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三）

吴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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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至12世纪，一场中世纪经济变革改变了中国社会。这场变革的顶点在宋朝，但最关键的改变始于唐代，到五代时就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尽管这个时期的许多经济进步在大运河两岸的城市居民和商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显著，但同时代的乡村社会也见证了许多具有变革意义的创新。这些变化包括土地所有制的改变、种植技术的改进、农业的商业化、地方城镇市场的成长、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进行的作物生产。P106

唐代的庄园，如同它在更早时候的前身一样，已不仅仅是财富的来源，而且还是审美和文学描述的对象。谢灵运和其他诗人关于南北朝庄园所作的山水诗，沿袭了描写皇家苑囿的更古老的模式，把庄园看作综合性的空间整体。然而，有关唐代新庄园的诗篇，模仿了唐代庄园分散的特色，摹写了庄园自身的不同组成部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写于8世纪前半叶的《辋川集》，这是由王维和他的朋友裴迪共同创作的一组五言绝句（四行诗文，每行有五字节）。两人以一种全新的诗体，以辋川庄园中20个场所的名字为题创作了这组诗：

《斤竹岭》

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

暗入商 山路，樵人不可知。

《监劫亭》

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

当 轩对尊酒，  四面芙蓉开。

《金屑泉》

日饮金屑泉，少当 千余岁。

翠风翊文螭，羽节朝玉帝。

这组诗将读者引入胜景的旅途，进入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新境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维早期创作的著名风景诗。这个艺术形式十分成129功，以至于启发了8世纪后半叶许多相关主题的绝句诗。P113

虽然从育种到复种的一系列农业技术的改良对中国中世纪经济变革下的生产力提高非常重要，唐代最重要的成就是灌溉方面更好的水力调控、防洪和土地的排水。在北方，运河沿地势将来自黄河支流的水带到了更远处下游的农耕地。在运河灌溉不能达到的广大地区，水必须从深井里提取。初夏的时候，黄河水位经常降低，那时农作物需要水来灌溉，同时也需要大而坚实的堤堰来遏制潜在的洪水，这些洪水来自7月末和8月不定期的大雨。无论是黄河的堤堰还是其支流的灌溉渠道都是由国家建设并维护的。

与之相反，在南方水力控制主要是富有地主们的责任。其艰巨的任务是排去沼泽低地的水以供农业使用，通过使用水坝和堤堰管理来自山川溪流的水。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淮水和泅水流域，通过给河流筑堤形成了大型水库，水流通过泄洪道被释放到沟渠，再被导向田地。另一方面，在长江流域，土地或平坦及多沼泽，或是多山地貌。不论何种情况，水会被集中（或者在山中转向或者在低地排水）到有钱的个别家族或者几十户人的小群体所建造的人造水塘或蓄水池中。这种蓄水池也曾在汉代使用，但是在唐代被普遍利用。

唐代新农地开发最多的区域是位于太湖和洞庭湖周围的湿地。开垦这片土地的关键技术是“圩”田（虽然“围田”和“柜田”采用了相似的方法）。人们建造了很大的一圈堤堰来阻挡水，水的高度超过了它们围绕的田地，堤上的水闸控制流入灌溉田地的水量。圩田也许在先秦时期就存在了，但是它们似乎只在唐代被广泛使用。这样从湖泊和河流中开发的土地面积在9世纪和10世纪有了极大的增长，到了12世纪，圩田已经遍布了整个长江三角洲。这代表了技术上的重大进展，大量的闸门能够在需要的时间里精确地释放需要的水量。圩田中有一些是由政府资助开垦的，其周长达到 45 公里，但是大多数规模较小，并且属于私人地主。

如果土壤过于潮湿以至于不能被排干，农民们就建造“架田”，这是被泥土和水中的植物（通常是菰）所覆盖的流动木架。种子被种植在木架顶端的土壤中，随着水面上升下降，据称这样不会受到洪水泛滥的困扰。郭璞在作于4世纪早期的《江赋》中描述了这样的田地：

标之以翠蘙，泛之以游菰。

播匪艺之芒种，挺自然之嘉蔬。

虽然关于梯田的清晰记载直到宋代才出现，但在一些唐诗中提到了似乎是灌溉梯田的情况。，

在多山的区域，农民们建造了蓄水池储存降水，并改变溪流的流向以浇灌他们的田地。聚集水的石坝在唐代被引进福建省的高山峡谷，它们最终遍布南方的山坡地。除了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改良堤堰和土地灌溉方法外，唐代的水利设施还包括沿着主要湖海岸边修建的起保护作用的堤岸。于是，唐代成为中国历史上长江下游地区洪涝问题最少的朝代。

