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纪录片中的耶稣和圣经（四）

吴砺

                        西方纪录片中的耶稣和圣经（四）

     从民俗学史料上观察。这一点Frazer所著《〈旧约〉圣经的民俗学》（The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早已提及，因无原书，无从征引。现在只须注意考茨基（Kautsky）所著《基督教之基础》及其所引普夫来得勒（Pfleiderer）的考证，便很容易明白了。

    “照路加所载基督降生的故事，也有些佛教的色彩。普夫来得勒曾指出，福音书的作者，断不能凭空把这段故事捏做出来，虽然他是一段绝无历史根据的故事，他必然是取之于‘那些为他所知道的’传说中，也许就是取之于为一切西方的亚洲民族所共知的古代传说中。‘因为我们在东方的印度救主释迦牟尼（生于纪元前五世纪）幼时的故事中，也看见同样的传说，其记号有时极相酷似的传说。他也是为处女王后摩耶（Maya）的神奇的产儿，她的白璧无瑕身体，也是因为一道天光而得孕。当他出世的时候，也有许多天神出现。并且唱着下边的赞美诗：‘一个奇异的英雄，一个无可比较的英雄，已经出世了。万国欢腾，尔充满仁慈，今日尔反尔的慈爱散播于全宇宙的一切事物之上。让欢欣和愉快参入于一切生物之间，看到他们可以安宁，可以自主，可以快乐。’释迦牟尼的母亲，后来也把他带到神殿去，以顺从他们的法律的习惯；他在那里为那个因得预觉而由喜玛拉稚山降临的老隐士（仙人）阿西他（Asita）所见；阿西他预断这个孩子就是佛，一切罪恶的救主，自由、光明和永生的指导者。……最后这个王子的知识、体魄和美观及日臻完备的记载，又正和《路加》第二章第四十节和五十二节所说及小孩邓稣的话，刚刚一样”。

     “此外还有种种提及日渐长成的释迦幼年智慧的例证。据说，这个孩子有一次曾在宴会中失踪，他的父亲找了很久，才看见他站在一班神圣人物当中，忘形于虔心的冥想中，并且规劝他的惊讶的父亲去寻求较高尚的东西。”（汉译本《基督教之基础》中引普夫来得勒《原始基督教》及《基督教的起源》1905年，英译本1906年二书）

     Pfleiderer据此传说史料，指出基督教取自印度佛教的元素。Kautsky引此以证明东方印度的各种见解，实为最有影响于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和各种传说的一种势力，这大概也可以说是一种定论了。

     从考古学史料上观察，最重要的就是纪元前3世纪，以宣扬佛法著名的阿育王（Asoka）的碑铭了。阿育王为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之孙，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第三世（一译阿输迦王，以前佛典又译作无忧王，法显《佛国记》作阿育王）。他即位于纪元前272或273年，卒于232年（秦始皇十五年）。在位时保护佛教，曾召集佛教大会于华氏城（玄奘《西域记》作波吒厘子城）结集佛典。并派遣僧人至叙利亚、埃及、马其顿、锡兰、西藏、伊庇鲁斯（Epirus）、比奴阿（Binua）乃至印度全土，传布佛教。其布教范围，包括亚、非、欧三大陆。此事中国文献如《大唐西域记》、第10世纪时克什弥尔国诗人kshemendra所著“Bodhisatwavadena Kalpalata”中，均略有记载，而以此时代所留之法敕碑及纪念碑的建造等遗迹，为最值得我们注意。

    最近十余年间欧洲学者从Orissa、Mysone、五河地方（Punjab）、孟买海岸（Bomby Coast）及其他地方发现许多在摩崖、石柱所刻的法敕、纪念碑文，其价值之高，在碑文史上，可与Malta的碑文、Rosetta石，及Behistun石等价值相比；即就石柱头的雕刻物言，亦为印度美术史上现存最古的遗物，甚可珍贵。尤其是碑文第十三中，发现刻有邻邦诸国名、王名等，是我们研究印度佛教西传史很好的资料。其原文及王名考释如下：（参照泥勒教授梵文原本阿输迦王石刻，民国二十二年云南教育厅编译处邓永龄译。页26一28，矢吹庆辉《西洋人观たる印度》页16一17）

