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薄：你是互联网的奴隶还是主宰者》（五）

吴砺

                                            《浅薄：你是互联网的奴隶还是主宰者》（五）

“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在《草叶集》（Leaves of Grass）的卷首题诗中写道：“我在设计将来的历史。”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会影响他记忆的背景和特征，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事实。譬如，生在崇尚个人成就的社会，比起生在强调集体成就的社会，人们往往更能记住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现在发现，正如惠特曼凭直觉感受到的一样，成长环境对记忆的影响是双向的。个人记忆形成并支持着作为文化支撑的“集体记忆”。人类学家帕斯卡尔·博耶( Pascal Boyer)写道，存储在个体头脑中的内容——事件、事实、概念、技能——不只是构成自我的“与众不同的人格表现”。它还是“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和设计将来的历史。文化在我们的神经突触中得到支持和延续。

把记忆任务推卸给外部数据库，并不仅仅危及个体的深度和独特个性，还会危及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的深度和独特个性。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种危险。他写道：“我出身于西方文化传统，在这一文化中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构建极富教养的、能言善辩的人格，这样的人格构造应该是错综复杂的、密不透风的、‘像教堂那样雄伟的’，也就是以西方文化的全部遗产为模板，在自身内化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人格。”现在可好，福尔曼继续写道：“我在我们全体当中（包括我自己）看到，一种新型的自我取代了错综复杂的内在身份，这是在信息过载和‘无处不在’的技术的压力之下不断演化的结果。”福尔曼最后总结说，随着我们“深厚文化遗产的内部库存”日趋枯竭，我们面临着变成“扁平人的危险，我们访问那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时，仅需点击按钮即可，可谓广度足够但深度匮乏”。

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表现出来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到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所有成员的头脑当中重建。记忆外包，文明消亡。P245

魏泽鲍姆最终相信，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大特点恰恰就是人最不可能计算机化的部分——我们思想和身体之间的联系，塑造我们记忆和思维的经验，我们具有丰富情感的能力。在我们跟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通过电脑屏幕上闪烁摇曳、虚无缥缈的符号完成，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即将开始丧失我们的人性，丧失人之所以区别于机器的本质属性。魏泽鲍姆写道，避免这种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自我意识和无畏胆识，拒绝把我们精神活动和智力追求中最“人性化”的工作，尤其是“需要智慧”的任务委派给计算机。P259

所有工具在开创种种可能性的同时，也会带来诸多限制。工具用得越多，工具的形式和功能对我们本身的影响就越大。用了一段时间的计算机文字处理程序之后，我就开始丧失在纸质文本上书写、编辑的灵巧性，以上道理可以解释个中原因。我后来知道，自己的经历一点也不稀奇。诺尔曼·道伊奇的报告指出，“习惯于用电脑写件u。J，八不得不用手写字时，经常会不知所措”。就在他们逐渐习惯敲击键盘、观看魔术；般出现在屏幕上的文字的过程中，他们“把思想转换成手写文字”的能力衰退了。如今，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使用键盘，学校也不再开设书法课，有足够的证明表明，手写能力正在从我们的文化中彻底消失。书写正在变成一种失落的艺术。基督教牧师兼传媒学者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在1967 年说道：“我们塑造工具，然后工具塑造我们。”p261

为了利用技术的力量，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疏离。使用智力技术的时候，代价尤其高昂。智力工具在增强的同时也麻痹了我们自然能力中最本质、最人性化的部分——用于推理、领悟、记忆和情感的能力。尽管机械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可是它也让我们远离了时间的自然流逝。刘易斯，芒福德在描述钟表如何“帮助人们创立一种信念，认为独立世界是可以用数学方法测量的序列”的同时，他也强调了钟表造成的另一个后果，那就是把“时间跟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在芒福德所持观点的基础上，魏泽鲍姆提出，从计时仪器中形成的世界观念“当时是并且一直都是旧观念的简单翻版，因为这一观念仍然建立在拒绝接受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而正是这些直接经验形成了旧的现实世界的基础，并且也正是这些直接经验构成了旧的现实世界”。在决定何时吃饭、何时工作、何时睡觉、何时起床时，我们不再听命于自己的感觉，而是开始服从钟表。我们变得科学多了，可是我们同时也变得更机械了。

