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秋》（中）

吴砺

                                 《天国之秋》（中）

“若非母亲于一八五二年过世，曾国藩的人生道路或许就不会有那么超乎常规的转折——肯定仍会有超越群伦的成就，但未必成为扭转世局的关键人物。但他母亲就在太平军按照原计划从广西北征，经湖南攻到湖北武昌之时去世。正常情况下，清廷从不派官员赴原籍任职，以防地方坐大，尾大不掉，以确保官员忠于皇帝更甚于忠于他们所治理的人民。像曾国藩如此职等的官员，只有退休，只有因无能遭撤职，或父母之一去世而必须辞官守丧三年，才会返回故乡。一八五二年春接到母丧噩耗之后，他离京返回湖南。由于湖南省城长沙受太平军围攻，因此他绕了一大圈，避开正迅速扩大的叛乱，晚秋时回到p128

曾国藩最初的招兵程序，就在这地方显出殊胜之处。因为在庞杂无组织的绿营，有意从军者只要上门就录取。同样，这些人也可能溜得无影无踪。但湘军招兵程序讲究私人关系的特质，使逃兵几乎不可能发生，曾国藩的招兵制度就因为这点极具效率。每个士兵都是由统兵官在自己家乡亲自招来。士兵所属单位的同袍知道他住哪里，很可能还是跟他一起长大。按照曾国藩的严格规定，招进土兵的军官不仅得写下该兵员的名字，还得录下他的指纹和家族每个成员的名字——族中某些成员需要为此人从军具保。借由这一做法，湘军士兵无一人会临阵脱逃，遁入乡间；土兵若违反军规，他的家人绝对会受到莲丝。P134

曾国藩麾下军官是饱读诗书的书生，但他的兵是大老粗，因此他编歌来教兵。战争晚期，湘军士兵行为不当之事频传，令他大为苦恼，他于是编了首“爱民歌”，教导他们出征期间严守军纪。这首歌的内容既反映了曾国藩要士兵勿做的事，也点出士兵正在做的不规矩事。歌中列出的规条包括：莫走人家取门板（当柴烧）；莫踹禾苗坏 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无钱莫扯道边菜；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哭嚎不安居。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歌的最后他道出军人与农民齐心平乱的基本期许（被二十世纪中国早期红军刻意仿效的情操）：“军土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他要求麾下统兵官，只要士兵一有空闲就教他们唱这首歌。P143

但他遗憾的不是毁掉圆明园一事对中国的影响，而是遗憾于毁掉一样美丽的东西。批评他的那些人，就连雨果，也是这样的想法；他们高喊可耻，不是为了中国的损失，而是为了艺术的损失。在额尔金的演说里，任何发自肺腑的懊悔，都仍抹不去他的根本信念：中国是个需要英国介入的国家。满藏皇室珍宝的圆明园付之一炬，或许令欧洲的审美家感到遗憾，但他对中国本身没什么同情。他深信中国的文明已是明日黄花。在皇家艺术院的演说中，他还说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火药，却几乎只懂得拿它制造鞭炮。他们发明了指南针，却未走向大海。他们发明了印刷机，却只拿它来印制“一成不变的孔子著作”。他认为过去是欧洲善加利用了中国的发明，未来也不会有改变。对于刚被他用武力轰开对外通商大门的这个古老国家，他盖棺论定道，只有英国能让中国文明重现生机。他断言：“我倾向认为，在这众多畸形和废物底下，潜藏着更神圣之火的火花，而我同胞的过人天赋或许能将那些火花集中起来，助其化为熊熊之火。” p182

格雷伯爵和英国国会中的任何议员一样有资格评论英国的对外政策；一八三O年代初期，他已故父亲（格雷二世伯爵，格雷伯爵茶的取名来由）担任首相期间，他当过战争暨殖民地事务次官，后来他又分别担任过战争大臣与殖民地事务大臣。他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的演说，本质上呼应一八五三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他主张，诞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掠夺性贸易政策，破坏了中国政府的稳定，从而导致反清叛乱四处爆发，而如今在太平天国身上，叛乱之势达到最高点。因此，中国过去二十年的苦难和如今蹂躏中国人民家园的可怕战争，都是英国所造成。他严正表示，这不是今日才有的现象。他一字一句清楚说道：“各位，我们在印度的经验应能提醒我们在这方面要小心，应该能告诉我们，毁掉亚洲政府容易，为其换上新政府不易。” p189

