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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对新闻学的启示
许厚今
　　20世纪70年代在国际上兴起的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接受理论，对其它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新闻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要认识接受美学对新闻学的启示，先要弄清它们之间的历史亲和性和现实可比性。据西方古书记载，早在公元前500多年前，就手写新闻传播而言，古罗马就开始出现新闻信。官方的新闻信常有传递政情军情的性质，私人的新闻信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而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文学家西塞罗，就是杰出的新闻信作者，他一生写下了许多书信，行文生动感人，其中有的就是记述上层社会生活的十分优秀的通讯。①中国新闻文体最早的雏形，也包孕在先秦历史散文中。《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笔法简约，记录片断，许多篇章酷似今天的标题新闻或新闻导语。法国学者柳门认为：“在中国，新闻的雏形至少可以追溯到纪元前700年的《春秋》。”②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闻以及时快捷地向人们传递生活中不断变化的事实、交流思想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形成了自己的特有形式和传播方式。然而，即使在这时，它也没有完全割断同文学的联系，换句话说，即文学仍不断地影响新闻。从中国的情况看，在以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开始的中国近代中文报刊出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闻的写作形式，仍不少是直接从中国文学中吸取的。比如说，中国的记叙文的写法直接影响着新闻消息的写作形式：平铺直叙式的消息写法，是“从《左传》及大多数笔记小品中移植过来”的，夹叙夹议式消息写法，“是直接搬用《史记》、《聊斋志异》和一些笔记文的写法”；还有编年史式的消息写法，也“似史书中的编年史”。再比如说，通讯写作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的传记、游记的写作形式。而中国的史论，诸如贾谊的《过秦论》、陆机的《辨亡论》、苏洵的《六国论》和《管仲论》等，[color=red]以及以后的桐城派的议论文，都曾直接地对新闻的言论写作产生过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color]③

　　近代中国文学给予新闻的这种影响，除了新闻与文学同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同一性的一面，反映了上层建筑中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外，也还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即是：在当时，无论是中国的一批报人或新闻接受者，他们都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的熏陶。尤其是中国古典文论，纵逸自如，博大精深，从一个更高层次上创造了相应的学术文化环境，滋养和沟通了中国报人和读报的人。

　　到了20世纪，就我国而言，自1919年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出版了我国新闻史上的“发轫之作”———《新闻学》一书后，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新闻学这块园地可说是生机盎然，硕果累累。新闻不仅有“学”，而且“学”有体系，已经发展成能够跻身于众多社会科学学科之林的专门学科，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随着报纸、广播、电视形成三足鼎立的新闻传播体式逐渐趋于成熟之后，不满足于对现实的表层化的简单记叙，以及那种居高临下训导式的报道，而是转为关注“受众”，关注他们的“接受”程度，努力向生活的本质和全面真实靠拢，努力向审美开拓，以便把报纸、广播、电视办得更具有吸引力、说服人、感染力，使读者、听众、观众爱读、爱听、爱看。毫无疑问，正是在“受众”这一共同性命题和广阔的“接受”背景下，当代新闻学与接受美学结缘，从接受美学中吸取营养，得到启示。

　　接受美学对新闻学的启示，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让我们看看它对新闻受众理论的启示。接受美学对文学理论挑战的宣言是：“读者———接受”。这也是它的旗帜。接受美学其实是读者学，是研究读者的积极能动作用的科学。在一般的文艺理论中，读者的欣赏是为文本所决定的，因此是消极的、被动的，所以欣赏和接受理论只是文艺理论的附属部分。在接受美学中，读者的地位超过了作者的地位，读者是使文本得以成为作品的不可或缺的作者。正因为接受美学赋予读者崇高的地位，所以这样一门专门研究读者的科学才能建立起来。而这门科学的建立，无疑将拓宽文学研究的领域，从而加强对于文学的欣赏和批评的研究。过去的批评理论热衷于追踪文学作品所表达的作者的真实用意，因此作者成了文学批评的最高裁判者。而在接受美学里，作者表现了什么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读者发现了什么，读者已成为一部新的文学史的仲裁人。

　　参照接受美学的读者观，新闻传播存在着双主体———传者和受众。这一看法同样主要是基于新闻传播受众所发挥的作用。受众是新闻传播信息流动的目的地之一，也是新闻传播最初产生的动因之一。他们是 完整的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直接服务对象。所以，作者和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若再换一个角度进行研究，则受众的位置更加重要。因为受众还是积极的新闻信息寻求者和信源反馈者，任何高水平的新闻传者也都要考虑到受众的实际情况和要求。但在很长时间内，对受众的“定位”并不十分准确。较多地认为他们是供传者鼓动、教育的被动受信体，传媒常从传者立场上单方面要求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持的态度，从而造成受众对新闻传播或传媒的一些“逆反”心理。过去西方新闻界一度盛行的“靶子论”，我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所产生的训导式报道，都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所以，在新闻学的基本原理中，要重视新闻受众的研究。研究受众是一门学问，它包括受众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受众心理规律的探索、受众的审美教育等。而在新闻学的分支新闻心理学中，不仅要探讨记者、编辑、编导、主持人等自身的心理现象，更要重点剖析受众的心理感应。