即便是像地图这样一种看起来很简单、很有利的工具，同样也会产生麻木效应。地图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导航能力。人们第一次满怀信心地穿行于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这一进步刺激了探险、贸易及战争的历史性扩张。但是，他们领略自然风光的能力、在头脑中为周边环境绘制地图的能力衰退了。地图对空间的二维抽象表现使其成为使用地图的人及其对现实环境的认知的媒介。我们根据近来的大脑研究结论可以推断，上述能力的丧失必定对应着物理上的改变。在人们逐渐依赖地图而不是自己的方位感判断位置的过程中，他们会经历大脑中专门负责空间解析功能的海马状突起的萎缩。这种麻木肯定也会出现在他们的神经细胞当中。

今天，我们开始依靠以计算机为基础的GPS全球定位系统为我们指引方向，我们可能又将经历一个这样的适应过程。牵头开展伦敦出租车司机大脑研究的神经学家埃莉诺-马圭尔( Eleanor Maguire)担心，卫星导航系统会对出租车司机的神经元造成“很大影响”。她在代表研究团队发言时说：“我们非常希望他们不要使用导航系统。我们认为，出租车司机大脑内的海马状突起的体积增大，是由于他们需要记住大量信息。如果开始使用导航系统，这种知识库将遭到削弱，并且可能带来我们预见的大脑变化。”出租车司机将会从牢记城市道路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可是他们同时也会失去这种训练带来的与众不同的智力优势。

技术会让它们所增强的那种能力麻木，甚至完全丧失。麦克卢汉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把社会浪漫化为人类发明地图、钟表、动力织布机之前的那种情形。他明白，疏离是技术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使用能对外部世界施加极大控制力的工具，我们都会改变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心理上的距离是施加控制的前提。有些情况下，疏离恰恰就是工具的价值所在：我们之所以建造房屋、缝制衣服，是因为我们想要远离风吹雨淋，远离寒冷侵袭；我们之所以建造排污管道，是因为我们想要远离自己的排泄物，希望跟它们保持健康的距离。自然不是我们的敌人，但它也不是我们的朋友。麦克卢汉的观点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任伺乙一项新技术，或者一项新的进展，需要对所失和所得具有同样的敏感性。我们不应该允许技术的荣耀蒙住内心的双眼，完全无视我们自身某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将陷入麻木状态的可能。

联网电脑作为一种通用传媒，是对我们的感觉、认知和记忆的绝对扩展，它是一个强大的神经中枢放大器。计算机造成的麻木效应同样十分强大。诺尔曼。道伊奇解释说，“计算机扩展了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处理能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中枢神经系统”。电子传媒“在改变神经系统方面非常有效，因为它们的工作方式类似，并且基本上能够互相兼容，易于链接”。由于神经系统具有可塑性，因而“可以利用这种兼容性，跟电子传媒合二为一，构成一个更强大的单一系统”。P265

互联网上没有沉睡谷，也没有宁静的场所可以让寂然凝虑的沉思状态展现其恢复大脑元气的神奇魔力，有的只是城市街道上无穷无尽的嗜杂之声。互联网就像热闹的城市一样，带来的刺激令人振奋。我们不愿意放弃这些刺激。但是，这些刺激同样也让人心绪烦乱、疲惫不堪。我们让脑力工作自动化，我们把对思考和记忆的控制拱手让给威力强大的电子系统。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科学奈魏泽鲍姆和艺术家福尔曼共同担忧的问题：对我们人性的缓慢侵蚀。

不光深层思考需要一个平静安宁、全神贯注的头脑，同情心也同样需要。关于人们怎样经受恐惧，如何应对身体威胁，心理学家早就展开研究了。不过，直到最近，他们才开始研究我们高贵本能的根源。美国南加州大学大脑与创造性研究所主任安东尼奥，达马西欧( Antonio Damasio)解释说，他们的研究发现是高级情感来自“天生缓慢”的神经过程。在最近开展的一次实验中，达马西欧和他的同事让实验对象听关于人们经受肉体痛苦或精神痛苦的描述。然后让实验对象进入核磁共振成像仪，要求他们回忆故事情节，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实验结果揭示，虽然人脑对肉体痛苦的反应非常迅速——看到有人受伤，自己大脑里的疼痛中枢几乎马上就会激活，但对精神痛苦表示同情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要缓慢得多。研究人员发现，对大脑而言，“超越身体上的即时参与”，开始理解并感受“一种情境下的心理因素和道德因素”，这需要时间。

