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花飘香骄子岭

南阳开国 · 发表于 2020-3-31 16:55:10

槐花飘香骄子岭

立春过后，万物复苏。笋尖破土，小草伸头；柳绿桃红，杏花烟雨江淮。今年因疫情不能郊游，宅家常无事临窗闲坐，看到马路对面的槐花已含苞待放，每每就想起故乡的骄子岭，特别是那槐花飘香的青涩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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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岭那树

骄子岭，原名轿子岭，又名轿子顶，是我家乡万人皆知、耳熟能详的一个地方，可见于县级地形图中。她坐落在庐江县泥河镇境内，位于原洋河、四顾、曙光三村交界处。说是“岭”，其实就是一座小山头，它比周围地方相对海拔高不过50米。轿子岭为什么在当地很有名气呢？那是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时的洋河人民公社在此兴建了当地最高学府——洋河中学（初中）。凡是从洋河地界走出的学子，大多接受过她3年以上的熏陶。她虽只存在了22年（1996年因教育布局调整而撤并），但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天之骄子，因此“轿子岭”就被乡亲们叫成“骄子岭”了。

骄子岭地处洋河腹地，学校占地面积大约有30来亩，分别由参差荇菜的三块平地组成，交界处都是三、四米高较陡的土坎子，但有坡道连通。因地形复杂，学校没有围墙呈开放式。教学区置顶，顶部较平坦，面积有10多亩。从西边进校，映入眼帘的是两棵苍翠的“个”字形雪松，四周垒起膝盖高的多边形水泥花台，每个占地近10平方米；退后4米多是2座砖砌的黑板报，两排教室一南一北平行布局，相隔之间很空旷，中间是道路，路边栽有成排的冬青，空旷处种上泡桐；生活区往东头下坡，是食堂和教师宿舍，约有7亩地；教学区正南面算是运动区，地势低而平坦，面积有8亩，主体是西南角的一座篮球场。整个山头，远望就象平地中放置的一顶轿子，轿子岭由此而得名。

骄子岭，土地贫瘠，表层是砂石土壤，深层是红色的猫屎泥（儿时常用来做玩具枪的泥巴，也是本地腌咸鸭蛋的好材料），适于杉树、泡桐、桂竹、刺槐等竹木品种的生长。故而骄子岭下是满山的杉树林。校园内参天的泡桐，夏天绿荫如盖，教室内凉风习习；低洼的东南角厕所下边山坡地，大约栽有一亩地细桂竹；校内还有一种最常见的树，就是土生土长在坷垃处的刺槐。正是这不起眼的刺槐，让我和众多洋河学子流连忘返，因为它是我们心目中的校树，母校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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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槐，学名洋槐，属落叶乔木，树身有刺，树皮灰褐有裂纹，易生粉虫和白蚂蚁，成材不能重用，在本地被视为杂树。该树种耐贫瘠、生命力却很旺盛，人为栽植少，靠根系孽生。但是槐花有香味、可食用，更适宜酿蜂蜜。每年初春发芽，四月是其盛花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教师宿舍后的那一排刺槐，正好生在坎子上，长在教室通往东南角厕所的路边。刺槐有十多棵，大的有碗口粗，高六七米，分立东西两端，俨然象值勤的哨兵，长年累月为我们的园丁站岗放哨。最西头一棵长在坎上，因坎子比屋顶高，显得高耸；最东头一棵齐窗口挺拔，遮风挡雨。人间四月天，所有的刺槐都竞相滴翠吐玉，引得蜜蜂和蝴蝶翻飞群舞，散发出阳春的朝气。下课时，蜂涌的男生们冲出教室直奔WC，有人跳起来摘下一串带至课桌肚或挂在教室的门头、窗口；女生们路过树下，用纤手小心翼翼地采下一小串，插在发间或藏于花布书包里……四月的校园是槐花的世界，醉人的清香伴随朗朗的书声飘向田野，温润洋河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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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校那事

洋河中学是1975年从洋河小学撤分出来的，初名叫洋河农中，农中就是半天劳动、半天上课。一开始学生的劳动主要是建校，开山迁坟，从岫山口搬运石料，给泥瓦匠当小工。没过两年，学校初具规模，变成全日制，校名就改叫洋河中学了。

