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四）

吴砺

                        《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四）

在被誉为美国“最后一条壮美荒野边疆”的阿拉斯加，建立新公园的提议损害了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利益。它禁止往往是住在城里的阿拉斯加白人在公园内进行运动型狩猎、收集薪柴和开采金矿的活动，但允许以渔猎为生的“农村居民”（主要是土著）进行日常生活所需的使用。或许，新限制给在主要是白人的狩猎向导造成了最大的冲击，因为狩猎在阿拉斯加是宗大买卖——阿拉斯加是颇受国际精英们青睞的打猎胜地。第一批公园管理人员的到来经常遭到当地人抵抗。在一座新公园旁边的村庄，一架公园勤务飞机被点燃。一名护林员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在我到这里的第一天，加油站的伙计拒绝卖给我汽油”。旅馆也挂出了标牌，拒绝公园工作人员就餐（National Geographic，May  1994：93）。

但是，对新规定不满意的群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70 年代初期居住在阿拉斯加中东部育空河及其支流沿岸的新一代拓荒者。对于这些逃离现代美国文明、受过教育的年轻“流亡者”来说，育空河流域是美国最后一块能够接续古老的移民传统的地方，他们在林中建起小木屋，并以打猎、捕鱼、陷阱捕兽为生。对于这些“沿河而居的人”来说，幸运的是，这片点缀着小木屋、打渔营地和陷 阱线的地区被辟为保护文化资源的独立王国，而不是辟为可能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国家公园( McPhee，1977)。他们可以在这里继续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目前如此。

在阿拉斯加和南部非洲，对参与式发展的强调和对人类利用公园资源的让步具有振奋人心的开拓性潜力。但这也不应该蒙蔽我们的双眼，让人看不见其缺点。一方面，就现代人性而言，要想不把飞机、汽车和不断增加的都市文化带人公园是很难的；另一方面，一贫如洗而渴望获得土89 地的非洲人一旦在公园内获得立足点，会发现公园资源对他们产生难以抗拒的诱惑。更为彻底的资源掠夺就很可能难以避免，像二十世纪初期约塞米蒂变成游乐场，搞出“火瀑”、把活鸡投入深谷、牛仔马术表演等节目那样，保护区高度商业化形式的再现恐怕也就很难防止了。前博普塔茨瓦纳黑人“家园”政府就曾经把匹 兰斯堡保护区规划为庞大的太阳城度假博彩中心的附属物。

来到公园的游客，无论是开车来的还是寻求自然宁静的，都和动植物一样带来了管理上的问题。从野生动物观察者那儿得到的收人可以保护野生动物，所以，打个比方来说，一头活的大象的价值抵得上其象牙的分量。但代价却是消费社会和它试图创造的荒野之间界限的消失。最极端的例子是，微型巴士的隆隆声和靴子踩出的四通八达的小径阻碍了动物的繁殖和植物的再生。

但是，公园和保护区的巨大社会意义不能简单地用它们对自然遗产做出贡献的能力来判断。与一个世纪或更早以前公园形成时期一样，今天的公园依旧是一个把自然和国家概念融为一体的强有力的文化表述。公园的政策制订者们意识到这一点。在准许徒步远足者进入公园以及制订了可以吸引高消费水准的游客的服务价格之后，南非的资源保护主义者和保护野生动物的说客们逐渐意识到了通过降低收费把黑人纳入他们事业的重要性。纳尔逊。曼德拉已经参与了环保影片的拍摄。在美国，像亚裔这样的移民群体参观公园的人数日益增加象征着融人一种特殊民族文化，这是很有意思的。站在约塞米蒂瀑布脚下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一堂户外公民课。山岳俱乐部开展了一个项目，旨在使城里的年轻人（其中很多都是黑人）能够领略到荒野的魅力与挑战。在急剧变化的政治氛围中，公园和保护区的未来可能取决于普及一套环境价值体系，和普及一种非种族性的自然遗产意识。P109

