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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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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4 15:31: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二)


我谨用几个副论点来阐明我的第一个论点。

La.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是民主时代的一大危险,因为在多种族状态下,民治理想开始使得demos与占支配地位的ethnos交织在一起,产生了民族( nation)和国家(state)这样的有机观念,它们鼓励对少数民族施行清洗的行为。之后,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也随着demosproletariat(工人阶级)交织在一起而误人歧途,带来对其他阶级施行清洗的压力。这些都是民主理想变形为含谋杀意图的清洗最普遍的方式。

Lb.在近代殖民地,某些背景下的殖民者民主政体是真正具有谋杀性的,比更为专制的殖民政府还要厉害。殖民者对殖民地机构控制越多,清洗就越具谋杀性。这将在第4章中给予证明。它是我在民主政权与大屠杀之间发现的最为直接的关联。

Lc.新近走向民主化的政权比稳定的威权主义的政权施行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的可能性更大(蔡爱眉,2004,也有此论点)。当威权主义的政权在多种族背景下趋于弱化,demosethnos最可能开始交织在一起。反过来,稳定的威权主义政权在这样的环境下往往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这导致它们力求平衡各种强大群体包括来白族群的诉求。然而有少数高度专制的政权于此有所偏离。它们鼓动多数主义群体变成一个鼓动人民反对其少数派“敌人”的群众政党国家。本书第7章至第11章中讨论的纳粹政权等是专制政府,不是民主制国家,尽管它们确实是从号称民主化的环境中诞生的,但那只是它们随后加以利用的工具。它们是将人民作为ethnosproletariat进行动员。它们是本副论点的部分例外。

Ld.稳定的按制度化运作的民主制政权,要比正在进行民主化或者威权主义的政权较少可能实施蓄意谋杀性清洗。它们已保证了不仅是多数人参加选举和多数人统治,而且还确保了宪法对少数人的保护,但是过去它们并没有这样高尚正义。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施行了足够多的种族清洗,才有了今天的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的公民实体。往日,清洗与民主化曾携手同行。自由民主建立在种族清洗的顶峰之上,尽管在殖民地之外它采取了制度化强制的形式,而不是大屠杀。

Le.实际真正在施行谋杀性清洗的政权绝非民主的,因为那将造成术语上的自相矛盾。因而这些副论点预先就适用于种族冲突升级的早期阶段。事实上随着升级的展开,所有施行清洗的政权都变得越来越不民主。民主的阴暗面就是在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行进中产生的畸变歪曲( perversion)P006

欧洲人生活的国家现在是牢固的民主制度,然而其中大多数也已经历了种族清洗(类似上述论点中的ld)。当今世界清洗的中心已转移至南方。除非人类采取规避行为,否则它就将继续扩散,直到民主政权——但愿是未经历过种族清洗的那种——统治世界。这之后它才能平息下来。但若我们希望它再更快一点消失,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要勇敢地直面民主的阴暗面。P006

2.种族敌意往往出现在种族胜过阶级成为社会分层中的主要形式的时候,出现在引起与引导对种族民族主义的阶级般感情的过程中。过去清洗极为少见,是因为大的历史性社会多数是划分成阶级的。贵族统治集团或其他小的寡头统治政府高高在上,主导着社会,他们极少会与普通民众分享一种共同的文化或民族身份。实际上他们蔑视人民大众,经常不将他们当人看。整 体的人民或民族( the people)并未穿过一道道 阶级划分而显露其存在——阶级胜过了族性。P006

实际上,蓄意谋杀性清洗不发生在相立独立同时平等的对立族群当中。单是差异是不足以产生太大冲突的。导致问题的不是基督教与穆斯林的对立,而是穆斯林于其中感到遭基督徒压迫的环境(或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南非真的履行了它自己提出的分开然而平等的种族发展的隔离主张,非洲人是不会反叛的。他们反叛是因为(所提出的)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是一个幌子,实际包含的是白人对非洲人的种族剥削。要形成一种严重的种族冲突,有一个族群必须被视为在剥削利用另一方。反过来,帝国压迫者在其“文明水平”面临被“原始主义”战胜的威胁之时会采取自以为正义的暴行,正如上层阶级在受到革命的威胁时所做的那样。P007

3.蓄意谋杀性清洗的危险区出现在当(a)声称代表两个十分古老族群的组织都对同样土地中的全部或一部分宣称拥有它们自己的国家主权,(b)这一要求看上去似乎对它们具有足够的合法性以及若干看似可靠的将其付诸实施的机会之时。几乎所有的危险事件都是有两个族群参与的,这里两个集体都相当强大,这里两个对立的对政治主权的要求都被摆在十分古老的种族差异感的最高一层上——尽管不是放在一般所称的古老仇恨(或宿怨)之上。族群差异被顽固不变的对政治主权的对立要求恶化成严重的仇恨,甚至到要采取清洗的危险境地。我按不同特点分列出社会中的权力的四大来源:意识形态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以及政治上的。谋杀性种族冲突主要乎政治权力关系,尽管随着它的演化也会包含意识形态、经济以及最终的军事权力关系。我本人关注的基本上是对种族清洗的政治解释。P008

4。以下两种情景之一的出现会触到谋杀性清洗的边缘。(4a)实力稍逊的一方因为相信援助会从外部到来——通常从一个周边国家,也许是它的同族的家乡国家(见布鲁贝克 1996 年的模型)——而受鼓舞并选择战斗,不想屈服(因为屈服减损了冲突的严重性)。P008

)(4b)较强一方以为它具备了如此的具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以至于它能够几乎不担物质或道德风险而强行造出一个属于它自己的、被清洗过的国家。P008

5。越过边缘走向谋杀性清洗的施行发生在有争议的领土上,在此,行使主权的国家已经在通常会导致战争的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中陷入了派系化和激进化状态。P009