洋中的规模在一步步地扩大。最先一个班，后来是平行班，最后是三班上顶，另加一个复读班，学校最多时有六、七百人。学校最老的房子，就是上面两排中间的九间教室和下面的六间食堂，石墙瓦顶。早年的学长们哪个肩上、手心没有一层厚厚的老茧？他们为建校付出了巨多的汗水，这为后来的学弟们所不知。老师们居住和办公的，就是刺槐树下的一排蓖麻棚（用蓖麻杆扎成墙，内外再用泥巴糊起来挡风）。后来学校办起了小窑厂，把教室原来淌“锈水”（风化）的石头墙体换成了青砖。最上面的教室两头在延长，1986年食堂前又加了一幢南北走向的6间房屋（水泥晒场西）；1991年左右，月形附中撤并，学校又在篮球场边建成一排9间教室。这就是洋河中学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那时候，学校每周六天工作制。一天开七节课，上午四节、下午三节（第一节是自习）。开设的科目有语数英、理化生、政史地、音体美和劳动。

夏日，天亮得早，但念书人起得更早，有的要帮家人干一会农活，才能热上一碗剩饭或是剩粥吃下，背上书包，用网兜拎上咸菜瓶，一路小跑赶赴学校早读。到了冬天就要起早摸黑，有时还要顶风冒雪，衣服被汗水和雪水交叉浸湿是常事，什么刘海结冰凇、眉毛结霜花是常态。不管季节变换，班主任老师会准时出现在教室外，教室里顿时响起一片读书声，有读课文的，有念英语的，还有的背诵时政或数理化公式。老师很少进课堂，怕打扰到同学们，只是从窗口用眼光扫一下室内的空座位和到校生早读情况。迟到的，会被老师叫住在走廊里问上几句，后在老师的“下不为例”声中低头走进教室，接受同学们的“集体检阅”。凡是早读不守纪律的，会被值日班组长记下名字送交班主任，中午或是下晚放学时，一准要被老师找到办公室（兼房间）训话。次数多了，班主任和校领导肯定要去家访，这样就少不了父母的一顿揍。那时，大凡没有挨过老师批评或父母打骂的，一般只有两类人，要么是成绩好的，要么是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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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课预备钟声的敲响，整个校园读书声嘎然而止，接着各班纷纷响起了点名声，此起彼伏。这时上第一节课的老师也都站在走廊上，腋窝夹着教材和备课笔记，手中揣着粉笔盒和教具在作最后的准备，钟声一停就从容地走向三尺讲台。

课间休息一般是十分钟，但上午第二、三节课之间是十五分钟课间操。一到此时，早餐吃的干饭和咸菜在胃里起反应了，同学们口渴难耐，不少人拿出瓷缸冲向食堂，准备去“偷”水喝。因学校水井位于食堂后面的山凹里，师生生活用水都靠炊事员手提肩挑，一天要好几十担。遇到干旱年份，井里少水，师傅们就要去后面的大官塘去担水，路程有一千多米，还是负重上坡，劳累可想而知。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师傅们都“严阵以待”，站在两只大水缸边看好缸盖，守护自己的劳动成果。稍不留意，就会被调皮学生攨（wa）去一碗。那些没舀到水的，只能去坎下的深井里去汲水解渴。八十年代末期，学校终于在食堂门前打了一眼深井，并安上了潜水泵，“吃水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上午第四节课，学生们的注意力就不够集中了。因为到十一点，食堂的饭香飘来很诱人，教室里的人难以坐住，同学们早已饥肠辘辘。在食堂就餐的，私底下在准备着饭菜票和餐具；不在就餐的，勒紧裤腰带，等着放学铃声一响就开始往家奔。我家离校有四华里，一学期交不了十斤米，主要是考虑雨雪天在就餐。我上学那会儿还没吃饭桶，就餐要在走廊下站队打饭。有时弄不好，被大个子同学挤掉队就吃不上饭，只能再回头排队，打几两锅巴啃啃。学校大闷锅煮出的锅巴，现在是见不到了。一点也不夸张，足有一公分厚，橙黄焦脆，香气扑鼻，嚼在嘴里咯嘣响，很是过瘾，就是怕砂子磕了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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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在食堂用餐的同学，好学的就回教室做作业，喜欢玩的就溜到学校下边的供销社闲逛，要么到综合厂、油坊转转，还有的带上象棋、扑克，几个人聚在一起，钻到杉树丛里消磨时间；也有玩小七张或推牌九的，偷着赌小钱，甚至被老师抓了现行而受到惩戒。因为是农村学校，学生们都以求学为重，谈恋爱的很少。

