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薄：你是互联网的奴隶还是主宰者》（二）

吴砺

                      《浅薄：你是互联网的奴隶还是主宰者》（二）

“就连那些最早的默读者都已经认识到，当他们沉浸在书中的时候，自己的知觉会发生显著变化。据中世纪的叙利亚主教艾萨克描述，无论什么时候，一个人默默读书都“像是在做梦，进入了感觉和思绪高度集中的状态。记忆的骚动打破了这种沉寂，内心思考带来的喜悦浪潮此起彼伏，意料之外的欢愉突然爆发”。读书是一项沉思冥想的活动，不过读书时大脑并非无所作为，而是要充分动员、全力运转。为了全力应对字词、思想及情感产生的内部刺激流，阅读者会让自己的注意力摆脱外部刺激流的干扰。这就是深度阅读过程独一无二的本质。是书本技术让我们心理发展史上的这个“奇怪的反常现象”成为可能。读书人的大脑不只是一个会认字的大脑，它更是一个博学的大脑。

书面语言的变化解放了书写者，也解放了阅读者。P081

过去几百年来，书写技术一直都在反映并强化着催生它的口语文化的智能伦理。陶片、纸卷以及手抄本的书写和阅读都在强调知识的公共发展和广泛传播。个人的创造一直服从于群体的需要。写作更多地作为一种记录手段，而非创作手段。现在，写作开始接纳并传播一种新的智能伦理——书籍的伦理规范。知识的开发变成了一种日益私人化的行为，每个读者都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创造性地对其他思想者通过写作传递出来的思想和信息进行私人化的综合。个人主义随之得到强化。小说作家兼历史学者詹姆斯·卡罗尔（James Carroll）注意到，“由于知者要对所知负责，默读既是自我意识的标志，也是自我意识的手段”。一个人独自进行研究成为取得智力成就的先决条件。思想和表达的原创性成了心智楷模的显著特点。雄辩家苏格拉底和大作家柏拉图之间的争执终于尘埃落定——柏拉图取得了胜利。

但是这一胜利并不彻底。因为手抄本一直造价高昂、数量稀少，所以图书带来的智能伦理以及深度阅读造就的睿智头脑仍然局限于比较小的特权公民群体。字母这一语言媒介在书中找到了自己最理想的传媒，这是一种写作传媒。然而，图书还有待找到它自己的理想传媒——能够使它们廉价、迅速、大量制造并发行的技术。P083

随着人们竟相购买并阅读活字印刷机生产出来的廉价读物，人们对其邪恶影响的恐惧很快烟消云散了。1501 年，意大利印刷商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引进了可以装在口袋里的八开本格式，这种开本明显小于传统的对开本和四开本，图书因此变得更便宜、更便携，也更加个人化。就像钟表微型化使得人人都成了计时员一样，图书微型化使读书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在不久之前，还只有学者和僧侶才能端坐在安静的房间里读书。而现在，就连一个普通人都能组建一个拥有数卷藏书的图书馆，不光使博览群书成为可能，还可以在不同著作之间对照比较。在1534 年出版的拉伯雷畅销著作《巨人传》（Gargantua）中，主人公惊呼：“全世界到处都是知识渊博的聪明人，有学问的校长、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比比皆是。柏拉图时代，西塞罗时代，帕皮尼安时代，都没有今天这样便利的学习条件。”

一个良性循环就此启动。图书供应不断增加，激发了公众对读书识字能力的渴求，而这一期望又进一步刺激了图书需求。出版行业随之蓬勃发展。到 15世纪末，将近250个欧洲城镇拥有印刷厂，先后出版的图书约有1 200万册。16世纪，谷登堡印刷术从欧洲传播到亚洲和中东。1539 年，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墨西哥城建立了印刷厂。到17世纪初，活字印刷已经无处不在，不光生产图书，还有新闻报纸、科技期刊以及其他各种杂志。由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弥尔顿，更不用说培根和笛卡尔等大师的作品纷纷问世，不断进入书店和图书馆，印刷文学的第——个鼎盛时期随之到来。

