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三）

吴砺

                       《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三）

木材新开发的工业用途包括为车辆、站点、围栏、桥梁、高架结构和枕木提供材料。到 1890 年，据估计全美仅铺设新铁路和替换旧铁路每年就需要7300万根枕木；在化学处理方法发明之前，枕木使用五到八年就需要更换一次( Pisani，1985：344)。内河船只和工厂转向使用蒸汽动力也加重了对木材的依赖。木材的相对丰富意味着，在贝塞麦炼钢法①出现之后的很长时间，木炭依然是炼铁不可缺少的基本燃料。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芝加哥因其作为全国铁路枢纽的地位而成了全国的木材中心，把来自大湖区的木材运往全国各地。为了开拓西部边疆的无树平原，五针松这种最佳的锯材原木树被成片伐倒；著名的茅草屋（和麦秆堆）边疆的现实基础是有限的。

当代观念倾向于把毁林等同于在亚马逊河流域和东南亚对热带硬木的大规模商业采伐。南部部非洲边疆的商业采伐被限制在相对较少的区域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的树木就可以幸免于难。纳塔尔沿海地区是南非天然植被最茂盛的地区之一，但甘蔗种植的成功永远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景观。在美国，采伐边疆更为清晰可辨。在内战爆发前几十年，采39伐边疆从新英格兰殖民地迅速推进到了大湖区，内战后向南部推移，到 十九世纪末穿越大陆挺进到了太平洋沿岸的西北地区。但是商品化农业导致的毁林更为分散，树木倒在耕犁和斧头下。另外，诸如烟草这样的农作物也需要大量木材来烘烤烟叶，德兰士瓦和津巴布韦也种植这种美洲的主要作物。P049

这两个地区现代环境主义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特征就是植物恐外。41面对更加适应环境的外来物种令人窒息的涌入，他们要求重新确定本地原有品种的利益。这种对原有物种纯洁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专注排斥了生态演替的国际动力机制，引起了棘手的问题：自然渴望这种原始的完美状态吗？外来物种能移植成功吗？所有生物引种都该被铲除并遣返回家，这样一种观点是很难站住脚的。果真这么做了，美国就将不得不靠玉米饼和炒豆为生，南非则要靠跳羚肉饼果腹了。从拓荒妇女精心带到西部的插枝长成的果树( Kolondy，1984)和其他珍贵的财产一起都将不得不被连根拔掉。长期以来美化了开普庭院并逐渐构成了当地特色的东方物种——赤素馨和枇杷也将销声匿迹。加利福尼亚和好望角的葡萄园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是，正如引进外来物种有可能丰富了这些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一样，特定植物获得成功也会威胁到本地物种的多样性。所以，必须严格控制这些疯狂的物种入侵者，甚至要消灭在专门用于保证当 地物种繁荣昌盛的生态龛中。P051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科学正式确定了树木覆盖、降雨和土壤侵蚀之间的关系。英国驻印度的官员把森林滥伐和干旱的威胁以及干化联系在一起。到了十九世纪末，森林滥伐对气候和降雨有直接影响的传统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详细讨论。当 1889 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约翰斯敦的特大洪水吞噬数以千计的生命时，分水岭地区的森林滥伐立刻就被认定是造成洪灾的罪魁祸首①。

1907 年从印度调往好望角负责灌溉事宜的帝国官员 F．E．坎特哈克不但相信森林在防止土壤侵蚀和泥沙淤塞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还坚定认同森林可以增加雨量的观点。因为，如果认为森林清理会导致气候暖化、干化，那么反之亦然：造林将会让干燥地区变得凉爽、湿润。根据这种理论，树木用根系吸收地下水，然后通过树叶释放，冷却流动的空气，促进水 43蒸汽的凝结。另外，树冠还可以减少散热，降低温度。十九世纪后半期，相信这种正统的科学理论的美国林务员和科学家们鼓励大平原的移民植树造林。《植树法》(1873)采纳了这种理论。它向宅地拥有者额外授予160英亩土地，条件是要在其中40英亩栽种树木。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无树的内布拉斯加州开始了植树节这个每年都要举行的社区植树活动，现在南非也设立了植树节。

从科学和经济这两个不同角度关注森林的活动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开普在某种程度上合流了。P053

在殖民初期集约的沿岸农业之外，畜牧业也推动着一个流动的、扩张性的、劫掠性的边疆不断前进。在两个地区，绵羊都是推动边疆扩展的突击部队。在南非殖民史的最初两个世纪，迁徙的布尔人的经济一直都要部分地面向沿海的贸易中心，因为它依赖用自己的动物和其他产品来交换对殖民扩张而言必不可少的枪支、弹药、马匹、货车和金属制品，更不用说咖啡了。直到 1820 年代，它的市场仍是以供应沿海地区所需的鲜肉为主，但在冷藏时代到来之前，动物必须活着到达沿海地区。往返开普敦的输送路线因此而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结果是，沿途的区域被划为公共财产，受到保护，以便羊和牛得到休息和喂养。这在阿非利卡语中叫uitspanne，在英语中意为“去轭”——这个词的意思是给整队的公牛解掉56轭，后来还加入了橘子和放松的意思。由于市场主要需要鲜肉，科伊科伊人一直饲养的多毛（并非可用的羊毛）大尾羊基本上也不能幸免。P069

