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五）

吴砺

                          《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五）

从起源上看，印刷术的诞生与宗教有着紧密联系。印刷术是使经济、技术以及精神生活方面的变革得以实现的基础，这些变革成了晚期中华帝国的特征。R751 除去前代所留存的印章、压印、印版和拓印，印刷术最早运用于雕版印刷中，所谓雕版印刷就是将一篇文章刻于木板上，然后将其印于纸上。雕版印刷术始于唐代，不过在其出现后手抄本在书籍传播领域的主导地位又持续了几个世纪。P215

因此，在960 年宋朝建立时，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始在帝国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标准的学术语言，更流行的文学和文化也广为传播。宋朝政府利用这项新技术赞助书籍的出版，其范围包括数学、医药、农业、军事、药理学和中草药知识、带有注释的儒家经典、断代史、法典以及重要哲学家的作品一—一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日益扩大的有文化的读者群。宋朝政府也印刷了完整的佛教经典版本，包括由国家赞助的密宗经典的最新翻译本，它们作为外交礼品被赠予邻国统治者。私人出版商却为新兴城市市场减少了出版启蒙教化类书籍的出版，因为书籍已经开始慢慢转变为大众商品。P217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文学朝代，以伟大的文人和卓越的诗文著称。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诗人王维、李白和杜甫，几乎被公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作者。I1，唐代的短篇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虽无法与诗歌相比，却是第一批带有自我意识的艺术性虚构作品，它们将人的经历的重要方面引入中国文学中。考虑到小说在随后历史上的重要性，唐代小说，尤其是唐代传奇，标志着重大的文学发展。

韩愈和柳宗元等人的散文成了随后此类体裁所有作品效仿的对象。散文创作背后的理念是：文学风格是哲学思想和道德秩序的基础，因此相较于其他任何作品而言，散文更清晰地体现了唐代的一种特殊景象，其中文学、思想和政治难以分割地纠缠在一起。P218

唐代最后一个能为诗歌提供灵感的都市场所是庭园。3世纪的隐士诗人曾经称颂过私家庭园，将其看作逃离朝廷和城市压力的特殊空间。中晚唐，都市庭园为私人玩赏领域的出现提供了环境，在庭园里就可以摆脱国家和家庭的常规结构。诗人自居易自称“中隐”，意思是介于隐于朝的大隐和隐于野的小隐之间，他深情地描述了他在洛阳的庭园。自居易将自己的庭园建设成一个唐代市民阶层的典型空间，有花圃果园相伴，培养人的情操。与柳宗元一起，他还倡导了这样的理念：真正拥有一座庭园或者一块土地的含义不仅仅是出钱购买，还要审美欣赏，例如以其为题材写作诗文。在中华帝国的后期，在给特定庭园题名或题写对联时，使用诗的情况非常普遍。P223

对过去诗歌态度的改变导致了对唐代诗歌评价的演变。“安史之乱”后不久，文人们回顾过去，将玄宗统治时期看作秩序与力量的黄金时代。但是只有几十年以后，这段时期才被公认为，或者更确切地说，被神化为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直到后来才固定地把王维、李白和杜甫看作盛唐诗人的代表。8世纪60 年代之后开始创作诗歌的诗人们，发觉他们是在已然消逝的伟大传统的阴影下辛苦耕耘的后来者，纵然这个伟大的含义和本质还没有被具体说明。

8世纪后半期主流都城诗人认定了一批诗人作为典范，其中包括来自初唐的诗人们，但是没有李白和杜甫。直到 9世纪早期，韩愈和元稹才宣称这两位诗人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最高峰，甚至在837 年诗人姚合按他的个人品味编撰诗集时，仍然将王维的诗放在最前面。900 年，韦庄编了一本诗集作为姚合的续篇，他开始将杜甫、李白和王维放在一起作为三个代表人物，这种做法持续至今。韦庄将9世纪早期喜爱李白、杜甫的激进分子的趣味与偏好王维的宫廷精英的趣昧相结合，为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定义了盛唐。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保守精英们的社会网络和其基于宫廷的文化已经在摧毁唐代的大变革中被清除了。于是，唐代文化优势地位的神话，如同其政治优势地位的神话，作为对两个灾难性的崩溃时期的回应出现了。P229

最后，写作在唐代地位的新发展有几个共同特点，使得这个朝代历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显要地位。所有的写作新形式都与一种特殊的都市文化的出现有关，都市既提供了写作的新环境，也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新主题。新都市文化的出现将文学重心从自汉代以来即为文学中心的宫廷转移出来，从而促进了文学对社会政治基础的脱离。一个更加城市化、商业化的社会的兴起也促进了新的私人或半私人空间的出现，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空间和主题。有关金钱的社会作用的主题，或含蓄或明确，以及有关文学财产的主题也在此新背景下浮现出来。最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发展融合成一种作家及其社会地位的新模式。无论是通过作者的天赋或个性发现诗歌的重要性，还是坚持几十年勤奋创造散文家独特的最终风格，或者是使年轻作家艰苦浪漫的文学创作成为一种小说新体裁的中心主题，唐代文学世界都将个人秉性和文学天赋转变为被社会称颂的对象。P247

