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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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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7 09:15: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三)



然而,在罪名之下潜藏的是相权在现实体制中的状况。宰相作为文官之首,有铨选之权,因而可以将要缺派给自己的亲信,实际上可在未经皇帝本人挑选的情况下,组织起一整个政府体系。既然这是胡惟庸的职责,我们假设对他的指控并非构陷,那么他唯一的僭越之处也只是接见贡使而已。朱元璋无法容忍的是被宰相架空统治权的可能性,于是,他铲除了胡惟庸及当时与他有关的所有人。据朱元璋自己估计,获罪者有1.5万人。此后,肃清逆党的余波持续了14 年,其间,又有大小官员近4万人被诛杀。14世纪80 年代的这次大规模肃清,是当时人类历史上最恐怖血腥的屠杀,它给士人造成的心理重创,远胜于蒙元统治时期的种种。

罢黜宰相,削弱了体制本身的力量。如此一来,政府运作的好坏,端视人君的智慧和能力。由宰相领导的中书省被撤销并永不恢复,也就再没有协调六部尚书处理庶政的统筹机构了。大都督府和都察院也被削分为较小的单位,而不再具有总体导向的职能。结果正如贺凯( Charles Hucker)概括的那样:自洪武十三年(1380)后,在明朝政府的结构中,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能够在军政、庶政或监察方面大权独揽。皇帝一人权掌天下。“

这是我们对胡案最粗疏恐怕也是最现实的解读了。胡案显然使明朝政府在数年之内陷于瘫痪,而官员人人自危的情形则持续了20 年之久,然而我们也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它。与其说这是一个杯弓蛇影的皇帝对觊觎皇权者的反戈一击,倒不如把这一肃清之举视为与元代臭名昭著的“亲亲”( favoritism)铨选制度彻底划清界限?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也许无法进一步证实这一推论。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明朝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元制的话,那么,我们或许需要思考,如此规模的政治肃清是不是一种对元朝遗制的调整,而不仅仅是因为一个皇帝想要成为比可汗更像可汗的人。

事实证明,任凭朱元璋如何强势,将中央权力集于皇帝一身是他难以驾驭的。很快地,他便不得不重新引入统筹机构,尽管他采取的方式比较特别。洪武十五年( 1382),即胡案发生后的第二年,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从翰林院(起草上谕的机构)中选拔部分品级较低的官员,委任为辅政“大学士”,不过他们仅以个人的身份而非集体的名义为皇帝出谋划策。这些如今被我们称为“内阁大学士”的人,逐步形成了某种类似西方内阁的机构。内阁并没有被明确写入政府的组织结构,以代替原中书省的职能,但到了15世纪20 年代,它实际上已成为明王朝的最高行政机构。因此,尽管内阁首辅的身份是皇帝的近臣、幕僚,但他掌管了国家的行政事务,可以说是实际上的宰相,只是在权力大小和自主性方面不如胡惟庸而已。P088

方孝孺不是永乐帝所谓“靖难”之举的唯一受害者。政变后,有近万人惨遭屠戮,毫不亚于其父的那场肃清。明王朝迎来了第二个庙号为“祖”的皇帝。中国政治转向君主独裁,虽肇始于蒙元,但却是洪武与永乐二帝真正把儒家核心思想中强调义务和互重的君臣之道剔除出去,使明王朝失去了恢复帝制旧法的思想源泉。P090

有鉴于僭位称帝的痕迹过于明显,永乐不得不动用一切手段来为自己粉饰。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将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即他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政治中心。此举也明确地将明朝纳入了尚武的金元传统而非尚文的宋代传统中,而永乐也以忽必烈汗为自己效法的对象。第二件事是效法忽必烈汗,向整个海洋世界宣布自己即位的消息。P090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哥伦布时(而不是把他视为“发现”美洲、改变世界的探险英雄),郑和作为哥伦布的反面而非前身的形象,便逐渐从误识的迷雾中显现出来。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外交,他的任务是向中国所有的朝贡国宣告永乐是现任的皇帝,他们应以纳贡的方式表示他们对这一事实的接受。他带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为的是确保那些番邦国主不会拒绝他的命令,但他的目的并不是征服他们。加强中国在亚洲海域内的商业联系符合中国的礼仪,而派遣船队出洋有助于中国商人扩大他们的商贸圈,但下西洋的目标并不是进行投资。他们也没想要像哥伦布曾许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却没有做到的那样满载黄金而归。最后一点。郑和的船队到达了在他之前的中国官员未曾造访过的地方,尤其是非洲东海岸;但是他们在印度洋上的航线都是已知的,穆斯林商船早就在使用这些路线了。中国的航海家也许原本并不熟悉其中的一些地方,但这绝不能说是他们“发现”了它们。他们只是将这些名字添加到理应认可明朝宗主权的藩国花名册上而已。郑和不是一个为了在海上发现新世界的职业探险家,而是一个皇室仆人,只为了达成一个僭位称帝者的迫切心愿——获得外交承认。这是一场政治作秀,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轻忽其重要性。P092

