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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虚无之处有苦思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4年9月8日13:18·
妇女问题研究专家 胡风事件的焦点人物
舒芜除了因为胡风事件引人注目之外,他的人生历程也颇具意味,因为在晚年他又走回了他早年人生的起点。
舒芜是继周作人之后最关心妇女命运的中国作家,而且比周作人用力更勤、坚持更久,舒芜也自觉地以周作人这一方面的后继者自命。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周、舒二人都被士林视为“大节”有亏,而吾国士人对妇女大都抱持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且均自视为“小节”。周、舒的“大节”是政治性的,而士人的“小节”是文化性的。或许在周、舒二人的视界中,大、小之辨恰与流俗的意见相反,孰是孰非,似乎并非没有反思的必要。
□庄周《才女的冤痛和才子的残酷》
为有同情哀妇人
●身为男性,我知道男性是如何轻蔑侮辱女性、而女性又是不自知的。
我的家乡在桐城,舒芜这两个字用我们桐城的方言来读,读作“虚无”,也就是说没有这个人的意思。这是我第一次给《新华日报》投稿时用的笔名,以后就一直沿用下来。
我6岁那年,父亲的生活中出现了另外一位女性,母亲就带着我从北京回到了家乡。我的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父亲的坏话,只是向我灌输父亲是如何的好,如何有学问。等到我会写字的时候,她又督促我至少每个月写一封信给父亲请安。
我没有接触过那些被侮辱的妇女,身边反倒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女性。我的表姐、堂姐妹都很美,她们老带着我这个小弟弟玩,有时候她们谈女孩之间的事情,以为我不懂,其实我挺敏感的。虽然她们也不过就是些中学生,但我能感受到她们心灵的美,认为这些是不应该被轻视的。
我关注女性问题,是受了五四的影响。我从小就有个小书柜,看了许多新文学方面的书,尤其喜欢的是鲁迅和周作人,后来又从我的母亲、表姐妹和我教的女学生那儿感受到:女性是应该受尊重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身为男性,我知道男性是如何轻蔑侮辱女性、而女性又是不自知的,所以我开始写这方面的文章。
“需要个性解放”
●“你说,中国现在需要什么?”我答不出来,他说:“需要个性解放。”
我教过小学、中学,后来到国立中央政治学校去当助教,这期间,我一直假冒学历,说我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当时我虽然只有十几岁,但大家都知道,这所学校招生只重国文一科,初中生也可以考,所以毕业时有很多年轻的学生。
另外,我有个亲戚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我听他说过这所学校的情况,如果有人问我,我可以应付。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下,我打算对整个中国文化问题重新想过一遍,想系统地写一部《现代中国民主文化论》,后来改为一篇一篇地来写。写《论主观》时,路翎住在我家,一天他忽然问我:“你说,中国现在需要什么?”我答不出来,他说:“需要个性解放。”我想来想去,觉得的确是这样,包括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马克思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解决的关键都在于个性解放。在哲学上与它相对的范畴,我认为就是“主观”。
1945年1月,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希望》的创刊号上。胡风一直写信鼓励我要再接再厉,加紧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并不是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批判才发表。
从南宁到北京
●我反复思考:解放前我宣扬的个性解放究竟对不对。我开始逐渐对它失去信心,并下定决心要改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南宁解放之前,我在南宁师范学院当副教授,不久,省人民政府成立,省会确定在南宁,师范学院要迁到桂林去,我和另外两个老师以进步教授的身份被留了下来,分别掌管当地的三个中学,我在南宁最好的高中当校长,实际上,是另派来的副校长管事,我的职责是不断地出席各种会议,做各种政治性发言。
在校外我被任命为南宁市人民政府委员,还有其他一些职务,我很兴奋,很快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就是以政治标准为一切的最高标准。我完全信服了通过谈话暴露思想实际,然后再由群众讨论,纠正错误,领导做总结的这一套改造方法,忘记了自己曾经是追求马克思主义中的个性解放的。
我忙于当地的各种社会活动,忙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我反复思考:解放前我宣扬的个性解放究竟对不对。我开始逐渐对它失去信心,并下定决心要改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在南宁的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送往迎来,中午晚上几乎都在饭馆陪客人吃饭,有时,一顿饭要赶几个饭局,渐渐地我很厌倦这种政务生活,烦不胜烦,一心想静下来做学问,我想离开南宁到北京去,教书也好,当编辑也好,是做业务就行。
对于我从南宁调到北京这件事情,有人说我是因为解放之前本来是大学教授,后来混到中学就很不满意,羡慕别人的位置,所以想靠写检讨出来。
我离开南宁的时候省长多次挽留,他跟我说,几个部门任我挑选一个,那就是副厅级或者厅级干部,到北京我其实只是做个普通编辑。我这里还保存着周恩来总理的任命状———南宁市政府的委员,如果要把这些摆出来,那真是无聊。
我不想辩解,因为牵涉到地位和官职,那太无聊了,我不能说,别人看到了肯定要说:“嚯,你又在吹嘘你当时的地位啊!”
