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二）

吴砺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二）

“看16世纪前半期的新安商人的成功故事，基本上都是按照以下几个步骤成长为巨商的：在乡里积累修养和人脉，聚集资金奔赴远方。经营看起来有利润的物资以储蓄钱财，形成资本之后，在市镇盘下小小的店面，专门从事棉布等稳定的商品。若成功地积累起巨额财富就成为盐商，在扬州、杭州、苏州、南京等大城市设置据点，还参与计划全国性的商业贸易。也有不少人衣锦还乡，兴建私宅。朝建立起来的徽州邸宅群保存至今，被指定为世界遗产。这些建筑就是成功的商人们建造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离开徽州的青年都能够获得成功。如果受挫回乡，会遭到耻笑，会被迫讨委托资金。想回又回不去，所以也有不少人从此断绝与家里的联络，音信全无。此外，还有不少人为了起死回生，投身非法的生意。当时有一些生意虽然有生命危险但是收益非常高。那就是明朝政策严禁的与海外的贸易。从新安商人到走私商人，这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P191

另外一个变化是外形上的。自那次事件发生以后，王直把头发剃成日本武土的样子，有人推测说这不就是月代发型吗？也就是在日本古装剧中经常看到的男子梳的发髻。这种把部分头发剃掉的发型始于平安后期。原来是武士们在要打仗的时候，为了防止带上盔甲的身体发热导致头晕，所以每次都要剃发。应仁之乱以后，战争持续不断，本来是为了打仗而做的准备，成为武士样貌的象征，最后成为一种风俗。

14世纪的时候，月代还没有成为风俗，也不是日本人的标志。在14 到 15世纪之间出现的倭寇被指身着“倭服”，但没有记录谈及他们的发型。但是对于16世纪后期极度猖獗的倭寇，已经有各种记录称来自中国的倭寇也都剃掉头发，或者将头发窝成一个髻。之后前去劝王直投降的使者见到的也是头挽发髻的王直。

在中国沿海横行霸道的倭寇，弄成了日本武士的发型。被倭寇抓住的中国百姓，被强制剃头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虽然倭服可以换下，但头发却不能马上改变，所以如果被官兵抓住，就极有可能被当做倭寇而杀掉，因此不得不跟从倭寇行动。发型成为倭寇扩张势力的工具。据说有官兵把头发稀少的人抓来，称其是倭寇来邀功，发型成为决定生死的大事。

16世纪明朝的境遇可谓是“北虏南倭”。从北来的是下一章将要提到的成吉思汗系的鞑靼，他们为了向明朝寻求扩大贸易施加军事压力。此为“北虏”。鞑靼也因袭蒙古族的风俗而剃掉部分头发。也就是说从视觉的印象来讲，所谓北虏南倭，指的是留有头发的明朝子民受剃掉头发的异形人种军事威胁的状况。

决不能轻视这一发型问题。剃掉头发的行为意味着对明朝制定的礼制的否定。17世纪满族建立清朝统治中国的时候，强制汉族人也剃成他们的发型。围绕发型的政治史，从16世纪清统治中国一直持续到 20世纪清朝灭亡。海商因为剃掉了头发，因而成为与明朝对抗的倭寇。P205

王守仁断言“心即理”也就是“心中自有理在”，从而把形成秩序的职责从土大夫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成功地将其扩展至埋头于生计的人们。但是，这件事是否应该放在自我意识的确立这个近代框架中来理解呢？王守仁在讲述“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顶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时，包含有明显的期盼，希望人们能够自发地形成忠孝这种顺序的秩序。

在劝降土匪之时，王守仁拿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作比喻。肉亲之间的感情，在“心即理”的口号下演绎成帝国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他的思想兼备了维持体制的一面。P225

上海附近的朱家镇是棉布的交易中心，16世纪的时候迅速发展，成为巨镇。那里的布庄，即大型的棉布批发店鳞次栉比，与外地来的商人进行交易。过来收购棉布的商人主要是一些以北京等处为基地的北方商人，也就是山西商人。在棉布方面，上一章提到的新安商人也较之逊色。山西商人在棉布交易方面表现活跃的原因有几个：一是提供棉布给北京富裕家庭和西北边境的军队；一是运入山东产的棉花后，在回去的路上顺道采购棉布；等等。新安商人从事针对长江中游和华南地区的贸易，主要收购一些用作工作服的低级产品。P240

清朝是一个貂皮创造出来的东方帝国。在欧亚西部还有一个帝国——俄国是依靠貂皮发展起来的帝国（以下主要依据西村三，《毛皮与人类的历史》，纪伊国屋书店，2003 年）。P290