　　其次，看看接受美学对新闻写作理论的启示。接受美学的主导概念是：“视野”、“视点”。姚斯说“期待视野”，伊瑟尔说“流动视点”。接受美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视野融合”，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学文本相融合，才谈得上接受和理解。所谓期待视野，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同时也包括人们的直觉能力、承受能力和接受水平等。而读者的期待视野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人而异，因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因此，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所处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这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的问题，也是创作的群众性和时代性问题。有趣的是，姚斯在70年代中期的一篇论文中注意到，一个英式足球的新闻报道也是这样叙述他们的观察的：“足球爱好者的趣味都建立在一个较高的期待视野上。”④

　　参照接受美学的“视野融合”原则，新闻写作必须面对受众期待视野。从报纸的采编到广播、电视的制作，都要研究受众视野在期待、需要的基础上的产生和发展。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致读者》中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者是穷乡僻壤的，是直接有关建设的，或是并不直接有关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报纸是如此，广播、电视亦如此。归根到底，也就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要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舆论引导，要把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办得生动活泼，让受众喜闻乐见。实践证明，由于受众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文化素质、职业、年龄等等各不相同，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受众心理也有一些共同性的因素，例如求新、求真、求精、求深、求近、求短、求快、求活等。了解和研究这些共同性心理因素，就能使新闻写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满足受众的“新闻欲”，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从而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当前从报道手法上看，要注意多写鲜活新闻、引导式报道和深度报道，例如短新闻、现场新闻、独家新闻、新闻背景分析、新闻调查、预测性报道、系列报道等。从艺术形式上看，报纸的版面编排和广播、电视的节目设计，也要追求审美创造，从而营造出既统一有序、又新颖、生动的版面、栏目，使受众在瞬间的观照中获得审美愉悦。

　　再次，看看接受美学对新闻价值理论的启示。接受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阐释”或“解释”。阐释是在理解文本中的读者的能动性显现，而文本的历史和动态本质是：文本存在于文学视野之中，存在于时间系列中视野的不断交替演化中，是与读者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是文学“效应史”永无完成中的展示。接受美学的所谓“具体化”或“客观化”，似乎都是在提倡一种新意识———效应史意识。效应史意识是阐释活动的主导意识。效应史意识就是阐释与寻找意义，或曰抛弃以往文学理论研究中一味注意作品的因素和它们间的相互作用的“旧价值”，而寻求置读者于阐释设计的中心的新价值。

　　从接受美学的“效应史”意识出发，新闻价值实质上就是效果问题。它的涵义，应是指新闻事实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受众对之的需要。这是一个功利性概念，因为满足受众的需要实际上就是新闻事实对社会的有用性。这又是一个有关新闻事实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的概念，其中受众的需要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受众的需要的满足就是效果，满足的程度越大效果越大。遗憾的是，过去在讨论新闻价值时有一种“标准说”，认为新闻价值就是“新闻工作者用以衡量客观事实是否能构成新闻的标准”，⑤这无疑轻视了受众的需要及其满足。“新闻价值指的是一则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社会效益强烈的新闻，其新闻价值较大。社会效益小，其新闻价值就小。新闻价值的大小最后由广大受众判定，而受众又是受当时现实生活环境的影响而特别关心某种新闻这一社会心理所决定。”⑥这就是优于“标准说”而又比较合情合理的“效果说”。但这又带来两个问题———新闻价值要素与新闻价值评价。新闻价值要素系指构成新闻价值的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它的立足点也是受 众。与受众的共同性心理相对应，新闻价值要素应有时新性、导向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情感性等。而新闻价值评价具有社会评价的性质，一般有专家权威评价和公众舆论评价两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相信公众舆论与专家权威对“好新闻”的评价能够一致。还须指出的是，在理论上虽然给了新闻价值一个界定，但在具体的新闻价值运作上，又存在着不同的新闻价值观。

　　资产阶级标榜“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鼓吹新闻是建立在“妇女、金钱和坏事”的基础上，⑦赤裸裸地表达了“煽情主义”新闻思想。我们则是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和新闻的真实性，坚持团结稳定鼓劲，以正面宣传为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一个“煽情”，一个“引导”，价值取向，泾渭分明。

　　最后，看看接受美学对新闻功能理论的启示。接受美学重视审美接受与交流，这也正是它称之为“美学”的特征之一。参照接受美学的审美接受与交流特征，新闻功能亦即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就是沟通与联系。所谓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所谓的“对话、协商”，所谓的利用传播“作为个人的雷达，既观察有什么新事物，也寻求我们同周围社会的关系的保证和指引，与此同时向别人证实我们的同一性和我们对关系的了解云云”，⑧实际上都是同一意思，即联系与沟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比喻性地把新闻事业称之为“耳目”、“喉舌”，称之为“桥梁”、“纽带”。新闻事业本来就是出于沟通情况、互相联系的需要而诞生、而存在、而发展的，失去了沟通与联系的作用，新闻事业也就不复存在。新闻事业通过新闻与意见的传播，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发生广泛的联系与交流。而这种联系与交流，也就具体派生出多种特殊用途：如引导舆论，开展宣传，传播知识，提供信息，娱乐生活，进行监督等等。这当中，同样既有创造，又有愉悦、净化；既有给予、提问，又有获得、回答。然而，多样化的功能不能指望由某一张报纸、某一广播电台或某一电视台来完成。诚然，各新闻传媒都应努力扩大、丰富自己的传播内容，以满足不同层次受众的需要。但是，最终解决要靠新闻事业的多样化，这就决定了新闻事业的种类应该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正像大自然具有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一样，新闻事业也应是色彩斑斓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品种齐全、层次丰富、结构合理、功能多样，既有统一意志、又具各自特色的新闻事业大系统。

