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四）

吴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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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宋代科举考试应试者压力较重的原因，除了备考期较长、州试比较严格外，还有就是对考试通过者的数额有着严格的限制。1009 年，宋真宗对通过科举考试者的名额进行了限定。他很欣赏这种选拔精英的方式，因此他要确保只有最优秀的应试者才能取得功名。1 106 年，只有3%的人（8万人中通过了2334人）通过州试。‘8J从1090 年福州的州试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通过人数的严格限定，当时该州府3000人应考，最终只有40人通过，这意味着每75个应考者中只有一人获得功名（举人）。13世纪时，对考试录取名额的限制变得越来越严格了，应试者中只有1%或者更少的人最终通过考试。北宋末期，每年通过州试的人数仅约1.5万人，只占1亿人口的0.015%。州试的通过者成了名副其实的精英。P120

到11世纪中期时，有5000 到 10000名在不同年份通过了州试的应考者参加某一规定年份举行的省试。他们之中只有很小比例的人通过考试。1002 年，应试者中只有1.5%（14562人中有219人）被赐予进士功名。而1109 年这个比例上升到 10%以上（7000人中有73卫人），南宋时期的比例平均在6.5%左右。

根据地方志记载，整个宋朝的进士总人数是28933人——北宋约占三分之一，南宋约占三分之二。但其他权威的资料显示，在960年至1223 年之间约有4万名进士，有些估计的数字甚至更高。包括那些同进士出身者——一种授予先前多次应考失败的应试者的恩赐功名——以及其他科的进士在内，960 年至1229 年之间总的进土人数可能达到 7万人。获得进士功名并出任官职的官员数量，从11世纪初的每年 5000人发展到 13世纪初的每年 1万人。1046 年，这些进士出身的高素质官员仅占了当时官员职位总数的三分之一 (18700个官职中有7085人）。这种比例失调在南宋时变得尤为糟糕一1213 年，38870个官职只有8260 位进士。I13l在北宋徽宗时期，官僚机构空前膨胀，宫职超过了5万个，南宋时这种糟糕的状况也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一甚至在领土都已经丢失了约三分之一的情况下。P122

按照 976 年宋太祖发布的一道法令，州县官员的俸禄以及他们的行政开支来自国家分配给他们的土地收入，以及将土地出租给佃农带来的收益。‘4R’宋代分给官员的田地数量从低级官员的200亩( 11.46万平方米)到高级官员的2000亩（114万平方米）不等。11世纪下半叶，每200亩官田年均可收获31吨稻米，其市场价值可能达到近62万钱，是一个低级官员年薪的7倍多。稻米产量受气候、当地天气条件、土壤的质量、耕作方式和佃农技能的影响而有所变化。在唐代，这种国家分配的“官田”是相当少的。

低品级官员占文官队伍的60%到80%。他们从县一级开始其仕途生涯，按规定，这个县不能是他们的家乡县。他们任职 3 到 4 年，然后被调往其他地方任职。这种轮换制使大多数官员的任职无法固定在一个地方、一个岗位，而不得不远离家乡州县。多数人辛苦多年，只希望自己的履职能得到一个积极的评价，以便在仕途上能更上层楼。这些官员间的俸禄差异小得令人吃惊。俸禄的规模和其透明度是可以理解的，这可能也解释了这个制度为什么运行了这么长时间。朝廷中占少数的最高级官员（一品）暂且不论，二品官员每月的俸禄总计仅是最低级官员月入（他们的收入是每月7000钱）的8.5倍。因做出功绩受到嘉奖而取得勋阶头衔的官员，如果其勋阶品级较低，在州县担任主官的辅官，那么他每月的收入可达到1.2万钱，其唐朝同级别同行只能拿到其年收入的一半（包括分得的谷物）。出身于精英家庭且级别较高的官员经常被派任到具有重要经济、政治意义的州县，尤其是城镇规模较大的州县。在这种地方任职的官员，其收入可以翻番。赵汝适在1231 年去世之前的几年，被授予朝散大夫之衔，他的每月俸禄为3.5万钱，每年的冬春可以分到 13匹丝绢，春季可以分到 l 匹纱，冬季可以分到 30两丝绵。但宋代宫僚系统中收入最高的是三位大臣，他们作为宰相参与政事讨论和决策。I51’其补贴构成为：一个月40万钱的俸禄（1 1世纪80 年代改革前是12万钱）；此外还有春季 3 匹用于制作大衣的纱（之前是1 匹），30 匹小锦缎（之前是14 匹），40 匹丝绢（之前是30 匹）；冬季 30匹制作服饰的小锦缎（之前是10 匹），200两丝绵（之前是50两）。