这些新技术和原有技术更为广泛传播的结果，就是中国南方可耕土地的数量和其产量的巨幅增长。太湖和洞庭湖周边的土地均可用于耕种，而且其范围更进一步向南边和西边扩展。苏州周围的地区，在南朝时大部分仍未开发，此时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中心。多山的福建也被开发了。不仅这些灌溉工程的数量和分布比之前更为可观，而且私人工程的规模也比之前大得多。P119

这些手册主要对文化修养高、生活富足、在“安史之乱”之后发展起来的众多大庄园主有好处。在这些庄园中农业生产的规模鼓励了地主积极进行实验，他们也能够积累资金从而引进新技术。于是，尽管中国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唐代的土地集中描述为一种消极的发展，但很可能正是这种集中使得开始于晚唐结束于宋代的巨大农业变革成为可能。P120

茶是唯一一种起源于中国并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作物。茶树种植首先出现于中国，这已经形成了广泛的认同，并且一般认为中国是第一个加工和浸泡茶叶作为饮品的国家。除此之外，因为不断变换的名称，饮茶的早期历史是很难追溯的，最初这种植物的名称还同时被用来称呼几种带苦味的蔬菜，并且药用茶叶的术语也在变化。清代学者顾炎武通过研究石碑碑文证明，直到 9世纪“茶”这一现代名称才固定下来。然而有资料表明，在战国时（前481-前 221）四川已经开始种植茶树，并把茶叶加工成一种饮料。还有一则汉代的资料，内谷是锤＝个城市买茶叶运输到另一个城市。到 220 年汉代灭亡为止，种植和消费茶叶已经扩展到了长江下游，在南北朝期间，饮茶已经与南方联系到了一起，这与成为北方特征的乳酪饮料形成对比。这段时间草药的记录也表明茶叶可入药，经常与诸如葱或姜之类的其他植物一起煮沸。

但是只有在唐代茶叶才成为一种全国范围内的饮品，与一系列文化活动相联系。饮茶文化在北方的传播出于许多原因，与其在佛教寺院的使用紧密相关。僧侣们不应该在午后食用固体食品，于是他们依赖于液体，茶叶对于帮助他们在坐禅时保持清醒和专心特别有好处。《圆仁日记》证实了，旅行者经常留在佛寺中，茶水的招待也成为欢迎他们的一种标准方式，并且给客人上茶成为殷勤好客的一种表示，逐渐也在世俗信众中流行开来。由于最好的茶叶生长于山坡，那里坐落着许多僧院，佛教僧侣开始自己生产茶叶，作为他们众多的经济活动之一。

饮茶很快从佛教寺院扩散到整个中国社会。P126

作为一种商业作物，甘蔗对于唐代经济没有茶那样重要，只有在宋代才得到了其应有的承认。I45’6世纪的《齐民要术》描述到，大概不早于公元前 3世纪，它从印度或者东南亚被引进到中国南方，但是在唐代之前甘蔗仍然是一种南部的专有植物。甘蔗汁液和非晶糖（煮成没有明确晶体结构的团块）的生产成为印度佛教寺院的一个主要产业，在那里果汁被当作一种午后饮品。糖在制药和一些佛教仪式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各种各样的糖通过佛教朝圣者引起唐朝廷的注意后，太宗在647 年派使节去印度学习制糖的工艺。皇帝接着在现属浙江的某地方建造了一个制糖设备。那里生产的非晶糖被送到朝廷，通过朝廷对糖的使用扩展到其他社会精英成员。P127

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方面，汉代是一个发现、探索与军事扩张的时期，而南北朝时期则与之相反。南北朝时期，异族大举进入中国北部地区，以佛教为代表的异域文化也随之而来，从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隋唐则融合以上两个时期的特点，在向外拓展的同时也接纳了大量外族人民与他们的文化。可以说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和国际化的时代。

在6-7世纪，隋唐两代都希望继承汉代雄风，为此投入大量时间与资源来恢复汉代原有的疆土。因而隋唐两代向越南北部扩张，同突厥进行战争，占领中亚地区的绿洲国家，并且派遣军队收复汉王朝在辽东和朝鲜半岛的属地。隋炀帝恢复汉代疆域的想法导致隋朝因入侵朝鲜半岛失败而亡，而唐太宗也几乎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就像唐代无法避免要融合诸多在分裂时期慢慢演进的制度特点一样，唐帝国恢复汉代疆域的梦想也不得不屈从于新的世界秩序。P129