　　总之，接受美学对新闻学的受众、写作、价值、功能等理论，都有潜在、深刻的启示作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闻学借鉴接受美学，会对自身的发展有益。

　　(作者是安徽省社科院新闻所副所长)

　　注释：

　　①参见张允诺、高宁远《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第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

　　②《喜闻新闻系增设科技课程》，《华声报》1988年2月5日。

　　③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纲要》，第7—1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姚斯与伊瑟尔均为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教授。姚斯与伊瑟尔是接受美学的双星。姚斯的一篇论文指《作为新文学史主导的读者》。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40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⑥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词典》，第9—1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导与写作》，第64页，广播出版社1981年版中译本。

　　⑧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第38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中译本。

　　《新闻战线》 (2004年 第七期)

（责任编辑：刘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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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其实很简单，媒体和报纸，宣传和规划。

冷月无声

宣传部门要带头。

游子归来

宣传文化部门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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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很重要！

宣传桐城需要大家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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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沈从文的凤凰边城



　　2001年金秋，我与斗哥儿、曹夫子两位朋友，随专题文献片《杨开慧》剧组的李导演去湘西度假。在一个晴朗而轻松的上午，我们一行乘上张家界前往吉首的火车，夕阳西下时分，抵达凤凰县城。

　　站在大桥上眺望着古城，只见一湾碧绿的沱江金光灿灿地绕城流过，江边三三两两的小背篓边有人在浣衫洗菜，带蓬的小舟缓缓地划过静静的水面，一线残旧的吊脚楼簇拥着金色的三拱虹桥，江畔的城楼则牵住了一缕缕嫣红的流云……。此情此景，让我的心中不知不觉间涌出了一种似曾相识而又无法言喻的思念。这是我从未踏足的一方水土，此刻，又有什么从心中发芽吐蕊呢?

　　十一月下旬是湘西的多彩季节，但却是旅游人群退潮的清静日子。在凤凰的几天里，我们才能得以悠闲地徜徉在那青石板铺开的小街上。小巧清雅的小院隐进了小巷深处，街头是特色不多的琳琅商品和一些崭新的仿古小楼。与世外相比，十年前这个还寂寂无名的边远小城，正步履迟缓地在追赶着时代的更迭。也许正因为她的迟缓，这里还留下了几分古朴，几分静淡，几分淳厚，因而还有几分亲近。走出小城，走进山里，从黄茅坪到都罗寨，还有苗家、土家的石头墙，大头巾，刺绣围兜和包谷酒。黄丝桥的城墙石缝间，还挂着萋萋荒草和朵朵野菊……。在这样厚厚实实的乡土情怀的包裹之中，小城凤凰还没有变成一道岁月的布景，仅供游人们去留影存念。更迭中有什么东西已流逝远去，似还需要清夜扪心，头枕着沱江潺潺的水声细想。

　　其实，凤凰之美，还是美在那条清清的沱江。来凤凰前，无论看过多少关于此间的摄影作品和抒情散文，但是这一带清流，却依旧是无法想象的。你想不到她是多么清澈和温柔地托着一叶扁舟静静流淌，想不到那浅浅的水底一簇碧绿的水草，是多么温顺地被水流梳理得婀娜多姿；想不到倒映着塔影，楼阁和蓝天的水面上，从哪里漂来那么多绚丽的秋叶；更想不到这水的秀媚灵气，是如何生养出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像沈从文、黄永玉这样的风流才子，象宋祖英那样甜亮的歌喉。沱江是一条我从未见过的绿色的江流，她无须背负着类似“浣花溪”这样美得让人心跳的盛名，就以一条绿色的素笺，记载着那已逝去的朴实无华的历历往事。

　　沈从文的墓地就依偎在静静的沱江边。它并未借助南华山的一片高地，来俯瞰人间和故土。从江边拾阶而上走进林间，就可以看到黄永玉为沈老树起的碑刻“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再登几步，有一块未经任何雕凿的苔痕斑斑的五彩花岗岩原石，立在野菊草丛中。“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认识‘人’”. 沈老的名言饱蘸着沱江幽静的浓绿, 在石头上勾勒着。渗透出先生那温文尔雅的儒者之风，融汇到随时可以亲近的清清江水之中。墓地朴实得仿佛是那河上飘流着的珠矶字句的行间，毫不经意点上的一个句点。一个从沱江边走出去当兵的孩子，就这样, 以一个让人敬仰的学者和文豪轻落的句号，回到了故乡。老人静静地睡在沱江绿色的怀抱中，到底什么巳经逝去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小城那深深的小巷里有一个幽静的院落，侧房的厅堂里悬挂着沈老的孙女沈虹的一篇《湿湿的想念》，那娟秀的小楷在湿湿的雾气中，娓娓道出亲情的诉说。它浸润着我心中尘封巳久的干枯种子，使之在一个边远陌生的小城中发芽。已经感觉到一种曾十分熟悉的儒者、长者的亲情又在牵扯着我，一种绝不张扬绝不矫饰只是平和地在心中酿造的情怀又浸漫过来。沱江边上，一种深深的想念由此而生。