88 1 年黄巢率军攻入长安，这不仅终结了唐帝国政权苟延残喘的局面，也终结了长安千年来作为重要战略中心和首都的地位。起义军在占据首都之后的几天里疯狂杀戮，洗劫有钱人的住宅，屠杀官吏。然而，如同中国诗歌中常常表现的，女性是战乱主要的受害者。韦庄在其不朽的诗篇《秦妇吟》中，描写了女性牺牲者的苦难，她们因为和被屠杀的大臣的关系而被卷入其中：

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

舞伎歌姬尽暗损，婴儿稚女皆生弃

…-

西邻有女真仙子，  一寸横波剪秋水。

妆成只对镜中春，年幼不知门外事。

一夫跳跃上金阶，斜袒半肩欲相耻。

牵衣不肯出朱门，红粉香脂刀下死。

韦庄描述出被强暴的妇女和被烧毁的房屋所构成的末世景象，这景象象征着唐朝的灭亡。诗的最后描述了在普遍的混乱无序之中，只有南方“湛然一境平如砥”，这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

在唐朝崩溃后，中国南北分裂，各自又分裂成为对立政权。如同更早更久的分裂时期战国（前481-前 221）和南北朝(220- 581)一样，这一被称为“五代”( 907- 960)的时期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首先是统治唐朝政府和社会的大族的消失，世家大族确定了精英衡量自身风格和理想的标准。这些大族无可争辩的霸权之所以终结，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和唐帝国捆绑在一起。他们放弃了地方基础，举家迁入都城长安和洛阳，在那里购置自己的新产业，当灾难来临之时，他们无路可退。洗劫都城不仅导致了大族主要成员的死亡和他们赖以为寄的王朝的灭亡，同时也摧毁了他们的物质财富。

大族的衰落和消亡的第二个因素不那么显著，即几百年来的家族后裔数量的增加。唐朝后期和10世纪地方精英很大比例上，如同墓志铭所显示的，是出自大族中不那么显赫的房支，他们没有真正的地方基础。唐朝大族，如同其南北朝时期的前辈，撰写族谱时只记录在京城持续任职的房支亲属关系。仕途不成功的支脉被排除在外。然而，他们并没有消失，而似乎是通过投靠东北部地区的节度使或在南方担任地方官或经商找到了新的晋升途径。I3‘因此，虽然身为世家大族后裔的自豪感到 1 1世纪仍然存在，如同宋代撰写的史书所显示的，大族的郡望不再被用来区别帝国精英和地方精英。

一个相关的重要变化是新的伦理价值观的出现，即才能被普遍接受为社会地位的基础。在中国历史记录中，从以家世为标准到以才能为标准的转变，经常被描述为从唐到宋的变革的核心内容，但事实上这种转变在唐朝就开始了。科举考试把美德和才能的标准引入唐朝官员的选拔，尽管科举的特性以及与科举相关的礼仪更有助于维持特权家族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朝廷在招募南方地区晚唐的财政基础的盐铁使和东北部地区节度使幕僚班底时都看重才能。这些职位因此为出身寒微的才子提供了得以掌握实权的渠道。在唐朝最后百年里，他们的幕府甚至为最有名的诗人提供了可选择的入仕路径。

当敌对政权在各地出现后，对才能的强调在10世纪进一步发展。主要是军人出身的北方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统治者和南方十国（吴、吴越、闽、楚、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南唐、北汉）的君主依据军事、财政和管理能力来选拔部属。当来自东北部地区的军队拿下如洛阳、开封这样的北方大城市并将其作为新都城时，藩镇士兵和官员涌进了这些新地方。923 年，由沙陀突厥人建立的后唐占领洛阳，这使很多来自东北部地区的人才进入了洛阳新政权的官僚体系之中。在藩镇政权中掌权的人涌入原帝国的中心。改变了主要城市的行政文化，使之更注重选贤任能。柳开（947-1000）是一名来自东北部地区追随后唐王朝开创者到洛阳的官员，他对996年的一次葬礼有如下描述：

唐季盗覆两京，衣冠谱牒烬灭。迄今不复旧物，以冒姓古名家，  已称后者，  淆混无别，吾宁效 乎？苟其材，  负贩厮役，得时用为王公卿士，是须古名家子耶？其不材，纵名家子，今何谓？