下午课程，以音体美和劳动课为主。音乐、体育老师都是兼职。音乐老师教唱的都是比较老的革命经典歌曲，三年下来也能哼唱几首；体育课只做广播体操、打篮球、打排球、打羽毛球、跳绳、跳远等；美术课上得少，没有老师教。劳动课内容最丰富，学校勤工俭学有不少基地，有小农场、小林场、茶园，还有砖窑厂。小农场就在学校东南脚下的山洼里。塝上是一片山地，有七八亩，地埂下是一口水塘，塘下有三、四亩水田。山地种的是旱粮，水田种的是双季稻，农作物要播种、插秧、除草、施肥、收割、脱粒、晾晒。为此，在食堂前的土丘上特地修建了一块大约90平方米的水泥晒场。小林场是一块“飞地”，位于学校正前方，有600米远，为曙光、姚店、新胜、四顾4村交界处，杉林40多亩，茶园20来亩，杉树和茶叶要翻土、除草、施肥、修剪、采摘、间伐。小窑厂先办在曙光村查塝，常让学生们去实习手工制砖，后来窑厂搬迁到学校西南边的四顾村孙冲，给人承包了，制砖机取代人工，劳动课就不需学掼砖了。80年代后期，中考加试《劳动技术》，分值占50分，说明国家对应试教育开始转型。

傍晚，白天闹腾腾的校园骤然冷静下来，只有篮球场热闹非凡，不急于回家的同学都在观看混合球赛，球场边站满了人；坎上的乒乓球台边玩的人很少，基本上是住校生。老师们回家的回家，家访的家访。夜晚，学校一片漆黑，只有槐树下的一排小屋灯火通明，这是年轻教师宿舍区。他们以校为家，坚守岗位。寂静的深夜，还在埋头伏案工作、学习，有事为解乏，相邀四人挑灯夜战甩“老K”或者是2人博弈；陪伴他们的，只有窗外闻香借光采花的小蜜蜂。住校生晚间有时三两个结伴出去“放放风”，蹭点豆荚回来在煤油炉子里烀着吃；有时想解馋，就自己动手用旧牙刷插上缝被子长针，制成蘸子，打着柴油火把，跑到田畈里去蘸黄鳝和泥鳅，第二天再就着新下挂的槐花红烧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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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之前，升学靠推荐。绝大多数，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极少数的托人找关系，走当兵提干这条路。恢复中高考制度后，农村孩子终于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八二年之前，中考考点都设在乡镇一级；之后考点集中改设在县城。因考生众多容纳不了，开始实行“预考”；“预考”最先实行两轮淘汰制，第一轮以乡为单位，第二轮以区为单位。只有连过两“关”的学生，才有资格去县城参加中考。考点的变革，打破了一大批农村孩子的“读书梦”。少数人报名时，因超过了年龄要求，直接被取消报考资格；百分之七、八十的人还是被区乡两轮“预考”筛选掉。我们那一届首当其冲，一百五、六十毕业生，上城赶考的只剩30来人。实行两轮预考制，时间不长就改成一轮，参加中考的学生开始多起来。不过，由于整体升学率低，学校每年能达中专线的，也只有百分之一、二，好的年份达三、四，上高中的也只在百分之十左右。值得一提的是，洋河中学从1978年开始到停办，期间还没出现过“白板”；但比不及周边的罗河、七桥中学。这些当年考上中专、轰动乡里的尖子生从发展情况看，远不如读高中后来上大学的同学们。这些人算是改革开放时期“被埋没的一代人才”，他们工作后大多扎根农村，为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生默默无闻充当了一颗“铺路石”。