　　二

　　想念是什么? 想念就是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在所有的想念中，最令人心里隐隐作痛的是回头去看。

　　“逝者如斯”，在所有的江边，人们当然都可以这样去咏叹。人们相携着走在艰难的旅途中，一只牵着的手突然间消失了，禁不住泪花闪闪一步三回首，眼前又有了那湿湿的雾，笼罩着尚能感到温热的往昔，这就是想念。

　　在凤凰城墙根儿下的江边客栈里，我们曾看到一篇录相。沈老的夫人张兆和带着孩子们，在一叶扁舟中，把爱人的遗骨和花辨洒进沱江的清流之中。那很象一些散落的诗行，被无声滴落的泪珠打断，飘向那无法寻觅的远方。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着，我回过头去，抹掉满脸的泪珠，却看见了远到朦胧的一户人家的悲痛往昔。

　　那是一个阴霾的日子，我的父亲在腥风血雨中溘然离世。那时，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和“历史反革命”的批判专栏巳经油印成篇，实施“逮捕”的批判大会亦在密锣紧鼓中筹备着。“士可杀，不可辱”，作为一个高明的医师，父亲在这一切到来之前，悄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确是悄悄地走的，在他离开的时候，他五个心爱的孩子没有一个在他身边。当我扑到父亲的怀抱里，他巳经无法回答，消瘦的脸庞上还挂着泪珠。割舍妈妈和我们，我不能想像那一刻他的撕心裂肺……。 当然没有鲜花，没有诗行，也没有阳光，甚至连一丝风也没有。在铅灰色的天空笼罩下，我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为我的父亲在长街送行。在乱哄哄的街头，我拖着一辆板车，父亲用白床单蒙着躺在上面，我和两个小伙伴默默地送他出城去火葬场。在那些日子里，去世的人同样要“政审”的。火葬场给父亲的单位去过电话，“历史反革命”是不派灵车的。非但如此，他们也不能给父亲火葬。欲哭无泪的我, 陪着伤心欲绝的母亲和姐姐度过了极其痛苦的两天。当我接到通知赶到火葬场，却见到父亲躺在血泊中。有人告诉我，刚刚实施了解剖，父亲的头胪被打开，为了“政治结论”要确认是脑溢血，还是“畏罪自杀”。父亲身着的仍是那套墨绿色的中山装，全身湿沥沥地用水龙头冲过，一块块红色的血痕还在他的头下……，但他仍是安祥的，象他活着时一样的稳沉儒雅，仿佛巳没有那种总是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苦痛。只是我却痛苦到近乎麻木，当我终于接过那个滚烫的骨灰盒，捧着它走向几十里外姐夫老家乡下的小山村时，我的眼泪才第一次滚落下来。

　　我开始失声大哭，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上，还有谁象父亲一样痛爱我呢?

　　所有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日子，在那一刻一起涌到心头。儿时我发高烧，父亲用纱布挤出广柑汁, 一勺勺喂到我嘴里。当保姆被赶走、母亲又下乡“治肿病”的日子里，从未做过家务的父亲晚上查病房回来，笨拙地为我搓洗衣衫。在我们挨饿的“大跃进”年代，他让十二岁的姐姐在冰水里洗元白菜帮子，煮上一大锅，甚至自己下到厨房，做出安徽的小米饼汤来。过年的时候，他在灯笼里亲手点燃小红烛，让孩子们的笑声围着小方桌随烛光暖暖地荡开……。我无法接受这一切就这样突然远逝，再也看不到父亲那博学睿智的和蔼目光，再也听不到他那乡音淳厚的亲切话语，再也感受不到他那温热的大手抚摸我的头发，再也没有了那种保护我、关切我、帮助我的无私而深沉的父爱了。我无法止住流淌不息的眼泪。就这样走过几十里沟沟坎坎把父亲的遗骨送到了墓地。 父亲的墓地在长江边上一个小山湾的竹丛下。二十多年过去了，他老人家孤独地长眠于此，墓前只有弟弟植下的两株翠柏陪伴着他。回家扫墓时，乡亲们告诉我，这一带的老乡有个头痛脑热的，常有人到父亲的坟头拔几株野草回去煎水治病。父亲生前是一个从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术高超的名医，他曾挽救过无数病人的生命乃至他们家庭的幸福，虽然他最终没能挽救自己，但死后却依然得到乡亲们的信赖和爱戴，父亲可以安息了。 近些年我很少回到那个童年和少年时生活过的小城，那些长江边上重重叠叠排列着的吊脚楼、木板屋，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湿湿的大雾在冬日里依旧复盖着奔流不息的江水。在雾中，我常常感觉到父亲又回到我身边，感觉到父亲拿着通红的桔子，微笑着逗孙女……。父亲不是一个伟人、一个名人，他只是中国一个普通家庭里的一个伟大的父亲。他没有沈老那样的名望和地位，但是，他们是极富儒者大气的同一代人。这一代人或者说许多人家许多父辈的那种儒气，是一种平凡，一种心境，一种人格，一种自尊，还有一种对命运的韧性极强的平和抗争。远在千里之外的凤凰古城，远在这薄雾轻绕的沱江边，在向安息的沈老鞠躬之后，我禁不住默默回首，去寻觅父亲亲切的身影。

