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一）

吴砺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一）

翻阅《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加）卜正民著：潘玮琳译．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0（哈佛中国史）

这本书是哈佛中国史这六卷本丛书的主编加拿大人卜正民先生( Timothy Brook)自己主笔写的一本书。这将元明两朝放在一起的写法，真是一个大的创意，中国人决不会这样写。这蒙古人与汉人分别为统治者两个王朝，本应属两类，但朱元璋的明朝，的确是与蒙古人元朝野蛮属同类，与宋王朝几乎毫无共同之处。

这书名本身《挣扎的帝国：元与明》，真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深遂的理解，或是揭示这两个王朝的本质：挣扎。这两个王朝统治都是显得力不从心。

其实仅仅这书名创意，作者就足以被称为有洞见的天才的中国历史学家。我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说法。

这本书从导言一开始就闪现着作者的才华：

“13世纪中期到 17世纪中期，中国曾出现过两个王朝。第一个是元朝，始建于1271 年，不过她的缔造者并非汉人，而是一个蒙古人——忽必烈，他的祖父就是曾经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第二个是明朝，始建于1368 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睿智而铁血的人，这个王朝在1644 年被来自北方草原的满族人征服。这本书要讲述的就是这两个王朝的历史。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1368 年是这400 年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就在这一年，朱元璋率领的本土反元势力，驱逐了备受汉人憎恶的蒙古人，重建起他们奉为“祖国”的中国。而中国之外的历史学家也同样重视1368 年，不过，理由则是因为这一年标志着帝国晚期的开端，以及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漫漫之路的起点。1368 年在本书中则具有别样的意味：我没有把它当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而是连接两段历史的纽带。使明王朝崛起的叛乱确实中止了蒙古人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但也使蒙古人的遗产得以历数百年而传承不绝。元明两代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专制政体；将中国社会解体，重新以家族为中心聚合起来；并且，为更好地积聚商业财富而重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本书原本并不打算完整地呈现13-17世纪中国的转型。我在动笔之初曾以为，蒙古人统治的近一个世纪（ 1271-1368）是一个独立的时间段，它截断了中国历史的奔流，而明代的建立又恢复了它故有的河道，延绵至今。外来的变成了本土的，蒙古人换成了汉人，我想两者的差别大概犹如黑白两个极端。把元明两朝看作同一个时期的组成部分的想法，来自一个我完全未曾想到过的方向。”

我们可以看看书中各章依次的标题：

龙见；幅员；元明“九渊”；可汗与皇帝；经济与生态；信仰；物华；南海；崩溃

这是中国历史学家不会采用的风格和结构。这本书像一个看古代塔楼的旅游者，从四面八方观看这两个王朝。

作者“发现这两个朝代所在的时期恰好是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气象史专家所说的小冰河期期( the Little Ice Age)”，发现这四百年天灾特别多，尤其是崇祯时代。作者明显地认为长时间全国范围的天灾是明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之一。

我不由向大家提出一个中国人不敢想的问题：你是愿历史让那个只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黑暗的汉人统治的明王朝继续清朝占有的历史时段，还是愿要最多时有138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满人的清王朝接替明王朝？

虽然我是一个汉人，我愿选择后者。我想台湾著作历史学家柏杨先生也会这样选择。

柏扬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 “明王朝开始出现一种自从人类有政治组织以来，从来没有听过的断头政治”。清朝的前期，“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这一百余年间的中国人民好像活在天堂”。

“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成出最大的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全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P699

“清王朝寿命二百九十六年，共有十二个皇帝，十二个皇帝中，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他们的责任，三分之一也都属于中等的才智，象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勒工作的帝王”。P812

这并不是说清朝是什么完美的帝国，它也继承了元与明朝专制最黑暗的一面：大兴文字狱；皇帝拥有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视群臣的生命如草芥。

而我听有的史书说整个宋朝三百多年，未杀一个文人大臣……

中文译者对主编、作者卜正民( Timothy Brook) 简介：

“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师从孔飞力教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现为加拿大曲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神学院院长。学术视野广阔，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等。主编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并撰写其中第五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首次从气候这一环境史的新视角解读元明两大帝国的兴衰，呈现出第一个连贯的生态历史。已译为中文的作品多达十几种，在海峡两岸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其他主要代表作品有：《秩序的沦陷》《明代的国家与社会》《纵乐的困惑》《维梅尔的帽子》《杀干刀》等。”

吴砺

2019.2.25

附《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摘录：

“反常气候的侵袭不断，近海又有外来商人频仍闯入的身影，使得一些人感到无所适从，只能牢牢抱守祖训。另一些人则不愿拘泥，用新的思想重构世界的秩序，并在其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于是乎，元明是一个迷惘不安的时代，也是聚讼纷纭的时代。

