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二）

吴砺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二）

960 年至1022 年间，宋朝初年的皇帝们与他们的宰相在朝政处理、思想活动和个人行为等方面都为后继者确立了很高的标准，给后人树立了典范。头两位皇帝，赵匡胤（宋太祖）和他的弟弟赵匡义（太宗）在整个宋朝历史上都被看作统治者的典范，时至今日也依然如此——他们不仅精力充沛，富有活力，对政治也有着敏锐的感觉。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在继承其父与伯父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领土的完整，并开创性地采取全新的外交政策，与北方的强邻们保持和平关系。在这三位善于学习的皇帝的统治下，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宋朝无疑是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1 169 年，功利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陈亮在一份奏章中说：“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

所谓“儒家社会”，在这里并不意指任何抽象的、理论的或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我们也不应该把它与儒家自古以来所一向倡导的理想社会结构相混淆。因此“儒家社会”这个概念，不如说是一种“与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有密切联系的官僚制度”（3‘。儒家典籍提出了以“仁、义、礼、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其中也包括重文轻武以及礼俗制度等，而儒家思想也深深地根植于这些概念中。儒学也被有教养的上层阶级视为自身的行为准则。这些人通常是受过正统教育的社会精英，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他们依靠其他阶层所提供的服务生存。

尽管儒学吸收了一些诞生于先秦甚至上古时期的宗教元素，如祖先崇拜和国家献祭（二者都有着严格的形式要求，但同时也饱受争议），但儒家社会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家并没有可比性——后者的政治结构与一神论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宗教总是宣称掌握着唯一的权力。宋代皇帝在生活和礼仪方面遵从儒家准则，但同时他们也是忠诚的道教和佛教信徒。从13世纪开始，先前注重实用的儒家思想才开始转变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

宋朝的儒家社会形态在王朝后期并没有继续存在下去。与19、20世纪那种把儒学视为束缚中国发展的批评相反，许多脱胎于宋代儒家思想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加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P029

宋太祖登基后，结束了长达80多年的混乱局面。过去80多年间，叛变、战争、劫掠、流血和屠杀充斥其中。但他仍面临着一大堆棘手问题。为了统一天下，他必须将各地的割据军阀消灭。文官体制的建立有效支持了新政府和其行政体系的确立，一批出身于精英阶层，且训练有素、忠心不贰、甘于奉献、知识渊博的新官员也获得了提拔。此外，帝国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及外交政策来处理与契丹帝国的关系。赵匡胤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上述任务，尽管在其有生之年，没能目睹这些目标的实现。

在给手下将领加官晋爵的同时，赵匡胤也很清楚这些军中弟兄们的政治野心是何其之大。他肯定已经感觉到自己和军队将领们的紧张关系了。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 当初他黄袍加身时命令将领们必须发誓服从他的命令。赵匡胤因兵变而称帝，自他进入军队起，他就明白能够号令一方的将领对新王朝所构成的威胁是多么大，但同时他也知道在实现统一之前必须依靠这些军队。在统一天下的大业结束后，深知武将专权弊端的赵匡胤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P031

宋真宗扩大科举取士名额，录取规模大大超过其父。他在任的第三年（公元 1000 年），进京赶考取得功名的土子就达1538人一这在整个中国科举取士的历史上是最高的数字。

通过这个复杂的笔试考试（科举考试）制度，一部分考生能获得最受尊敬的头衔“进士”[御赐学者之意，经常在西方语言中被翻译为“文学博士”。983 年，皇帝在京城西部的皇家花园琼林为新科进士举行庆贺宴会。从此琼林宴相沿成习。这些新进的士大夫的世界观不是出自其家庭背景或出身，而是来自他们掌握的儒家经典知识，来自他们对儒家道德伦理的理解，来自他们作为一个行政管理通才所具备的能力。于是，对于儒士来说，一个新的职业——职业文官——和一个新的士大夫阶层产生了，这个职业和阶层的家庭出身范围更为广泛。社会认同这些官员是国家精英，这种观念持续了近千年。P038