　　这就是想念。

　　三

　　站在沈从文故居的小院中，可以看到中堂前悬挂那一代大儒舒心的微笑。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评价老先生的一生，他毕竟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按我的理解，无须去提他那名满天下的学术成就和声望，虽然这其中也不乏幸运的成分。他的舒心，应当来自那清秀动人的张兆和，以及最终回到山清水秀的故乡怀抱。前者，也许使他最终以一篇《边城》，一个“翠翠”万古流芳。而后者，则叶落归根地永远地守护了沱江的清碧。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象他这样坚韧地熬过严冬，走下沅水又走回沱江的。他没有战死沙场，而回到了故乡。想一想那十里长街上亿万人恸哭着送走的周总理，祖国大地的江河湖海似乎都能寻找到那慈祥的踪迹，但在淮安的小院又何曾再安顿过它的主人呢? 我记起一个美国电影《祖孙二人组》，爷爷在临终前，很艰难地对孙儿说出了“我为你骄傲”，这样来表达了几十年从未说出口的爱。而爷爷去世后，孙儿并没有眼泪，只用爷爷教过的悠长的口哨声，把老人的灵魂引向那白雪皑皑的大地，引向那遥远故乡他钟爱的面包房。魂兮归来，唯有故土。这不是中外老人的偏执，故土确有不能替代的善始善终的情怀。

　　站在幽静的小院中，我仿佛又看见了自家院落里那棵树形高大, 圆如华盖的栀子花来，每年端午节前，那两棵更高的梧桐还未飘絮，栀子花硕大而洁白的花朵却开始满院飘香。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却说，老家大院里桂花盛开时节，比这要香得多呢! 就连阶前的几口大缸养着的荷花，在盛夏吐艳绽开的时候，那种清香才真是醉人。父亲给我说这些话时，我注意到完全不是他告诉我们早年他与妈妈过秦岭时，夜宿客栈听松涛的那种漂泊感，而是一往情深地沉浸在故土的芬芳之中去了。

　　我们的祖籍在安徽舒城，是三国时“小乔初嫁”之地。当然不仅有赤壁“周郎”，附近的[color=red]“桐城学派”[/color]也极负盛名。一九五九年，即在我父亲离家乡巳有十年时，我与妈妈回家探望爷爷、奶奶。爷爷那时已年过七旬，常思念儿、孙到老泪纵横。父亲的想法是，即使父亲不能前去，也要让爷爷一见孙儿。

　　那年冬天，妈妈用一条大红围巾围在我脖子上，就顶着凛烈的寒风带我走上了江轮。临行前父亲送我们到码头，把两只精致的手杖交给我，说是送给爷爷的。但那时，由四川前往安徽仍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旅途。在安庆乘汽车前往舒城时，我因晕车却丢了手杖。待我见到爷爷，只好躲在妈妈身后。而爷爷却拉着我的手，走到书房的手杖架前，把那些古拙的藤条手杖一条条拿给我看。此时我才明白，我见到的是一个不会生气的爷爷。

　　爷爷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单是那白髯飘飘，已是君子风范。安徽老家是一个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有爷爷极大权威的宠爱，包括奶奶在内的其他亲人很少有机会与我亲近。晚上，爷爷不顾我尿床，总要带我睡觉。记得我用同伴告诉的办法问爷爷，您把胡子放在被子里睡呢? 还是放在外面?爷爷显然没听过这个笑话。此法真让老人犯了踌躇，折腾了一宿未眠。但清晨起床，依然见到爷爷每日的晨课，即两篇几近字帖的恭正小楷。吃过早饭，爷爷牵着我的手走上街头，常有人十分恭敬地给爷爷打招呼。每当这些时候，爷爷总是很得意的把我推向膝前。“好一个漂亮的孙儿啊”……街坊和亲朋们夸着，爷爷捻着白胡子早就合不上嘴来。

　　记得那时舒城极小，一条十字大街就是全城。走不了几步，似乎就到了郊外。冬季的原野里，有一种我从未领略过的肃杀苍凉。一座古塔孤零零地耸立在原野上，塔檐的风铃在寒风中叮咚作响。没有象沱江这样美丽的小河流过原野，大地上乃一片黄尘。我想起父亲说起过的大院。就缠着爷爷要去看看。此时爽朗的爷爷一下变得很小心，他带着我七弯八拐走到一条街上，在一个有人站岗的院门前，让我探头探脑往里望。在那个大门里望见了什么，我巳经记不起来了。只是觉得它很大，那绝不是我家那个栀子花小院可以比拟的。但是院子里没有桂花，也没有荷花，连一片绿叶也没有。