唐皇室及其最密切的支持者与当时突厥统治的西部和北部草原地区民族有着强有力的文化纽带，文化上的相似使一个以共同的外交、军事、血统以及意识形态（双方都信仰天）为基础的汉一阿尔泰（突厥）体系得以形成。在这个体系里，唐统治者利用突厥帝国的内部分裂，通过世代的庇护关系和外交礼仪把突厥人和其他较小的部落纳入一个更广阔的帝国体系，并把突厥盟友编入唐的军队。这种对外族军队的严重依赖，有助于唐朝在7世纪获得安全，但最终导致了安禄山的叛乱。P130

实际上，做皇子的时候，李世民就已与突厥盟友歃血为盟，誓为兄弟，在“玄武门之变”后，祭献马匹来获得合法性，也是直接来自突厥的习俗。这些从突厥借来的宗教礼仪，以及通过结为义亲来强化关系的做法，是大规模地吸引游牧文化模式的一部分，它强调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领导者，以其在战争中的智深和英雄主义将自身与别的竞争者区分开来。甚至连李世民通过残杀兄弟而获得权力，也更接近草原而非中国传统的继承方式。煽动对突厥统治者的不满并操纵这些不满以稳固他自己的胜利，太宗在这两方面的技巧直接来源于他对草原文化的精通。

尽管“天可汗”这个新头衔主要是象征性的，但并非无足轻重，而且它证明了太宗的帝国理想既包含中国人也包含游牧民族，他认为这是自己特有的贡献。于是，他声明夷狄与中国人享有共同的天性，统治者的仁慈保护必须包括两者。他还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种平等思想实际表现为太宗任用非汉人官员，授予他们军事头衔，甚至赠予他们中许多人皇室李姓的政策。从7世纪后期和8世纪开始，朝廷依靠胡人将帅和军队为主要的军事力量。

“天可汗”的头衔可能是为了安抚新近征服的突厥和其他民族，他们也认为最高统治者是上天选定的。他们认识到，自身的政治传统是这个帝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愿意为唐朝而战也许与这种认识有关。在8世纪，唐朝从绿洲国家和回鹘获得极为重要的支持，使其在西北与复兴的突厥帝国做斗争以及平息“安史之乱”，这些支持部分也是因为太宗的新头衔所象征的特殊关系。P136

中华帝国总是通过一种人为的、基于宫廷的文化来定义自己，这一文化超越了国别，吸引了各独立国家中的精英。这一通过文学语言及文本来定义的跨区域文化，反过来提供了一种文明生活的模式，其价值在唐代传遍了东亚。以礼来规范社会行为，确定家庭的中心地位，重视等级制度，辨别性别角色，强调基于文本的学习的重要性，这个想法连同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被传到了朝鲜、日本和其他东亚新兴国家。它的重要性达到了这种程度：当代关于“东亚价值观”的宣传中的任何内容，都起源于这一时期传播的思想。P140

遏制了吐蕃在西南的野心后，南诏王国于829 年入侵四川，并且到达了首府成都的郊区。尽管与北方的唐有着正式的友好关系，859 年南诏王将其注意力转向东方，迅速侵占了贵州，并且袭击了安南都护府。屡次进攻以后，安南都护府府治，即现在的河内，于863年陷落，超过15万名唐朝臣民被俘。当唐朝廷于863 年重获安南时，南诏再次入侵四川并到达首府，不过无法占领。

甚至到 850 年吐蕃王国崩溃以及南诏征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进入长期的衰落之后，唐帝国依旧没有恢复其原本在中亚的地位。该地区落到了正在亚洲扩张和传播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势力的控制之下。于7世纪摧毁了波斯萨珊帝国，并且吞并了许多较小的城市王国后，阿拉伯军队于751 年与中国军队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在怛罗斯之战中击溃了唐军。“安史之乱”的爆发和吐蕃对中国西北的征服使得阿拉伯人自由地推进到中亚。这次入侵的成功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对敦煌以西的控制，直到 18世纪满族对该地区的征服；还意味着中亚永远脱离了佛教世界和中华文化圈.

被吐蕃人丢弃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古老绿洲城市，由被黠戛斯人赶出故乡大草原的回鹘人占领。这个地区既多彩又复杂的文化，即一种印欧、伊朗、印度和中国影响的混合物，在突厥接连不断的猛攻下消灭了。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一直到甘肃边境的这整个地区成了伊斯兰世界的边疆地带，而非中国文化和政治影响的一个前哨。佛教在中亚的消失以及同时期在印度的衰退，意味着在9世纪40 年代中国排佛后，其自身的排外倾向不断增加，中国佛教不再将古老的印度视为灵感的源泉。相反，诸如禅宗和净土宗的本土宗派逐渐占据优势，佛教以一种真正的中国宗教的面目出现，通过每年的节日典礼和一些生婚丧葬的仪式渗入社会。佛教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使中国成为一个新近构建的东亚佛教世界的中心。，P143

吴砺

201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