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忆——写在时间边缘》（三）

吴砺

                     《文化失忆——写在时间边缘》（三）

他们见过了农场，怎么还能把他们留下来？迪克，卡维特，引用阿贝。伯罗斯之语p095

要不是因为我，我能做得更出色。尚福，引自让—弗朗索瓦·勒韦尔《阴影世纪的终结》（Fin dusiecle des ombres ）

“要不是因为我，我能做得更出色。”（Sans moi，je me porterais五merveille.）尚福在一次自杀未遂之后说了这句话。他的真名叫塞巴斯蒂安—洛奇·尼古拉斯，但他一直以智者尚福为世人所知。P108

加布里埃．“可可”，香奈儿（Gabrielle“Coco”Chanel，1883-1971）并不漂亮，但永远美丽，她的事业代表着二十世纪两大与人文相关的主题：其一是流行与应用艺术对文化最大程度的影响力，其二是创造力在道德舆论压力下的不堪一击。作为一名设计师，她设计的“小黑裙”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高级定制(haute couture)转移到了成衣（pret-a-porter）：在她之前，高端时尚极其昂贵，除了有钱人，没人能负担得起。她的开创性设计为她带来了财富，使她得以进一步施展自己绝佳的品位，她资助先锋派艺术：曾给佳吉列夫和斯特拉文斯基开过支票。然而，她的这些品位（如果不是某一种品位的话），却让她在德占时期接受了一位德国军官的庇护，要不是人们正确看待她的才华，将之视如国宝，她的名声早一败涂地了。她的名字继续以香奈儿品牌流传下去：它是“优雅”一词永恒的保障。尽管不完全正确，但这个名字能说明一些事实。

生活不再囿于必需品时，奢侈品便是新的必需品。可可·香奈儿（据称）：皮埃尔，勒韦迪为她所写，引自埃德蒙德·查尔斯·鲁《香奈儿》

香奈儿有个习惯颇令她受益：身边随时有一个百依百顺的诗人，为她撰写的警句也广为流传。一般来说，最好的格言本身都是不言自明的，但却是人们平常避讳的话题。不过，引文这句话的真实性却在香奈儿之都巴黎得到了辛辣的验证。在德占时期，巴黎的奢侈品定量配给，但仍无法阻止女人们尽可能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她们确实更用心了：打扮能使她们忘记难熬的无趣，为了争取为数不多的男性，竞争也格外激烈。巴黎也许是唯一一个在战时由于裤袜短缺而在腿上画袜子的首都，女人们还会在大腿后面描上缝线以达到逼真的效果。战后爆发的奢华时尚是由于战时缺衣料、染料和绸缎而在新时代反弹的结果——新装甚至比新政更轰动全世界。P112

生活必需品再往上一个层次就是精神生活的开端。随着战争接近尾声，美国军人服务社的货品成了最早的世界通用货币。一条巧克力就能让德国女孩开心。几盒好彩或骆驼香烟就能赢得英国和澳大利亚女性的欢心，虽然没那么直接，但同样奏效。对士兵们来说，美国军官的高级制服是战争最令人黯然神伤的一部分。美国士兵穿得比我们的军官都要好。它比德国炸弹或日本军）9还伤人：在屠刀面前你还能碰碰运气，但 即便是零头也足够庞大的美国文化呢，我们却只能承受它，而承受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些巨大差异要过上好几年才让人不那么痛心。于是，人们在物质诱惑面前能抵抗多久就成了一个道德评判的标准。香奈儿借用的那句格言传播广泛而深远——它作为一条社会学原理甚至被提高到科学的高度。遗憾的是，她的个人原则在这句格言面前不堪一击。在德占时期，她选择了捷径。她接受了一位有权势的德国庇护人。一开始她获得了巨大回报：她不可能缺黄油和白糖。之后德国人自己也没有奢侈品了，这笔交易无疑在物质层面就不那么吸引她了。她最后都没有拋弃那个德国人，或许也算不容易，但吹毛求疵的肃清运动委员会可不会那么看。如果她没有逃去瑞士，肯定会被剃光头：这个新发型就算是她剪都很难时髦起来。电影明星阿尔莱蒂跟德国人合作要低调得多，还因此销声匿迹了两年。最终香奈儿被允许回国，因为她是为数不多的知晓时装秘密的人之一，法国人明智地认为这是国家复兴的第一丝希望。时装是巴黎在世界稳固其时尚生活秘密的永恒保障，雪铁龙DS19还只是设计图纸的时候，时装就已经开始复兴法国经济了。不论汽车和飞机有多优雅（没有什么飞机比卡拉维尔客机看上去更气派了），法国人结合工艺和设计的独到本领走向世界，依靠的还是时装。但香奈儿还是明智地保持了低调，直到 1954 年她受美国模特苏茜，帕克亮相巴黎的启发，才重回时装界。