那人那情

听师长介绍，洋河中学首任校长姓韦，人称韦辅导。经了解，与我还是同村老乡。他为人很厚道，不怕吃苦，自己带着老师和同学们干，很受师生们尊敬。为育出好苗儿，公社把当时最好的各科老师遴选来。尽管如此，基本上是高中教初中，中师的凤毛鳞角，专科分配来校的到八十年代末期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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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虽然学历不高，但都认真负责，尽心尽力。没有教辅材料，就自己动手刻钢板，发动学生印讲义，并制作简易实验器材，想方设法拓宽学生们的视野和知识面。老师们恨不得把自己的“一桶水”，全部倒给学生；学生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不懂就问，书不离手，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恨不得钻进老师的“肚子”中，学其所有。师生互敬互爱，教学相长，关系融洽，感情深厚。学校早期，公办老师屈指可数，其余大部分是耕读（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他们除了教书还要回家种田，多数早来晚归，房间到晚上就让给路远的学生住校。

我记忆中的老师，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教英语的石老师，是泥河街道人，高中刚毕业，因会英语被请来学校代课。他瘦黑高个，穿着很时髦，长发喇叭裤，弹得一手好吉他。学生们不怎么乐意听他的课，却喜欢听他弹琴。记得我刚学英语时，被逼“上梁山”，两学期上了六本书，没办法只得用汉字标注单词读音，如“teacher老师”（梯七）、“bike 自行车”（巴爷科）。我从师范毕业回到母校任教时，我和他住隔壁，竟然成为好朋友。教历史的“老旺”（其实姓张）老师，讲课很精彩。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上“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这节课。他先讲侵略者火烧园明园，在北京城烧、杀、奸、掠，无所不为，同学们同仇敌忾，不共戴天；接着讲义和团勇士以血肉之躯冒着枪林弹雨，奋起抗击外国侵略者，抡起大刀砍向侵略者。讲到动情处，他左手捉书，右手做削瓜皮似的动作，口里咬牙切齿，“砍！砍！…” 同学们听了连声叫好，那才叫解恨和痛快！“大个子”李老师教体育，篮球中锋打得好；“白头毛”张老师教地理和化学，“眼镜”罗老师教政治，也教化学，教数学的郭老师，时常板着脸，学生们望而生畏，据说他会武功常表演武术；既当领导又教数学的黄先生，投篮很准，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全校唯一说普通话教语文的查主任，与我家有亲戚关系、教过几何的女性张老师，还有身材魁梧、半头华发、戴着金丝边眼镜，显得特别儒雅的蔡光熙主任，他只教了我一年生物就光荣退休。在洋河中学，还有许多关心我的老师，就不一一枚举。我衷心感谢我的先生们！是他们的谆谆教诲，让我受益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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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中毕业后，我上了师范，跳出“农门”。三年后，反哺生我养我的乡村，回到母校任教，在那里恋爱结婚、生子成家，直到1995年暑期改行离开。掐指一算，在洋中学习、工作和生活了1４年，人生中最青涩、也是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在此度过。洋河中学哺育了我，我接过教棒，薪火相传，就象校园里的刺槐树每年发芽吐绿、开花结果，年复一年。10年下来，我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些有用之才，学生们也都尊敬我，经常和我联系，彼此问长问短，令人十分欣慰和自豪。

转眼25年过去了。今日的洋中，早已不见了往日的繁荣，育人之所变成了养鸡场地，难免令人有些惋惜和伤感。事物虽有千变万化，但不变的是情感，骄子岭永远是洋中师生们心中留念的精神家园!那一排耸立的刺槐树若是还健在，肯定已长成参天大树，一定又在孕育新的花季，等待着春暖花开！

洋中毕业的兄弟姐妹们，快到人间四月天了——槐花盛开的时节。但愿你我得空故地重游，掬一抔槐香，了却自己一段不尽的思念和绵绵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