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三）

吴砺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三）

这类用以掩盖皇帝行踪的逐渐升高的走道建筑被汉朝沿用，百姓甚至朝堂官员 由 此目送皇帝远去，而这最终也成为帝国政治权力的准则之一。纵观整个帝国时代，中国统治者总是被隐藏在“紫禁城”的深宫高墙之后(一个神话化的版本是卡夫卡寓言中神秘的城堡严o)，即便对皇帝的官员而言，获准觐见也属恩惠，倘若能靠近他，更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在古罗马、中世纪欧洲或印度，当地的统治者都经常出现在他的公众面前，接受臣民们的献礼，并且公开地主持公道以彰显皇家礼制。中国的皇帝则与此不同，他通过隐秘和不可捉摸来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P082

汉代创始人来自中国南方的楚地，而他却选择了渭河南岸建立都城，使他的王朝远离了他的故乡。这种地理上有意切断与故乡联系的做法是创建帝国文明的第一步，因为帝国文明的特征之一就是消除乡土依附。《史记》“本纪”和“天官书”把汉高祖刘邦描绘成了一个对家族缺少忠心的人，把他最后的胜利也归因于此。高祖这方面的个性通过很多方式表现了出来。P094

汉高祖和他家族以及出生地之间疏远的联系同他的主要对手项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司马迁曾讲过一个故事，虽然项羽占领了咸阳，并将之洗劫一空，本可以建都于此，但是项羽却把他的同盟者分封到北方各地，自己选择回归故里，在老家为王：“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项羽无法做到为一个帝国而离开家乡，高祖却做到了，于是高祖胜利了。在这个故事中，关于高袒个性的描述符合他总体的行事风格。这显示出司马迁认为断绝和地方社会的联系，是创建帝国事业的关键。P094

高祖后来批评萧何不应该在修建都城上浪费如此多的钱财，因为帝国政权还没有真正安定。萧何解释了自己的理由，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09：后世有以加也。”一座在都城拔地而起的宫殿能够显示出高祖的威仪以及王朝的不朽。宫殿是帝国的基础，皇帝就是新王朝的核心。但是，公元前 4世纪的一部著作《左传》却把都城定义为“有宗庙先君之主之谓都”，一部汉代解释文字的字典《释名》则说：“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P095

王莽统治时期出现的最大的宇宙崇拜是祭天仪式，虽然它经常被人认为是向周朝看齐，但事实上，它标志着帝国本性在仪式上的实现。这个仪式通常被放在洛阳城南郊（或者其他任何后代的都城），因此它强调了都城作为礼仪中心的重要性。由于无论都城迁往何地，祭坛都可以随之迁走。所以它还解除了这种全帝国最高级别的崇拜仪式与任何一个固定的地区之间可能形成的必然联系，并且把这种信仰和汉王朝以及后来所有的王朝建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这种崇拜是灵活机动的，因为它祭献的是独一无二的上天而非祭献某种世俗的特性，比如山脉或河流等。汉代对天的崇拜信仰远非对古老仪式的复兴，而是一种礼仪制度的更新，为帝国中抽离本土化的特点赋予了一种崇拜形式。P103

晚期中华帝国以及当代中国学者们都注意到，分家的做法通常伴随着对婚姻纽带的关注。在儿子结婚时进行分家，既强化了婚姻纽带，加强了夫家与妻家亲戚的关系，提升了妻子的地位，也使她从此处于公婆的羽翼保护之下。公婆和儿媳之间的争吵毫无疑问是汉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在当时诗歌中有所反映，也被汉代一本有关医疗灵“方”的书证实，这本书出土于马王堆汉墓，里面有预防婆媳矛盾的一道符咒。P121

秦帝国版图的地理边界基本就能划分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边界。尽管帝国在某些时期深入到西北大草原、中亚，南部满洲里、朝鲜，或者东南亚洲大陆等地区，但是这些扩张时期通常都很短暂。这些地区的人们始终处于汉人政权的控制之外，直到中国的最后一个非汉族统治政权——清朝的统治时期。

中国周边地区的人民可以分为两类。在其西北地区活动着游牧部落，他们居住在草原上，建立了和中国模式完全不同的政权。除了中亚地区的绿洲城邦，这些地区始终处于汉文化范围之外。相反，南方和东南方的水源丰富的地区以及西南的高原地区，都逐渐被扩张的中原移民定居。这些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农耕国家逐渐汲取了汉文字和国家管理模式。但这在早期帝国时代的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