二十世纪的西方发生了很多事：“一战”时对德语国家的经济封锁，战后的通货膨胀，大萧条横扫自由世界，欧洲及太平洋地区战火纷飞，“二战”后除美国外世界各国长期的配给制——这些因素都促使人们对于唯物主义和精神之间的关联展开了探索性的研究。但只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腹地才为这种关联的存在提供了尺度。在苏联，能进入特供商店是一件大事，那是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心腹才能去的地方。特供商店里陈列的都是奢侈品，其中有些普通到令人辛酸：不伤牙齿的牙膏、不扎人的厕纸、扎得了人的剪）9等等。广大群众只能去普通商店，商品标准只比集中营好一点。除了短暂的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外，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十年。1976 年我和一队游客在莫斯科，住在大都会酒店，一个著名景点，三十年代末很多人夜半到此，当时来这里下榻的国外共产党政要睡觉都得穿戴整齐，以防随时轮到他们被接见。与我同行的一位游客是英国大学的社会学讲师，他在晚餐时严肃地对我说，来到一个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真是令人宽慰。他没看见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把剩下的俄式薄煎饼塞到自己的仿皮塑料包里。

除了在人为引发的饥荒期间，苏联没有人挨饿，也没有人干渴而死或衣不蔽体。但他们吃的、喝的，穿的都太差了，无法让他们不对他们本该憎恶的资本主义感到无助的羡慕，这种具有腐蚀性的精神匮乏不是绝对的，而是相比较而言的：但比较是真实的。每一天、每一周、每个月、每年、整个虚度的人生都充斥着比较的念头。让平民无穷无尽地排队，只为拿到分文不值的东西，这就是个糟糕的玩笑了。在1982 年巴黎的成衣展览上，我碰到了摄影师维克托，西霍夫，他带着自己的所有档案离开了苏联。他认为自己一生都在用镜头捕捉苏联女性愉悦、激动、痛苦和失落的瞬间。在巴黎他终于意识到，他真正拍摄的是她们的服装。在苦难的边缘，也就是苦难融人日常生活的地方，是最触手可及的悲哀。中心地带深重已极，殊难追究。那些商品是进行无情的经济攻击的轻武器。它们本身就一种侮辱，刚出厂就已经是垃圾了，而那些苦干、省钱、无止境地排队等着买它们的人，最后却发现它们一文不值，因为刚到手就已经开始散架。与此同时，统治阶层的品味又使真相露了馅儿。没有一个外交官回国不带几瓶香奈儿五号香水。所以，可可。香奈儿，这个曾经屈服于纳粹的人，终究是为击垮另，一种苦难做出了贡献。P115

