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的文化》（三）

吴砺

                                          《怀疑的文化》（三）

有些学者反对给宗教下定义，这些人的言辞和立场越来越坚定。有学者说：“任何有关宗教的定义都是有违宗教自由精神的，下定义就意味着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宗教就必须是定义所描述的样子。”在这里，人们还有这样一种顾虑：“给宗教下定义或许是一种不可能的行为，因为，没有确切的词语能够充分概括宗教的表现形式与存在本质。”[24]但问题是，如果不能预先确定读者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就根本不可能和读者讨论什么宗教问题。我所理解的宗教定义 具有一个极为宽泛的假设，且预先排除了对传统单一选择的取向——联邦法院也曾因选择了一个类似于我所说的定义，而招致了严肃的学术批评——但无论如何，定义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

当我提及“有生活信仰的人”时，我会想到这样一群人，他们寻求宗教传统的指导，或者至少会受其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涉及他们的言行，而且还涉及他们的道德真理层面。可以肯定地说，确有一种宗教传统，但不是我们日常惯用意义上的传统，也不是本书所描述的那种遭到歧视和滥用的传统，而是信众的传统。不仅如此，当我提及“主流宗教”的概念时，我比较赞同韦德·克拉克·鲁夫( Wade Clark Roof)和威廉·麦肯尼(William McKinney)的观点，他们研究了美国的主流宗教传统，然后在其经典著作中，对什么是主流宗教给出了他们的定义，即主流宗教是“由大多数美国人确立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信仰”。[26]P015

必须指出的是，宗教信仰在整个美国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尤其对“提供所谓判断正误尺度”的宗教而言，譬如说，在那些被描述成保守派和原教旨主义派（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的人们中间，宗教复兴趋势尤为明显。[32]尽管人们一再宣称宗教已失去了重要性，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坚持认为，在他们进行道德抉择时，宗教信仰还是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力量。P017

因此在某些方面，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这种直觉给我们带来了直接的挑战，因为，它鼓励这样一种倾向，即把宗教信仰当成一种徒有其名的幌子：“是的，我们珍惜你，但现在请你走开，不要再对我们说三道四了。”正是这种直觉，才使宗教成为不可将其公然示众的个人隐私。如果宗教可以“游街示众”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直觉将有可能因此而走向衰亡。这种直觉告诉我们，任何相信“上帝可以治病”的人是愚蠢的或狂热的，然而，就是这一直觉却又使每个人都明白：这种信念具有一种超越硬道理的神秘性，它与现实世界无关，相同的直觉同样会告诉信徒：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其实是错误的，或是与事物本质毫不相干的，就如同耶和华见证会的例子一样，这些耶和华见证会害怕的是，一旦被迫输血后，他们的灵魂将再也无法得到拯救。最为极端的境况是，这种直觉还告诉我们，不仅宗教信仰将无法作为我们政治决策的根基，甚至在公众论坛之中，它们也无法得到进行自由探讨的机会，尽管自由政治的关键取决于公开的论辩。

总之，从直觉上看，宗教就像建立某种飞机模型，这只是一种个人癖好而已：有些是安安静静的，有些是秘不示人的，而有些却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们并不真正适合于心智健全、热心公益的成年人。最终，这种直觉变成了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它要么销毁宗教，要么销毁自由、民主的理想。只有那些讨厌宗教或讨厌自由、民主的人，才会对这一可悲景象幸灾乐祸。P018