秦汉时代有着令人瞩目的发展，但这些发展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首先是出现了边防线的观念，它把定居从事农业的中原人和与之相邻的北方游牧民族区别开来；其次是一个理想化的包容万象的帝国观念，它认为化外之民会来到帝国进行朝贡，表示归顺。中国的皇帝从而也就将他们吸引外族来贡的能力作为衡量自己权威的依据之一。所以，周边的民族也帮助推动了中原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许多中华文明特色的形成。一个普通人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定义，也是从一系列对异族，特别是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体系化的对抗中被总结出来的。P132

利用城墙来防卫游牧民族只是众多文化实践的形式之一。战国时期的诸国不只是在北方修筑城墙和哨楼，也在很多与其他国家的边界线上修筑。I51长城的修筑是在秦朝鼎盛时期，秦帝国修建了统一的长城和瞭望哨楼，以此标志着向草原地区的扩张。游牧民族们觉察到了这个形势的发展，为了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还击，他们联合为一个由匈奴部落为首的统一帝国。为什么在中国统一仅仅几十年后，这个游牧民族帝国就崛起在世人面前？对于这个问题，出现了两种解释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游牧民族国家的崛起依靠的是中国。游牧民要想维持生活，或者要想提高生活水平，除了依靠他们自己畜养的牲口和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外，还需要依靠他们南面的农民们出产的物品。游牧民族擅长弓马技艺，形成了一支天然的军队。他们民族的所有男子都能够服兵役。政治地位主要取决于和其他部落作战时的功绩，或者对南方农业区进行劫掠时的表现，带领作战的头领负责向手下分配劫掠战利品，来保证手下对他的忠心。由于游牧民族的头领们权力的获取取决于从中国人那里得来的战利品的分配，游牧民族的政治就和中华帝国紧密关联。战国时期诸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使得游牧民大范围地武装自己，统一而繁荣的中华帝国又能为游牧部落提供财富，游牧帝国通常能从中华帝国统治者那里拿到献金。这种财富在北方的重新分配形成了游牧民统治者的政治权力。

持另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北方前线并不存在北方游牧民和南方农业居民之间的明显分界线。北方游牧民——比如匈奴——在其居住的核心地带也从事农业生产，中亚地区的绿洲城邦能够向游牧民以及农民提供任何他们缺乏的必需品。因此，游牧国家的生存既不依赖波斯这个西方庞大的农业帝国，也不依靠在东方的中国。这些国家毫无疑问会通过贸易、劫掠或收贡等方式从中国获得所需的商品，但是这些产品对于游牧民的生存，或者对于统治者的优势地位而言，并非是不可缺少的。

依照这个模式，一方面，游牧社会的少量经济盈余——少量随身携带的必需品——使得它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可能与普通百姓形成明显划分。这些社会动荡并不是由那种大规模的战争引起，而是小规模的劫掠、仇杀或报复不平、争夺放牧区、抢婚，等等。另一方面，恶劣的天气、内部造反动乱、农耕国家的扩张，都会对游牧国家微妙的社会平衡造成影响。由于常常被迫迁徙到新的地区，随时面临着外族的武装袭击，这些部落只能组建大规模的军事组织，以此求得生存。这一般都依靠具有领袖气质的军事头领的率领，他召集战土作为他的护卫兵，然后一步一步把早先军功卓著和具有声望的战士都招募进来。以“可汗”领导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标志着游牧国家军事化进程的顶峰。“可汗”由“上天护佑”，因此战无不胜。这种新式的最高领袖，通过把劫掠品分给他的跟随者来确保他们的忠心，从而把传统的部落贵族统治转变为一种国家层面的贵族统治。P134

除了向匈奴赠送金钱和妇女之外，“和亲”体系需要中国与匈奴之间在外交平等方面达成一致。匈奴首领有权力在与汉朝皇帝对话时只道姓，而普通中国百姓却不行。除此之外，“单于”的称谓被认为和中国的“皇帝”是同样尊贵的，而且这两位皇帝也以“兄弟”相称。公元前 162 年，汉文帝曾经下诏：“独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昆弟之欢。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细故，俱蹈大道。”，

两位天子不但在虚构的兄弟关系中处于平等地位，而且他们都和天、地相提并论，这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平分天地。“单于”给汉文帝的一道外交文书中也反映了一种类似的世界观：“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占领匈奴以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几年以后，即公元前162 年，双方签订了一个条约，采取了以下政策：“单子”统治中国长城以北的“引弓之国”；长城以南的民众，即“冠带之室”，则是汉朝皇帝的统治范围。Tl31这就把世界分为两个文化带——游牧民和汉民一它们各自构成自己的帝国。它还使彼此双方达成了一定的认识，认可了彼此在其范围内，对更小国家的主宰权。（地图10）P137