大多数的史料给人的印 象是，11世纪80 年代确定的俸禄在其后一直都没有提高过，其结果就是，在宋末这些俸禄的购买力大大下降。即使如此，官员们和他们家庭的生活还是比中国当时大多数的普通百姓要好得多，他们的生活水准也高于自己的前辈同行。除了俸禄和实物补贴。他们分得的土地（依据其品级而获得）还可享受部分的免税待遇，而且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也不必承担劳役。万一涉讼，七品以上官员还可免受拷打逼供，五品以上官员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孙子女在同样情形下也享受一样的待遇。

另一项专为官员保留的特权是其享有54天的假期，按每三天、每五天或每七天地被分为多个连续的休假时间段，官员通常在每年的节日，如冬至、元旦和皇帝的忌日或生日休假。官员每三年可以回家探亲两到四周，其他允许官员离职回家的重要事项是儿子的冠礼（这项礼仪在宋代被恢复了）和子女的婚礼。只有官员的父母去世时他才可以暂时离职，在这种情形下，他可以回家守孝三年（尽管在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守满三年）。在此离职时间内，他只能以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所推崇的读书、弹琴、填词写诗、作画和练习书法来消磨时光。

对任何一个教育制度的最终检测，一是看它如何为学生做好准备，以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需求，二是看它如何在乎常乃至艰难的环境下有效地实现这个任务，三是要看它在面对挑战时如何进行创新。考虑到宋朝在11世纪和12、13世纪的多数时间内承平日久，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宋朝的教育、科考和文官选任制度，成功通过了上述检测。宋代士大夫为官僚制度奠定了基础，并使这个制度延续了干余年。P134

唐代上流社会家庭喜欢从世家旧族中选择儿媳，在宋代，富家之女是人们选择儿媳的首选。蔡襄曾对此有抱怨：“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在新儒学哲学家看来，这种婚姻观念带来的堕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男人的财产、聘礼以及妻子的嫁妆成了婚姻的决定因素。

宋代的富裕之家通常来自士绅和商人阶层，这些人家为其出嫁的女儿置备了田地和嫁妆作为陪嫁品，这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了。他们四处打听在京城进士考试中及第的年轻士子的信息，这些人被视为未来女婿的最佳人选，整个家庭都期待着从与进士结亲中获益。而对于一位受过教育、富有而又可爱的正当妙龄的女子来说，她的父母要让她读文阅史、填词作文，使之善于谈吐，精于女红。士大夫为了幸福和家道兴旺似乎会把这样的女子视为求婚的最佳人选。有时候，有的家庭还会对未来女婿的教育进行投资，“榜下捉婿，亦有缗钱，谓之系捉钱”P137

这种简朴的墓葬形式迅速地在整个帝国流传开来，并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宋代以后，这成为除了高级贵族和皇室成员外的中国人的标准墓葬形式。这可以解释为一种文化上的胜利，也是士大夫阶层取代世袭贵族的政治理想的胜利。P151

