而非出身较差的满洲人。这种掌权的举动让人十分厌恶，且助长已点燃的反满主义和汉族民族主义之情绪，此两者很快地越过了社会阶级而进入汉族士人精英中。也许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改革派长期要求之“责任内阁”的任命。在1911 年 4月宣布的一份13名内阁成员名单，其中包括4 位汉族官员、1 位蒙古族以及8 位满洲皇族。

这个侮辱又加上对于朝廷拖延颁布宪法的不满，以及在1 9 1 1 年召开临时国会时，发现仅授予国会咨询之职却无立法权。或许更重要的是，在各省绅商团体耗费大量经济和政治资本才取回的铁路权后，摄政政府却在191 1 年春天宣布朝廷计划将铁路国有化。群众暴动在四川爆发，但精英对国有化的抵制运动则遍布全国。改革派精英与皇帝反目成仇，成为革命的导火线。P252

一场革命需要三个条件：意识形态、组织及机会。在清帝国所剩无几的日子里，绝对有意识形态，但薄弱且大多不甚明确。代议政府的远见由一些激进知识分子表述，而较不明确的共和主义则由孙中山的追随者推动。远比这些意识形态更为普遍的，却是负面的反满主义。其并非没有组织，却是过于分散在职业人士、学生和新军士兵的小组织；同盟会提供之较广泛的基层组织实际上失去了效能。但就第三个条件而言，机会无疑是存在的。191 1 年中的中国提供了绝佳的“革命时机”。I65l一个类似1789 年法国革命前夕之“大恐慌”笼罩社会的翻版，突然、普遍而焦虑地认知到大清王朝天命已尽。

几个因素造成了这个恐慌。一是严重的财政危机。负责三年“省财政实况”的审计官吏在191 1 年报告其所见，显然几乎所有的省份均面临庞大且长期的财政亏空。除此之外，帝国的第一份年度预算显示中央也无力偿还巨债。这并非新问题。但承认并普遍察觉此状况还是头一遭。这些资金将要从那里来？二是自然灾害，连年洪水和歉收导致1910 年和191 1 年严重的粮食短缺，清政府却未有反应。三是小型地方暴力事件的剧增：人民抗税抗捐（如山东莱阳县的事件，知县被抗议群众所杀）；粮食暴动（包括1910 年在长沙的重大事件，迫使湖南巡抚逃离并终遭免职）；保路运动（尤以1911 年夏、秋季的成都地区）。，这些事件几乎没有直接与任何公开的革命运动串联，且目标较为局限而迫切，但整体显示出清朝已无能力统治这个帝国。

当真正的革命终于发生时，却几近平淡。讽刺的是，革命主力均是新政改革所创的机构：新军、商会、咨议局。1911 年 10月l 0日，一支驻扎在湖北省城武昌的新军单位爆发兵变。湖北新军是这些省级军队中教育程度最好且数量最多的，参与的特别单位中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军事工程师，且很多人属于地方革命组织。当一支一支被派去镇压的部队转向投靠起义者阵营时，叛乱迅速扩大。清朝官员逃离了该城。P253

虽然大多数的汉人很少遭受杀戮，却有许多刻意针对旗人，以及因语言、服装、族群标记而被认定为旗人的种族屠杀暴力。在一些驻防城市，此种暴力是受满人地区之积极忠诚的抵抗所激起，不过有些地方则是无端受扰。最严重的例子是在西安，根据地方上一位英国观察者所述，在10月底大约整个驻防区人口的一半，至少l万名旗人男、女及小孩被杀。镇江、福州及其他地方则发生较小规模屠杀。相对于传统民族主义史学，对于这些“民族仇恨”的宣传者而言，满洲人几乎未因同化而消失。P254

获得最广泛认同的革命组织者孙中山，此时仍在进行北美的行程，但蛰伏在同盟会中的同志试图将此革命据为已有，将民族凝聚力加诸革命之上，并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其中最著名者就是黄兴，当时他流亡到香港，曾事前被告知湖北新军的起义计划并劝阻他们。然而黄在10月28日回到武昌，为草创初期的政府提供指导。袁世凯作为帝国资深的改革派官僚以及最强大的北洋军之领导，当时因政治算计而暂时从官位上“引退”，1 1月受邀介入协调清帝和平退位。12月，各独立省份的代表在南京开会，组织临时政府，并授予孙中山（他在圣诞节时回到中国）临时大总统的头衔。公历1912 年 1月1日被定为新的中华民国之开国纪念日。同年 2月12日宣统皇帝正式退位之时，不只是大清王朝，历时2000 年之久的帝国也于此告终。P255