对边疆农民而言，绵羊具有许多优点：需要的启动投资少，易储存运输的羊毛和需要鲜肉的市场可以迅速换来现金收入，绵羊比较耐旱，适应高原贫瘠牧场，且温顺易于管理。尽管当时美国有数量庞大的绵羊和史诗般的绵羊推进景象，但研究美国西部的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绵羊，更青睞牛——这反映了十九世纪牧场主对“羊”和不骑马、通常也不是盎格鲁一萨克逊族的牧羊人的偏见。其实，绵羊和牛有时是混在一起放养的。P070

在南非，周期性和季节性的干旱形成了流动的、相对独立的游牧和狩猎文化，它比美国的类似文化延续得更久，因为在美国“庞大资本”支持的“大人物”更迅速更有效地控制了局面。流动的黑人佃农带着他们的牲口挺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艰难岁月。长途迁徙的生活经历（也包括把牲口赶到市场）后来被布尔人深情地回忆起来，这种感情与美国人回忆西部牛仔时的感情是一样的。但是，由于缺乏美国那种强大的制造神话的产业，布尔人的迁徙岁月并没有浪漫化为一种供广泛消费的、表达民族自我认同的形象。其实，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牛仔大多数是雇佣工人，不是生活在深山密林里的边疆人——而且他们通常都有黑人或西班牙人的血统。虽然这两个国家的这一时期的记忆都被“漂白”了，但是，像《大鹰啸》(Posse)这样采用后现代主义视角的西部片已经开始探索给这段历史重新着色。P072

当资源保护主义在总体上与联邦权力联系过于紧密时，农业法规在1910和1920 年代失去了支持。多亏美国发生了尘暴，它才重新成为政治的中心议题（I。资源保护主义者的议程与干预主义者的许多新政项目，尤其是政府计划利用土地的思想相互交织——这是一种在美国较为陌生的观念，而在一个威权主义中央控制的传统更为牢固的前殖民地则不同。美国的土壤侵蚀局(1933)、后来的土壤保护局《1935》和《泰勒放牧法》(1934)都是这种交织作用的产物，它们都强调技术专家统治。后一项法案规定定居点必须退出全部现存的公地，其中大部分仍是草场，这就结束了长期以来把公地转让给私人的联邦政策。但是，这并不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因为这些土地只是被划分为只要交纳适当使用费就可以使用的牧区。政府干预最积极的鼓吹者H. H.贝内特有着完美的把握时机的能力。当国会议员们就他的土壤保护提案的优缺点争论不休时，贝内特故意拖延，直到期待已久的尘暴把肥沃的表土吹进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专门委员会室内。“先生们，这就是我一直在谈的东西！”他指着最近的窗户大喊( Worster，1979：213)。P078

广布于南非和美国大多数地区的商业化殖民农业确实具有极大的破坏倾向。至于“旧”世界能否复原，仍是有疑义的。或许，二十世纪的农业体系不论在哪里都是“不可持续性的”，甚至在支持这种体系经过改造的自然界中也是如此。但是，它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生态后果仍然是难以预料的。在那些田野废弃了几个世纪，居住区发展起来的地方，生态系统虽然决不会复原，但能通过巧妙组合绿色空间变得更具多样性（和枝繁叶茂）。在那些荒野已经消失了很久、环境已被农业简化的地方，形成了另一种田园之美，就像拥有篱笆树墙和点缀着野花的草地与灌木林的欧洲那样。这样的景观被视为“自然”并受到珍视，尽管它们离不了精心照料和修剪。在几十年叹息绝望之后，几位乐观的植物学家开始得出结论：卡鲁地带的天然草场正在好转，一个原因可能是羊毛价格下跌导致了绵羊数量的减少。在农民转向更加肥沃的西部草原，新英格兰地区贫瘠多石的土地退耕之后，次生林很快就长起来了。人们在林间漫步时，经常会在不经意间看到摇摇欲坠的干石墙。P083

在美国和南非的许多白人心目中，国家公园是作为资源保护主义事业的象征。国家公园的倡导者将其视为并描绘成最纯洁也最利他的表现与象征。但是，猎物保护区、国家公园以及类似的荒野区都是受到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控制的区域，进行系统的，有时是强化的管理。这两个国家也有许多黑人把它们视为只是为了迎合富裕悠闲的中产阶级的文化和休闲趣味的场所。研究这些区域的历史必须从这些认识开始。另外，正如我们所强调的，荒野理想是一个文化建构，而不是一个准确的自然存在。美国有句格言说，世界也许是由上帝创造的，但只有国会才能创造荒野。尽管生态关系有其内在的动力，但留给自然的活动空间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干预的影响。