实践证明，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是最能吸引白人关注环境的焦点，因为这两项内容为走出自然保护主义者遇到的两难境地开辟了一条路：那就是如何既享受城市一工业社会的好处，同时又能拯救少许自然。如前所述，尽管受保护的区域都是“特殊的”地方，但绝不是可以免受看似隔了段距离的现代文明的烟雾影响。燃煤火电厂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能降低大峡谷的能见度，致使从峡谷的一侧看不到另一侧。如果在水源地周围建设重大的采矿项目，黄石国家公园内各条河流的生态将受到威胁，这种担心正在与日俱增。因此，对于所有自然保护主义者而言，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仍是在与自然的日常关系方面那些艰难抉择，这涵盖了环境的各个层面，从比较自然的到比较人工的，从一般的到特殊的。这意味着，对环境的关注必须转向处在城市和农业心脏地带的、关键的生产和消费区。

在本章，我们将首先考察西方环境主义的主导话语，然后试图通过分析第三世界关注的问题和穷人的环境主义对其进行补充。美国历史学家着迷于找寻环境主义的文化和历史根源( Oelschlaeger，1991)。尽管对人类在自然中的适当地位的这种争论源远流长( Glacken，1967)，但是一个特殊的思想谱系被分离出来，它似乎生发出了最基本的问题。十九世纪93初的（最初与华兹华斯和卢梭联系在一起的）浪漫主义和原始主义通常被视为开端，它们把个人的创造力、幸福和满足感与亲近未经改变的自然联系起来。野生的自然常被用作鞭笞发展观和经济增长崇拜的有力武器。环保学界已经确认了新英格兰的超验论者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亨利·戴维·梭罗的反物质主义怀疑论，特别欣赏爱默生那句哀叹：“物质已经骑在鞍上驾驭人类”( Nash，1982:86-87)。

山岳俱乐部(1892)的创始人约翰·缪尔在世纪之交接过了火炬，当时由于边疆逐步关闭和旧世界城市一工业灾祸涌现，也形成了日益同情自然的舆论环境。奥尔多。利奥波德和他的生物中心哲学（参见第五章）通常被认为是这思想链条中与现在有关系的下一个环节，当环境主义在1960 年代首次成为流行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时，其价值被重新发现。P114

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是一本不可思议的畅销书，它把杀虫剂这个神秘的农业术语变成了家喻户 晓的名词和公共热点问题。该书立刻被誉为环境保护运动里的《汤姆叔叔的小屋》。①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蕾切尔·卡森作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和学识渊博的科普作家，用独特的方法把传统的野生动物保护问题与城市一工业问题联系在一起。书名描绘一个曾经在春天鸟语花香的小镇呈现死一般的寂静。尽管她不承认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但是，卡森给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添加了性别的维度；现代科学被视为带有帝国主义式的、雄强的男性霸权，与柔弱的女性化自然对立。P116

另一条环保思路有时与对污染的忧虑不大一致，它着重关注的是人口增长。保罗·埃利希是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也是“人口零增长”游说团体的创始人。他强调人口增长可能超越有限的自然资源，在这一方面，他是坚定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他的研究和呼吁明确地把环境主义推向第三世界。或许对这种悲观思考最吓人的表达是其畅销书《人口爆96炸》(1968)封面上的图画，一个快乐的婴儿坐在一个泡泡里，头顶一根点燃的导火索——这正好与他那不吉利的开场白吻合：“试图养活所有人的战斗结束了”。根据埃利希的注释，“人口爆炸”这个名词大约在1954 年就出现了，其书名取自一本相对默默无闻的同名小册子。但在当时由于缺乏充分的社会环境，这一思想没有激起类似的情绪。P117

在南非农村，对自然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偶尔会引起暴动。最著名的一个事件是1960 年的庞多兰起义。利害攸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政府出于美学和生态的考虑企图保护海岸森林，而这正是农村居民一直以来捡拾薪柴、采集草药和捕猎小型动物的场所。森林进人权上的对立由于实行村庄化和改良政策的威胁而加剧。与政府保持一致的酋长的家宅被烧毁，有些酋长甚至被害。政府出动了装甲部队和直升飞机，才恢复了对该地区的控制。P123