在王朝更替的混乱中，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投身反抗异民族统治的运动中。当清朝的统治变得难以动摇时，他们不惜自杀来表达对明王朝的忠诚。除此以外还有不少人选择了自始至终不在新王朝做官，自觉为明朝遗民的生活。这些成为遗民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不仅仅是对异民族的反感，还包含了这样一种反省：在消灭了元朝这样一个异民族统治政权以后，汉族所建立起来的汉族文明的明王朝为何会走向灭亡？

在讲学的系谱中出现T一位叫黄宗羲的人。他的父亲是东林士，因弹劾魏忠贤而被逮捕入狱最后死在狱中。黄宗羲也是复社成员，青年时候就参加了政治活动。他的思想目的在于阐明明朝灭亡的原因，提出应对的具体办法。他的代表作是《明夷待访录》，质疑皇权从何而来。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后藤基巳、山井涌编译，《明末清初政治评论集》，平凡社，1971 年）

他认为皇帝权力是为了担当此公利而诞生的，当统治者试图实现自己的利益时，其统洽就丧失了正统性。黄宗羲的讨论就此展开。在这种从根源深处质问的态度中能够比较容易看出他抛弃汉族创造的文明来看待整个世界的知的过程。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皇帝的姓）改号（国家的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刚田录》卷 13《正始》）

对顾炎武而言，天下是文明，国家是政权。将两者区别开来，只要保持天下的秩序，即便政权变化也无妨。他把朱子学里模糊不清的国家体制和文明体系区分开来，由此可以看出他把自己寄身于文明而非政权的态度。

顾炎武试图追溯文明的根源，建立一种考察方法。实证方法之；……是考据学，即分析古代音韵，解读语言经典。通过《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中的方法，可以打开一条客观考察自身所属文明的道路。

黄宗羲与顾炎武没有把文明和民族联系起来进行理解。而王夫之的思考却带有民族主义色彩。

夫人之于物，阴 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亦。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黄书》）

王夫之这样说的时候，华与夷的区分已经固定，而他的意识里已经把黄帝子孙汉族看做是承担这一角色的人。他的这一民族主义在18世纪时已经被人遗忘，但到了清末，近代的民族运动家重新发现了《黄书》。从王夫之的思想中受到了不少启发。P315

中国传统的思考方法是举出许多例子，从中发现规律，找出相关性。在这种归纳法思考方法的引导下，中国人发现了月亮的运行与潮涨潮落有关，刺激体表穴位也会反映在内脏上等等。但是中国学对于“为什么这样”却并不回答。对此，西方的思考方法从永远不变的神的存在出发，试图推算出规律以解释个别的现象。这一演绎式的思考方法应该是令徐光启着迷之处。P316

清朝对传教土的态度表明其虽然正确地利用传教土的天文学、兵器制造等实用知识，但对其思想与信仰却是不接受的。这一重视实学的政策在整个清朝都有体现，18世纪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受到思想镇压——“文字狱”。这样一来明末清初的思潮转变为只发展对现世有用的实学。从而诞生了经世济民之学。

19世纪面对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两次大变动，中国出现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虽然有人批评说该运动只重视表面的技术转移而完全忽视思想等内涵，但其实这一倾向早在17世纪末时就已经出现。因为清朝同时带有两种特质，一种是接受不带民族差别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知识的开明，一种是排除动摇少数民族统治汉族体制的思想的封闭性。P324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中，上溯秦始皇下至20世纪辛亥革命爆发，能称得上是“盛世”。即繁盛、和平的时代只有四个：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18世纪康熙、雍正、乾隆朝三代大约一百年。其中培世纪的盛世首先让人注意到的是这一时期人口的繁衍。P325

王朝更替之后大约经历了一代人，明末清初的混乱才得以平息，人们终于可以在乎静的生活中孕育后代。这一时期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到了世代交替的时节，在乡下勤于耕作，在城镇努力工作。

这个生育高峰并不是一次性的现象。第一次生育高峰的孩子们在孕育下一代时又将会创造另一个生育高峰。结果造成18世纪中国人口的急速增长。宋朝12至17世纪开发华中地区的时候，中国人口大约保持在1亿左右。虽然偶尔受社会状况影响，但也是在几千万人口处上下浮动。17世纪末，中国人口估计约有1-5，但一百年后即 18世纪末时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P326

作为中国人口史的名著，何炳棣的《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把16世纪后半期中国引进美国大陆产的玉米、马铃薯、红薯评价为继宋朝引进占城大米之后的第二次农业革命，认为这一事实为18世纪人口骤增提供了保障。P335