关于胡风的那一点回忆
●它导致了那么大的一个冤案,虽然是我始料不及的,但害得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家破人亡,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的全部好友。
在写《从头学习<在延安会议上的讲话>》这篇文章之前和之后,我都有跟胡风通信,跟他谈论改造的问题,我是真心相信自己错了,可是胡风他一直不肯认错。
交信不交信的问题我也说过很多遍了,我早就对胡风的宗派主义有看法,也跟他在信中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太孤立自己,对文艺界的很多人过于蔑视。这个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表现得很含蓄,但在他给我的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
信件经过好几个人传到林默涵手中去的事情,当时我都是不知道的。林默涵找我去谈话,那时候的文艺部长可比不得今天,他们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让我写,我能不写吗?他的话就相当于公安局长的命令啊。而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它导致了那么大的一个冤案,虽然是我始料不及的,但害得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家破人亡,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的全部好友,我应该负一份沉重的责任。他们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也能理解,换成是我,我也会和他们一样想。
评价可以各有看法,但事实只有一个,我想说的只是事实问题。有人写文章说我请贾植芳吃饭,但贾植芳说饭可以吃,手不能握。事实是他到北京来主动找我,请客的人也不只我一个,是绿原、牛汉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东。对于这样的事实,我需要澄清。
回到起点
●为什么这些精英分子在那个时候集体走上了左倾,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现在我自己是一直处在反思之中,我觉得可能我们要用整个21世纪的时间来反思20世纪的事情,因为这100年的问题太多了。
我考虑的最根本问题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为什么那么多人走上了“左倾”的道路,罗曼·罗兰、萧伯纳、中国的鲁迅等等,都是精英人物,还有我们这些年轻一代走上左倾的,也都是学校最优秀的,为什么这些精英分子在那个时候集体走上了左倾,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后来的人说我们搞个人崇拜,有奴化思想,其实不是的。我们开始崇拜的是科学和客观规律,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一解放,共产党有巨大威望,这威望来自于一件件具体的事:妓院关闭了,烟馆关闭了,土匪肃清了,消灭旧社会这三大毒瘤是1949年以前根本不可想象的,只这三件事就足以使老百姓衷心拥护共产党。
哈耶克说理想主义一定会带来奴役。这些我以前都是不相信的。再说没有理想主义也是不行的啊。我一直都处在矛盾之中,直到近两三年,我才开始怀疑:这个世界上有科学吗?有客观规律的存在吗?
前几天我看到一段格言一样的东西,很好玩:“青年的时候,只有希望,没有怀疑,于是有了幻想;中年的时候,半信半疑,于是有了理想;老年的时候大部分怀疑,于是有了思想。”
口述:舒芜
■人物档案
舒芜,原名方管,安徽桐城人,1922年生。1949年以后,任南宁高中(后改名南宁中学)校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已退休。主要著作有《说梦录》、《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舒芜文学评论选》、《书与现实》、《串味读书》等。1955年在“反胡风”运动中,卷入漩涡中心,并成为今天人们争议的话题。
■链接
继周作人之后,最关心妇女命运的中国作家,当属舒芜。纵观舒芜六十年来的一系列论述女性问题的文章,古今文人的女性观和性道德观是他一直以来最关注的。舒芜极为推崇周作人的一段话,“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书房一角·扪烛脞存》)尤其是其中的“对女人如何说法”,被舒芜称之为“照妖镜”,“持此去照向种种隐微曲折之处,一切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想,的确都无所逃遁。”(《异端小尼姑与儒家阿Q》)正是用这一标准,至今为人艳称的文坛众多华章名篇,在舒芜以一切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目光的观照下,统统被彻底颠覆了!
■记者手记
他老了,佝偻着背,听力极差,一步一步地挪着走路。不说话的时候,他就是低眉顺眼地坐着,发出混浊的咳嗽,神情落寞。
他住在社科院最古老的宿舍楼里,外面的街道正在被推土机挖得一塌糊涂。他的家也极简朴、陈旧的家具,淡绿色的墙布黯淡无光,拐角处甚至已经被摸得发黑了。
他愿意谈论自己的家乡,愿意解释那些遭受谴责的疑点,可是问及他与路翎、胡风的交往时,他沉默了。问您是如何获悉胡风的死讯?他嗫嚅着绷起脸,许久不说话也不再抬起目光。
他似乎已经好久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了,以至于他的女儿想把他说的话保留下来。录音文件在往他家电脑上传的过程中丢失了,大家面面相觑,他的女儿很紧张地说爸爸一定会责怪我。他果然是有些生气,数落他女儿的不是,大声对我说:“算了,算了,我这个人没什么好写的,不要写了。我也不想再谈了,我觉得累。”
他一再地邀请我在家吃午饭,不断地说害得你没吃成午饭,抱歉地微笑。
采写/摄影
本报记者刘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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