研究专家说，这个实验表明，我们的精力越容易分散，我们就越难以体验同情、怜悯等最具人性特征的微妙情感。玛丽·海伦·伊莫蒂诺，杨是这个研究团队里的一员，她说：“对某种类型的思想，尤其是对有关他人的社会境况和心理境况的道德判断而言，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足够的反思。如果事情发生得太快，你可能无法全面体会他人的心理状态。”互联网正在破坏我们的道德感，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未免太过轻率。互联网正在重新布置我们生死攸关的神经通路，互联网正在不断削弱我们沉思冥想的能力，因而它正在改变我们的情感深度以及我们的思想深度，提出这样的观点并不轻率。

我们的头脑轻而易举地适应了互联网的智能伦理，有些人为此欢欣鼓舞。《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写道：“技术进步不会逆转，因此以多任务方式处理、消费各种不同种类信息的趋势只会继续下去。”然而，我们无须担忧，因为我们的“人性软件”会及时“赶上让信息充分成为可能的计算机技术”。我们会不断“进化”，变成更机敏的数据消费者。《纽约》杂志一位封面故事作者说，在网络信息中“过滤筛选”是“21世纪的任务”，随着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为了更加高效地处理更多信息，大脑连线将会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可能会丧失“自始至终全神贯注于一项复杂任务”的能力，但是作为补偿，我们会获得诸如能够“通过6种不同媒体同时进行 34场交谈”之类的新技能。

这些作者认为我们所处的新型信息环境正在塑造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大脑具有适应能力，这是固化在大脑工作机理中的规律，也是智力发展史的基调。可是，如果说他们的心安理得能给人带来安慰的话，那这种安慰令人不寒而栗。适应能力让我们更好地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但那在性质上是一个中立的过程。到头来，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正在改变，而是我们变成了什么。20世纪50 年代，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说，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浪潮”是“那样的迷人，那样的诱人，计算思维必将作为唯一的思维方式为人们所接受和践行”。在他看来，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沉思冥想”能力将会变成鲁莽进步的牺牲品。甚嚣尘上的技术进步就像康科德镇上到来的火车一样，带走了只能由沉思冥想而来的领悟、思考和情感。海德格尔写道，“技术狂热”带来了“让技术遍地生根”的威胁。

。我们现在可能正在步入技术遍地生根的最后阶段。我们热烈欢迎技术狂热进入自己的灵魂深处。P275

。早在几十年前，魏泽鲍姆就已发出警告：当我们越来越习惯并依赖计算机的时候，我们必将难抵诱惑，而把“需要智慧的任务”托付给它们。这则新闻恰好说明魏泽鲍姆非常具有先见之明。而且，一旦我们那么做了，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在执行那些任务时，计算机软件将会变成必不可少的条件。

技术带来的诱惑难以抵挡，身处这样一个即时信息大行其道的时代，人们认为速度和效率的好处是绝对的，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是不容置疑、无可争辩的。不过，我还是继续抱有希望，祈祷我们不会进入计算机工程师和软件程序员给我们编写演出剧本的时代。即使我们不去理会魏泽鲍姆的言论，我们也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损失是什么。“人为因素”都是落后过时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的思想，尤其是当这种思想正在成为滋养孩子们头脑的养料时，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爱德思采用电脑评分系统的新闻报道再一次在我的记忆当中激起了电影<2001太空漫游》结尾时的那一幕。20世纪70 年代，我在同龄小伙伴当中第一个观看了这部电影。自那以后，那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让那一幕如此难忘、如此怪诞的是计算机在大脑遭到拆解时所做出的情感反应：随着一段接一段的电路断电，它陷入绝望，向宇航员发出了孩子般的恳求——“我能感受到，我能感受到。我很害怕”，它最终进入一种只能被称为空白的状态。哈尔的情感流露与影片中的人物角色毫无感情的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宇航员做事效率极高，简直就是些机器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给人以照本宣科的感觉，好像他们就是在遵循算法步骤按部就班地执行任务一样。在《2001太空漫游》这部影片表现出来的世界中，人们变得跟机器如此相像，最主要的人类特征反而表现在一台机器身上。这正是导演库布里克黑色预言的本质所在：我们越来越依靠计算机作为理解世界的媒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自己的智能黯然失色，最终沦为人工智能。P279

吴砺

2017.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