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一）

吴砺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一）

翻阅《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德）库恩著；李文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0  （哈佛中国史）

任何看宋朝历史的现代中国人，感情都会十分复杂。宋朝也是引起中国人错觉最多的朝代。

第一个错觉肯定是宋朝年年打仗，皇帝昏庸无能，宋朝百姓三百年一直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事实上的宋朝（960－1276年），享国三百一十九年，共历十八帝。实际上，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王朝之一，也是古代中国人民幸福指数最高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顶峰的时代。

历史上的宋朝，三百多年中实际处在战争状态的时间是很少很小的时间段。这与我们听评书《岳飞传》产生的错觉完全不同。

《水浒传》也是强化了我们对宋朝的错觉。现在看来《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最下流的伪历史小说作品，它把元朝和明朝血腥残暴现实图像，画到了宋朝这样文质彬彬书香门第读书人家所有的墙面上了。

宋朝立国三百多年，二度倾覆，皆缘于外，是唯一没有亡于内乱的王朝。这反过来证明，宋朝国民对王朝的满意程度，这三百多年从来没有朝官谋反啊，这也说明这个朝代对百官不刻薄啊。

不过，宋朝也是历史国土最小的中国，只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我是罕见的釆用前后章节交错地方式读完这本书的。读到一半内容，就觉得这本书讨论宋代诗歌绘画的文字，有些写得吃力，缺少英美人士写中国文化时那些充满灵性和神采飞扬的文字，才去查看作者姓名，才发现原来是德国人撰写的，难怪有些干巴。

不过，我马上发现了德国人的严谨细致，这本书充满了大量关于宋朝的精确数据，这是我极少在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中看到的；我还看到了关于唐朝长安，宋朝的开封，洛阳，杭州城市结构和市民生活区域详情，这使得宋朝的人民生活图像，立即在读者面前变生动鲜活起来了。

看完整本书后，才感到这是X光机下关于宋朝的全部骨架结构的照片。二百多页正文，却使我第一次对宋朝有了整体的框架图像，而且所有骨架上都标有尺寸，这是近现代中国人写的历史书很难达到的境界。

我们看看这本书各章标题：混乱的时代；模范的统治者；从改革到衰落；南宋；儒释道三教；教育与科举考试；人生礼仪；探索内在和外在世界；京城的转变；生产领域的变化；货币与赋税；公共领域中的私人生活。

这十二章几乎是抓住了宋的最主要的特征。

宋朝，无疑是大多数现代外国研究中国历史艺术史专家为之向往和倾倒的中国。关键宋朝是士大夫们的天堂，而权力的中央的皇帝并不残暴，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对百姓和官员最仁慈的时代。

宋朝结束，无疑是中国被中断了文明进程。宋朝统治阶层呈现人性光辉，被元明朝人性残暴的毒素所取代了。

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吴砺

2019.2.24

附《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摘录:

“从1 0世纪唐代后期到宋帝国早期，中国所发生的转变标志着中华帝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断裂。北方士族靠着谱牒的政治优势而形成的“旧世界”，在延续了几百年后最终在880 年至960 年的混乱和内战中消失了；随着士族的衰亡，他们那套治国之道也渐被忘却和遗落了。一个新阶级——士大夫阶级——出现了。他们受到儒家学说的熏陶并通过了科举考试，已做好准备，决心承担起重塑中国传统的责任。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科技上所取得的成就与那些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强大的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这两点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界定宋代是一个转型朝代。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朝代像宋朝那样愿意去重塑和改革整个社会。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把宋代称作开启现代性曙光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从前的朝代的统治依靠世家大族、贵族官僚、儒士和军人，只有在宋代，思考和写作、政府和行政行为都降格为一种共有的特性，这是包弼德在把儒家术语“斯文”翻译为“我们的这种文化”时总结出来的。在宋代，认同自己为汉人后代的人们当中，一种新的自尊和自觉形成了。宋代形成的这套社会制度，成为20世纪中国和西方人所说的“传统中国”的典范。P003

由于对过去80多年里军队所导致的悲惨后果的了解以及自己的军人出身，宋太祖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文官政府。他之后的宋代皇帝特意把文官的地位抬高到武官之上。为了应付边境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的军事挑战，宋朝皇帝和这些外族签订了和约。为了市民社会，宋朝皇帝对经济、赋税和财政进行了改革。宋代的学者被鼓励去研究自然。做实验，在农业、纺织和陶瓷生产、炼铁、造船、武器制造和其他许多领域内进行发明创造。商人把上述创新运用到市场，使帝国即使最遥远的角落都商业化了。

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上，两宋时期更为开放的城市设计导致了全天候的生活方式的出现。而这相应地促进了本地市场和全国商业的发展。娱乐的新形式也在舞台上出现了。绘画艺术里也产生了精致的新技法。哲学家们在整个认识领域，对包括理性等概念方面扩展了他们的知性认识，并拓宽了对意识和人类成就进行的系统化分类。在法律领域，儒家训言的传播和应用使得死刑大大减少。在上述几乎所有领域，宋代都优于中国早期的模范朝代——唐朝。

