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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地球的主人:探寻人类的起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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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2 14:03: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地球的主人:探寻人类的起源》(四)


我们知道,智人的“独一无二性”表现在他们所拥有的以符号化方式处理信息的能力。我们必须先搞清楚我们这个物种是如何获得这种能力的,这是了解我们自己的基础。有些可能性是我们立即就可以排除掉的。首先,我们这种处理信息的新方式不可能是之前任何能够辨识出来的趋势可以预测的结果;它也不可能是大脑容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大,最终突破了一个特定阈值的结果(就像更聪明的人繁衍的后代比较笨的人更多那样)。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符号认知能力的尼安德特人的平均大脑容量比我们智人还大,而且是因为智人大脑容量自从克罗马依人时代以来至今,似乎已经“萎缩”了差不多10 010 –但是我们的大脑容量显然还没有跌破所谓的“阈值”。你或许对这个事实不以为然,但是它最起码表明,要解释我们智人不同寻常的认知方式,我们就必须放弃简单地只考虑大脑容量的思路。

我们智人这种非凡能力既然归结于大脑容量,那么最明显的另一个选择是某种新型的神经结构,即我们大脑的内部组织和“连线”发生了变化。神经结构出现变化在演化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毕竟,人类的大脑本身就是长期“堆垛”的产物,它可以追溯到 5亿前的最古老的脊椎动物的大脑(甚至更早的动物)。事实上,从根本上说,智人的大脑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但是,这次大脑结构变化闷八曰¥八腦井小是什么全新駙尔幽。IuQ2,。6叭八。Ic>p。,.,久 山术语来说,这是一种“涌现”,即 当预先存在的结构上增加了某种东西,或者偶然发生了某种变化之后,就导致整个系统的功能复杂性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那么,我们智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获得这种惊人的能力的?对此,我们无法直接从化石记录看出来。古神经学家们(那些擅长通过化石来判断颅腔内的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专家)甚至无法在原则上就以下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在现代人类大脑与尼安德特人的大脑之间观察到的表现在外部形状上的差异,是不是具有任何显著的功能上的意义?我们能够肯定的只不过是,考古证据  2真表明,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确实是两个行为差异很大的物种。尼安德特人似乎是原始人类处理外界刺激时所用的完全直观的“旧式”方法的集大成者。相比之下,我们,拥有符号思维能力的智人则以一种革命性的、前所未有的方式处理信息,尽管在我们脑壳深处,基本上仍然是那个非常“古老”的大脑。P235

而且,早期智人也并不是一出现就压倒了自己的竞争对手的。  213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的,还未符号化的智人第一次“进军”黎凡特,显然没有取得永久性的成功。我们现代人类的先辈迅速“接管”全世界,得等到他们符号化的行为模式建立起来的那一天的到来。关于智人符号意识的觉醒,现有的零星的证据表明这个过程发生在非洲大陆内陆,但是它们无法排除以下两种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第一种可能是,鉴于有关的生物潜力早就已经存在,非洲各地多个相互隔离的智人种群很可能早就分别独立地尝试着运用这种新的能力了;另一种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符号思维能力只有一个“点源”。要想判断哪种可能性是历史上的现实,我们所需要的信息肯定要比现在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多得多。不过无论如何,广泛分布于非洲各地的早期智人遗址提供的化石记录表明,早在距今8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掌握了符号化的信息处理能力了。P239

又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吉尔,博尔特。泰勒(Jill Bolte Taylor  219的经历,去间接了解、体味一下“前语言”智人的生活。泰勒是一位神经解剖学家,一次严重的中风夺去了她的语言能力,然后过了好几年又奇迹般地恢复了过来。那是在37岁那年,当泰勒失去了语言能力之后,她所有的记忆也随之消失了,她发现自己只能够生活在当下此刻。不过,另一方面,她也感受到了一种不寻常的宁静感,而且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世界特别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泰勒以往拥有的语言能力,似乎不仅允许她,而且强迫她与自己周围的世界保持一定距离。当然,这正是人类的符号化能力的本质所在,即能够把自己看成一个对象,并对自己的宇宙保持适当的疏离感。