诗词是连接绘画与世界的天然桥梁，特别是诗词被题写于绘画作品的边角时。在宋代，士大夫在绘画艺术中创造了一个世俗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烘托气氛的风景画、风俗画、人物画、栩栩如生的鸟虫素描画和花果静物画构成。许多绘画作品为沉思和形上探求提供了一个虚拟的遐想空间。借由这种方式，人们得以探求世界背后的那些永恒真理，后者通常超越了日常琐事和世俗忧虑的范畴。其他作品集中于描绘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记录画家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在对自然和物质世界进行观察和研究的过程中，画家和科学家发现了双方的共同之处——都对世界有着浓厚的求知欲。尽管他们以各自特有的个人技艺探求他们的共同兴趣，但在宋代，对内在和外在世界的探究是同时进行的。用席文( Nathan Sivin)的话来说，中国科学是指“运用系统化、抽象化和客观化的方式去思考所有与自然相关的事物”。李约瑟( Joseph Needham)从他对中国科技史的大量研究中得出结论：“每当有人根据中国文献对科技史的任一个领域进行研究时，他会发现其聚焦点总会落在宋代。”I3）根据李约瑟的观点，宋代是中国本土科学最为繁盛的时代。西方与中国有关系的三大技术——活字印刷术、火器的制造和指南针的发明——都与宋朝密切相关。

对于宋代社会本身来说，印刷术使得出版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出版业满足了各种公共的、私人的，特别是教育制度的需求。9世纪火药的发明以及其后火器的发展导致了军事工业的发展，该行业雇用了数万工匠和工人。尽管指南针的发明并没有促使中国社会转型，但它传到欧洲后作为航海仪器使欧洲不少王国成为世界性的海洋国家。1620 年，西方科学时代来临的黎明时分，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说，上述三大技术进步“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P157

与律诗相反，词是由每行字数长短不一的若干行构成。它可以用来描写心理状态、当时都市生活的节奏和人们的争斗、伤心孤独之情、对爱情的渴望、性爱的感受、对浪漫的向往、自然美景的图像、离别之情等。词也可以表达私人的、隐藏着的、模棱两可的、暗含的信息，并把这些传达给大众。词中复杂的比喻和象征变化多端，这依赖于诗人遣词造句的天赋。P160

一个有教养的宋代士绅应该掌握四种才艺：琴、棋、书、画。书、画是人际交往的技艺，也是知识渊博者展示其不轻易示人的才华的工具，它们以汉字的字形及物体的形状来描述一个人的内心状况。一件艺术品的品质是依据其在交往中是否活跃来判断的。整个中国社会把文人视为真正的艺术家，他们一般用特殊的毛笔在纸和丝绢上作画。这些纸和丝绢或是水平式或是垂直悬挂的卷轴式，其版式各式各样。卷轴可以卷起来，携带方便。此外，还有画家在扇面和册页上作画。P164

街道布局不规则，门朝大街而开的各种形状的房子被街巷连接起来，这些都不再适合建城坊了。宋初，由于内城城墻倒塌，以及市场规模和体系的不断扩大，开封已经发展成了一只蜂箱，许多人在此从事商业活动。965 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延到凌晨 l点，以鼓励工商业发展。I16]宵禁在100 年后完全取消，这就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全天24小时营业。这时，都市人都认为日夜繁忙是很正常的事了。小型商业的繁荣导致了新的城市房地产评估业的产生，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商业建筑的价格超过私人住宅的价格。

976 年至984 年之间，整个开封府的居住人口达到了约89万人，而1 103 年时已经达到了约130万人。如果这些数字是精确的，北宋时期的开封就是直到 1 9世纪为止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随着人口的增长，建筑物的高度也在增长，餐馆的高楼和寺庙的宝塔成了地标建筑。城墙内的京城约有49 平方公里一几乎是1292 年中世纪巴黎的13倍，但和唐代长安城的84 平方公里相比，其规模比较适中。宋代的皇城不仅能容纳下所有的官僚机构和官员，而且还包含了整个皇宫（被称为“大内”）。尽管962 年皇城的城墙周长增加了3.3公里，其面积也增加了约0.7 平方公里，它还是无法和长安的皇城（它的面积是宋代皇城的7倍）的宏大相媲美。I19J唐朝皇帝的宫城是与皇城相隔开的，而宋朝皇帝的住地则被挤压到了老城的西北部。当宋徽宗把皇城规模扩大2倍后，处在拥挤逼仄的条件下的宫廷和政府处境终于有了改善。