弗罗伊德认为，深刻的宗教性从本质上讲都是神经质的，今天许多精神科医生对此仍旧深信不疑。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在其优秀著作《儿童的精神生活》（The Spiritual Li feo厂 Children）一书中，讲述了他在精神病学方面培训期间的一些经验。他发现，一个深受坏习惯困扰的年轻女孩，如果她只能通过祈祷来控制其坏习惯时，那么她就不可避免地无法照着老师说的做，她从来不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真正困扰她的只是性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科尔斯认识到，不论宗教信仰其特点如何，它们都往往是人类个性的真实表达。关于这一点，任何治疗师都无法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斯蒂芬。阿特本（StephenArterburn）和杰克，费尔顿(Jack Felton)在1991 年出版的《有毒的信仰：理解和克服宗教成瘾》（Toxic Faith：  Understandingand Overcoming ReligiousAddiction） -书中认为，某些宗教信仰是一派胡言，而有些宗教信仰却是坚守正义。当他们作出这样的论断时，这或许具有某种进步意义。P023

长期以来，主导美国精神生活的三驾马车是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II]，而它们之外的宗教，总会遭受过多的怀疑和欺压，这在美国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即使是在可接受的主流宗教内部，我们发现，常常是那些有所崇拜和祈祷的教徒最为惬意，他们既不过于世俗化，也不因宗教信仰而影响其周末休整。这种态度对作为业余爱好的宗教会施加影响：一是人们根本就不谈论关于自己信仰的事情；二是一旦人们做出了社会认为不道德的事情，例如有好几个性伙伴，或面临真正的危险，例如处置毒蛇，这时，人们根本就不会遵循自己的信仰规则。在这一点上，已经蜕变为嗜好水准的信仰的处境会变得更糟：“公俗良序，轰然倾颓。。P024

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居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是一位洗脑问题专家和众多邪教批评者，以及洗脑治疗专家。他认为：解决邪教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教育。在利夫顿看来，随着“邪教诡计之公共知识的增长”，“欺骗的元素难以为继”，而决定是否进入一个传说中的邪教组织，已越来越变成一种需通晓多门知识才可作出的选择。[13]无论圈外人认为邪教有多么邪恶，选择入教的信息越灵通，干扰选择的理由就越少。但让利夫顿心怀挫折感的是，很多洗脑治疗者，都引用他的洗脑著作，以证明他感到遗憾的洗脑策略行之有效。[14]

然而，对许多邪教信徒而言，尽管家人试图通过说服教育使其“改邪归正”，但他们对洗脑却有不同看法。诚然，其中一些被洗脑者（有些人还专门记录了其感伤的经历）r15‘在经历了一番冗长的说教之后便翻然悔悟，但仍旧有许多人并不肯放弃他们的新信仰。其中，有的发誓要对那些指责他们为绑匪的人诉诸法律。虽然，一些法院指控洗脑治疗者绑架公民，但几乎所有的审判都以无罪开释而告终。《关于打击洗脑治疗的民事赔偿的若干行动，显然是成功的。P025

不可否认的是，对心理具有破坏性的邪教依旧存在，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以宗教虔诚作为神经官能症之外衣的，依旧大有人在。但要在二者之间分清彼此就是件棘手的事情。对那些俯心低首于宗教领袖的人，尤其是追随那些主流之外的宗教领袖的善男信女，我们似乎太喜欢多管闲事，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喜欢自以为是地断言：那些人必定处在暂时性精神错乱的边缘。如果有人捐献出他们的工资或财产，或是有人离开家庭和社区，我们往往不认为这只是宗教信仰作怪（这一说法大有问题），而宁肯相信他们是着了邪教组织的魔。P026

宗教实际上是独立的权力中心，它善意地要求信众的忠诚与顺从，宗教对信众行驶的权力有时甚至会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宗教对其信众所发出的声音与国家对公民所发出的声音不同，宗教是一种信仰，当这种声音促使信仰转化为行动时，宗教便可能会变成国家权力的制衡因素。关于这一点，可以肯定地说与约翰，考特尼·穆雷(John Courtney Murray)的想法颇为吻合。穆雷写道，与其说人们关心“天主教是否符合美国的民主”，还不如说是天主教关心“美国的民主是否适合于天主教。”这就是1879 年，最高法院反讽性地把摩门教徒称为“危险分子”的原因，这也是20世纪60 年代，种族隔离主义者用相同的Fo称呼指责宗教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Conference)的原因，在信众社群内部，大众社会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往往会被信众们说三道四。