在叛军和清廷之间，巴夏礼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英国人偏向哪一边。他在满清手中吃过很大苦头。但对这场内战他依旧漠不关心，他说，他在长江沿岸碰到一位农民，那个农民的一席话塑造了他对内战双方的评价。农民“过了些许时间，确定别人听不到他讲话，才告诉我他自己受苦受难和各地民生凋敝的可怜故事”。巴夏礼转述那位农民的观点，那是在这场战争期间得到无数次重述的观点：“他认为官军和叛军没什么两样，他在这两者底下都没过上好日子。” p201

曾国荃不知如何处置这批俘虏，“悍贼”人数几乎和他的围城总兵力一样多。那位安排缴械投降的营官再度献计，说最好杀光。曾国荃告诉他：“杀亦要设法。”于是那位营官提议：开营门，将俘虏一次带进十个，逐批砍头。他认为“只半日可以杀完”。曾国荃不忍执行这项计划，于是交给那位营官击办。营官回他的兵营准备，然后督斩八千名俘虏，据他自己所述，“自辰至酉”，只花了一天。P227

城里的惨状，再怎么身经百战、见惯不幸的人都想象不到。初夏外国船不再停靠、菱湖边的营垒于七月上旬遭攻破后，就再没有粮食运进城里。到了夏末，每日配给白米之事早已是明日黄花。菜园里的蔬菜和野草都已吃完。所有动物，甚至老鼠，都吃光了，没有东西可以喂饱城里饿着肚子的数千人。或者应该说几乎没有东西。九月五日进城的湘军骇然发现，安庆的市场从未关闭。人肉价格最后涨到每斤半两钱。

夏季时曾国藩就已写信给弟弟，谈到安庆投降时该如何处置。他写信告诉曾国荃：“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弟意如何？’爱民不表示爱那些与叛军站在同一边的人民。有人认为攻破安庆时，城里总共幸存约一万六千人，其中即使不是全为平民，至少也大部分是平民。有关他们后来遭遇的种种记述，差异主要在曾国藩麾下军官是否先将女人挑出，再杀光剩下的人。P231

李秀成知道曾国藩的安庆暴行对民心的影响，因此在杭州竭力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太平军。与过去太平军大肆屠杀满人的做法大相径庭，李秀成给杭州城里的满人和官员生路，尽管其中许多人最终选择自杀。太平军进城时，浙江巡抚在府邸悬梁自尽，但李秀成花钱请人将遗体运到上海厚葬，甚至用心将他的官服与官帽放入棺中一起下葬。他说那是因为他佩服此人的忠心事主。至少有一名清朝官员为这位叛军将领意想不到的义葬举动感到惊愕。他以纳闷口吻说道：“豺狼也，岂尚有人心哉？’p256

到了一八六二年夏，就连马克思都在读过夏福礼的报告后，认为太平天国成不了气候。马克思最后一篇谈中国内战对全球之影响的文章，七月刊登于维也纳报纸《新闻报》( DiePresse)，而引述自夏福礼写给卜鲁斯的某封信的文字，占了该文过半篇幅。在马克思引述的段落中，夏福礼严正表示，太平天国的真实面貌“与妄言（太平天国）  ‘拯救中国’之事的英格兰传教士的错觉不相符……经过十年闹哄哄而煞有其事的活动之后，他们摧毁一切，毫无建树”。夏福礼写道（且马克思引述道），这个中国叛乱群体是个嗜爱暴力和砍头的群体，是“由流氓、游民和坏人组成”的群体，是“肆无忌惮侮辱妇人和女孩”的群体，是“引起惊恐”与制造“骇人情景”的群体。总而言之，太平天国“声势浩大，空洞无物”。

根据夏福礼的说辞，马克思推断太平天国是“除了想改朝换代，未体认到任何职责”的“恶魔”。  “他们对人民的危害更甚于旧统治者带来的危害，”他写道，“他们的使命似乎就只是在阻止（中国）以稳健方式解体，就只是在毁灭它，而且其毁灭方式荒唐骇人，又未植下复兴的种子。”他不仅以嫌恶的口吻指斥叛军成不了气候，也以同样的口吻，如额尔金勋爵般认为整个中华帝国没有前途——因为其无可救药地沉溺于古代，从而与境外快速改变的世界脱节。  “但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出现这种恶魔，”马克思推论道，“那是停滞型社会生活的产物。”p307