9世纪后期的老城和新城东部人口密集。老城东北部厢坊给7.95万居民提供了住房，而新城东部的厢坊则是13.4多万居民的家。每1000 平方米有50或更多的人一户挨一户 地居住，这还不包括未登记的住户。巴黎在1292 年时3.78 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居住着5.92万人（每1000 平方米有16人），与之相比，宋代京城的人口密度是巴黎的2 到 3倍。P192

1127 年 1月9日，女真军队从北宋手中攻占了开封之后，他们几乎马上就把这个城市给拆解了。金人下令填埋汴河用于修造房屋。1214 年，命运的车轮同样驱赶着金人，在蒙古人的压力下，金人将都城从北京迁到了开封。而这时该城的外城防御工事已经被毁坏好久了，城市本身也退缩到了老城范围内。1233 年春，蒙古军队洗劫了城市，开封彻底陷入死寂之中。直到 1370 年，明朝皇帝朱元璋指定开封为中都，但几年后他又撤销了这个诏令。1642 年年末，李白成的叛军挖开了黄河河堤，开封被洪水所淹没，致使百万人受害而死。城市被淤泥埋没，直到 1662 年才重新有人来此居住。

1276 年，蒙古人发兵杭州。这个南方城市不再是“往来辐辏”之地了。但杭州的陷落并不血腥，而且该城还继续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最后蒙古人把他们的行省驻地安置于此。P207

959 年，宋朝建立的前一年，登记在册的农地约为1.08亿亩（1亩约为573 平方米），或者约6.2万平方公里。从赋税征收者的视角来看，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实际的耕种农地亩数。经过一番国家级的、大规模的行政整治，1021 年统计出有5.24亿亩农田——是959年的5倍—？登记在册，这是宋代课税农地的最高数字。有几类农地是可以免税的，大约有630万亩直接由官府拥有和管理，皇帝和皇室可能拥有大约370万亩，寺院拥有的土地大概有3500万亩，以上几类土地可以免缴赋税，总计有约5700万亩，即 33万平方公里土地可以免税。北宋领土超过13%是农地，这个比例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 年时10%的比例。P209

宋朝凭借其强大的运输能力和众多设施，确保了京城和其他大城市的粮食和货物供应。这点我们从货运数据就可以看出来。981年，在汴河上通行的船舶运送的稻米和黍是300万石（约22.8万吨）、豆类100万石，而汴河、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渠总的船运数量是550万石（约41.8万吨）。而到了1065 年汴河的货运量提高到了570万石（约43.3万吨），上述其他几条河的运量是670万石（约50.9吨）。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稻米赋税收入是通过驳船从沿海地区运送到京城的。约1.2万条运送谷物的驳船在今江西排水量为18吨，在今安徽为60吨，在大运河为100吨，在长江为600吨。而500年后的1588 年，英国最大的船只的排水量也只有400吨。

私人船队拥有的船只数量是谷物运输驳船的好几倍。13世纪末，就有多达1.5万条船航行在长江下游。在沿海海域，船只排水量超过180吨是很平常的事。在福建，曾经挖掘出一艘 24.2 米长、9.15米宽、载重量300吨的船只。它的船体由 13个防水隔间（木板的缝隙被填上了混有麻和桐油的灰膏）构成。相比之下，哥伦布1492年的旗舰“妮娜”号（Nina）最大的排水量是110吨。福建泉州城有11座建造航海船的船坞。驳船在结构上有许多创新，如方形的船身、船尾舵、纵帆和水密舱。欧洲的船形被做成鱼形，能在海里破浪前行，与此相反，中国的船像鸭子划行在水面上。制造这些粗大的驳船的用意，李清照在她的诗中说：“巨舰只缘因利往。”1021 年左右，政府下令51个造船中心建造2915 艘驳船专门用于米、黍和其他谷物的运输。这个数字可能表明每年需要更换的船只数量。这些船场中有42个位于中国的中南部，有5个在四川，而只有4个在华北。I36l从船只的订购数量和船场分布的地点，我们可以推断造船业几乎都是位于造船原材料来源地的附近——这些原材料有木材、钉子、桐油、石灰和麻。在中部和东南部，船对人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P225

吴砺

2019.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