　　回到父亲身边后，我向他和姐姐和弟妹们兴奋地讲述了老家的一切。我甚至得到爷爷给的一支古藤手杖，在伙伴中当“降龙木”眩耀。关于老家，父亲只是静静地听着，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又过了些日子，老家来信说，爷爷实在咽不下那些发霉的红薯干，饿死了。爸爸读着信哭了。此时，我才想起离开老家那天，在爷爷的书房，他搂着我不肯放开时，爷爷也哭了。

　　父亲是三十岁那年离开舒城老家的，去世前夕他刚过五十岁生日。离开故乡二十年反而使那里的一切愈加清晰。辞世前三天，父亲亦带着十九岁的我同榻，他告诉我，爷爷原不是我的亲爷爷，而是我“爹爹”（舒城称爷爷为爹爹）的大哥. 亲爷爷行二，是个“屋小能容我，天高任乌飞”的才子，巳去世多年了。是大爷爷照顾和抚养了父亲这一家子。但那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磨灭儿时感受到的爷爷那种深沉的爱。虽然爷爷给我那根他钟爱的手杖，也早被我弄丢了。但是，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长者，因为这样的长者从未开口说出的爱，才把种子播进了心田。

　　站在沈氏故居的照壁前，爷爷两字带出了我无声的哽咽，让我在天命之年，读懂了凤凰，读懂了沱江，读懂了老人与故乡，也读懂了只有这种小院里才会有的，小楷书写的“湿湿的想念”。

　　四

　　从位于凤凰城中心的虹桥桥头向东望去，是一幅无须任何修饰的山水立轴。国画大师黄永玉的家就在这幅立轴中。夺翠楼以台阶方式构筑的几层扁扁的屋顶阁楼，高的那一端亭阁巳把飞檐隐入山林之中，低的这一间却探向脚下的深潭。其名“夺翠”应不是黄永玉的匠心独运，因为它的确把水的幽蓝和山的苍翠拥抱过来迭加在一起。清清的沱江由于它的挽留，在它的脚下拐了一个弯，形成一片深潭，已经把所有的绿色都揽入潭中。

　　我们沿着岸边弯弯的小街走向那里一探究竞。没有想到的是，走过夺翠楼跨街的骑廊，却看见了一座小庵。

　　门口的一个尼姑向我们招徕说，进去吧! 里面有黄永玉的八幅名画呢! 由于天色已晚，我们决定第二天再来。而次日行程一变，我们再没能走入庵内。但我的心中却存下疑惑，在凤凰这样边远的山野之地，为什么有这样带几分拢翠冷月诗意的小庵呢? 湘西自古是朝庭对付“苗蛮”和土匪横行的杀伐之地，是不是因为如此，上苍给那些柔弱的女人们一方清净出世的净土呢?

　　由此，我又想起了《边城》中的翠翠。

　　小女人不是儒者、长者，但是，她们却是一个象沱江沅水、象长讧黄河，象大海一样的博大世界。很多时候，小女人那柔弱温存的身驱，竟是一大批儒者长者与命运搏击抗争的脊梁! 这种支撑的含义是，生命的萌动就在这样柔弱的身驱里取来火种，才燃烧起激情和理想，才开始强横地改造身外的世界。在沱江沅水，一个明白不过的例子就是，没有了“翠翠”，也就没有了渡口，也没有诸如“天保”之类放排汉子们望眼欲穿的远方。没有张兆和，沈老先生无论如何也熬不过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张兆和，也许 “翠翠”连安放之地也没有。

　　在沈从文故居里我见到过张兆和年青时的照片，高挑，俊秀，淡雅到超凡脱俗，亭亭玉立地依偎着同样英气逼人的沈从文。眉眼间没有大家闺秀那种通常的矜持，而分明流露出山野的秀气和清纯。在美学上极有见地的沈从文笔下， “翠翠”这一艺术形象，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在北大那封大胆索要身心的著名情书，虽被张兆和一气之下举报于胡适校长，却因文人之间的灵犀相通玉成好事传为千古佳话。几十年过去了，当儒者长者们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沈老描出这个沱江的“女儿”——“翠翠”，却还活着。也许我们无法追寻她的影子，但却仿佛感到神情中忧郁的清香还没有淡下去，她还长久地流连在沱江边。让每一个若隐若现呼吸到她那芬芳气息的游人，痴痴地想念。

　　在凤凰街头，我们不时可以见到面容姣好、单瘦修长的女孩子轻盈地走过，时代在变迁着，但又谁能说她们就不是“翠翠”呢? 她们走过的足迹串成的情节也许会有改变，但那水灵灵的模样和哀婉淡泊风格填充的故事还在继续着。李树下冻红了纤手洗衣的是“翠翠，”莲湖旁养蚕摘桑的也是“翠翠”，塔影中嘻笑清脆的是“翠翠”，背上背篓走上跳磴小桥的何尝不是“翠翠”。