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全国性科举考试是形成精英文宫阶层的基础。他们的兴起使得新秩序得以维持。接受正统教育成为获取拥有影响力、特权、财富、权力以及名望的职业的关键。新官员是从士大夫型精英、拥有土地的士绅和富有的商人家庭的孩子中选拔出来的。书籍不再是用手抄卷轴的，而是由日渐繁荣的印刷业生产印制，并具有封面。这使得那些出身中等家庭的孩子可以接受教育，他们在私塾或官学里接受教育。赵汝愚1 1 94 年担任主考官的时候宣称，一位儒生应该庆幸他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氛围中，儒家学说在政治上、道德上和行为上的意识形态化，已经不仅能成功调控社会行为，也能调节上层社会的个人行为。一直到1905 年废除科举为止，通过科举考试一直是历朝历代无数有雄心壮志的男人的志向。P004

如果说宋朝从繁荣的市民社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那么它也为其军费的短缺而付出了代价。农耕的汉人已经与北方和西部非定居的游牧民族相处了好几个世纪了，对那些民族的需求以及如何应付他们的侵略、如何与他们战争，积累了许多经验。虽然和许多朝代一样，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但是宋朝从一开始就要和这些非汉族政权一起分享唐朝的疆土。唐朝灭亡后，中国的北方和东北地区就被外族统治了40多年。而在其南边的中原地区和中南部，在五代( 907- 960)和十国(902-979)时期被分裂为多个国家。唐朝崩溃后的动荡时期，汉地被军阀分据，各自为王。这对宋朝来说，就如同面对着一个原本属于自己现在却无法赎回的抵押物。

这是一份最棘手的遗产，被传给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宋朝。宋朝皇帝和官员们都很担心难以应付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其王朝统治和种族优越地位的威胁。甚至在979 年统一之后，宋朝的精英们都没法把宋帝国和辉煌的汉唐王朝的开疆拓土成就相提并论。这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一个障碍，一直没法克服。宋朝领土最多时是260万平方公里，这比唐朝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960万‘21 平方公里小多了。在宋朝319 年的统治中，之前和其后没有一个“中国”像它这样，这个时期的中国被分为不同的国家、民族（每个国家的人民有各自的种族和文化认同，也有自己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政府），它们中也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国独大的。从所处的地缘政治的优势地位来说，宋代的历史可以被当作一个地方主义范例来研究。I3’然而宋朝即使在领土已极度缩水的情况下，最终也没能免于灭亡的命运。

按宋代许多知识分子的看法，他们边境上的蛮夷与汉人大不相同。这些蛮夷并不讲同样的语言，也没有相同的文化价值观。他们的服饰不一，头发被剃剪，完全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没有那种地位等级差别的礼仪。而这点对汉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君臣、父子、男女有别。简单地说，从汉人的眼光来看，这些蛮夷并不生活在世界文明的中心，而是在其边缘。当这些外族部落在政治上与宋平起平坐，并在军事上占优势时，汉人就会在文化上鄙视他们。

尽管从9世纪早期的韩愈一直到后来的儒学家们留下的文献中，在今天看来都有不少排外的倾向，但他们的观点主要是从文化上，而不是从种族上进行论证的。对儒家来说，一个人在文化上被同化的程度决定了他是被看作中国人还是蛮夷。在韩愈之后的大约250 年，邵雍这样来阐述他对自己和自己在世界所处位置的理解：“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但历经了100 年的时光，儒家对中国北方异族邻居的态度已经变得强硬了。功利主义哲学家陈亮这样描述中华世界里的蛮夷之地：正如古代圣人不与蛮族共享中原，“中国不与戎狄共礼文”。在宋朝边境的这些异族中，只有后来最终吞并了宋朝的蒙元王朝给中国的价值和实践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今天，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这些少数民族被视为“非汉族的中国人”。这种现象和现代的多种族国家意识来比较，差别是多么大啊。如今的这种观点其实不符合宋人的看法，也不是他们的非定居邻居的看法。

112 6-1127 年，由于异族金人的入侵，宋廷被迫放弃了位于传统中国的中原地区的京城开封，迁移到陌生的南方地区。他们在南方继续统治了152年，直至1279年。面对着军事实力强大的北方对手，北宋和南宋能竭尽所能地延续王朝的统治，这已经很令人惊奇了。宋帝国在面对进攻时表现得比较软弱。儒家学说在原则上对战争是谴责的，和平之路被视为王道，战争被认为是霸道。这个正统观点已经受到了批评，在实际中，军事战略家和道德思想家（都是受过教育的儒家）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争论和平、战争和防御的问题。甚至朱熹( 1130-1200) –这位新儒学的道德伦理的捍卫者——都宣称，女真人就是敌人，中国人是不能和他们在同一天空下生活的，因为他们杀害了汉人的父辈。而那些主张对异族政权采取军事主动的官员却在朝廷处境不佳，因为大多数的朝廷官员喜欢和平共处的政策。