这些公开展示的伟大编撰工程不仅证明了宋代皇帝自视负有维护文化传统的责任，也证明了他们准备通过开发新的技术手段来普及儒家学说。由于宋代印刷术的普及而产生的文化和经济成果是不可估量的。由于纸张产量的提高，东南地区和四川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印刷中心。他们给自己的产品制定了各种标准——从版面的编排、字体和印刷用墨的颜色到纸张的质量和装订的方法。随着上述这些技术和标准的改进，上层阶级在阅读、写作和藏书等方面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曾经的个人手写稿不再被手写传抄，而是通过无限地印制以供给市场大众，印刷品的价值和价格也发生了变化。手写稿变得稀少而珍贵；相应地，大家都买得起印制的书本了，翻刻也更容易、更廉价了。学者们也能进行书籍的收藏，甚至可以建立藏书楼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与数十年前书写编排领域爆发的革命相媲美，后者使打字机被个人电脑所取代。P042

军事冲突还在继续时，宋辽之间就进行了谈判。契丹人冒着后勤补给线会被切断的危险从其本土长驱直入进入中原。真宗想停止双方的杀戮。由于担心战争的扩大，宋辽两国的皇帝最终在1005 年的1月19至25日同意签署两则盟约，1月28日互换文书。誓盟在开封以北的一个小城澶渊签署，史称“澶渊之盟”。

宰相寇准和真宗宣布与辽国的和约是一次伟大的外交胜利。用现代术语来说，这是一项双边互不侵犯条约，内含两则最低 限度的妥协：每年宋补偿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作为军费。T52]20万匹绢的长度，伸展开来，可以达到约2400 公里。就宋代国库的财政负担来说，纳贡的丝织品大约占11世纪宋代任何一个年份以丝绢形式上缴的赋税收入份额的1.5%。，53‘银两岁币对宋来说代价更为昂贵，因为银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变化不定的银生产状况。另外，双方还同意不再去骚扰对方的农耕，并停止在划定的边界沿线建造新的堡垒和沟渠；双方承诺不得隐匿越界的盗匪、逃犯。，

当时大多数人和后代土大夫都对寇准的行为表示称赞和敬佩，因为他面对蛮夷采取了明智而务实的策略。他一手抓军事防御部署，一手抓德性教化，平息了和蛮族的争端。他没有割让给北方异族任何领土，以可承受的代价成功使宋辽双方结束了敌对状态。I55）真宗把和平共处作为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合理选择。然而一些官员，如寇准的对手王钦若，批评寇准的策略是鲁莽、危险和令人蒙羞的。从中国的观点来看，这个和约的问题是：宋朝皇帝实际上承认了辽国皇帝是与他对等的，反之辽国那边也是如此看，因此实际上他们地位都是平等的。于是，中国人自以为“天朝上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国皇帝是天底下唯一统治者的观念也就差不多沦为夸夸其谈了。

中国人维持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签订盟约引入一个“兄弟关系”。根据传统的中国家庭模式，辽的统治者承认宋的统治者为“兄”，而他自己为“弟”。不过，宋人肯定是非常了解诸如“澶渊之盟”这样的兄弟和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宋朝再无可能“恢复唐朝的辉煌”，这在1042 年双方重新商谈1005 年和约时就表现得更明显了。1042 年的谈判更加强了双方的外交对等地位和兄弟之国的关系。宋给辽的岁币提高到每年绢30万匹、银20万两。

在某些政治领域，盟约并没有被斥责是一则丧权辱国或卖国求荣的条约。由罗从彦所著、1225 年出版的私人历史著作《尊尧录》中，很好地反映了一些因条约而带来的有利因素。在书中我们知道了“澶渊之盟”的设计者寇准，成为960 年至1063 年间为数极少且备受尊崇的10 位著名官员之一。 (57) 14世纪《宋史》的编撰者如果觉得“澶渊之盟”对国家来说是个灾难的话，他就不会评论说：“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尽管“澶渊之盟”被众多史学家看作维系辽宋百年和平的一次大胜利，真宗显然还是对蛮族做了妥协和让步，因而感到相当厌烦。宋朝支付的岁币让真宗年复一年地想到宋朝相对于辽的军事弱势。尽管他的和平政策在当时饱受争议，但是对于1042 年宋辽和谈，对于1044 年宋朝与西夏的和约以及12世纪与女真金的和约来说，“澶渊之盟”都是一个成功典范。“澶渊之盟”和岁币为后世建立和平共处047的双边关系树立了范例。P045