　　一年冬天，我在大山深处经历了一个故事。那个山村里也有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子，文静而羞涩。那山里没有这样的沱江，只有一片片水面明亮的冬水田。记得水中总是倒映着那个低头编织的窈窕身影。她在用线手套拆出的白线编织一件纱衣，准备送进山里给那个伐木的知青哥哥抵御风寒。天知道，这些手套她是用了多少鸡蛋多少柴禾换回的啊……。纱衣织成了，上面有城里来的好心姐姐教织的竖条花纹，洁白而又漂亮。纱衣是如何穿在哥哥身上的我不知道，大巴山中的伐木场是大宁河放排的上游，可以想象，在那些血性汉子的震天大笑中，她是羞成怎样去瞅一眼自己用爱织就的“作品”的。但是过了几天，小姑娘拿着纱衣哭着回来了。哥哥在扎木排时那件沙衣下水过，晒干后缩小得只能套进一个孩子的身躯。在以后的日子里，水田的镜子中，又映出了她低头编织的影子。我就是在那时得到了一本巳传阅到残破不全的《边城》，夜里，我的思诸常从油灯下的书页中飘向远方，我知道她又进山了。她是不是“翠翠”呢?

　　在我的一生中，我刻骨铭心地领略过“翠翠”的温存和体贴，没有她们，就没有我的跋涉，我的情思，我的青春年华和多彩生命的回忆。我想念着故去的儒者长者，我也想念着活着的“翠翠”。是想念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走向远方。我不是在想念中去寻找什么人，而是在追寻着纯真的爱里飞翔着的精灵。此刻，“翠翠”在沱江边上的哪一个渡口呢?

　　我在去过凤凰的小友小灰猫那儿得到一张照片，其上“翠翠”是那样惊慌地躲着画外游人包围的目光，一下跃入沱江的水流中，激起飞溅的浪花来。镜头捕捉到她身后浑黄和身前清澈沱江之水的质感，“女儿是水做的”，似那种透明晶莹的水流才能保护她。这幅小照让我生出一个念头，祈愿天下的男儿们都有一个安放“翠翠”的宽阔胸怀。若能如此，那座小庵除了展出黄永玉的画作，再不会成为青灯古佛听秋雨之处—一个让女儿伤心、让女儿落泪、让女儿飘然远逝的地方。这样，“翠翠”才会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身边。

　　五 沈从文说过，“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流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少”。什么样的影响呢? “美，总是难免让人伤心吧?”，他又说。

　　美学泰斗朱光潜曾经这样评价沈老，说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上那一股沉忧隐痛”。

　　按浪迹天涯的秋雨先生阐释，这是一种“大悲悯”。

　　这些年来，旅游浪潮席卷着古老的中华大地。人们不再囿守着他们脚下的“一亩三分地”，不再恪守着“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走出去看看身外的世界。其中，很多阡陌路径通向了残缺的历史遗存。或宫阙城楼，或寺院塔林，或洞窟造像，或残碑古桥……，还有象风凰这样的古镇小街。人们轻拢发型，略施粉黛，搔首弄姿，立正昂首，往往还随着一声极为莫名其妙的“茄子”，就把自己留在了“历史”的跟前。当然，还有一大批自称“驴友”的有志青年，从这种人头攒动欢天喜地的旅游中“觉醒”。他们三五成群，以“走进ＸＸ”为题目，背着双肩包晃晃悠悠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青山绿水和青堂瓦舍之间，他们为斑驳的马头残墙、苔痕点点的青石板路、烟熏火燎的木雕窗棂而燥动。有时他们走进更深的大山里，在“原生态”中极为“自我”的陶醉，这已不仅是一种快乐和洒脱,而且成为一种“时尚”。时尚引导着寻找感官的深沉,领略自然的魅力和历史的古旧。

　　我从来就有一个感觉，对“行万里路”而言，“走”不是目的，“看”才是初哀。山川的瑰丽是令人震憾的，历史的遗迹却脱不开沉重。在很多历史名城、古城乃至古镇乡村，有时我很怀疑自己倒底能看到什么?秦汉巳深埋于地下，唐宋基本上灰飞烟灭，我们能看到的至多是或辉煌或残破的明清。如果拿明清当纵深的往昔去翻阅，且很“环保”地叹息感慨，是对历史的无知乃浅溥。