甚至当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宋朝仍旧采取陈旧不堪的防御策略，但没有任何起色。整个宋代共与北方异族政权签订过四次（1005、1123、1142和1208 年）屈辱的和约，宋朝的地位也从王朝降为地方诸侯。因此其“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原则遭到了破坏，取而代之的是按现实政治原则与北方强邻订立和约。那些务实的宰相在影响国家经济的财政事务上经验丰富，他们劝说皇帝，每年给异族支付岁币，远比把金钱投入到结果无法预知的长期战争更为经济划算。

从军事威力、战略创新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无疑是个虚弱的朝代，最终它也被外族灭亡。宋朝的苟延残喘以至最后灭亡的原因绝不是单一的，但它对内政比对军事的重视可说是其国家衰弱、士气消沉、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最终，宋朝为抵御外族入侵而采取的孤注一掷的抵抗也宣告失败了。但就繁荣程度而言，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在宋朝统治的三个世纪里，儒家意识形态在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形成一股强大力量，政府政策也深受这种古代哲学伦理和教化观念观的影响。由宋朝那些有创造力的统治者、士大夫和艺术家创造的思想范式，以及儒家价值观的复兴和重建，为后世历朝历代的教育、政府制度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建立了基础，并强化了汉人子孙的中国意识，这种意识在宋代之后持续了若干世纪。P008

有一个人，英语称作“emperor”，而中文称作“皇帝”，这个词意思为“上天至尊”（celestial magnificence）。作为天之子，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作为国家的礼制宗法领袖及皇族的首脑，皇帝扮演着天与民的中介角色。“天”，有着诸多解释，如道德原则或拟人化的神。皇帝通过天赋予他的权威进行统治。然而一个王朝的命运不是天赋的而是由人定的。在所有人中，最重要的人是皇帝。上天不可能也没有做过决定：统治是皇帝的职责，做决定的也是皇帝。

这是儒家的观点。在1085 年的一份奏疏中，吕公著( 1018-1089) –宋代宰相司马光的一位密友、曾经的太子太傅——这样解释王朝兴衰的含义：“盖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悫，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P009

。连年少的僖宗皇帝都对曾经被视为精锐的禁卫军失去了信心。僖宗的先祖明皇在756 年为了逃避安禄山叛军而逃到安全的四川，他也步祖先的后尘跑到了四川。在那里，僖宗接到了消息，说黄巢已经于881 年 1月进入京城，自立为“大齐皇帝”，且黄巢和他的部下们已将京城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如入无人之境。

尽管黄巢以铁腕掌控着京城，但他没能得到亟须的给养以维持其庞大的军队。两年后，黄巢的部队自相残杀而以人肉为食。883 年，他的军队每天杀死1000多人做军粮。食人肉在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是被作为对付饥荒最为绝望的一种措施而为人所知。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食人肉也是一种虔诚、勇敢的行为，也可用于刑罚或者刑讯审问。许多时候，当叛乱者耗尽粮食时，他们会去抓人并把人吃掉。有时候他们也会把尸体卤制或腌制保存起来以便日后食用。在饥荒的年份里，人像牲畜一样被宰杀，切割成块，烹煮为食。人肉经常比狗肉还多，价格也更便宜。1366 年，陶宗仪在他的《辍耕录》里写道：“过去及今叛军皆食人肉。总名‘想肉’，或又通目为‘两脚羊’。是虽人类而无人性者矣。终至于诛斩鼠逐而后已。”P016

出于对外族政权的恐惧，尤其是北边的辽和西夏，阻碍了汉人对这些地方性政权所取得成就的认识与承认。这些野蛮人被视为未开化的入侵者，破坏了历史的正常进程，这种想法体现了传统中国历史的一种排外性，即只有中国自身内部的历史才值得被研究和被记录。辽国皇帝很了解中原文化所具有的自大傲慢特点。贯穿王朝始末，宋朝的中国人自始至终都被这些非农耕、未开化的民族所围绕。这些民族的起源不为人知，他们有着迥异的外貌，他们的风俗尚未开化，他们的行为举止令人忧心，他们过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游牧生活。汉人别无选择，只得和这些难以捉摸的异族首领和统治者打交道。这些首领和统治者经常指挥其残暴的军队就民族、文化、政权以及军事方面对汉人提出挑战，而这些都对汉人王朝的霸权构成了威胁。P019

10世纪西夏和辽的关系与宋和其北方邻国的关系一样都是很紧张的。宋真宗认识到宋军既没有能力打败辽和西夏，也无法收回曾经属于唐帝国的北方领土。因此宋朝从实用主义出发，决定与交战的北方邻国进行和谈，争取获得通过物质和金钱换取的和平。这个努力在1005 年与辽国的盟约中实现了；两国于1042 年又进行了一次和谈；1044 年，宋与西夏也订立了和约。除了11世纪80 年代初的几次与西夏的战争，用现代术语的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宋朝对北方邻国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就是“和平共处”。宋朝每年向辽、西夏进贡大量丝、银，因此省下了许多钱一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这些钱就很可能被白白浪费在无用的军费开支上。辽和西夏朝廷用这些来自宋朝的收入来维持他们的族人、同盟者对自己的忠诚，确保他们保持既有的政治力量。直到蒙古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之前，用进贡的方式确保和平共处一直是宋朝解决西北地区边境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P027

吴砺

2019.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