历史学家对正统帝复辟为天顺帝有多种评价,有的称其为“明朝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变”,有的称之为“对礼制的大破坏”,也有的称其为“一次政治投机,为不择手段地牟取功名利禄大开方便之门”。然而,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次蒙古传统中“塔尼斯特里”的运作,则无论它如何违背了汉族礼制,一个野心勃勃的王在自己的皇兄或皇弟势力衰微时取而代之,就不是不可想象的了。为了消灭一切指向其有违礼制的证据,朱祁镇在之后的四年中将辅佐自己复辟的谋臣逐一清除。实际上,在天顺朝的八年间,汉人的帝制传统无一得到遵奉。P095

把皇帝描绘成自己专制统治的可悲牺牲品是可笑的。如果说有什么悲剧人物的话,便是像方孝孺那样不惜忍受摧折乃至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在道德问题上让步的人。我们也许应该把明代宫廷政治想象成一种价值交换,而非悲剧性的缺陷。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专制政权下君臣协议中忠诚条款的含义:要担责任的只有人臣而已。统治者行为的得失无关紧要,因为他是整个体制的核心,国家的根本,以及王朝存续的唯一可靠保障。忠诚会使君臣同时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为君者想要摆脱对自己权力的实际束缚,但不知从何着手;为臣者相信制度性原则高于事君义务,但难求忠义两全。P101

万历皇帝对地方上士子的野心有所防备。但他恐怕没有料到的是,  自己妄图拥有凌驾于祖制之上的专制,反而可能削弱自己的权威。后来在立储的问题上,他立爱不立长的做法才使他意识到了这种反作用力。他所遭遇的困境是个人的偏好始终越不过王朝的礼制;亦如人臣的困境在于,忠顺不失始终是其事君的本分,尽管他们所受的儒家教育要求其一言一行皆以斯文为本。P102

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汗国所见到的富庶景象令他瞠目。他说,那里人户“繁多”,乡村“景色宜人”,城市“广大庄严”,土地“精耕细作”,“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当他的驳船在大运河上航行时,只见“沿河城市、村庄甚众,到处皆有民居,要说人家尽枕河大概也不为过。沿途物资一米、面、肉、鱼、水果、时蔬、葡萄美酒之属,供给一应充足,且价格极廉。”城市居民“恃工商为活,商货繁盛,人民赖之收入甚丰,舟船往来不绝”。其生产力之强大已超出了欧洲人的想象。

两个世纪后,明弘治元年( 1488),朝鲜官员崔溥在海上遭遇风浪,漂流到浙江沿海上岸。他走陆路返回朝鲜时也假道大运河,像马可·波罗一样,他亦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惊。他自运河行船,穿越江南地区时这样写道:“海陆珍宝,若纱罗绫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苏州城内“市坊星布……人物奢侈,楼台联络”,而运河沿岸的码头,则“楚商闽舶辐辏云集”。如此胜景奇迹,不似在人间,令他恍若置身于唐代诗歌中的宫殿华厦。P103

元明两代——尤其是明代——的大部分经济增长,在组织和资本方面得益于私有经济,但整个经济运行仰赖的基础结构却是由政府创造和资助的。政府为商品流通提供了一套交通体系。它最终采取税收折合银两后收取的制度,为价值的计算和交换确立了标准。食盐和贵金属的国家专营和赋税等财政政策,不仅为私人经济设定方向,也塑造了百姓的生计规划。仓廪实,则政府在荒年就能干预粮食市场,化解饥馑的威胁。官营织造坊主要集中在商业中心江南,满足了皇室的需求。政府也会委托特种工坊如江西景德镇官窑和运河北段临清的砖厂,生产用于营造朝堂的物件。最后,政府为调节冲突和控制经济纠纷提供了行政与司法的制度保障。看似寄生性的政府,实则对经济建设颇有助益。P106

然而,“九渊”时期的灾情超出了政府与市场的反应能力。看起来在很多情况下真是没有什么“奇策”能够使人民兔于忍饥挨饿。“嘉靖之渊”时,一位河南士人曾哀叹:“大抵古之民命悬于君,后之民命悬于天。”当皇帝作为上天的化身为灾民下达救荒敕令的时候,世间的一切似乎仍能恢复如常。而当上天变身为市场时,人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够将他们与死亡阻隔。