不仅当代作家的作品大量印刷出版。为了满足公众对廉价读物的需求，出版商还推出了大量经典著作，其中既有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原版作品，也有各国语言的翻译版本。虽然大多数出版商出版经典著作的动机是为了获利，但对新兴的以图书为中心的文化而言，古老作品的流传为其提供了智力的深度和历史的连续性。正如爱森斯坦所说，“重印古旧作品”的出版商可能只是为了充实自己的腰包，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读者呈上了“一道比以前的抄写员所能提供的更加丰盛、更加多样化的大餐”。

与高尚一道而来的是卑鄙。低俗的小说、骗人的理论、阴暗的小报、泛滥的宣传，当然还有大量的色情描写，纷纷涌向市场，而且都能在社会上的每个角落找到热切的读者。英国首位书报审查宫在1660 年指出，牧师和政治家开始怀疑，“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的危害”是不是“大于好处”。西班牙著名剧作家洛佩，德，维加在1612 年的戏剧《全民皆兵》（All Citizens AreSoldiers）中，表达了很多贵族的感受。他写道：

这么多的书------这么多的混乱啊！

包围我们的是印刷品的汪洋大海，

而大部分海面上都泛着无聊的泡沫。

不过，泡沫本身也是至关重要的。泡沫不但没有抑制由印刷图书催生的智力转变，反而放大了这种转变。无关紧要的闲书加快了图书在大众文化中的传播速度，使其成为人们闲暇时的主要消遣方式，从而也有助于推动聚精会神的深层阅读。爱森斯坦写道：“伴随着纯粹精神投入而来的静默、孤独及沉思，同样也会与精读庸俗小报的过程相伴而生。”不管一个人沉迷于英雄救美的言情小说，还是陶醉于清丽高雅的诗词名篇，对神经突触造成的影响大致是一样的。

当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读书人。很多人——穷人、文盲、离群索居者、百事不问者——从来没有参与到谷登堡的技术革命中，起码是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即即便是在最渴望读书的普通大众当中，通过口头进行信息交流的古老传统依然十分流行。人们继续交谈争论，继续参加演讲、辩论及布道活动。在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问题上，任何一个概括性结论都不会是尽善尽美的，这种限制值得关注，但是这种限制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是西方文化发展史和西方心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

生物学家J-Z-杨写道：“对中世纪的旧式头脑而言，进行正确的陈述取决于感官经验与宗教符号的协调一致。”活字印刷改变了这种情形。“由于书籍变成了随处可见的东西，人们可以更加直接地审视彼此的观察评论，从而带来了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信息量的极大增长。”有了图书，读者不仅可以将自己的思考和经验与宗教符号体现出来的或者牧师传达出来的宗教规则相比较，而且可以与别人的思考和经验相比较。从宗教剧变、文化剧变发展到科学方法占据主导地位，成为阐释真理、理解万物的重要手段，印刷书籍产生的意义既深且广。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 Robert Darnton)所说，一个广义的新“文坛”应运而生，起码在理论上为所有人锻炼“阅读和写作这两项基本公民能力”敞开了大门。一度局限于修道院的回廊里和大学的象牙塔中的文学头脑变成了常人心智。培根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被再造了。P088

