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藏经洞》（下）

吴砺

                        《发现藏经洞》（下）

随后我们就发现了时代最早的卷子的年代证据，在一份残长3英尺多、纸张发黄的汉文卷子的背面，我发现了用婆罗门草书字体书写的文书，这是我所熟悉的和田文。接着，又发现了另外的三份和田文书残卷，都是在卷子的一面或双面书写和田文。这就清楚地表明，密室藏经的时代与印度文字（可能为梵文）在这一崇佛地区的流行同时。和田文书在汉文卷子背面的出现说明敦煌地区的佛教与塔里木盆地广为流行的佛教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不久，我又在另一捆卷子里发现了一大堆婆提文书，用“笈多草体”书写，据霍恩雷博士的研究，它们分属两本和田文著作。其中一份为医学文书，保存下来的至少有71 页之多(图38)。

在这些胡乱堆积的藏经中，有汉文和藏文的卷子，也有不少吐蕃婆提文书。另外还发现了大量凌乱纷杂的汉文散页文书。这些汉文散页毫无顺序，装订简单粗糙，也没有用布袋装起来。这些都表明，自从它们被捆缚起来以后，就不曾受到过翻动、破坏。王道士随意地在这些藏经中翻检“珍宝”，结果又有不少新的发现。尽管这些散页已找不出什么顺序，其内容却是丝毫无损。它们既没有一丝受潮的痕迹，也一点不觉得脆。道理很简单，藏经洞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藏经地点，它开凿在干燥的岩体里，沙漠山谷里即使有一丁点儿的潮湿空气，也被与藏经完全隔离了。藏经洞三面是厚实的岩体，只有一面是封堵的砖墙，而且又被流沙埋藏了好几个世纪，藏经洞里的温度基本上是恒定的。在如此干旱的地方如此妥善地保存藏经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P055

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来仔细研讨这些文书的年代。我所关注的是我能从这里拿走多少藏经。令人奇怪的是，王道士竟然对这些元价之宝毫不可惜，这也使我内心颇感到一丝轻松。当我从手头那些纷杂的藏品中挑出一些丝画（帛画）、布画和文书以备以后深入研究时，他居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我甚至产生了要将所有的藏品带走的想法。不过，这一要求显然有点过分了。于是，我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将挑剩的那部分还给他，以便腾出地方让他拿出更多的藏品来供我选择。这一招果然奏效，使王道士确信了这些艺术遗产没有什么价值。为了把我的注意力从他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汉文经卷上引开，他开始不惜余力地将他归人垃圾的那些藏品一捆一捆地抱了出来。这真使我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些新抱出来的文书残片中，尽管汉文文书残片还是占多数，但也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绘画作品、印制的文书、帛画、笈多草体的梵文文书以及一些非宗教内容的文书等。所以，第一天我和蒋师爷忙碌了整整一天，中间甚至没有休息过，一直干到夜幕笼罩了整个洞窟时才停止工作。

这些意想不到的发现使我极为兴奋，但我也很担心，这也是我一直所担心的一件事。那就是必须不断地诱导王道士，不让他感到心神不宁，不让他担心会有施主们的流言蜚语。蒋师爷的不烂之舌和我的一再表白自己对佛教和玄奘的崇拜发挥了作用。看得出来，尽管在经卷堆上来回爬动和运送经卷使王道士显得有些累了，但他脸上猜疑的表情，还是被一丝平静甚至是自豪的表情所掩盖，因为我们对他所认为的毫无价值的东西竟然表示了欣赏。事前，我曾许诺要捐献一大笔钱给他作修缮庙宇之用，以补偿翻检藏经给他所带来的不便和可能对他带来的风险。到了晚上，终于有一大堆写卷和绘画被挑出来包好放在“书房”的一边，留待运走供我们外交辞令上所谓的“深入研究”之用。但是对王道土是否敢冒着风险让我们将这批藏品运走，或者会不会被他识破我们的真实意图，我们心里还是感到没底。直接跟他谈一笔私下交易将这批藏品买走或偷偷运走在当时看来也是可行的。当我们忙碌了一整天离开王道士的那个洞窟时，我有机会与他就我们共同崇拜的偶像作了一次长谈。我声称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我很荣幸地来取得这批数目巨大的藏经和其他圣物，这些藏品有些可能与他到印度朝圣的活动有关，而这些藏品又是由他的另一个崇拜者（指王道士）保存着。当我们站在绘有唐僧西行取经图的甬道里时，我特意将他的注意力引向那幅唐僧牵着满载经书的坐骑从印度返回的场景，这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规劝，让他同意我的将这些由他发现、现仍藏在密室中的经卷带走供西方学者进行研究的请求。