晚唐相互竞争的政治中心的出现不仅影响了统治者，也影响了精英的价值和行为，因为这些政治中心给他们提供了新的仕途机会。更高程度的地域流动性成了晚唐精英的新特性，当成功的家族成员迁进都城时而不显赫的支脉转向了藩镇，后者或服务于东北部地区的节度使，或去经济发达的南方谋出路。当家族定居于新地区时，那些在南方任官的人经常用俸禄购入土地或把它们转成贸易资本。很多南方9世纪的墓志铭关注的是死者的财产，显示出很多南方家族不再或者从来没有与政府相联系。这些墓志铭经常强调墓穴的风水可以增加家族—的财富：“其茔东临津界，西辅长堤，前倚朱神，后隈岗阜。茔安此处，万代千秋，后代子孙，早加荣禄。”，10世纪众多地方政权遍布中国，各个新权力中心逐步控制了其直接治理地区的资源，以致精英成员经常不得不通过获得政权的官职来确保自己的地位。那些不能从一个地方统治者获得官位的人可能在另一处获得更大成功，因此家族会从一个地方政权的都城迁往别处以寻找更多机会。越来越多的地方统治者模仿北方节度使，直接任命他们的重臣，而非通过科举和其他有助于固化原精英群体的行政程序。通过诏令任命官员，使得高级职位有机会被授予那些被文学考试埋没的人才。因此，虽然唐朝科举制度至少确立了选拔官员以才能为基础的观念，宋朝科举将精英选拔的新形式制度化。但在10世纪时，选拔人才有意回避了科举制度。

重视能力的价值观自其原本在东北部地区的中心扩展到全中国，改变了王0世纪精英的构成。在墓志铭中，将士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政府官员认可另外一套，而与官府没有关系的富有人家则持第三套。虽然多数唐后期的家族经常与自己同一个社会圈子的人联姻，但在10世纪他们开始采取多样化的策略。这包括教育子嗣从事不同职业，与不同类型的精英家庭联姻以延伸社会关系网，并让他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社会环境。

王勖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试图讨好一位节度使来为其子弟同时谋取文武官职：“子潜，好学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气节，可为将。”这种模式首度出现在东北部地区的军事文化背景下，当 地文官武职紧密相连，也没有任何压制武将的传统。到10世纪军事政权肢解了唐帝国，并且君主的继任者通常是禁军将领，或产生于他的亲兵中，这种家庭成员职业多样化的情况在中国精英中变得很普遍。

除了新的职业选择的倾向和精英阶层地域流动性的加强，唐朝后期和10世纪也见证了中国文明中心的持续南移。这一长期趋势始于4世纪，在南朝时期加速，在唐朝持续发展。在唐朝的头百年里，通过大运河以及地方河流把生产力最高的南方地区与北方市场连接起来，更有效的漕运得到发展，令有着肥沃土地和更充足降水的南方地区地位持续上升。“安史之乱”后，北方的残破和南方经济的繁荣加速了人口的迁徙。迁移没有导致北方人口的下降，相反北方人口继续增长，但南方人口的增长更加显著。742-1080 年间（两年中大量人口调查记录保留下来），北方人口只增长了26%，同时南方增长了328%。咧在这一历史进程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南方，这一地区的人口优势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上继续增长。

唐朝后期南方经济的继续发展和北方的混乱，使得大族中不太显赫的支系，以及没有在朝中为官但仍有雄心的家族，选择迁往长江流域平原，寻找更大的机会。文献记载表明，人口从北到南的快速迁移开始于9世纪，加速于10世纪墓志铭也显示精英迁移在“黄巢起义”后大大加快，这不仅是为了逃避北方的动乱，也是为了能够在新建的南方政权中获得官职。我们有证据证明南方政权的大多数官员是来自北方的移民。因此，10世纪众多南方政权的短暂出现是精英迁入长江流域的另一个诱因，这加强了长时段的发展趋势。

最后一个重点是这些新的更加富有的移民倾向于把早期自南朝和唐朝初期就已南迁的大族从长江下游和大运河沿线的大城市中排挤出去，把他们赶到边缘地带。因此，9世纪和10世纪的南方人口膨胀是一个填补更边缘地区的过程，而大城市周边已经发展的地区保持相对稳定。墓志铭资料证实南方精英大多数是更晚近的移民而不是长期定居的家族，后者逐渐出现在边远城镇。

总之，再度统一的隋朝及初唐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城市规划和商业限制等在唐代逐步消失。10世纪发生了多种变化，包括大族统治的终结、更注重才能的风气、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的永久性南移。这些变化不仅为宋朝，也为晚期中华帝国的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新制度创造了舞台。P252”

吴砺

201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