为了把握这个时代的充沛活力和多端变化，我尽可能地用当时的故事、绘画和语言来描述它的历史。这其实并非难事，因为这个时代与中国以往的帝制时代所不同的一点，就是它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记述。绝大部分的材料是时人有意识的记录，也有的是无心插柳。纵然亲历者很少能洞彻历史的大局，他们描绘的细节也足以让千百年后的我们触摸到那段历史的脉搏。他们的观念未必能与我们的相契合，但他们的欢乐和恐惧，我们仍能感同身受。

我的叙述就从恐惧开始吧。让我们回到龙开始闯入他们生活世界的那些时刻…P004

朱元璋把忽必烈汗当作一位伟大的征服者来崇拜，他渴望像后者那样，让天下以一己之意志为转移。正是这两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元明两朝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的形态。也左右了中国其后的走向。在他们之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人物，直到 20世纪毛泽东的崛起。忽必烈的野心是征服东亚，而朱元璋在开疆拓土方面的胃口则没有那么大。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他从蒙古人手中夺来的满目疮痍的国土变成一个道家的乌托邦( Daoist utopia)，尽管它很快就走了样，沦为一个法家的古拉格( Legalist gulag)。今天的中国人都知道他是“太祖”，这是他的庙号，即“伟大的祖先”的意思，这是对开国皇帝的尊称。但这并非当时人们对他的称呼，因此，我遵照一般的指称习惯，或直称其名讳——朱元璋，或以其年号称之——洪武（取“武运洪大”之意）。每个皇帝都要择取一个年号，或标榜自己过往的功绩，或表达对未来的期许，“洪武”即是要明朝子民牢记朱元璋的赫赫军功。P007

龙是上天的造物，也是皇帝个人的象征。只有皇帝及其直系子孙居住的宫殿才能得到九龙壁的庇佑而远离恶灵的骚扰。只有皇室能穿着绣着龙的袍服，使用绘着龙的食器一尽管如此，官民效仿皇家用度的风气甚炽，因此绣匠、窑工往往去掉一只龙爪，使其不能被算作龙，借此方法绕过官民限用龙纹的禁例。事实上，亲王们也必须遵守这种降一级的待遇：现今仅存的一座明代九龙壁，于洪武二十五年( 1392)建于大同代王府内，壁上飞龙都少了第五只爪子。

统治者与龙的联系可追溯到传说时代的中华文明创始者，他们制服了住在华北大片沼泽地里的龙，将泥沼变为耕地，驯化野兽。有些皇帝甚至以龙为宠物。I91这种联系是模糊的，但它的影响力却是双向的。龙可以是皇帝权威的表现，也可以是上天不满皇帝统治的征兆。这就是龙被记载，甚至写入史书的原因。作为来自自然的征兆，它们是一个大模式上的小片断，如果这个模式被释读出来，则将揭示国家事务的未来走向。P009

即便我们仅仅把龙见解读为恶劣的气候，也将有助于使我们想象中的中国历史更加贴近古人的真实经历。本书第三章要论述的是，气候的确是影响元明两朝的重要因素。元明两朝( 1271-1644)共有28 位皇帝，他们艰难地挺过了一个又一个合法性危机，如果说他们的性格和热情是塑造这四个世纪的历史轨迹的主要力量，那么气候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丝毫不容小觑。所幸龙并不要求人们区分坏的预兆和坏的气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龙令人生畏的异常举动向当时的人们证实了，他们正经历一个政治动荡、气候恶劣的艰难时世。对此，他们在制度设计和生存策略上想方设法，为的是躲避灾祸，惨淡经营。当他们在努力作为时，世界也被大大改变了。我们只需举出元明史上的两大主题——独裁制( autocracy)和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在宋代尚不见其踪影，而到了元明时期，它们在质和量上已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社会规范变得多样化，文化产品有了新的形式和用途，理学家开始怀疑儒家思想根植的基本假设。宋代的天下主义被抛弃了。宋朝在明朝只是一个文化隐喻，当人们需要一个（道德、制度、习俗上的）榜样之时，宋朝就是他们标举的榜样，但实际上，她已不再具有任何示范性力量，没有人会认真将其付诸实践。过去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但她只是一个传说。现实要求用新的观念来解释私人财富的增加、个人情感的形成，以及因两者的不断发展而导致的与国家职能部门的日渐疏离。尤其是在明王朝的最后百年间，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在热烈地争辩：哪些信仰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他们身处的这个繁荣、开放的时代是一个更好的人世间，还是一个人欲横流的泥沼，最终将走向道德与政治的毁灭？这种状态究竟是历史的前进还是倒退？

中华帝国以内的世界变了，帝国之外的世界也发生着变化。商人和水手把明王朝织进了一个联通南中国海、印度洋与大西洋的贸易网络。一个全球经济体正在形成，明王朝被逐步推向核心参与者的位置。然而，环境、政治、军事上的灾难将要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阻碍明朝前进的步伐。1644 年，明朝的终结者来了，但不是白海上来，仍是从蒙古草原来的。不过，明王朝结束了，帝制和支撑她的文化并没有结束。这段故事——亦有龙翩然出没的身影——要一直说到 20世纪。P022