我留下蒋师爷与王道土进行周旋。蒋师爷鼓动如簧之舌，力图说服王道士，称玄奘让他发现了这批佛教经典和圣物，其目的并不是要将它们继续深藏在密室里。由于王道土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的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庙宇的修缮，从一开始我就非常谨慎地提出这项捐赠，它自始至终吸引着王道士。同时我还无条件地捐赠了一件银器。我们很难判断这些交谈对王道士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他既担心他的圣洁的名声因此而受到玷污，同时又不愿放弃一个为他修缮庙宇洞窟提供捐赠的好机会，这对他衷心珍爱的功德事业很有利，但必须以付出他所认为的无用的那些古董为代价。看得出来，王道士一直都在上述两种选择之间犹犹豫豫，举棋不定。

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将这批挑选出来的写卷和绘画弄到手，这是我交给蒋师爷的一项任务。事实证明，他从来就没有辜负过我的期望。将近子夜了，我正准备上床休息，蒋师爷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在确信我的帐篷周围没有他人以后，他返身抱回了一大捆卷子。我看了看，正是我所挑选的那些经卷，心中不由大喜。王道士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但有一个明确的协定：此事只能我们三人知道；在我离开中国国土以前，对这批东西的出土地点必须守口如瓶。当时，他害怕自己被人发现不在他自己的住处，所以运送这批经卷的任务便只能由蒋师爷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他运送了7个（多）晚上，一捆一捆，越来越重，直至要用马车来装。对我的这位身材瘦削的学术知己而言，这是一件很苦的差事。他为此付出的艰辛，同他对我所有的热心帮助／-样，长久以来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P061

为了尽可能的消减王道士的担忧，同时也为了留下我进行布舍的实物证据，我安排王道士在一个已遭废弃的小窟里树立了一尊玄奘的塑像。敦煌工匠按期完工，但做出来的这尊塑像丑陋不堪。尽管如此，它也足可以帮助王道士挡住周围怀疑的目光，以掩饰我在敦煌呆的时间为什么如此之久的真实原因。一个星期以后他回来了，确信这一秘密行动没有被人察觉，他的名声也没有受到影响。这样，他又敢开始一项新的交易，我为他的修缮活动再捐上一笔，他则再让我挑选20多捆汉文卷子。当我后来开始捆扎时，这些卷子足足有七箱，还有五个箱子装满了绘画、织物等。一箱子的重量相当于一匹马的负荷。包装帛画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我正好利用上了因沙暴天气而不能对洞窟进行照相的几天工夫。我事先就故意带来了几个“空”箱子，装箱子也是悄悄进行，这样在我带着这些大箱子离开敦煌时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前期所做的精心准备并非徒劳。拘谨而老实的王道土终于放下心来，我也为之感到快慰。他仿佛感觉到将这些古代佛教遗物送到西方进行学术研究是做了一件积德的好事，这些遗物原本不为人知，或许将永远封存在尘埃里。当我最后终于要离开千佛洞时，他那古怪而棱角分明的脸上流露出习惯性的拘谨来，夹杂着一丝心满意足的神情。我们的告别完全是悄悄进行的。他的友善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回忆是，当我四个月后重返安西时，他又送给我一大堆汉文和藏文写卷，总计超过230 捆。蒋师爷是如何成功地劝说王道士这样做的，整个过程又是如何的守口如瓶的，我都在我的另外的游记中作了详细介绍。当全部24箱沉甸甸的写卷和另外5箱绘画等艺术品安然运抵大英博物馆时，我才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P090

前面如此详细地介绍我从王道士那里获取藏经的曲折经历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藏经洞里早期写卷和艺术品的发现意义特别重大，它也许是迄今为止中亚和远东地区出土古代文献最多的一次重大发现；二是由于我是第一个亲赴现场进行考察的西方学者，我觉得我有义务将所有有关遗物保存状况的细节披露出来，这些细节也许对探讨我带走的写卷的特征和内容有所裨益。出于同样的考虑，我觉得也有必要把在我之后学者们对藏经洞的考察情况作一番介绍。

令人高兴的是，特别是令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们感到兴奋的是，在我首次造访千佛洞遗址后不到一年，一位更有资格研究密室藏研究汉文写卷的学者—一鲍尔·伯希和教授来到了千佛洞。我离开敦煌时，曾不得不将一部分写卷留在了藏经洞里。伯希和对这些留下来的写卷进行了检阅。这位才华出众、学识渊博的法国人，曾受委派到中国新疆地区进行考古调查。1907年秋，伯希和在乌鲁木齐停留期间从一些有学问的清朝高级官员那里获悉有关千佛洞发现藏经的消息。伯希和从一开始就抱定了要对这个遗址进行详细考察的目的，他于1908年初春抵达敦煌。在对洞窟进行了初步考察以后，他开始与王道土接触。同年 3月3日，他得到王道土的允许进入藏经洞，部分藏经仍被保存在那里。