查尔斯，卓别林（Charles Chaplin）生于1889 年，卒于1977 年，大半生享誉全球，若以识别度和曝光度来衡量，从他事业早期开始一直到默片时代结束，他是迄今为止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人。他那本笔调夸张的<<我的自传>>（My Autob_iog_raphy）的读者可能会认为他被名利冲昏了头脑。但事实证明他并没有。尽管对他的溢美之词热烈到会让路易十四都不好意思，出身平民的卓别林始终保持着普通人的自我认同。他进步的政治立场是真诚的，而他在麦卡锡主义反共恐怖时代却陷入窘境——受到迫害，不得不流亡他乡。美国现代史上的这一事件是这个接纳了卓别林的国家决不能引以为傲的。在他后来成就略逊的有声电影时期，他坚决要把包括配乐在内的各项主要工作都揽过来，表现出一种盲目的自信，但的确没人比他更有权称自己为艺术天才。不过他也知道，他并非在所有领域都是天才。希特勒自称甚至对科学都有独到见解，也因此成为卓别林喜剧的绝佳题材。《大独裁者》( 1940)正是一个谦逊的人对自大狂的剖析。

他们对我欢呼因为他们都理解我，他们对你欢呼因为没人理解你。查尔斯，卓别林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31 年《城市之光》首映礼p117

。《一个无名印度人的自传》只需翻看十页，你就已经欲罢不能了。“雨就像堆垛成形的很长很长的细玻璃柱，落下来，击打着光秃秃的地面。”如果W. G.塞巴尔德活得够长，他可能会因为写出类似的文字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乔杜里所得的奖是活满一百岁，同时保持岩池水般冷静的头脑，在英国安度晚年，被他最爱的一门外语包围着，而他也是这门语言的大师。P122

让，科克托(Jean Cocteau，1889-1963)在二十世纪法国的文化圈可谓永远的天才少年。他理应受到称颂：他少年早成-从未消减的光辉如今仍大放异彩。佳吉列夫对他有一句著名的教导（“让我惊艳吧”），他做到了，他惊艳了所有人。为了佳吉列夫，科克托在“一战”期间成功推出了芭蕾舞剧巜游行》( Parade)，萨蒂配乐，毕加索布景，马西涅编舞。其他任何一部作品都从未让这么多门艺术在同一时间迅速发展。各种艺术都需要发展，这一点科克托从未质疑过。如此说来，他渴求的不是艺术带给个体的体验，而是它对公众的影响。P131

挫折是灵感的起点。詹弗兰科，孔蒂尼，《变异》( Varianti)p144

人们尝试寻找艺术应有的地位，直到如今，他们不是去理论精神的顶峰，就是在哲学本身的周遭寻找。但迄今为止，还没找到满意的结果，会不会是因为一味顽固地向着高处着眼呢？为什么不悬崖勒马，与其提出那些人类最高成就之一、理论精神顶峰之类的假设，不如做一个颠倒相反的假设，就说艺术只是众多成果中最低级之一，甚至就是最低级的那一个呢？贝内代托。克罗齐，《美学原理》( Problemi di estetica)，第13 页p150

U．而当时惊愕的读者们能够确认的只有一点：佳吉列夫是一位伟大的评论家——他有着使天才顺从自己意志的异乎寻常的能力，这一能力背后是种一视同仁的冲动。天才们觉得佳吉列夫理解他们。他几乎确实一直都理解他们。

]我为什么要把想象力浪费在自己身上呢？佳吉列夫（据称）

作为佳吉列夫的终身铁杆粉丝，他可能说过的每句话都使我印象深刻，但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是五体投地，甚至连笔记都忘了做：我知道自己会永远记住它。P176\

对这等天才我们如何解释呢？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天才的高产完全不会干扰他作品品质的卓越。我跟澳大利亚诗人彼得。波特有过一次对话，他对古典音乐有极深的造诣，他提出伟大的作曲家几乎个个如此。从福楼拜开始的现代文学或许让我们欣赏一种范式，那就是一小部分完美的作品，要用艺术家的一生精雕细琢而成，但是从巴赫直到马勒的音乐传统并非如此。作曲家们一气呵成，作品就是完美的。就算巴赫少写一百首康塔塔，他也不会创造出更好的康塔塔。P191

优美的风格不可能产生，除非你每年从五六个一流作家那里吸收养分。更确切地说，风格形成了，但并不是下意识地融合了你所领会的所有文风，而只不过是你上次读过的作家的反映，一种稀释过的新闻体。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给他女儿的一封信，埃德蒙，威尔逊在《崩溃》中引用了这段话，第296页p218