在1930 年新政之前，美国十家农场中有九家仍然使用马和人力驱动，也没有自来水，同时，四分之三要从溪流中取水，家中使用烧柴的炉子取暖。后来，煤和电力逐步取代了柴火，联合国1978 年的数字显示，整个北美消耗的木材不到剑非洲作为燃料使用的十六分之-( Simmons，1989：301)。在南部非洲很难得到煤的农村地区，大量的非洲人也没有办法获104取电力，只能依赖妇女收集、用头顶回来的木柴。在天然木材十分稀缺的莱索托，象泥炭块一样的于粪就成为替代燃料。这使人想起美国大平原上印第安人和首批白人旅行家以及殖民者把野牛碎块用作燃料的往事——现在已只是模糊的记忆，主要保存在劳拉。英格斯，怀尔德①的故事中，虽然仍有辛辣意味。把肥料用作燃料剥夺了土地急需的营养，反映了燃料和肥料只能取其一的两难选择。对黑人定居点周围的木材的需求不仅剥光了当地的植被，而且随着这种资源越来越稀缺，妇女每天花在捡拾薪柴上的时间急剧增加。另外，需要用头顶的负担越来越重会导致脊椎发生问题。P127

南非的激进环境主义牢牢地立足于更广泛的社会一经济和政治批判中，是把下层群众的利益置于核心位置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取向。相反，在美国，激进环境主义更倾向于生物中心论，重在维护自然界脆弱的和受到侵害的成员的利益。最极端的是，这种深层生态学的观点坚持自然物种与地点的内在权利，而不管它们的经济、美学和休闲价值( Naess，19’72；Devall and Sessions，1985；Nash，1989)。当太平洋西北部沿岸的的斑林鸮和原始森林成为那些主张地球第一的环保人士的口号时，人类要求清洁饮用水的权利驱动了另一种要求实现社会正义的环境主义运动。也许要等到人类这些基本需求都得到满足的时候，支持猫头鹰和大象的选民会更为强大——假定那时还有猫头鹰和大象存在的话。P130

我们试图书写一部环境史，而不是环境主义者的历史。这就要求我们试着去考察生态变化与经济／文化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不是要拥护环境思想的某种“伟大传统”，而是试图考察：针对环境损失和自然补偿的不同的、有时甚至冲突的观点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理解这些问题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所评估变迁过程的时间跨度。对一代人来说，表土或者原始森林的损失是难以挽回的，但是，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之后，这些损失可能就远没有那么具有灾难性了，甚至从地质或气候的尺度来看已经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们在进行破坏的同时也在进行转型。改变的速率加快了，无法排除毁灭性的后果，但是树木在倒下的同时也会有新的长起，即便它们不能代替原有的。通过考察广大地理范围内完全不同的地区，可以增强对长时段转型的调查研究，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对比性的结果。

列举美国和南非的不同点并不难。除了面积、土壤和气候等自然地理上的特点外，美国面积更大、人口更多，并是以移民为多数建立起来的国家。在比南非早得多的阶段，美国就发展了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它虽容许一些种族从属于另一些种族，但也允许更加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组织。其结果是，环境政策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利益集团被动员起来提出自己的理由 并利用相互制衡的体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并非总是有助于提出的依靠政府干预的环保创意。相反，南非建立的是排他性的种族主义政治体制，公民社会较为有限，政府对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享有更大的权力。同时，我们还想强调在经验和解释上有启发性的共同点。两国在气候类型、本土实践以及引进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方面的共性为比较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如果把南非和泰国或者把美国和尼日利亚放在一起比较，就不会有这么多收获了。

欧洲的扩张及其在南部非洲和北美建立的社会启动了对殖民地大陆的生态影响深远的一系列变化。逐渐主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资本主义制度往往为了达到眼前利益的最大化对资源进行疯狂掠夺，是一种真正的掠夺经济( raubwirtschaft)①。企业家和私营主通过杀光野鹿、过度牧牛、为了获得四五次的小麦大丰 收而连续深耕，或者只要国际金价合适就不停的采金等手段来拼命挣钱，快速致富①。但是，在这些转型的趋势中也酝酿着遏制其破坏环境的能力。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很难预料，在特定情况下，它能为过去的受害者带来利益。P132

然而，即使是在保护区，野牛数量的增加也不意味着荒野的回归。尽管它们可以在牧区内自由活动，但仍然是农场的牲畜。凯文。科斯特纳  ．的电影《与狼共舞》赞美人和自然中尚未驯化的野性，但出演影片中那群野牛的其实是南达科他州一个牧场的“驯化的”野牛群。重新自然化的。11 荒野有着不止一丝驯化的痕迹。P134”

吴砺

2018.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