　　忍不住要说上几句的是，明清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登峰造极的鼎盛时期。这种集大成的方式是将前朝所有的“伦理道德”传统为我所用的加以改造，然后用于治国治民。因此，明清两朝就必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无数泯灭人性的悲惨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从北京故宫到徽州民宅，还有凤凰这样的边城里，一层又一层的血与泪厚厚地堆积着。从秦淮河上的强颜欢笑到深宅大院里的喑喑哭声，再到山寨里的尸横狼籍，这些绝不载入正史的岁月有多少被掩埋得无影无踪啊! 然而，人性却象野草一样，无法被连根刨除。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一个“仁”字，“善”则隐于“仁”的内涵之中。但“仁”与“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仁”从礼制，主要是指道德伦理，是一个社会学或者干脆是政治慨念。而“善”却直指人心，更多的是行为准则，是一则人生哲学甚至是美学的概念。在历史上，那“仁”总是盖在“善”的头上作恶。“善”虽是底层的大多数，“然而朴素之善难免产生悲剧”(沈从文语)。于是又被普渡众生的佛典收录，多了几分超脱的禅意。善良的人们往往富于情感，关切社会，一旦饱受挫折，倒宁愿躲开人群，寄情山水，吟出了不少千古绝唱。至于人性，“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从先秦争辨开始，千年以来，诸子百家，众说纷纭。而我，却从“本真”出发，信“善”，进而信“美”。斗哥儿及朋友们总说我太认真，我自以为是追求着“尽善尽美”。

　　因此，解读凤凰，不能不记住“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对于沈老这句话，我的理解是：“伤心”也罢，“隐痛”也罢，“大悲悯”也罢，人性的光辉，就从这忧郁悲怆的风情中迸射而出。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张兆和在沈老的墓地刻石说，“不折不让，亦从亦慈。星斗其文，赤字其人”，是对沈老，也是对那一代善良的父辈们恰如其分的评价。他们的文章、他们的生活都是淡泊的，然而他们的心却是火热的。对于一个封建主义还在“腐烂发臭”的时代和社会，也许善良的人们能做到的只能是高风亮节的“不折不让”。然而，对他们的亲人和爱得极深的父老乡亲，都可以是赤子之心的“亦从亦慈”。鲁迅的“横眉冷对”和“俯首甘为”是这一人格的最为精辞的概括。但是，这一切却注定了父辈们悲剧的人生和悲剧的作品，悲天悯人的“湿湿”的雾汽，不能不笼罩着他们的灵魂和生命。于是，我们才有可能读到委婉，读到悲伧，读到淡雅，读到朴实，读到漂零的人生，读到善与美。

　　走到凤凰这样的古城，没有必要过分苛求一种古旧和残缺，而应当去关注又一个时代的人们。他们的父兄或许就是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在边城这个“典型环境”中一定还有一脉相承的典型故事。发现美、寻找美并不在轻松和休闲中。散步时，多一点沉重的眼力，去解剖明清遗存的“古老”与残旧，去作一次过去完成时与现在进行时的深层比较，我们才可以说在走进自然的同时，也走进了历史。在所有的风景之中，只有这个“人”，以及人的尊严，对尊严的剥夺与凌辱，维护与抗争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画卷。只有人，才是一道最亮丽的风光。

　　我没有把握这是否照沈老的“观照”在思索，到底怎样去理解“我”和认识人呢? 一途中我想了很多。这样的问题不在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里，甚至也不全在散文和小说中。阅读湘西的山川和古镇，应当是一个极好的答疑。途中李导演给我说起为我与斗哥儿的《初读西藏》撰写的一篇序言。这个参加过淮海和援朝两大战役的革命老太太，居然亦是性情中人。她那才华横溢的序言，几分调侃、几分挪揶地将斗哥儿的文风评价为余秋雨风格，将我的散文则戏称“依沈从文开一代先河”。斗哥儿很是不安，而我却极为坦然。

　　沈老曾说，“生命在发展中……，毁灭是常态，惟转化成文字，为音乐，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和延续”。可见闲暇挥笔写作，不是作家的专利。两位比我更朴实、更“静水深流”的朋友，斗哥儿的父亲曾被强迫长跪雪地，曹夫子的父亲却更有牢狱之苦。但是，苦难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民族的。同时，苦难也不是标签，而是人们的生活。他们，以及善良的大多数中国人，巳经习惯对那些不堪回首的往昔含蕴而不露。倒是我常常想，对沈老和我的父辈，对朋友和我的亲人，是不是苦难，命运，忍辱负重才锻造出善的人性呢?

　　在沱江边，面对着那些专心描画古城风貌的孩子们，我想，画中和画外是不是不再有苦难了呢？仅从网上日的很多旅游网站上看，面对山水静不下心来，隔三差五地“掐架”，对素未谋面的行旅人抡起“大砖”，砸得带血置于死地而后快。说明苦难是容易健忘的。那么，还有没有苦难铸成的精神传承呢?如果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我则愿意从中去拾起一些民间的碎片收藏，以留给我的女儿。这样，就可以“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外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先河”是一带碧绿而带着山野清香的清清沱江，无须我去开凿，就已经把“真、善、美”低吟浅唱于想念的浪花里。

　　我记住了这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在边城凤凰，在沱江边上，是一种风情，还是一种流动，或者是别的什么触动着我，想去看那些我再也看不到的人和事。其中，有逝去的沈老和活着的张兆和，我的父亲和爷爷，远逝到已经朦胧的“翠翠”，和一切用无私的爱关心和帮助过我，而又离我而去的善良的人们。此刻，我置身于山水之间，我只想对着远方轻轻地说一句：

　　我想念你们! 是的，我想念着。我爱着的人们。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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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重新定位看来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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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政府来牵头做好桐城文化的挖掘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