而民主政治则正需要那些敢于说三道四的人，民主把宗教作为中介，并坚信宗教在维护公义与秩序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19世世纪初，阿雷克斯·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访问美国。他在其《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in America）-书中写道，在美国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里，“宗教因素是吸引我踏上这片土地的首要原因”。事实上，托克维尔声称：“在美国，基督教是驾驭人们心灵的最为强大的力量。”I20』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人把自由当成了一种最为普通的道德品质，“因此，有些事情尽管在美国并不违法，但只要宗教不允许或禁止他们这样做，他们也会言听计从”。简单说来，正如罗杰斯·史密斯(RogersM．Smith)所指出的那样，托克维尔相信“宗教鼓励人们行善积德，这恰是对美国自由一种不可或缺的、有益的补充”。P029

如果以今天的观点考察托克维尔的言论（姑且不考虑他的亲基督教偏见），我们不难发现，宗教对于民主，具有两种主要职能。。首先，宗教可以作为道德认识的来源，以避免多数主义体制蛻变为简单的暴政。其次，宗教可以提供一种独立的道德之音，在公民和政府机构之间起到一定的调解作用。事实上，从托克维尔的时代到多元化理论盛行的今天，对独立的调解机构的需求业已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虽然许多中介机构（尤其是政党、公民俱乐部、州政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式微，但是，在防止民主蜕变为简单而专制的多数主义方面，中介机构保持持续性活力依旧至关重要，简单而专制的多数主义，在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只考虑半数以上的市民之喜好而无视其他。像其他中介机构一样，宗教敦促信众恪守信仰精义，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自由，并降低了民主专政的可能性，它将公民效忠搁置一边，而将与国家喜好极为不同的宗教观念强行灌输于信众。神学家大卫，特拉西(David Tracy)已经注意到，“尽管，信众们为原罪和无知所困，但他们总是拥有超乎寻常的抵抗力。那些既未被圣洁光环所驯化而得以安于现状，也不愿在自相矛盾的争名夺利中空耗生命的信徒们，就是依靠这种抵抗力得以存身的。”

许多批评家最为担忧的恰恰就是宗教的这一方面——以信仰的名义施行与国策立场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一点遭受的批评最为强烈。当然，笃信宗教者看待事物的方式，与他们的同胞相比有所不同。以一种独立的视角看问题——保持特拉西所谓的抵抗力一—这正是宗教成其为宗教的应有之义。这不仅是因为信仰，就像一个基督教福音派所说的那样，“社会屈服于世俗主婆，需要一个全面的地方与国家的证人”。[25]而且也是因为，用哈罗德·库什纳(HaroldKushner)的话来说，即便“宗教不能改变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事实……但它可以改变我们看待这些事实的方式，这本身往往就能真正发挥作用”。P031

作为独立道德力量的宗教观念，对于信仰的自我定位至关重要，对于宗教作为独立中介机构而规训公民的忠诚信仰也一样重要。宗教作为自治中介机构，与国家对抗时作用明显，与国家合作时却难见功效。P032

在这种境况下，宗教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的理解自我、思考宇宙、追问存在的手段。任何宗教，就其核心内容而言，都是对其外在世界权威的否定，它是人类同胞对那些业已兴邦立国者的言说方式：“不，我不能接受您的意愿。”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命题，它不仅决定着马丁。路德·金和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而且也决定着实施‘拯救行动“的反堕胎活动家小组的对抗性策略，尽管他们的策略被国家生存权利委员会(the National Right to Life Com-mittee)这样温和的亲生命群体所拒绝。[34]法律专家马克·图什内特(MarkTushnet)建言说，正是因“拒绝接受国家意志”这种极端而宝贵的倾向性，才导致美国对宗教信仰的政治性怀有疑虑。[35]也许就是这样，宗教的本质最终并不局限于认知，而是要采取行动，并且是无须顾及其他既定的事实，而及时地采取措施。大卫·特雷西指出：“宗教首先是一种抵抗运动，无论是被视为乌托邦式的愿景还是被看做终极现实的启示，宗教揭示了人的自由的各种可能性。对审美感觉而言，人的自由已成为第二本性，但它们并不适合于人类对好奇心的疏离。”P034