面对着如此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加之对北方异族日益增长的军事入侵的担心，定居在北方地区的农民们在1 1世纪时不得不开始寻找其他安身之处以躲避灾祸，就如他们的家族几百年来一直做的那样，他们愿意冒险迁移到环境陌生的南方地区。在那儿他们能够获得大片新的土地以供开垦，由于庄稼一年多熟，因此收成更多。同时他们希望政府和地主对他们和土地的控制可以比在北方时减轻些。人口迁移的其中一个结果是，1102 年时，中国1.01亿人口中的75%已经生活在淮河、汉水以南了，此时距开封的陷落只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如果我们是以长江而不是以淮河作为分界线，那么当时有70%的中国人生活在南方。

1 127 年，女真人洗劫了京城开封后，宋代的户口登记制度也被破坏了。从1 127 年直到 1 159 年人口数字完全是缺失的。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些年份中，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由北向南进行大规模迁移。假设每户有5口人，我们可以估算出有几百万人加入了迁徙的行列。长江三角洲以南的两浙地区的成年男子人口，从1102 年到 1 162 年间几乎增加了30%，总数达到 432万。福建记录的人口增长幅度也同样达到了30%以上，总数达315万。成都记录的人口增幅是20%，总数为315万。如此的增长水平无法用人类自然繁衍来解释。

据记载，除了部分移民从北方迁来以外，长江沿岸的中部省份也发生了巨额的人口锐减。这些地区甚至已不再被视为可以免遭女真铁骑蹂躏的安全地带了。北宋灭亡后，北方和西北部许多州县的人口都减少了。金人花了几十年时间，采取再移民措施，吸引中国农民重新回到淮河以北地区定居，以提高那里的人口数字，使其恢复到11世纪初时约250万人的水平。

1110 年北宋登记的总户数是2080万。而1159 年南宋登记的总户数只有1110万。如果这些数据是对实际居民人数的可靠记录，那么在开封陷落之后的几十年中，宋代的人口数应该是下降了45%，从1.04亿下降到 5550万。我们没有金朝初期数十年间的人口数据，但路、府的人口统计说明，1102 年淮河和汉水（1 142 年这两条河流成为金与南宋的正式分界线）以北地区只有2500万汉人。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相信南宋的文献记载，并以此为依据，那我们面对的事实便是，自北宋灭亡起，至1 160 年，数以百万无法计数的人口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由于土地登记官吏的无能、腐败以及大量土地集中于士绅之手，南宋自1 159 年起的人口数据因统计不全而无法利用。根据金朝1187 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我们得到了有关12世纪下半叶人口状况的可靠的第一印象。金朝1 187 年的人口统计显示登记人口有4470万，其中4000万汉人、400万女真人和几十万的契丹人、渤海人。金帝国90%的人口是汉人，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在绝对数量上超过了同一地区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人口数量。大都市开封的户数几乎占了金帝国总户数的四分之一。

南宋1187 年的人口统计显示当时约有1230万户。如果我们接受五人一户的说法，那么南宋的登记人口总数应接近6180万。这样，1187 年的中国人口合计数量应该能达到1.06亿。这个数字说，由于12世纪20 年代的战争和大规模迁移中的人口损失，中国人口总数历经了几乎 80 年时间，才恢复到 12世纪头 10 年的水平。如果我们接受金和南宋两个帝国的真实人口数远远超过保守估计的观点，那么我们就能得出结论： 13世纪时，几乎一半的人类是生活在中国的。

1207 年，金朝登记的人口数达到 5350万，这个帝国的人口密度比同时期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都要高得多。（14）这个数字可能会被认为是女真人征服北方后经济繁荣的象征。但繁荣并没有持续下去。1223 年到 1264 年闻人口数字急剧下降，到1294 年，整个中国人口已大约减少了3000万，换言之，即减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只剩下7500万。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华北的战争、蒙古人的入侵、黑死病或其他流行病。不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都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人类人口大规模减少的现象。P073