关于利维所说的这种类型的阅读，华莱士在题为“居室寂静而世事安宁”的双行诗中，进行了优美动人的描述：

居室寂静而世事安宁，

读者变成了书本。

夏日的夜晚就像是书本的灵性，

居室寂静而世事安宁。

词句脱口而出，仿佛根本没有书，

有的只是书 页上方斜靠着的读者。

他想靠过去，他渴望成为渊博的学者，

对他而言，书是真切的存在。

对他而言，夏夜就像是完美的思想，

居室寂静，因为不能不寂静。

寂静是书中含义的一部分，寂静是读者思想的一部分，

这正是通向书页的完美路径。

书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紧密的共生关系，也是智力和艺术互相融合的一种手段。作者的文字充当着读者头脑中的催化剂，激发读者产生新的洞见、新的联想、新的领悟，有时候甚至会进发顿悟的灵感。同时，正是由于专心致志、不可或缺的读者的存在，才会驱策着作家去创作作品。他们给作者以信心，让他们去探索新的表达形式，去照亮充满艰难险阻的思想之路，去开拓未知甚至危险的知识疆域。爱默生说过：“所有的伟大人物都在自豪地写作，他们无意去辩解。他们知道，明智的读者最终会出现，而且会对他们满怀感激。”

如果没有在书籍这个熔炉中发生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亲密交流，我们丰富多彩的文学传统是无法想象的。活字印刷技术发明之后，面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挑剔的读者，各类作者不甘人后，力求以清晰流畅、优美典雅、标新立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语言的疆域随之迅速拓展。英语词汇过去只有几千个单词，现在随着书籍的增多已经扩展到上百万个。很多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新词语原来根本不存在。作者们纷纷进行语法实验和词汇实验，为思维和想象开辟道路。读者们热切地追随着流利、精美而又别具一格的散文和诗歌，在作者们开辟的道路上轻松前行。由于论文一写就是很多页，作者能够表达而读者也能理解的思想变得日益复杂和微妙。语言不断延伸，意识随之深化。

日渐改进的不只是图书出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书和写作提升并净化了人们的生命体验和自然阅历。爱森斯坦写道：“新兴文学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艺术鉴赏力，他们单凭文字就能成功描摹味觉、触觉、嗅觉和听觉。要把这种感官体验传递给读者，需要具备对感宫体验的高超意识和切身观察。”作家像画家和作曲家一样，能够“改变人们的领悟能力”，这种改变的方式是“丰富而不是阻碍人们对外部刺激的审美反应，是扩展而不是压制人们对人文经验的共鸣”。书中的文字不光加强了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也丰富了人们对书本之外现实世界的体验。P092

活字印刷技术发明后的若干年间，人文意识发生转变，书籍不是唯一的原因，很多别的技术和社会及人口发展趋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书籍居于变革的中心。随着书籍成为交流知识和见识的首要手段，书籍带来的智能伦理变成了我们文化的根基。在华兹华斯的《序曲》（Prelude）和爱默生的散文中，人们可以发现微妙、细致的心灵历程；在奥斯丁、福楼拜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中，人们可以发现对社会关系和私人关系同样微妙的理解，这一切全都因为书籍而成为可能。艺术家总是假定读者会聚精会神地耐心阅读，如果没有这样的假定，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等作家于20世纪在非线性叙事方面进行的伟大实验是无法想象的。一旦转录到书页上，意识流就变成了文学的、线性的。

文学伦理规范不仅仅出现在我们通常认为的文学作品之中，它还成了历史学家的伦理规范。在这种伦理规范的启发下，诸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这样的历史著作应运而生。它也成了哲学家的伦理规范，影响了笛卡尔、洛克、康德、尼采等人的思想。至关重要的是，它变成了科学家的伦理规范。可以说，19世纪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学作品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入到了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等科学著作无不遵循着文学的伦理规范。印刷在书页上的长篇大论实现了高效率的繁衍增殖，从而激发了读书写作以及认知、思考方式的改变，如果没有这种改变，任何一项重大智力成就都不可能取得。

就像中世纪晚期的人们一样，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两个技术世界之间。在问世550 年之后，印刷技术及其产品正被我们从智力生活的中心推向边缘。这种转变开始于20世纪中期，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第一波电子传媒带来的廉价、丰富而又无穷无尽的娱乐产品中：广播、电影、唱片和电视。不过，这些技术一直都有局限，它们无法传输书面文字。它们可以把书挤走，但不能取而代之。文化的主流依然流淌在印刷出版领域。