伯希和教授学识广博、功底扎实，他一眼就看出  q剩余藏经很有学术价值，密室藏经中，汉文经卷占大多数，而混杂其中的其他文字的卷子则更有价值。藏经中有不少残纸断卷，清点起来很费劲，伯希和蜷缩在小小的密室里完成了清点工作，据他的估算，密室中藏经的总数约有15 000 卷。他推测将全部卷子打开检阅一遍至少需要6个月左右的时间。最初的10天，他的工作效率达到了每天翻检1 000 卷左右的速度，成功地将所有散落的非汉文卷页和那些他认为别具年代学、考古学等方面价值的汉文卷子—‘挑拣出来。

王道士对伯希和的态度多少与对我的态度有点相同。毫无疑问，由于有了同我交涉的经历，他在与伯希和打交道时会显得更为自信。他乐于接受捐赠，以进行他那虔诚的事业。同时，由于我们的挑选很严格，表面上并没有减少他手头上的藏经数目，他的名声也从未受到过影响。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动机和打算，他仍然不肯全部放弃手头的经卷。在得到一笔相当的补偿以后，他应允伯希和可以将所有他挑选出来的东西拿走。

这里无须赘述这批 由伯希和挑选出来并安全运抵巴黎的写卷的重要价值，也无须一一介绍法国东方学学者们在有关研究上所取得的多方面的突出成果。我这里只想对伯希和的研究成果作一介绍，伯氏为探讨藏经洞的封闭时间提供了两点颇有考古学介值的证据。他在千佛洞现场时就曾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其观点与我的结论可谓殊途同归，这真是令人感到由 衷的高兴。在我拜读伯希和先生的大作以前，我早巳于1909 年 3月在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了我最初的研究成果。正如我从经卷中发现的纪年材料“推断密室的封闭时间肯定在公元 1000 年以后不久”一样，伯希和先生也强调汉文经卷中所见到的最晚的年号为北宋“太平兴国”（公元976-983年）和北宋“至道”(995-997 年)两个年号。他还说：此外，在藏经洞所有的文献里没有一个单独的词“西夏”( Si –hia)，现有事实表明秘室是在11世纪上半叶被封闭的，而且很可能是接近公元1035 年，也就是被西夏征服的时候。P092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敦煌艺术品受到的吐蕃影响  。很有限。我指的是，千佛洞绘画和壁画完全没有密教的那种夸张或不堪入目的猥亵场景（这一点很让人高兴），这类场景在后来的一些西藏及受其影响的北部地区喇嘛教艺术中十分常见。敦煌的一些西藏风格画中确实已经出现了扭曲的动作、夸张的肢体、特征，但是庄重的中国审美观却从未误人这种歧途。正如富歇先生在上文提到的笔记里所说的：“敦煌的各种神像都是为了满足供养人的需要而画的，供养人的趣味都是很严肃的，而僧侣们则更注意体面。”P115

在分析佛传幢幡的题材时，我们首先会注意到—个有趣的现象。佛的俗世生活是从乘象人胎开始，到树下成正觉结束的。全部佛传幢幡共有约73个场景（有的完整，有的不完整，其中10个内容尚未确定），只有4 幅是在佛的俗世生活之外的。就是说，绝大部分场景画的是从佛出生到其成佛之间的事。只需看一下犍陀罗雕像中这类场景与佛后来宣扬佛法的场景之间的比例，就会看出，佛传幢幡与犍陀罗浮雕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当地的中国信徒们来讲，描绘释迦牟尼个人生活的故事，比他后来成佛和宣扬佛法的故事更真实。P151

我对这几个洞窟的描述肯定是极不完善的。而且，在本节接近结束的地方，我不能不遗憾地说，现存石窟中最古老并保存着原来壁画的那一个，完全没有被我注意到。我指的是伯希和先生在第一次简略地描述他的探险活动时提到的那个窟一他给这个窟拍了两张照片。在照片下的说明中，他说此窟是北魏时期的，年代约相当于公元500 年（图214）。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个窟中的泥塑与云冈和龙门石窟的雕像风格很接近，所以说它是北魏的作品应该没什么疑问。我手头没有对此窟的任何文字描述，但据我判断，这个早期石窟应该在高崖之上。通向那里的木廊朽坏了之后，人们就很难进去，这样就使它免受了破坏，也没有被修复过。

但除了这些地方外，人们在千佛洞可能还会有重大发现，因为主要石窟群两侧山崖下的流沙还没有被清理过，现存壁画也没有被仔细考察过，不知道其后面是不是还覆盖着古代的作品。这类工作以及认真研究已有文物的工艺、年代顺序等，需要多年的努力才行。我充分意识到，同艰巨、浩大的任务相比，我三个星期的逗留时间是多么少。我对千佛洞及其宝藏的描述就到这里吧。P320

吴砺

202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