14世纪，欧洲人对元朝的了解，远甚于他们对中国悠久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了解。他们有关元朝的知识来自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寰宇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书上说，这个国度的幅员、人口和繁荣程度胜过欧洲的任何地方，她的统治者，“无论是从臣民、领土还是财富的角度衡量，都堪称当今世界乃至从人类初祖亚当以降，最强大的人”。U‘这本书的作者当然就是马可·波罗( Marco Polo，1254-1324)，而他所奉承的那位统治者就是忽必烈汗。P023

如果说《寰宇记》有一位主角的话，那就是忽必烈。马可在核心章节的一开始写道：“每个人都应知晓，这位大汗是最强大的人。”与这位统治者有关的一切事物都被夸得天上有地上无。他的宫殿是“我所见过最大的”；宫殿所在城市的人口如此稠密，简直是“数不胜数”；“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城市”像这里一般物阜民丰。H‘难怪马可·波罗得到了“百万先生”( Il Milione，the Man of a Million Tales)的诨名。这就是欧洲人所相信的元朝的样子——美好得像尘世间的一个梦，后世作家如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者则期待通过置身于马可·波罗笔下的这片仙境，以激起自己想象的闪光。P024

并没有一道城墙可以为马可·波罗抵挡对其捏造游记的指责。有趣的是，当时的长城尚未如后世那般成为中华权力的象征。忽必烈的帝国横跨于中原扎根土地的世界和蒙古草原逐草而居的世界，他对这些城墙必然毫不在意。明初的皇帝大概亦复如是，因为他们还在想象，有朝一日能收复忽必烈曾经统治的大草原。后来的皇帝放弃了这个念头，于是开始在北方边境修筑一段段城墙，在游牧与农耕、蒙古与明朝、“中华”( Chinese)与“异族”(foreign)间划下防线。明末时，原本数百公里的城墙已绵延至数千公里。但是，事与愿违，城墙没有挡住游牧者（1644 年，他们变身为满族人再次逐鹿中原）的铁骑，事情也并非大家传说的那样，长城没有长到在外太空也能看到的地步。P025

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是游牧，征服是其生活习惯的逻辑。如果一个部落停留在一个地方，一直在同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中狩猎，那么将逐渐衰落，最终臣服在别的部落脚下。生存的唯一方法是不断迁徙。因此，头领如果能够带领自己的族人不断寻找更好的居所，就具备了特殊的人格魅力。直到1227 年逝世为止，成吉思汗遵循的一直是这一逻辑。因此，他南进华北平原。一个世纪前，属于通古斯人种一支的女真人征服了那里并建立金朝。七年后，蒙古人踏平金朝，开始盘算南征宋朝。P025

在征服宋朝以后，忽必烈急需寻找一种理念来支持蒙古统治的合法性。他找到了这样一种论调，即蒙古人有权统治这块次大陆，因为他们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宋、辽、金鼎立的分裂局面。把四分五裂的领土一统于一个名为大元王朝的政治体之下，很可能是出自忽必烈最信任的汉人幕僚子聪的谏言。子聪原为僧人，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即南宋淳祐二年）曾为大汗延揽，海迷失后元年（1249 年，即淳祐九年）又再度入幕，成为忽必烈的主要谋臣。子聪明白，如果忽必烈不设法归依汉族传统，就无法成为令汉人心悦诚服的皇帝。一种方法是使这个政权具备华夏王朝的身份，将其置于自公元前 22年秦国统一北方算起的漫长的王朝系列。忽必烈自称为大元的创立者，将自己打扮为辽、金、宋朝的合法继承者。为了完全奠立自己的正统地位，他召集了一批学者，并任命脱脱( Toghto)为都总裁官，为前三个朝代修官史。这一举措抹杀了长久以来汉人对“华”（文明的——也是“中华”的“华”）和“胡”（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区分。如果汉人把蒙古人视为“胡”，那蒙古人就不可能使臣民相信他们能自称为“华”。因此，最好是找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也就是“一统”。忽必烈把许多民族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使他们融为一体，因此，他当得起天子之名。P027

这只是反元的修辞策略。到明代中期为止，疆域已较元代大幅缩减。根据地理学家王士性的说法，北面回缩了500 公里，东北面回缩了250 公里，西北面回缩了1000 公里，而西南面也回缩了1000公里。在这些区域中，最易被明朝侵蚀的是西南。有明一代，乃至入清以后，通过不断移民开垦和设立行政机构，汉族势力有条不紊地侵入西南——这是一个在大范围内“吸收、取代和消灭”的进程，用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的说法就是“内部的殖民主义”。‘“1最易拓边的区域是北方边境，明朝最终在那里建起了一个缓冲地带，史称“九边”，并在其最外围筑起了长城，以区隔中外。I181而且如王士性所言：“若元人兼有沙漠……其广狭又不在此内。”P028

吴砺

2019.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