在战国时期，不同的地域文化构成了“中国”领域的主要区别；与该时期相比，把天下想象成由游牧民族和中国二者所构成，标志着136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假定中华文明在根本上统一的依据是它和游牧民族的区别，从而把地域差别减弱到了次要的因素。通过发明“中国，游牧民族的对立”这样一个概念，中国第一次呈现出一个统一体的面貌，这种两极概念在后代中华文明中仍旧是核心的内容。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政治上两分天下的局面只持续了几十年。尽管汉朝给匈奴的岁贡在日益增加，匈奴并没有停止其侵略。任何一个和约都只持续短短几年，然后又会因一次新的入侵而破裂，而匈奴反过来又要求更多赔偿，以换取和平局面。中国人把这归因于胡人的不忠，但它确实反映了匈奴政权的本性。中国的皇帝作为至高的立法者、法官以及统治者，其地位不容置疑，但匈奴政权的权力却被血缘纽带、惯常习俗以及部族间的横向分割限制、分裂。单于只能通过不断谈判来保持对其臣服的部落领袖的控制，在谈判中，他不是一位绝对权威，而是一群领袖中的领头人，他在战争中的胜利和对掠夺品的分配影响着他的权力大小。

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单于不能无限地制约军事行动，也不能阻止他的部下自作主张地袭击他人，因为首领的权力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他们在战争中所获的胜利以及战利品分配的基础之上。有些时候他们会因为和汉朝地方官员关系紧张而发动侵略，有时则出于单于的愤恨。“和亲”政策的失败是因为它所依靠的权力结构在匈奴并不針酣。P140

尽管历史记载并不明晰，但资料显示在南郊举办的首次“郊祭”是为了献给“太一”。由于献祭并未能如愿地带给皇帝一位继承人，匡衡为此丢尽了颜面。之后，一场暴风雨摧毁了“太一”神坛，汉成帝也被梦魇萦绕，因此“太一”神坛又移回了原来的地方，“太一”成了接受祭享的神。对“天”的崇拜直到王莽当政时期才被确立为国家主要的宗教。他把自己纂取皇权视为顺应天命，当东汉建立者光武帝恢复封禅仪式时，他解释说这是一种确认恢复秩序的天意的方式。之后不久，以班彪为首的东汉学者恢复了周代对“天命”的信条。P192

《吕氏春秋》由三部分组成：“十二纪”“八览”以及“六论”。“纪”构成了书的核心，严格按照历法，系以年月，很可能最先独立成书。这可以从“纪”之末的一篇后记得到证实，它讨论了著作的本质——这是战国时代到汉朝时期的一种普遍做法。这个后记把书称“十二纪”，而且认为它已经囊括了天、地、人三才。

“十二纪”按一年 十二个月命名，每个均以人所尽知的“月令”——与“天子”行事相关的某个名称——起始。紧跟其后的是专篇论文，把有限的国家历法扩展为一种王道理论。“春纪”这一部分之下的论文描述了生命的最高意义，君王看重自我生命的重要性以及君王所担负的毫无差等地帮助其他生命的责任。“夏纪”之下的论文主要、仑述需要用尊师重教、礼仪教化和音乐演奏来延长寿命。“秋纪”之下的论文主要解说军事。“冬纪”之下的论文讨论丧葬，然后延伸到提倡个人节欲舍生，以及修饬国典，奖励有功之人，并且“论时令，IX待来岁”。

君主根据季节的转换来调节自身行为，这提供了一种框架，在这种框架中，各哲学流派所倡导的理论都能有其地位。尽管不同学派的主题只是散见于书中，“春纪”中的主导思想来自《杨子》和《庄子》中调和论的观点；“夏纪”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教育思想；“秋纪”是来自兵家的军事和战争思想；“冬纪”是墨家学派的节用和节葬思想，以及法家关于对人才的评估和雇用方面的教诲。这种融诸子于一炉的观念是通过将百家诸子学说安排在天子起居行为的日程之下来完成的。君主体现并执行着由上天决定的循环周期，因此他也就成为所有这些学派的焦点。

《淮南子》未采用季节转换的模式，但吸取了道家对宇宙本原及其性质的解释。第一篇解释了宇宙的道，它既是万物的来源，也是万物存在的模式；第二篇论述了事物之间的区别以及转化的原则，宇宙及其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按此原则形成的；第三篇论天；第四篇论地；第五篇根据“月令”讨论季节；第六篇表达天、地，以及所有自然现象相互间连接、呼应的原则；第七篇探讨了人的产生和本质；第八篇讨论人的智慧；第九篇论君主。

