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五）

吴砺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五）

明朝覆亡由许多段历史交织而成：它既是发迹于东北边境的大清帝国的扩张史，又是14世纪以来中国经历的最大规模的内乱史；它既是明朝走向分崩离析的历史，又是人类气候史上的重要一章。它们讲述了不同的故事，却又交织成同一部历史。如果1641 年初黄河流域没有发生影响700/’o人口的大疫的话，这一地区便不会防御空虚，那么，李自成的叛军还会有可乘之机吗？这是我们可以追问的问题之一。什么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财政破产？是叛乱？是满族军事强权？还是天气？如果这是一道单项选择题的话，那么答案会让我们在看到部分真相的同时失去更多。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紧要关头，正是上述事项的综合作用拖垮了明朝政权。与其思索是什么最终毁灭了明王朝，不如问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问题：明政权是如何维持到最后一刻的？P245

人们对这些牺牲行为的铭记成了它们对抗异族征服的方式，因为面对满人，他们只有遗恨。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像宋人那样，明人发现自己与征服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满人也是来自北方草原的入侵者，然而他们选择了与蒙古人所不同的统治方式。蒙元通过强调种族区隔来贯彻秩序；清朝则更愿意标榜多民族统一。而现实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通过铁血征服获得统治权的外来统治阶级。因此，明朝的中华思想（a Chinese China）仍然保留着排斥草原传统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如此根深蒂豳，以至于明朝人完全把满人视作文明世界的闯入者。

而这一点也会改变。一旦人们发现满人并不准备在根本上重新组织这个国家，明朝时的那种社会秩序便恢复了起来。反抗的火焰一旦熄灭，从明朝人到清朝人的转变，显得近乎顺理成章。当1912 年，一个共和国从清帝国的废墟上崛起时，明朝成为人们追慕不已的最后的“汉族”王朝，然而，历史上所谓的“中国”，并不是清帝国打下的这片疆土。创立民国的革命者无意于恢复明代的疆域。他们对清朝统一的全部领土宣告了自己的主权，从台湾到西藏。然而，他们的做法与忽必烈和朱元璋的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不都是想维护疆域内的大一统吗？当我们回首时，原来元明从未消失在历史深处。P249

成吉思汗的野心是征服世界。他的孙子忽必烈则把自己的目标定得更为低调，那就是统治整个东亚。尽管两人都未完全成功，他们却统治着一个远远超出蒙古故土的世界帝国( world-empire)。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国永远在寻求扩张，它不停消灭或吸收自己征服的小国，就像串起一条长长的珠链。在忽必烈的祖父所打下的帝国的最西面，他的堂兄弟们在那片相对贫瘠的土地上挣扎着，并不断向他发起挑战。而这并不能影响忽必烈，他放弃了对西部的直接控制，将自己的全部资源用于征服更为富饶的东部——宋朝、高句丽、安南以及（令其挫败的）日本。忽必烈没有把中国并入蒙古，而是让蒙古人进入中国，并跻身子自公元前 221 年以来统治这个帝国的各大家族的长长序列中。他建立的政体将不再是如掉线珠子一般的部落国家。那将是一个王朝国家( dynastic state)。

帝国的逻辑是政治性的：主权扩张是为了君主的荣耀。除了养活帝国的支持者外，它再没其他内在经济逻辑了。一个世界帝国将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从它所创出的那个“世界”中征收朝贡，但是帝国之所以存在并不是为了保证它的岁入。元朝则不同——因为它所入主的是一个农业区域。使元朝屹立不倒的是一套混杂的财政制度，它既引入了游牧民族的进贡传统，也保留了农业税收的行政传统。其实，如果元宗室能找到—种更稳定的皇位继承制的话，元朝的国祚就不止于百年了吧。

1368 年，当环境条件转好之时，明王朝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个新政权废黜了元朝的一切做法，唯独保留了它的政治格局( political constitution)及其对大一统的主张。在朝贡体系这一必要的虚构形式的支持下，它继续保持着一个世界帝国的形态。明朝恢复到蒙元之前的疆域，并将草原地区视为根本上异于中国传统和利益的区域，从而主动放弃了作为一个世界帝国的姿态。它也未能成为一个世界经济体。明朝内部的地区经济体之间肯定是彼此互动的，并且这种互动在整个16世纪，随着国内贸易的扩张而不断增强。然而，如果不是国家作用的话，地形和距离所造成的自然障碍本会使这些地区相互隔绝。由于一个政治中心所发挥的行政作用，明朝的内部整合才有了一个框架。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朝更应被视为一个国家经济体而非一个世界经济体的原因。