不幸的是，很少有人警告我们天分是教不来的。我们猜想，而且很可能猜得没错，如果一个艺术家掌握了超过自身表达所需要的技巧，结果只能是矫饰。同样的猜测也会让我们看到这种可能：艺术家的才华会驱使他们去掌握真正需要的技艺。如果开设一门课程，不管是教音乐还是绘画，那些最好的学生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是一门创意写作课程除了补充阅读材料之外还能教点什么，的确让人生疑。我们欢迎菲茨杰拉德的建议，是因为他推荐的也正是我们在做的：大量阅读我们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作家，包括他本人。事实上，菲茨杰拉德的女儿的确成了一名作家：但和他始终不一样，因为他的天分无法传递。P226

没有喊叫，没有抽搐，只不过是一张沉思的脸庞。众神不复存在，基督尚未到来，在西塞罗和马库斯·奥里利乌斯之间一段特别的时光里，人们独处其中。古斯塔夫，福楼拜，1861 年写给罗歇，杜热内特夫人的信（由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译为西班牙语，收录在《随笔》（Ensa yos），第二卷，第1022 页）p229

]他就是那个样子。他的认识中始终有一种天真。压抑不住的天真是艺术创造力的一部分，而弗洛伊德是一位艺术家的事实毋庸置疑：他是伟大的德语散文家之一，就算是为了读他的东西专门学德语，那也是值得的。可即使在他最为精微的论述中，也总透着一丝天真。他认为他那些富有的维也纳女患者不想和丈夫睡觉是一种心理问题。施尼茨勒的作品会给他更好的答案，如果他知道怎么解读那些作品的话。施尼茨勒的作品还会告诉他犹太人面临的潜在危险。可是弗洛伊德，鼎鼎大名的心理学家，不具备接收这个信息的能力。弗洛伊德在贝希特斯加登度假时，一些新访客的举止并没怎么让他不安。斯蒂芬，茨威格则不然，他从自己在萨尔茨堡的家中可以观察到贝希特斯加登的情况。头号纳粹就在眼前，茨威格完全猜到了即将发生什么，但是如果他曾经告诉过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也没当回事。弗洛伊德对其他散文大师的敏感度一直受限于“自我”( ego)的层面。当托马斯，曼发表文章称赞他的科学成就时，弗洛伊德很不高兴地发现，文章实际是在夸奖他的文学风格，关于科学的内容不过是在首尾做点缀而已。在这些方面他足够敏感，可是随着欧洲形势的持续恶化，作家们提供的文化信息他却不闻不问。他很可能觉得他们都是神经质。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单独的个体和他们的神经症，而不是在政治和它的集体病症上。真正的心理剧规模太宏大了，他反而视而不见。

他本可以一早就逃脱，并在国外及时挽救他所有的亲人。资金不是问题：从战后通货膨胀开始，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外国患者的硬通货，移居到外国患者所在的国家只会增加他的收入。早点离开会让他更好地表达对维也纳的热爱。可叹啊，他似乎相信纳粹的非理性不过是毁灭冲动的又一个例子，它和其他例子没什么不同，而且会受到对秩序、连续性和创造性的渴望的制衡。（在他位于汉普斯特德住所的一次会议中，我曾听到有人引用他的书信，信是他安全逃脱几个月之后写的，他在信中说，天主教会或许可以让这件事圆满解决。）他始终没明白，纳粹的毁坏力是自成一体的。确实，他是自己诗意文字的受害者，文字的意境是那么生动，以至于他视其为现实的图谱。他从人的精神领域赶走了上帝和恶魔，又用一家有着骄傲的希腊名字、互不相让的神明取而代之。他们是家庭的守护神：辅以审慎的疗法，他们不管怎样总会达成和解，前提是像他姐姐那样的人。即使生活得不开心，也可以在这个世界寿终正寝。可是恶魔回来了。恶魔从未离开。P237