。宗教殉难的本质是牺牲，这种牺牲源于殉教者对屈从某一社会需求的决然拒绝。每一个虔诚的信徒，都是一个潜在的殉道者，信仰的一／基本原则就是永不屈服。P034

。实际上，宗教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异化的方式，至少对于政治和法律这些依据理性法则的文化来说，宗教具有异化特性。在宗教观念的支配下，有些人拒绝向法律低头，有些人则公然向理性挑战，对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而言，这些行为当然具有一定的颠覆性。然而，宗教本质上就是一种具有强烈颠覆性的力量。至少，任何国家都不会把“宗教认识世界的”方式看做金科玉律。当然，这也难怪，因为我们的政治文化似乎对宗教充满恐惧。

应对宗教恐惧的一种方法是：设法除掉那些虔诚的宗教狂热分子。当然，这只是情非得已的权宜之计。应对宗教颠覆性的独立之恐惧的另一种方法是驯化他们，无论信众多么超凡脱俗，他们的上帝总会在特定的政治运动中显示出一定的倾向性，因势利导，驯而化之。其实，这也同样是情非得已的权宜之计。这些也是接下来的两章所要讨论的主题。P035

但是，有大量的公共宗教并没有被当做宗教严肃对待，在公共生活中的宗教辞令并未获得其应有的关注和尊重。就其实际情形而言，我们的公共言论似乎处处充斥着宗教语言，而我们的日常语言本身就是以庸常化形式呈现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家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些毫无意义的宗教咒语，而且还是因为各政治派别都具有将《圣经》看做熟语词典的现代倾向，为了赢得政治论争，他们需要到卷帙浩繁的《圣经》中寻求思想武器。P036

。不过这也表明，任何党派使用神的名义（表达政见）都是错误的。在（道德问题严重的）休斯敦，政客们借用上帝之名以徇党派之私，认为他们的利益更贴近上帝的旨意，对此，议会并不缺少抨击之声。我深信，在某些方面，共和党人可能一直有些执迷不悟，我不想用《圣经》来解释这方面的原因，我只是觉得，对于那些忠实的信徒而言，以其对宗教的理解来引导其政治选择，在道义上是行不通的。P041

)。我知道，在今天的美国，人们更倾向于把宗教当做一种业余爱好，而不是作为一个敌视的对象，但有一点纽豪斯和其他批评者肯定是正确的，那就是我们的公共场所的规则，确实存在着与宗教不协调的条款。P041

美国的公民宗教的陈词滥调却被接受和期待（真是怪事），不过，它们是唯一被美国人接受与期待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从根本上谈不上是神学，正如伍斯诺指出的，它们没有真正神学，而只有“美国第一”的神话。这些言论或许因其对人一无所求，而让美国人感到舒适、惬意。它们不仅会使那些碰巧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安之若；素，而且，也会使那些缺乏 良知要求的人心安理得。上帝受到新近成功企业的颂扬，受到那些尚未完全开工就要求被神圣化的企业的感谢。人们祈求上帝保佑美国，保佑美国人民，保佑美国领导人，但公民宗教却不要求任何人与神有任何关系。P041

这当然是令人害怕的事情，在1960 年的总统竞选期间，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试图结束这种局面，他斩钉截铁地宣称：“我不会在公共事务中为我的教会说话，我的教会也不会在公共事务中替我说话。”P049

吴砺

2018.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