使元朝成为帝国和使明朝避免成为帝国的动因，与其各自根植于游牧和农业的特定文化、政治传统有一定的关系，此外，还与更大范围内的世界变动有着莫大的联系。13世纪末到 14世纪，这个发端于元朝的大陆型世界经济体，横跨草原，向西拓展至波斯和欧洲。16- 17世纪，一个以南海为中心的海上世界经济体将明朝与进出印度洋和横跨太平洋的各贸易体系连接在一起。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不同的方式将中国纳入其中。

这种转变的发生是以元、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所共同经历的气候变化为背景的。气候本身并不能解释元朝的兴起和明朝的衰落，更不足以解释一个王朝的建立和另一个王朝的衰落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气候对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压力，特别是它对作为整个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农业的影响的话，就无法充分理解这四个世纪的历史。不过，元明两朝的农民并不是被动地遭受气候异常的侵害。到 13世纪为止，他们已经积累了在从干旱的北方草原到亚热带的南方的各种条件下进行粮食生产的极其详尽的知识。通过实践和调适，中国的农业知识已经具备了应对从北到南，乃至省际、县际的各种地理变化的高度包容性。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在一个地方种植的作物到了另一个地方未必能活。

中国农业在适应甚至积极利用各种自然条件方面的能力，直观地反映在各地繁多的稻米品种上。每个品种的开发都与当地的特定条件有关，并且随着时间的迁移而不断变化。正如人类学家白馥兰( Francesca Bray)在其中国农业史的著作中所说的，农民根据能够保证最大产出的那些特性来筛选水稻品种。如果没有这项工序，水稻就不会在元明时期传播至中国的每个角落，特别是北方——这一传统上的粟黍生态圈。一位清初学者曾收集了3000 余种水稻的名称，但是自馥兰怀疑这个数字仍然少于实际种植的水稻品种数量。农业知识总是为适应地方生态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然而，对空间变化的包容性，却无法简单地转化为对时间上的突然变化的包容性。在那些灾害最严重的时期，自然条件的变化超出了正常的波动范围，适应性变化的极限便显露了出来。对水稻品种进行因地制宜的改 良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而年复一年的气候急剧变化却对此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对元以前的气候条件所知甚少，无法判断此前是否出现过幅度和范围更大的变化。但我们知道，元代的气候变化，无论在幅度还是范围方面，都是巨大的。这种环境压力的一个标志是农书和荒政类书在14世纪的出现。《王祯农书》的活字版于元皇庆二年( 1313)问世，此后不断被翻刻和模仿。该书序言中的一个“备”字，点出了王祯力图综合南北农业技术，为地方官员提供一本完备的养民知识汇编的编纂意图。

《王祯农书》中包括了一张“周岁农事授时尺图”，以等分为12扇的饼分图说明一年之中每个月份的农业活动。一个认真的官员只要把这个“法轮”转到正确的月份，就知道农民应该做的和地方官务必监督贯彻的事项。一方面，这确立了一个尺度，只要照本宣科，基本上就能使农业知识得到有效应用。另一方面，如果气候偏离了它的正常基点，这个“法轮”就有可能变得百无一用——几百年来形成的精细调控手段，被一个新出现的气候形态全盘否定，后果便是大规模饥荒的出现。于是，不少大发善心的王侯将相纷纷编纂农书、荒政书和救荒本草，这种现象尤以明朝的最后百年为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修正既有知识的尝试从未完全成功。人们需要更好的知识，但是在农民们几百年来不断完善的知识之上，我们还能添加些什么 呢？要改变这一知识体中的任何一个要素，特别是在日益壮大的人口对土地不断进行更为集约化利用的情况下，需要承担的风险实在太大了。适应性最终变成了脆弱性。

在“万历之渊”和“崇祯之渊”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也许遭遇了缺乏农业知识的困境，但不可忽略的是，他们还经历了地方和全球层面的不同寻常的再校准。不断增长的南海世界经济体推动明朝经济重心向海外转移，前者根据南美、南亚和欧洲的供求关系重新调整后者的价格，也就是说，无论明朝经济体的国内市场规模如何庞大，它的价格将不再仅仅受制于其内部的供求关系。新观念的传人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复杂性。老的难题还没解决，新的难题接踵而至，以至于当时最优秀的经世人物在重新确定整个体系之时也感到困惑不解。要不是1644 年清朝崛起带来了世界帝国的突然重组，被这种困惑终结的将不只是明朝。与明朝的做法相反，满人关闭了边境，把皇帝換成了可汗，并复兴了帝国的野心。

政治变迁、南方涛动(southern oscillations)闽初漆上熔于一炉，产生了史家所谓的早期现代世界( the early modernworld)：这一时期，不断发展的贸易网络激励创新，并将彼此分隔的世界经济体连接起来，形成了后来的单一全球经济体的雏形。我们惯于把某些欧洲沿海地区的人口视为早期现代世界的创造者，然而，明朝人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丝毫不亚于孕育了这一体系的其他施动音。