1130 年年初，金朝皇帝认识到，宋朝在南方的领土难以征服，更不用说被金人占领了。他也意识到宋朝是无法被彻底消灭的。1132年起南宋和金之间开始了非正式的和谈。宋徽宗在1 135 年 6月4日死于今黑龙江省，金人向宋表达了归还徽宗及其皇后灵柩的意愿。I18，缓冲国大齐的问题在两年后获得了解决。但在正式谈判开始前，宋廷的主和派必须除掉岳飞———他战功卓著，富有主见，在百姓中深孚众望，坚决反对与金讲和。

1141 年 4月27日，宋高宗写了一封手札给岳飞，表达了他对岳飞的赞赏，并鼓励岳飞铲除奸佞。，20，但 1141 年秋，岳飞还是以拒旨抗命和失职的罪名被抓捕入牢； 1142年 1月，他被毒死在监狱中。I21’聪明而务实的高宗可能把岳飞之死当作限制北方军阀们军权的一种方法。这些军阀的私人武装和高度独立的军队对政府的和谈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高宗可能希望重新建立重文抑武的秩序，就像太祖皇帝在宋初所做的那样。与金的和约就如同1005 年北宋与契丹签订的“澶渊之盟”，确保了之后数十年的可靠和平。总的说来，皇帝的权力和地位只能通过与主和派站在一道才能得到加强。

主张与金和平共存的官员中最著名的是秦桧( 1090-1155)，是他下令毒死了岳飞。在岳飞死后不久，秦桧与金国特使完颜宗弼达成了和议，并于1 141 年 12月25日签订和约。条款对宋来说无疑是严苛和屈辱的，但它确保了两国之间20 年的和平。

宋同意将淮河作为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由此，宋朝不仅失去了中原地区和今湖北北部的两个州，而且也使数百万可以缴纳赋税充实国库的汉人处于金的统治之下。宋还承诺不收留来自金国的逃亡者，也不去金国绑架任何人c，。同时，宋朝也同意金的使节在每年春天的最后一个月，在淮河边界上的泗州接收宋缴纳的25万两银和25万匹绢。宋每年缴纳的贡银、绢帮助金国朝廷稳定了财政，并使女真王朝能在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保持完整。

对宋来说，他们得到的是，金答应返还徽宗及其皇后的灵柩，允许还在世的高宗的生母返回到儿子身边。金拒绝释放钦宗，但这个决定可能对高宗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钦宗有可能会宣称他才是南宋的正统继承人。1142 年 10月11日，一位金国外交官将一份授权的文书交给高宗签署，文书上清楚地写明宋朝是金朝的臣属：“下国”进贡给“上国”。高宗自称“臣构”。I231金从淮河以南撤军，以宋朝为臣属、金朝为封君的两国共处的新时期开始了。

许多人——不仅是主张统一的将领——都加入了对和约的批评阵营。他们指出和约背弃了儒家关于普天之下只有一位天子的思想。1 162 年，新儒学哲学家朱熹站在道德立场上主张对蛮夷进行坚决的军事抵抗；1178 年，陈亮要求收复中原，再也无法忍受中国及其文明被逐出中原地带。他写道：“臣窃为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于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如果宋朝不能返回中国的核心地区（中原），他担心宋将会丧失政权的合法性。

考虑到南宋在军事方面几乎毫无胜算，那么，这项稳固了南宋江山的和约，也就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了。其间只有两次- 1164 年宋朝占据了优势时和1208 年金取得了优势时——对和约的条款进行了调整P076

金世宗宣称：“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他的继承人金章宗（1189-12 08 年在位）和金宣宗（1213-1224 年在位）继承了他的这个看法，并进一步提出金朝是中国王朝更替链条中顺应天命的一环。但和世宗一样，金朝后来的统治者也对是否采纳汉制表现出犹豫不决，这也使其治下的女真人和汉人都感受到了疏远。1 234年，金亡于蒙古不久，刘祁推测金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金的统治者没法下定决心支持完全汉化。刚彻底采纳汉人的科举和行政制度将可以使有才干的汉人士大夫进入政治决策核心，但金朝最终选择了只允许女真人占据决策层高位的做法。

宋朝受制于女真人一百多年，但这漫长的对抗也耗尽了女真的全部精力。蒙古人入侵后，女真人最终在远离他们故乡的土地上被消灭，不变的似乎只有黄河与长江，静静地诉说着一切。P080

吴砺

2019.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