。更广泛地说，清朝的结束对男 子气概带来一种危机感，展现在对像女性缠足这种逸乐、病态欲望而如今政治不正确的旧文化遗存的矫揉造作的怀旧情怀。I2l

大清帝国在性质上与之前各代相继的汉人或异族王朝有所不同。作为标准的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形态之多民族普世帝国，其在扩展“中国”的地理范围，将如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种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渐渐地，中国士人开始接受此重新定义的中国，并认同其为自己的袒国。不过，当一种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在19世纪晚 285期浮现台面，主张民族国家应该建基于单一民族或种族的祖国之上，似乎便暗示了初生的中华民国是汉族独有的领域。P257

清帝国长久的政治特征之一，是拥有较其社会与经济规模来得小的正式国家机器。在这种省钱政府的制度底下，许多表面上似乎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转包给了当地精英（绅衿、村庄领袖、地方武力领导与商业上的牙人）或团体（宗族、村庄、行会）。雍正在位的18世纪20 年代晚期与30 年代初期，代表一种重新提高政府人员密度，且将政策执行“重新政府化”的努力，但是这个方向在其继任者治下再度被逆转，或者至少被忽视。这样规模小但有效率的统治也许事实上较稳固的行事方针，只要清代能维持普世帝国的形象与状况，且相对较小的外来威胁。但是，当清帝国在19世纪中叶变得仅是国际间全面性掠夺战争的抵抗者之一，为了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之下借政治以求生存，一个更大、更强、介入更深的国家机器似乎就成为必要。

1898 年流产的戊戌变法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初次尝试，而20世纪最初十年的新政改革代表真正的开始。从那时开始到至少20世纪50 年代的“大跃进”时期（或许一直到后毛泽东时期对大政府的反省为止），中国更野心勃勃地实验大政府，根本上扭转了最早从13世纪的南宋以来所进行之国家限缩。若将这些尝试视为20世纪上半叶延续数十年的国家建构计划，辛亥革命与其后的中国政治重建，事实上是很有次序地立基于新政时期建立的现代国家，而延续其发展。

另一个审视清帝国晚期成就的相关方向是“公”这个观念的运用。此观念逐渐与清代及民国的论述相联结，作为“官”与“私”的中问点。如果不是更早一点儿，至少在19世纪中叶，以公众利益为名而开办且赋予正当性的各种事务，如慈善事业、防卫、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似乎突然大步扩张。其改变的动力来自非官方的精英，刚开始在地方阶层，接着在日渐扩大之地理范围下通力合作。这个过程也许可以视为国家扩张的伪装形式，其以远远超越积弱帝国的能力，响应社会与经济上前所未有的管理需求。而同样的，辛亥革命并未更改变化的轨迹。尽管中央政府机关持续崩解，地方层级的国家扩张，如代议制政治机构的发展，与各领域公共参与的管理机构，在民国初期仍进展迅速。L“l 由 此观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被视为此日益成功的尝试。即中央政府对这些实质上之国家扩张重申其正式的控制。这种趋势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超越（且大致上无视）1911 年的分界。

从17世纪中叶到 20世纪初期这段时间，一个名为“大清帝国”的重要政治实体在欧亚大陆据有一块广大且持续扩张的空间。这个帝国不是西方人之前以为的那个对外界不关心的、与世隔绝的“天朝”( Celestial Empire)。相反地，其历史在诸多不同方面与全球历史进程紧密交织，对此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并且，和我们所知者存在更大差距的是，这个帝国与之前各王朝、之后出现在这块领土上的诸多国家，有着性质上的差异。然而，清帝国的历史为我们现在认为的“中国”政体与社会设定了基本条件，其影响范围既深远且全面。P259”

吴砺

2019．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