此后，分流发生了。就在明清易鼎前后的10 年间，欧洲的外交家们通过一系列会议，终结了欧洲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并联合各种新诞生的政治和商业力量，为现代世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们所达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主要作用者，承认每个国家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禁止国家间相互干涉内政。国家不再是君主的私人领域，而是一个公共实体；它不再是一个贡物的消费者，而是为了国家利益集中并富于创业精神地有效利用资源的代理机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那些资源充沛的欧洲国家崛起成为新型帝国提供了保障，而那些新帝国将完全不同于蒙古人或满人建立的“老”帝国。《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决定了中国和欧洲国家将从此走上不同的道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 Hugo Grotius，1583-1645)早先定义为“海洋自由”的那些国家行为，被中国审判官指控为“海上强盗”。尽管如此，中国的制造业者和贸易商不断提供高价值、低价格的商品，使中国在到18世纪为止的全球贸易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

如果认为欧洲人凭一己之力创造了早期现代世界，我们就忽略了他们所进入的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商业网络，忽略了支持贸易的供应商们及其对变化到来已有的觉察。张燮依稀感到有什么正在发生。站在月港的码头上，他可以举目望洋并看到一个新世界的形成，而这个新世界所遵循的规则是不同的，甚至需要的人也是不同的。正如我们在其《东西洋考》中所读到的：“海门以出，洄沫粘天，奔涛接汉，无复崖埃可寻，村落可志，驿程可计也。”然而，“无复崖埃”并不是明代生活的状况。那些没有出洋经历的人，只会把海洋看作一个充满危险和无序的混乱空间，但是，中国舟师——在张燮的时代已多达数万人——的感受则不同。据张燮称，“澄民习夷，什家而七”，并不畏惧在东西洋上与外国人从事贸易活动。

商业积累、残酷激烈的竞争、炫耀性消费，以及对规范和传统的不满和反抗，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这些都改变着社会习惯和态度，并把两者卷入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进程，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无论把那个时代称作文艺复兴( the Renaissance)、晚明，抑或早期现代世界，都不过是在变换代号而已。每个代号都揭示了过去和现在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将继续变换着使用这些代号。总是有更多东西等待我们去理解，总是有更多方法使我们理解它们。新的观看方法不会改变我们需要理解的对象，但是会改变我们的视野。正如一位中国诗人曾说的那样：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 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本书以龙见拉开序幕，那么就让我以两次可见与不可见的龙见来为它画上句号吧。第一次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龙见出自一幅描绘罗汉坐禅的卷轴（图18）。万历朝的宫廷画师吴彬于万历二十九年( 1601)创作了这幅作品。与明代人常见的龙相比，这条龙看起来有一点奇怪。小小的头突出了这条浑身是鳞的生物的蛇形特征。还要注意的是光打到它身上的方式。吴彬在龙身两侧用亮色，而在中间凸起的部分用暗色。这是当时的意大利艺术家刚发明不久的技法，被称之为“明暗法”( chiaroscuro)，即用明暗来表现三维物体的体积。这不是中国艺术家使用的技法。我们也可以在罗汉周围嶙峋的怪石、他左肩后方耸立的光滑树干，还有树枝顶端用墨线勾勒的片片树叶上发现这种技法使用的痕迹。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龙跃于上的厚重白云呢？它们更接近于意大利的石雕作品，而非数百年来中国艺术家所擅长描摹的轻烟薄雾。

我们在此看到的这幅中国画，明代观画者恐怕不会把它认作“中国的”绘画作品。在我们看来这完全是一幅中国画，但是吴彬和他笔下的龙已经跨越了文化。吴彬并非有意模仿欧洲画风，然而这种画风潜移默化地进入了吴彬的视觉想象，并激发了他自己的独创性。艺术史家高居翰( James Cahill)发现了这一点，并将之归功于耶稣会士引入的欧洲铜版画及其木版画复制品在本地的传播。吴彬曾见过欧洲的龙（也许是伊甸园里的蛇？）并把它们的形象添加到中国绘画的宝库中。

现在来讲最后一条龙，也就是我们无法亲眼看到的那一条。这是明代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最后一条龙：它出现在崇祯十六年八月十六日（1643 年 9月26日）。这条金光闪闪的巨物在山西省东南山地的夜空中升起。它来得悄无声息，空中没有一丝云彩，也没有一声惊雷。它突现中天，月亮的清辉洒在它扭动的身躯上。忽然它的身体发出一道金光，穿透了干家万户的门窗，惊醒了沉睡中的人们。人们不由自主地走出户外，满怀敬畏地仰望这一辉煌而祥和的景象。没有人能猜到它的来意或它的预兆。当后世的我们也无法洞察之时，他们又如何能够预见即将到来的是什么呢？p257”

吴砺

2019.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