受到保护的区域面积并不很大。在美国（不含阿拉斯加），只有1. 75%的土地作为国家公园受到保护；南非这个比例略高一些，大约是3%。在这两块次大陆的其他地方，例如阿拉斯加和博茨瓦纳，严寒和酷热妨碍了人们密集定居，被划为公园的土地的比例就更高一些，分别占到大约28%和15%。在美国和南非，大量的土地是作为保护措施不那么严格的州立或省立公园、森林、野生动物保护区／避难所得到保护的。美国的荒野区（不论在公园内还是在公园外）代表着联邦土地管理中最严格的一类。公园是“特殊的”地方，但也不要忘记，即使在公园之外也仍然74有一系列的法规控制着人类对脆弱的动植物物种的利用。P090

植物、鸟类和动物的消亡（参见第二章）肯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它并不是在初期的关键动力。关键在于企图从壮丽的自然景观中构建出民族认同——这种需求尤其强烈，因为美国发现，自己难以与欧洲在高度发达的文化上竞争。美国人并没有把皇冠上的明珠和哥特式大教堂奉为自己古老而神圣的遗产，而是把红杉林和“紫色 山脉的庄严”奉为瑰宝。（稍后在南非对“永恒山脉间回荡着水声的溪谷”的推崇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做法。）尽管非功利性自然保护主义者给国家公园赋予很高的文化价值，国会之所以能就此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公园内明显缺乏自然资源潜力。除黄石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公园都在地形壮观的区域。

在南非，推动建立保护区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十九世纪后期对掠夺性狞猎和当地丰富猎物种群消失的关注。在1880 年代首次讨论并建立的猎物保护区是对狩猎法失败的回应。1886 年开普制定法规，试图协调对大型猎物进行有效的保护，1889 年在斯威士兰以南建立了庞戈拉保护区。在东德兰士瓦建立了萨比和辛格维齐保护区后，这一思想就以最有力的形式扎下根来。这些保护区和早期纳塔尔的保护区在景观上并不特殊。它们大部分都在灌木草原区，其魅力来自丰富多彩的木本群落、鸟类和动物，而不是高耸人云的山峰和湍急的河流。P091

汽车很快改变了旅游业的发展步调，给独立的白人中产阶级游客提供了便利。1928 年，13万辆车开进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次年，国家公园和纪念地总共吸引了300万游客。1928 年只有180辆车到访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到 1930 年代后期，每年都要接待3万名游客。考虑到南非和美国汽车数量的差别，对南非白人来说，猎物观赏确实大体上成为了同样重要的体验。南非的旅游业开始效仿美国的流行模式，而不是东非精英的帝国狩猎远征队形式。（在凯伦·布里克森的自传《走出非洲》中，她的情人戴尼斯·芬奇一哈顿就是以带领远征队这种生意为生。）

两国仍然有一个明显的区别：美国人即便尚未登上远足的小径，也能在他们的国家公园露营。南非人在野外武装露营几年之后，考虑到危险动物的威胁，只好留在他们的小圆屋和福特车里了。那不计其数的狮子（公园最初吸引力的主要来源）尽管对于徒步旅行者会作出更加难以预料的反应，但是实践证明它们不会受到 留在车里的人类惊扰。在一队美国游客感染了疟疾之后，克鲁格国家公园1930 年在潮湿炎热的夏季关闭了大部分地区，使它的危 险性进一步 降 低( Stevenson-Hamilton，1952/1993：ch. 10)。因此南非当局发现疏导和抑制旅游者带来的冲击更加容易。在一个关键资源的公共所有权广泛确立的国度，公众也能控制公园内的膳宿和服务；而美国公园里的旅游基础设施都交由活跃的私人企业经营，他们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展示经营才智的机会。南非人经过很长时间才面临公园双重使命之间的矛盾，即一方面要行使对自然遗产的托管权，另一方面要发展休闲产业的利益。到 1970 年代，每年参观美国的国家公园和纪念地的游客超过4000万人，但南非的这个数字刚刚超过50万。P096

生态理论当时正在自然资源保护运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国历史学家们认为，奥尔多。利奥波德及其思想是把世纪之交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和后来兴起的、意识到了自然界的复杂性及其各部分之间相互依赖性的现代环境主义运动连接起来的关键。利奥波德早期供职于美国林业局，接受了平肖的功利主义观点。但在1920 年代后期他辞去了在林业局的职务，转而探索一种更具整体观的新视野。利奥波德之所以会转变，根源在于他在1920 年代参加的食肉动物清洗运动。这场运动导致了鹿群激增，过度啃食了大峡谷北部凯巴布国家森林公园的草场。不久鹿群就崩溃了，鹿的数量迅速减少。利奥波德把这次事件解释为一个可以表明“害兽价值”的极好反面教材。这起事件通过他那本影响深远的遗著《沙乡 年鉴》(1949)而变成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寓言，也开启了他（对自然界）的新理解：

我现在猜测，正如鹿群始终生活在对狼的恐惧中一样，青 山也会对鹿群怀有同样的恐惧。或许更有理由 恐惧，一头雄鹿被狼群消灭了，会在两三年内有另一头代替，但一块被过量的鹿群啃 光的草场可能在几十 年里都得不到 恢复。( Leopold，1949：132)p099

吴砺

2018.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