     就中臾那一名，在南方所传佛教文献，所记派遣传道师事迹的诸国名中，作Yonakoloka（臾那世界），即Yona（Yovana 为爱奥尼亚 Ionia 之转名）。此臾那世界，前人以为即史那世界，即是支那，为当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一证。但据今人将《善见律毗婆娑》（Samanta Pasadika）的汉译本与巴利原本对照研究，知道臾那世界，不是中国，而为希腊人殖民地的大夏（Bactria）。

     又传道于信度河边阿波兰多迦的臾那人法护（昙无德 Yonaka Dhammarakhitta），也已证明是为希腊人。即在此派遣僧人中，很明白地是有希腊人的传道师的存在。

     由上考证，不是证明了在纪元前第3世纪，印度佛教已经传播四方，而间接给原始基督教以很大的影响吗？

     还有在孟斐斯（Memphis）地方，发现的印度数字，证明了此处曾为印度人的殖民地。托雷密（Ptolemy）的墓石上面，雕刻着车轮、塔、三叉戟的记号。荷拉斯（Horus）的神像，在莲华上面，表现着印度的样式。凡此种种，均可见印度文化很早即已传播西方。

    而在纪元前538年，犹太人曾为巴比伦的俘虏，这也是很著名的事实。埃利俄特（Charles Eliot）在所著《印度教与佛教》（Hinduism and Buddhism.Vol III）对于西洋与印度之文化交通，曾有很详细的叙述。依他意思，若使印度文化可以影响巴比伦，则自亦可以影响犹太。而且当波斯王薛西斯（Xerxes）与希腊战争的时候，其军队中即有印度人。印度与基督教诞生地的直接间接的文化交通，这不但是考古学上的事实，而且简直就是历史学上铁一般的事实了。

     总结起来，由上所述文献、民俗、考古各方面的史料，使我们越发相信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的影响。从前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有所著《编年史》（Annals）第十五卷第四十四章曾述及当时罗马人的见解，他们之所以逮捕基督教徒，“是藉口他们犯过痛恨人类之罪”（Everymans Library 274英译本页486一487。“A numder of Christians were convicted，not indeed，upon clear evidence of their having set the city on fire，but rather onaccount of their sullen hatred of the whole human race”）这痛恨人类的罪名，无疑乎就是原始基督教徒所受印度佛教影响的最大证据了。

     编后：

     朱谦之（1899一1972），字情牵，福建省福州市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一生著述等身，据不完全统计，曾著有专著42部，译文2部，发表论文百余篇。朱先生由于外语娴熟，思想敏锐，基础扎实，使他对中外宗教、哲学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搜长比较研究。

    本文是他在1940年时作于云南澄江，1947年录正于广东石牌，1949年5月发表于《珠海学报》第2集。本刊之所以将此文重新发表，是觉得过40余年后，有关佛教比较研究的进展仍然不尽人意，至今学者对这项研究尚未深入地开展，研究水平并没有超过这篇文章。

     本文在资料的占有方面有可取之处，文中所介绍的各种参考书，至今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也是当时学术界经常阅读引用的。这篇文章初次发表后，朱先生曾经又做过补充，尤其是在资料方面有所增益，例如文中提到的普夫来得勒（Pfleiderer Otto，1839一1908）除了著有《原始基督教》和《基督教的起源》二书外，还著有《从历史关系看原始基督教的著作与教义》（1878年，1906年英译本）。

     朱先生在文中提到的其本人著的《文化哲学》一书，系193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9年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第一编，1990年9月商务印书馆再版。另一本《中国思想对欧洲文化之影响》首次发表于1940年7月商务印书馆本，1989年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第一编。1958年朱先生对此书重新修正，1962年商务印书馆排出印样本，但直到1985年6月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这次重新发排，仅对个别错字或笔误做了订正，原文并没有改动。原文中有的名词与现今学术界通用的不大一样，例如Frazer，即今译为“弗雷泽”，著名的原始宗教学家，著有名著《金枝》。又如五河地方（Punjap），现今译为“旁遮普”，系印度一个有名的地方。但由于所用译名后面皆附有原文，因之读者阅读时可有所参考，并注意之。

     转载于《佛学研究》（1996），第52—58页。

摘录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5ee2620101hq44.html

吴砺

201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