从最初的基础物质出发，通过第一次裂变，分为天和地，形成了空间和时间的结构，形成了人类的起源，并且在圣人和君主那里发展到人类的最高形式。这部百科全书和《吕氏春秋》一样，缺少一种明晰的结构。然而，在前面部分的篇章里，从原初的单一性发展到圣人，展现了一种把所有哲学及技术流派整合在一起的宇宙模式。

《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比秦完成最后的统一征服只早20 余年，很显然，该书和政治统一的雄心是结合在一起的。文章反复强调君主的重要性以及统一所具有的价值。它辩解说，在遥远的古代、还没产生统治者的时候，或者在边远的、还不存在统治者的地区，人们只能像野兽那样生活。亲缘关系、等级制度、礼仪行为、工具或技术方式，以及所有其他一切文明所具有的特色，都依赖君主，因为是他们引进或者维护了这些因素。但是君主的功能只能通过一人统治其他人来实现。如果缺少宇宙统治者，缺少他制定的所有规则、度量、判断标准或理念，都会导致混乱和战争。P217

司马迁在他的历史结构中写上了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置于一位在世孔子的地位。但是，随着作为国家正统学说的经学取得了胜利，《史记》因其所持的道家倾向而成为批判的对象。公元 l世纪，班彪、班固父子担负起撰写汉代历史的任务，他们采纳了司马迁作品的结构，视之为一种模式，但是他们拋弃了他的宇宙观，批评他没能坚持儒家的道德观。

虽然司马迁声称他写历史是为了赞颂汉朝，但实际上他在撰写汉代统治者——著名的汉代开创者汉高祖以及当朝的汉武帝——的传记时，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与此相反，班固在他的诗歌中，认为东汉的前三位皇帝即便谈不上圣人，也算得上是聪明的统治者，因为他们使国家前进成为一个儒家的政府。对东汉的褒扬，就必须对西汉进行批评，司马迁对西汉统治者也是轻视的，因此班固就能够大量地使用司马迁提供的材料，同时诽谤司马迁对皇室持有敌意。

但是，班固还批评司马迁，认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尽管司马迁把孔子和《春秋》作为他的样板，自己还模仿一些相对次要的经典作家，比如说战国时期的诗人屈原。更重要的是，在司马迁之父所写的论文中，其结论实际上是提倡道家的优越性，这导致人们指责司马迁自己实际上也是一个道家哲学的狂热分子。结果，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对几个部分的分类一视汉代创立者和项羽均为统治者，视抗秦起义的领袖陈胜为“世家”——以及某些时候还颂扬刺客、侠土以及商人，这些都被视为明确的道德偏向。

班固《汉书》的成书标志着史学编撰性质的一种制度化的转移。《史记》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的家庭努力，班彪本人虽然也私撰了史学作品，但班固和他父亲一样，刚开始时是单独撰述，也同样因“私修国史”而被捕入狱，但他很快就被汉明帝启用，去写一部汉代历史。I19J这标志着宫修史学的起源，官修史学也成为整个中华帝国各王朝的标准特点。

朝廷任命史官编撰皇帝实录和个人的传记，这些记录最后就形成“国史”的内容。东汉史官位于洛阳东观，有一部分由官方发起所撰的传记资料流传至今，名为《东观汉纪》。史学撰述的官修化在唐朝时达到顶峰，表明王朝官修史学的编撰质量下降得极为严重。P221

东汉政府设法阻止人们离开边区，并且鼓励那些离开的人返回边区，但所有尝试都归于无用。《后汉书》上说“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公元 62 年，汉明帝规定，凡是逃回老家的流民，只要返回边疆地区的，政府发给每人二万钱。有一条明确的材料可以证实这种内迁禁令。公元167 年，当张奂从遥远的西北地区敦煌返回时，他被允许迁到内地的郡邑，而这只是对他做出的特殊贡献的一种奖励。P261

为了对付“内附胡人”的反叛以及“太平道”形成的威胁，帝国政府亟需调动只有那些形成了个人纽带关系的人——郡守、州牧、边将、内迁安置的部落酋长或者大地主，在其他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宗教起义领袖——才能够支配的武装力量。尽管这些领袖获取支持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在一个社会全面崩溃的年代，他们能够召集自己的武装力量，来获取自身的安全。在汉朝瓦解后长达数个世纪的分裂割据时代，这些形形色色的军阀都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P268”

吴砺

20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