现在，文化的主流正在毅然决然地迅速改道，转而流入新的轨道。计算机——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日渐成为我们形影不离的伙伴，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存储、处理并分享包括文本在内的各种信息的首选媒体，电子革命正在逼近高潮。当然，新世界仍然会是一个文字的世界，其中充满着我们所熟悉的文字。我们不可能回归逝去的口语世界，正如我们无法把时钟拨回到钟表出现之前一样。沃尔特·翁说，“书写、印刷和计算机，这些都是对文字的技术化”，而文字一旦实现了技术化，就不可能去技术化。可是，我们已经明白，屏幕的世界截然不同于书本的世界。一种新的智能伦理正在形成。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回路再次面临着重新排序。P094

最终，面对自己帮助塑造的这个世界，真不知道德福雷斯特是高兴还是沮丧。1952 年，他为（大众机械师>（Popular Mechanic l 杂志写了一一篇文章，题目是“电子时代的黎明时蠢分”。他在文章中对自己发明的三极管大加吹捧，说它是“一颗小小的橡树种子，却生长成了在当今世界各地受到热烈欢迎的参天橡树”。与此同时，他也为商业传媒的“道德堕落”悲叹不已。他写道：“通过一项针对当今主流广播节目低能化的调查，得出了我们国民智力水平堪忧的观点。”

展望电子技术的未来应用前景，德福雷斯特甚至更加悲观。他认为，“电子心理学家”最终将能够监测并分析“思维或脑波”，从而对“喜怒哀乐加以量化”。他的结论是，最终“一个教授可以把自己的知识移植到 22世纪的一个不爱学习的学生的大脑中。这可能导致多么可怕的政治后果啊！还好这样的事只会出现在子孙后代而不是我们自己身上，让我们为此感到欣慰吧”。P097

1954 年春天，正当最早的数字式计算机开始大规模生产之际，英国天才数学家阿兰。图灵吃下浸泡过氰化物的苹果，自杀身亡。这一事实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从知识之树上摘下那个苹果，其代价是无法计算的。在图灵短暂的一生中，他展示了一位传记作家所说的“超脱尘俗的清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破译纳粹德国用于军事命令及其他敏感信息的密码方面，图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破译纳粹密码是盟军取得的伟大成就，它帮助扭转了战局，确保了盟军的胜利，但它没能帮助图灵几年后免受因同性恋而遭逮捕的羞辱。

今天，图灵最为人们称道的成就是他创造的虚拟计算装置——图灵机，那是现代计算机的雏形和蓝本。1936 年，图灵发表了题为“论数字计算在决断难题中的应用”（On Computable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 problem）的论文。他在论文中提出／后来被称为图灵机的模型，当时他只有24岁，不久之前刚刚被聘为剑桥大学研究员。图灵写这篇论文，本意是要证明不存在逻辑或数学上的完美系统，也就是说，总有某些命题无法证明是真是假，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计算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图灵虚构了一个简单的数字式计算机，该计算机能够执行指令代码，而且能读写和擦除有关符号。他在论文中证明，可以为这样的计算机编写程序，使之执行任何其他信息处理装置具备的功能。那是一台“通用机器”。

“拋开运算速度不考虑，可编程计算机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不同的计算过程，无须设计新的计算机器。这些不同的计算可以在同一台数字计算机上完成，只要为每种情况编写合适的程序即可。”在后来发表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日y and Intelligence）中，图灵解释了这个问题。他总结说，这意味着“所有的数字计算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等价的”。图灵并不是第一个对可编程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提出设想的人。在他之前 100多年，另一位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 Charles Babbage)就计划制造一台“会分析的机器”，这台机器将是“最具一般性质的机器”。但是，图灵是第一个理解数字计算机具有无限适应性的人。

  

吴砺

2017.3.12

长春照相馆

文章有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