但最惨的事还在后面。那天下午，他写完给儿子曾纪泽的信后不久，信使带着来自南京曾国荃的信抵达。‘他一直担心弟弟曾国荃的安危，对他更小的弟弟曾国葆没放什么心思。曾国葆的作战经验比不上曾国荃，在围攻南京之役中带五千兵力前来支援曾国荃。这时三十四岁的曾国葆，比曾国藩年轻十七岁，是曾国藩还在世的三个弟弟中年纪最小的。一八五八年，曾国藩另一个弟弟曾国华在三河死于太平军之手时，发誓要替他报仇的弟弟就是曾国葆。曾国荃派人来告诉曾国藩，曾国葆已经病倒。接下来几天，两兄弟联系非常密切，曾国葆露出复原之色，有几天时间他们欣喜于弟弟终于熬过最危险期。结果，曾国葆再发高烧。他得了伤寒，一月十一日天刚亮，曾国藩打开来信，收到 幺弟已死的噩耗。P339

同时，乡间的饥荒加剧。曾国藩已在皖南设了救济站，僵在多山的皖南，情况还是恶化，悲惨程度远甚于他初掌控安庆之时。他在一八六三年六月八日的日记写道：“皖南到处食人。”轻描淡写的语调，说明这种不可思议之事已如何司空见惯。他在日记里数次提到食人之事，但这一次他之所以在日记里写下，主要不是因为吃人肉一事——因为那已不是第一次——而是因为人肉变得很贵：“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后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自前一年以来价格涨了三倍，意味着就连这最难下咽的维生物资都愈来愈买不起。他写道，江苏境内，南京以东和以南也有食人之事，尽管人肉价格据说较便宜。戈登于征战时亲眼见到可怕的食人残迹，但觉得他在上海的同胞不可能领会此事真正的骇人之处。他在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在书上读到人食人肉的事，不如亲眼看到被割了肉的尸体那么骇人。”

皖北一片荒芜。鲍超想找出一条贯穿该省的补给线，以供给南京对面长江北岸部队的粮秣，最后死了心。承平时期，平坦的安徽中部春天时是连绵不断的翠绿平原，新发的水稻在大太阳下闪闪发亮，映照在细细的灌溉沟渠上，煞是美丽。但鲍超报告道，一八六三年春他走过该地区，超过一百五十公里的路连一片禾叶都没见到。没有木头可用来升火煮饭，没有东西可让人活命。从江苏也传来类似的悲惨消息。战火使上海方圓一百五十公里的乡间几乎荒无人烟。野猪在人去屋空的村子里觅食，吃干掉的死尸。身为两江总督，这里属曾国藩的辖区。他在日记里郁郁写道：“乱世而当大任，岂非人生之至不幸哉！”

但荒芜亦非全然是坏事。不管曾国藩是否积极支持焦土政策，他在大地的荒芜凋敝中，的确看到了对他平乱的助力，那是异时异地的其他人也会看到的助力。在一八六三年四月十四日的奏折中，他描述了皖南的破败。“黄茅白骨，或竞日不逢一人，”他写道。而如此荒芜惨状，最令他忧心之处乃是粮食无着落的叛军可能试图脱身，往西南窜人江西。

同时，他解释道，这种形势有许多可喜之处。叛军倚赖他们所在地区农民的支持和接纳来存活，而饥荒将引发冲突。人民将会离开太平天国控制区周边的区域，如烟一般消散，使他们失去支持者。农民如无种子，不得不弃田而去，使叛军无物可食。他写道：“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因此，他认为，这种破败凋敝最终将使叛军无法生存。P368

曾国荃幕僚赵烈文于七月二十六日进城，瞠目结舌于城中所见。仍活着的叛军男子，似乎全在替湘军士兵搬运战利品或帮他们挖掘埋在地下的宝物。在他看来，这些人之后可能会获释或至少逃出城。但其他人不是。老人遭恣意杀害，无法替湘军士兵干重活的病人和体弱者亦然。他在日记里写道：“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就他所见，城中留下的妇女无一人在四十岁以下。  “老者无不负伤”。湘军士兵对他们严刑拷打，逼他们说出值钱物品的藏放处，因而身上“或十余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

他认为这一切无疑全是湘军所为。他在日记里列出他所知道参与屠杀和掠夺的几名曾国荃麾下统兵官的名字，怒不可遏地写道，他们“不知何以对中丞（曾国荃）?何以对皇上？何以对天地？何以对自己？”尸体腐烂于街头，臭不可闻，曾国荃下令各营至少将尸 体拖到路旁，覆以碎土，这样至少城里还有路可通。p379

吴砺

2016.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