泰勒在完全恢复后,回忆了这一段经历。无疑,这种经验非常难得,也非常迷人。P246

从考古记录来看,在原始人类的世界,即使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复杂的生活方式、直观的认识以及“清晰的头脑”,也都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在适当的环境条件下,没有语言能力并不一定是“残疾的”。不过,无论如何,语词是复杂认知的关键促进因素。操纵词汇意味着心灵的放大和解放。你拥有的语词越多,你眼中所看20  到的世界就越复杂。而在另一方面,当你找不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述一个事物时,也就意味着你对这个事物的概念并不清晰。然而,考虑到如下事实,即我们的语言能力是以某种形式嫁接到或添附于最早的解剖学意义上的智人更早期的认知基本机制之上的,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现代人类今天的精神生活其实是在符号化思维与直观思维之间“走钢丝”。我们的符号化象征性的能力,说明我们拥有理性;而直觉,本身就是理性和感性的“神奇合金”,则解释了我们的创造性。这两者的偶然结合,使我们拥有了不可阻挡的力量——尽管对于自然来说,这种力量在一定意义上也许仍然是不完美的。

智人完成的这个惊险一跃——从一个无符号、无语言的物种转变为一个符号化的、语言化的物种,堪称地球上一切有机体出现以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认知转型。我们或许永远不可能准确地描述这一转型的细节,而且我们设想的任何情景都可能低估了这种转变的难度。但是,从尼加拉瓜的聋哑中小学生和伊尔德丰索例子可以看出,这种转型也许并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至少在原则上,我们已经知道,语言起源于生活在非洲某个地方的一个由生物学意义上早就准备妥当的早期智人组成的一个小型群体。事实上,就我本人而言,我非常愿意设想,最早的语言是由孩子们创造的,因为他们通常比大人更容易接受新观念。孩子们总是有他们自己的待人处事的方法;在许多时候,孩子们相互交流的方式实在令他们的家长百思不得其解。从解剖学的角度看,出于某些原因(这些原因与语言没有关系),未学会语言的孩子也早就拥有了所有开口说话必不可少的外围生理结构。除了作为抽象思维的生物基础的生理结构之外,他们还有以复杂的形式进行交流的先天性冲动。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孩子们也属于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内存在着一个复杂的用于保证人际交流的系统,它除了利用声音之外,还秭U用了手势和身体语言。毕竟,任何一种行为创新,都必定以早就存在的特定的生理结构为跳板。就尼加拉瓜聋哑儿童这个例子而言,我们不难设想(至少在原则上),一旦第一个词汇被创造出来了,参与其中的每个孩子的大脑中枢之间的相互反馈就会进一步推动他们创建自己的语言,同时型构自己的思维过程。尽管他们自己创造的语言被心理学家称221为“私人语言”,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它很可能一个有效的管道,能够将直觉转化为清晰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或许就可以进行符号化思维.

这种观点,即语言刺激了抽象思维,还有另外一个很吸引人的优点。不同于他心认知能力,语言是一种“公共财产”。高明的一个扑克玩家不会让别人猜到自己的牌;同样地,如果一个人告诉别人,自己拥有“读心,术”,能够准确地猜出他人的心思,那也未必一定会对他(或她)自己有利。尽管只要他心认知能力只是广义的智力的一种表达形式,上述情况就不会阻碍这种能力在人群内部的扩展;但是无论如何,他心认知能力本身很难成为认知转型的驱动力。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未知领域;事实上,即便如下观念I一一语言是作为一种沟通的手段而产生的——也完全属于猜测。(在当今世界,语言可能已经成了沟通的最大障碍。这实在是一个典型的人类悖论!)我们也可以想象,在最初的时候,语言也许就是作为思维的内部通道而出现的,或者至少可以说,语言这种功能从一开始就是极为重要的。不过,如果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沟通手段,那么它在由生物学意义上早就“万事俱备”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内部的传播肯定就是最容易、最迅速的;最终,语言超越了原来的小型“创始者”群体的界限,并牛扩展到了所有智人群体(因为他们天生就有语言倾向),依靠新发现的智慧,智人很快就“接管”了整个世界。P248