讲述中国的时候常常会以“拥有四千年历史的…”作开始。但其实被我们看做是传统的东西大多是在18世纪这个“被称作盛世的时代”创造出来的，属于相对较新的传统。

比如统治的疆域。今天的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几乎与清朝18世纪统治下的疆域相同。不仅国家的形状，甚至连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大多继承了18世纪的内容。本章中希望能够对清朝作一番总体性的概括。

相对于明朝皇帝的儒学一统，清朝皇帝是拥有四个面孔的多面体。首先他是满族的领袖，其次他又是汉族儒教意义上的皇帝。因声称手中握有元朝玉玺而成为蒙古帝国创始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后来又成为藏传佛教的大施主。P370

从玄烨到爱新觉罗·胤稹的交替也牺牲了不少人。玄烨之子被封为旗王后，在满族旗人之间衍生出一批以他们作后盾的派系。康熙帝立次子胤礽为太子，对他进行身为皇帝的教育。胤礽行为日渐放肆，于：一度被废掉太子身份。这加剧了其他皇子之间的暗斗。康熙六十一年( 1722)，玄烨于临终前正式交代四子胤禛为皇位继承人。但是对于该遗诏的可信性有学者表示怀疑，这成为清史中个谜团。雍正元年( 1723)，胤禛公布建储新方法，即不对外公布下一任皇位继承人选，由他亲笔其名字放入匣中，置于悬挂于紫禁城乾清宫殿上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这个被称作“秘密建储”的方法，在选举有才能的人做领袖的满族选举原则上吸收了提前建储的汉族方法。P371

在西部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的居民眼中，清朝皇帝不是中国的皇帝，而是继承了元朝天命的汗（大汗），同时也是守护藏传佛教的大施主。P372

明朝皇帝仅仅是儒教世界的中心，因此没能对居住在中央欧亚的人们树立起权威。请联想叫下曾远征蒙古高原的朱棣（永乐帝）并没能将其纳入统治之下的事实。清朝的皇帝却继承了元朝的血统，同时还是藏传佛教的施主。因此得以维持在中央欧亚的权威，通过间接方式在18世纪实现比较稳定的统治。这里主要从“西颜”的角度观察清朝的整体形象。至于清朝如何统治中国内陆这一问题，下面内容将在论述官员陈弘谋政绩的同时进行探讨。P380

北京城北角处建有雍和宫、国子监和孔庙（孔子庙）。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园子监旧称作太学，是明清时代的最高学府。根据“左庙右学”的古代制度，孔庙与国子监相邻而建。孔庙前庭排列着刻有考取功名人姓名的石碑（进士题名碑）。

从元朝至正十一年( 1351)到光绪三十年( 1904)问共建有石碑198座，上面刻着51 624名攻克科举难关成为进士的人的姓名。每尊石碑最上面刻着的是科举最后一考——皇帝亲自进行的殿试年份，其下是  。250名左右的人名。P381

16世纪与18世纪之间帝国的性质也有很大的不同。按照儒家学说明朝皇帝在世时指定嫡系长子为太子。这个皇太子制度的意义在于压制了换代时皇族之间的斗争，但也使得皇太子身边形成了一群追逐名利的人，对太子的人格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多数明朝皇帝都有人格上的缺陷，其原因似应归咎于这个太子制度。

清朝是从狩猎民族发展起来的王朝，从皇太极到玄烨（康熙），新皇帝都是在先皇死后经满族权威人土众议后决定的。从顺治到康熙，皇帝开始从自己的儿子中选择继承人。胤祯（雍正帝）以后，虽然通过秘密建储的方式皇帝在世时就指定太子，但确立了不公布其名的原则。虽然嫡长子不再自动成为皇太子容易使皇位继承问题上产生纷争，但还是努力将众皇子变成了皇位候选人。

16世纪明朝皇室中，人格分裂的皇帝表现出一种利用宦官剥削人民的姿态。清朝从明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对宦官进行严格统制，不让他们参与海关、军事，也不再派他们前去商业地区。

明朝宦官在联系内廷与外朝之间的关系上所发挥的作用，到了清朝主要由满族旗人来承担。如同弘历晚年所重用的和珅（满族正红旗）等人，并非没有既是旗人同时又仰仗皇帝宠爱聚敛私财的人。不过即便是和珅，如果与明末宦官魏忠贤等人相比较，其所收受的贿赂情况也还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宦官完全是内廷中人，而旗人受外朝约束会进行一些控制。P414

18世纪海域世界消失以后，清朝几乎从未在海防上花费力气。当英国船舶处于技术高速革新之时，中式帆船却在17世纪之后几乎毫无改变。随着Country ship进入南海，1810 年海盗的身影完全消失。这也似乎显示了中国在英国船只面前的无力。清朝的海防体制连海盗都无法取缔，当然也就无法应对备有汽船的英国舰队了。P445

吴砺

2018．3.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