在明朝的最后百年中,官员们仍孜孜不倦地在国家与经济之间的灰色地带上试验新的政策,不仅从中挑选执行效果最佳的政策,也在实践中不断尝试各种政策组合。对于有远见卓识的官员来说,荒政不仅仅是针对某一特定危机的介入手段;而是改善民生的宏大政治规划的一部分,他们称其为“经世”。“经世”一词取自“经世济民”。那些致力于这一道德使命一晚近被译为“statecraft”(治国术)——的人认为,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就是动员国家给予他们的一切资源,以保障人民在凶年免予死亡,在丰年安居乐业。正是他们对公共事务投注的热情,使儒家实学派在明代中期成为显流。这一使命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19世纪翻译“economy”这一欧洲概念时,从“经世济民”中创出了一个新汉语词汇“经济”。P121

因为这种新的繁荣局面的出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明代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意味着较高个人生活水平的实现。天启五年( 1625),在广东沿海遭遇海难被俘的西班牙耶稣会士阿德里亚诺。拉斯,科尔特斯( Adriano de las Cortes1578-1629)却并不这样认为。拉斯·科尔特斯对于明代社会生产力大为赞叹,但他认为这种生产力并不等于社会普遍富裕。他注意到:“中国的商品流通量并不足以证明中国人的富有。总体而言,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极端贫穷的民族。”拉斯。科尔特斯见到的是偏远的广东沿海,而不是江南的大城市。而他的判断所参照的是自己所熟悉的欧洲贫富地区的情况。他根据自己在这两个世界的生活经历认为,明代乡村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欧洲乡村的高,甚至可能更低。无论孰高孰低,当时中、欧社会底层的差异恐怕并不明显,人民都只是勉强温饱而已。P124

李光华一生的故事,原本会和所有普通人的故事一样,在万历四十一年( 1613)的这个春天画上句号:曾经锐意仕途,转而弃学从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直到生命戛然而止。他的牌位将被供奉在祠堂里,与自己的祖先在一起。他的几代后裔将记得他的生平,几个世代的族人也会记得他的名字,接着他会被人们遗忘,只留下一个名字静静地躺在族谱中。不过在现实中,李光华的墓碑续写了他的故事。他恐怕不会料到,自己的墓碑有朝一日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它最早出现在韩国首尔的一个古玩批发市场,辗转流传到加拿大多伦多的一爿家具商店,作为庭院饰品出售。2002 年,我及时发现了这块墓碑,如今它被安放在我位于温哥华的办公室里。

这块石碑的刻工并不精美。石碑是由一整块板岩切割而成,上面的铭文刻得很浅,笔法也稚拙得很。经过风霜雨雪的侵蚀,部分文字已漫灭不可辨识,所幸余下可辨读的部分基本能够还原李光华的生平。引人注目的是石碑最上方的两个字——左“日”右“月”,合起来就是“明朝”的“明”。墓碑上的“日”与“月”标示了墓主在宇宙中的位置,并庇佑他在黄泉下的生活,一如他生前受到浩荡皇恩的庇佑一般。(皇帝朝服的左肩绣一轮红日,右肩是一轮银月,图2)。皇帝受到十方神灵的保佑和天下人的瞩目。而李光华只有这一方墓碑,因此后者对于他是弥足珍贵的。墓碑并不能告诉我们李光华其人的真实面貌,但向我们展现了决定他一生的重要因素一他的亲族——他曾生活在他们中间,死后仍回到他们中间。P130

蒙古人征服中国之后,本能的反应是将社会秩序固化为四个等级的种族结构。蒙古人是第一等;第二等是所谓的“色目人”,包括了所有既非蒙古人又非汉人的族群;第三等是华北的定居者,他们被打上了“汉人”的标签,这个称谓并不是对千年以前汉王朝的追忆,而是指向4世纪统治华北平原的十六国中的后汉;最低等的是南人,主要由 南宋遗民构成,他们是蒙古人最不放心的一群人。P141

士、农、工、商的四大户种中,令明太祖朱元璋最感不安的是士。他自知需要借助士大夫的学识来管理7000万子民。同时,他担心士大夫总是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皇帝的要求之上,并且成为人民的负担。随着经济的增长,士、农、工、商的地位发生了转移,农成了社会的末流,甚至在某些阶段,连士也排到了商——这个时代的新主角—一的后面。P143