在试图搞清楚究竟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智人物种的大脑如此与众不同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我们这个“总指挥”其实是一个相当凌乱的结构。在最初的时候,大脑是非常简单的,后来在长期的演是“抓住一切机会”才发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此,也许我们不该过于执着地非要找到一块决定性的“拱心石”不可。很可  2:,我们人类大脑的“非凡性能”其实是一种涌现秩序的表现:某个相对来说几乎微不足道的“组成部件”被加到了原先就已经存在具有扩展适应性的、几乎立即就可以用于符号思维的脑部结构或者,当原来的脑部结构出现了某种微小的变化之后(这些都完全可能是一种意外),一切就变得全然不同了。换句话说,由有结构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大脑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形式就焕然一新了,并使它的功能的复杂性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当然,这种解释与现有的考古记录也是一致的。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例如,工作记忆是否只是我们的现代意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当我们思考我们智人物种是如何获得这种独特的心理能力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工作记忆视为我们的独特性的关键,就像我们可能把能够调节体温、能够看得很远,或者便于带着东西四处走动等优点视为导致最早的双足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25  出现的关键因素一样。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旦你获得了这种能力,你就拥有了一大堆优势,当然,它也会带来某些不利之处。已经双足直立行走的动物几乎肯定以站直身子的姿势最为自然。就符号思维而言,它很可能只不过是这样一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涌现出来的一种现象:具有扩展适应性的大脑,对大脑结构的随机的小小修改,再加上一些喜欢玩游戏的孩子。当然,这个现象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P252

我在本书最后一章的结尾部分所说的那些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物种必定是有意图地改变我们这个星球。我们有充分理论认为,在一开始,人类是不可能有这种意图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祖先是一些猎人和采集者,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能说完全的话)融人了自己所在的生态系统中。事实上,最可能的是,从最初到现在,除了死亡之外,人类经验的唯一的“铁律”就是“非意图后果规律”( 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我们的大脑买质上谭一些非凡的机制,它们使我们能够完成一些令人惊叹的事情。但是,总体上看,我们仍然最多只擅长预见——或者关注一那些最明显的“直接后果”。我们评估风险,尤其是长期风险的能力非常糟糕。我们会相信一些也许极其疯狂的东西,例如,人牺牲自己能够感动上帝、许多人都被外星人绑架了;或者,我们的经济增长可以永远维持下去、即使我们完全不在意气候变化,也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等等。如果说我们即使并彳滇信这些,那么至少从我们的行为上看,我们却似乎是相信的。

当然,所有这些,都响应了以下这个事实:我们的人类大脑是一个凌乱地堆砌而成的历史产物。在我们的颅腔内,既装入了鱼类、爬行动物、树栖动物的大脑,也装入了最高级的前额叶,它使我们能够以我们特有的方式整合信息。同时,我们大脑内部,一些较新的结构是通过一些非常古老的结构进行“交流互动”。我们的大脑似乎是一个临时建筑,不过是在几亿年问“机会主义”地组装起来的,其间经历了多种不同的生态环境。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符号化能力是在非常晚近的时期(晚近程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才获得的,而且这种能力的获得,不仅是锦上添花,更是雪中送炭,我们也就很清楚,我们现在的大脑不可能是演化女神为了某种目的而精心微调的结果。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惊人的心理能力,只是因为自远古以来,我们无数的祖先,在应对当时的环境时比他们的竞争对手做得更好一些。然后到了最后,这个新获得的东西给智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不过仍然是未曾预料到的)。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只要任何一个时候的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发生,你就不会读到我这本书了。P254