曾有超过四十年的时间，谈话在维也纳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它戛然而止。1938 年纳粹接管之前，这座城市大约有十八万犹太人——从1923 年的大约二十万一千人下降至此。（乔洽，克莱尔在他精湛的回忆录《维也纳最后的华尔兹》中告诉我们，它已经是一个垂死的社群，但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一点。）1945 年以后只有一万人回来，其他大多数人都不在了，当然不是出于自愿：他们缺席是因为他们全被屠杀了。然而，即使在鼎盛时期，咖啡馆也并非由犹太人垄断，而且战后曾有人认为，这种传统很可能会复兴，即使会比较有限。托尔贝格指出，它没有复兴的原因不止一个。过去与文学和新闻打交道的人有时间泡在咖啡馆里，即使他们很忙。很多文人除了睡觉，其他事都在咖啡馆里做，皮特·阿尔滕伯格只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也许是唯一一个把它用作个人地址的：皮，阿尔滕伯格，中央咖啡馆，维也纳1区。小说家和评论家在咖啡馆写作，演出主办人在那里制订计划，出版商在那里审阅和修改稿件。现如今人们用机器写字，还需要有一部电话在眼前，而不是在楼下卫生间旁边的小电话亭里。他们在工作室或办公室写作。他们也许会一起在咖啡馆吃午饭，可午饭那一小时哪够闲聊啊。重要的谈话是不相干的谈话，而要明白这一点，你需要空闲时间。P242

电和磁是自然力，那些对电和磁一无所知的人可以用它们来解释一切。埃贡·弗里德尔，《现代文化史》，第三卷，第225 页p245

作为二十世纪法国最叱咤风云的人物，围绕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展开的评论足以填满一整个图书馆，其中不少是他自己写的。若想研究现代法国政治，先读透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接下来只要围绕戴高乐一个人物就可以了，包括他自己写的书，还有支持和反对他的人写的书。围绕这个所谓“应运而生之人”( Man ofDestiny)究竟是个专制君主还是护国天使的争论永远也不会结束，但是他在法国文学中的地位却不会有任何争议。他是散文大师，连最痛恨他的对手也不得不佩服他的雄辩。他的四卷本自传都有英文版。法语初学者读读这套书倒也不错，虽然他可能会觉得法语是一门标榜或讲述那些被神化了的人物的语言。普隆出版社出了一套袖珍盒装四卷本，放在浴室架上很方便。让，拉库蒂尔的三卷本传记《戴高乐》，市面上也可以找到盒装本。这部传记构建了一个优秀的故事：被误解的天才少年，经历了战争的考验，被排斥的拯救者，在荒野中的年月，最后的胜利。戴高乐的战时演讲收录于三卷本的《战时演讲集》( Discours de guerre)，一样是必读书目，不过这些书需要慢慢品味，不能狼吞虎咽：读者可不希望自己学来他讲话的腔调。那种风格光是读一读就感觉相当嚣张了。在生活中最好警惕那些以第三人称自指的人，无论他们那么做的理由看起来有多充分。我们欣赏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半身雕塑时很容易忘乎所以。戴高乐的所有面貌几乎都有大理石纪念碑呈现过。但是他确实有一个弱点，也正是这个弱点让他得以了解平凡的人世。

一个灵魂自由了。可是我们那可怜的受尽苦痛折磨的孩子，我们绝望的小女儿，她的离世让我们万分痛苦。夏尔，戴高乐，在给女儿伊丽莎白的信中写到她妹妹安妮的死，引自让，拉库蒂尔《戴高乐》，第二卷：《政治》，第326 页p254

爱德华，吉本( Edward Gibbon，1737-1794)写了一本书，无意中引发了一场关于英语散文风格能否——甚至可以说应否——成为目的本身的讨论。巜罗马帝国衰亡史》在一个极其巨大的胶囊中囊括了这样一个观念：历史的意义就是“记录人类的罪行、愚蠢和不幸”。读者可以思考历史到底是不是这样，而且很可能认为既是又不是。但就这本书的风格而言，问题就不那么清楚了。P257

吴砺

202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