以科举为立身之本的地方精英在元代难以为继,原因很简单,因为朝廷几乎很少开科取士。蒙古人回避了科举考试这类具有自主性且难以预测的制度,只任命自己信得过的人当官。当朱元璋登基后,他并不太希望让士继续构成一个社会阶级,因此,他迟迟没有颁布恢复科举的旨意。然而,到了洪武末年,科举考试还是得到了恢复,如此一来,地方社会为一部分家族主导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它们已经主导了科举考试。P143

科举的效果不仅是选拔官员。年轻的学子因此与来自全国各地、具有相同社会背景和抱负但层次更高的士人结交。参加乡试并不是对所学的知识烂熟于胸、走入考场、写完答卷、然后回家这么简单。这是一种极度社交性的经历:连续数周的时间与其他考生同住一个屋檐下、饮酒酬酢,甚至结下深厚的交谊。一旦你中举,与你同榜的举人便成了你的“同年”,是可以终生相与往还,甚至求助的对象。参加科举也是一种语言上的转型经验。考生在家塾中便要学习“官话”,这种发音体系被欧洲人称为Mandarin,这个词是葡萄牙人从印地语“man trIz”(梵文man tr im)转化而来的,原意为“顾问大臣”( counselor)。“官话”的发音与南京话比较像,既然明代曾以该地区为政权基础,这也是可以想见的,但官话的书写词汇系统是超越任何方言的。官话说得越流畅,在科举系统中能达到的位置就越高,不过,有些官员从未改掉自己的方言口音。嘉靖六年(1527),尚未成为礼部尚书的霍韬,向嘉靖皇帝辞免经筵日讲官一职,理由便是“南人语音多讹”。,423口音的问题并不足以使他的仕途受阻,却足以使霍韬这样一个不苟言笑的卫道士成为被嘲讽的对象。15世纪30 年代有两个大学士是福建人,不过此后,据《明史》记载,因为“语言难晓,垂二百年”再未让闽人人阁。

由于科举成功的希望过于微渺,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最终放弃了科举之路,转而探寻在地方上获得财富、地位的途径。一种途径是耕读,另一种途径是像李光华那样从商,第三条路是执业,其中最受人尊敬的便是行医,行医是元代儒士的主要出路之一。由于朝廷极少开科举,士人便将精力投入别的事业中。医生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明代文人汪道昆,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徽商家庭,他盛赞商人的美德,也褒扬仁医的贡献。他夸耀说,当世最好的医生都来自徽州。汪道昆说:“吾郡贵医如贵儒,其 良者率由儒徙业。”一位叫吴山甫的歙县儒医告诉汪道昆,儒家的问学之道可以直接转化到习医上来,他说:“儒生上治经术,下治百家,于是乎始有成业(2)医家……宜亦如之。”应该从学习医学经典开始,下及金元四大名医的医方。然而,吴山甫觉得,求之上古岐黄到金元四家的医经、医方,只能解决四成的现实案例,另外六成的案例要靠医者从道中穷理。于是,他自问:“道在是矣,方何为者。”又自答道:“譬之经义,道在于经,方其义也;……昆,既为《医方考》六卷,愿就有道而正焉。”

无论最终以何为业,地方士绅的第一要务是维持自身在地方社会中的精英地位。这意味着要运用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关系,加紧与地方官的联系,并通过慈善和供养来强化他们的公共形象。成功做到上述几点的家族,即便不送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也能够维持自身在地方上的显赫地位,不过这些家族的儿子或女婿迟早要以功名来维系家族地位。这些先决条件意味着士绅永远都不会成为贵族,因为后者是生而享有精英地位的人。在明代,唯一的贵族是能够证明自己是朱元璋后裔的朱娃子孙,他们生活在一个由特权和孤立组成的封闭世界中。尽管如此,士绅家族的盛衰不会是一代人的故事。他们拥有的声望、关系、财富能够让许多代子孙享用不尽,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一种自生精英( aristogeny)的体系,即精英在几个世代内不断自我复制,但依靠的不仅仅是血统。T46J15世纪以降,地方士绅在全国各县的活跃表现是他们成功的证明《图12》。一个家族在两三代之内没有人考取功名仍可以屹立不倒,只要与它保持社会和姻亲纽带的其他家族不断参与到区分精英与平民家族的社会活动中。不过,归根结底,功名才是精英身份的真正标志,因此每个家族都竭尽所能地培养自家的读书种子。P147


吴砺

201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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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砺,桐城人,生于1963年,1979年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7年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学者,其后在硅谷工作。回国后一直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已申请了五百多项国内外专利,并于200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过第一本散文集《西海岸之》。201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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