你所关心的任何一种人类特性,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行为上的,其分布都可能满足钟形曲线。在我们所有人当中,只有几个是极其聪明的,极其愚蠢的也不多,大多数人都属于中间的某个地方。高大/矮小、关心他人的/冷漠无情的、强壮/瘦弱、纯洁/淫乱、高尚/卑鄙……你能想到的每一个特征,都是如此。这也正是我们不能僵化地看待人类境况的内在原因:无论你设想的行为有多极端,总是很容易就可以在智人当中找到一个人,作为例子。有一个圣  22人,就有一个罪犯;有一个慈善家,就有一个小偷;有一个天才,有一个白痴….。从这个角度来看,世上存在坏蛋,只不过是因为这世上存在好人而付出的代价。换句话说,也许没有必要特意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利他主义者,因为光谱的另一头,必定存在着利己主义者。而且,就人类个体来说,他们通常也是典型的悖论性的复合体,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混合着值得崇拜的特性和令人唾弃的特性,甚至同一特性在不同时候的表现形式也会完全不同。我们是理性的动物,但是只有当荷尔蒙没有上脑的时候才是如此。P255

很明显,我们身上令我们人类显得如此与众不同的一些特性已经开始威胁到了我们自己。因此,这也就很自然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演化“设计”的大脑是否已经注定,我们只能在这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走下去。幸运的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或者,至少在原则上肯定如此)。例如,虽然有证据表明,某些源于不寻常的大脑活动的暴力行为倾向很可能是可遗传的,但是同样有证据表明,适当的环境条件和教育可以改变这些倾向。,更加重要的是,个体的缺陷不一定会映射到作为整体的社会上去。(当然,可悲的是,这种说法通常并不适用所谓的社会领袖。)事实上,社会是非常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和程序,还有用来防范和惩罚坏人的、有时非常严厉的强制和制裁手段,它们能够从许多方面有效地弥补个体的缺陷,特别是位于钟形曲线的“不好的那一端”的那些个体的缺陷。这是因为,社会规范和法律法规的存在,保证我们在绝大  231部分时间内都只会做出合理的、负责任的行为。再者,如下这种说法也肯定不能说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清楚地:到,我们面临的情况确实非常严重,那么社会是有能力做出艰难的决定的。是的,为了维持我们与这个星球之间的均衡,我们必做出抉择。

但是,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自最后一个冰期结束以来,我们智人就开始在地球各地定居下来。随后,人类人口迅速增长,直到今天,世界几乎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这些新条件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现代人类群体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和密集了,无法把任何显著的、能够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更能够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的遗传创新固定下来。只要我们的人口状况不发生巨大变化,我们就只能坚守现在的“阴暗的自我”。

读者也许会觉得,前景似乎并不乐观,不过幸运的是,这幅画面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这是因为,尽管在生物层面发生变异的前景似乎相当暗淡(因为容易想象,不会出现足以改变人口结构的巨大灾难,正常的演化规律也不可能“重建”),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人类创新则远远没有走到尽头。毫无疑问,我们的认知能力以及我们的解剖结构在很多方面都绝非完美,但是,我们的理性能力、我们的好奇心却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自从智人群体中出现了符号思维的第一丝曙光以来,人类的创新潜力就被我们处理世界上信息的全新方法激发出来了,对这种潜力的有效利用,大大加快了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历史脚步。归根结底,如果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潜力的利用还远远没有穷尽。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因此,尽管各种征兆表明,我们这个物种出现显著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变化的机会不大,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未来却是无限的。P258


吴砺

201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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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砺,桐城人,生于1963年,1979年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7年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学者,其后在硅谷工作。回国后一直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已申请了五百多项国内外专利,并于200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过第一本散文集《西海岸之》。201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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