6.蓄意谋杀性清洗极少是施害行为人的初衷。。你极少会发现从一开始就策划大屠杀行动的邪恶天才。甚至连希特勒也没有这样做。谋杀性清洗典型地以一种C计划而出现,它仅在前面两种应对已洞察到的族群威胁的方案失败之后才会形成。A计划的典型是一种以妥协或直接压制形式表现出来的经过详细筹划的解决方案。B计划是一个为应对A计划失败而做出的更加激进的压制方案,在面对暴力行动上升以及出现某些政治松动的态势下酝酿得相对匆忙。当以上两种方案均告失败之后,有些计划制订人就变得更加激进了。为理解其后果,我们必须分析一系列产生升级的互动过程所未预想到的结果。这些连续的计划方案可能既包含事在必然的又包括更为偶然的升级行为。施害人或许从一开始就在意识形态上决意要把族群中的非己团体( out-group)从他们这里清理出去,当较温和的办法无效时,他们便似乎必然要进一步加大决心,通过采取越来越激进的手段,排除一切障碍。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这样:犹太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与其说看上去像一个偶然事故,还远不如说是无情克服其前进途中一切障碍的意识形态上的逻辑升级过程。但是,对青年土耳其党来说,解决亚美尼亚问题的最终方案就好像更带有偶然因素,它是从1915 年他们认为处境突然变得令人绝望的判断中产生出来的。P010

7.有三个主要层次的施害人: (a)指挥政党国家的激进精英,(b)结成多暴力的准军事部队的激进分子团伙,以及(c)提供大量但非大多数民意支持的核心拥护者。P010

8.最后,普通人被正常的社会结构带入执行谋杀性种族清洗行动当中,他们的动机更为世俗得多。为理解种族清洗,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一种权力社会学,而不只是一个专门的将施害人作为受到困扰或犯有精神病的人的心理学——尽管有些人可能会是这样。正如心理学家查尼( Charny1986144)所言,“大规模杀害人类的行动执行者大都是日常的人类,即我们根据当前人们接受的按精神健康职业给出的定义而称之为正常人的人”。P011

族性( ethnicity)不是一个客观的词。族群通常被定义为享有一种共同文化与共同血统的群体。然而文化本身是暧昧不清的,血统则通常是假想的。一种共同的文化可能指一个相对精确的特征,比如像一种共同的宗教或语言,但也可能只指一个共享一种生活方式的要求或主张——这是不可能被精确定义的。共同的血统对任何一个比氏族或家族更大的群体[我称之为一种小族性来说,都是具有神话色彩的。未来对DNA分析的使用将很可能揭示出相对固定的人口共享明显的相同的遗传因子,但这对大多数号称具有种族共性的大群体来说就不是这样了。称自己为塞尔维亚人或德国人或苏格兰人的人,实际上是很多更小的血缘群体的后裔,这种小群体经常搬迁,与周邻相互通婚。许多大群体对所谓共性的声称实际上是将大量的血缘群体集合在了一起。本书讨论那些由生物学或亲属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所形成的大族性( macro-ethnicity)。本书注重的冲突族群没有一个是天生的或原始的,它们及它们之间的冲突是由社会创造出来的。P013

族性是指一个被自己或别人界定为拥有共同祖先和文化的群体。所以种族清洗( ethnic cleansing)就是由一个这类群体的成员把另外一个这类群体从他们认定为属于自己的地区中清除出去。民族( nation)是同时还拥有政治意识、对特定领土声明具有政治主权的群体。民族一国家( nation-state)出现在有这样一个群体且有自己主权国家的地方。并非所有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都拥有或向往( de-sire)民族一国家。有些只在一个更广的多族群国家之内提出地方自治或者具有法规规定的权利的要求。P014

第五行升级到大规模死亡的暴力,它并非主导群体的政策想要的结果。第一列包括政策错误,经常是通过让族群屈服于他们不能适应的劳动条件,或者是通过革命者用愚蠢的政策寻求实现重大的社会转变而留下的——例如中国的“大跃进”,无心地让数百万人丧命。由此可知,一旦错误被认识到,政策就会被放弃,这样非已团体就不会被消灭。在此我不想为施害人开释,因为死者数目可能极其庞大。绝大多数大的错误与下一个类别,即被列为冷酷无情的政策等紧密相连。这些政策并非直接有意要杀害灭非己团体,但是主导群体对非己团体的看法如此负面,以至于它不是特别在乎最后是否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不十分符合大跃进领导层的情况,然而其应对灾难之迟缓程度确实反映了对受害人生命关注的相对不足。战争与内战在冷酷无情类别中尤为突出,特别是通过将废料抛在乡间或者轰炸城市对平民造成的破害。限制性事件是西班牙人最初对加勒比海诸岛的殖民化,在殖民者集体意识到他们对土著造成的影响时,实际上几乎所有当地人都死了,这件事成为标准的种族文化灭绝。P020

最常见的对怪罪于整个族群的替代是怪罪于精英,特别是国家精英。据说暴行发生在当人民臣服于恶意操纵的领导人之时。民主与人民被看作一样热爱和平的,而领导人与精英则则更可能具有谋杀倾向。按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理论,民主、和平与宽容据说是出现在个人处在由志愿机构提供的充满生气的、密集的社会关系中时,机构保护他们不受国家精英的操纵(普特南,19932000)。这是幼稚的。激进的种族民族主义者通常正是由于他们的市民社会网络较之他们更温和的对手更加密集和更能煽动才成功的。纳粹就是这样(见本人著作《法西斯主义者》,第4章;哈格特维特,1980;科沙尔,1986),以后我们将看到塞尔维亚、克罗 地亚和胡图民族主义者也是这样。市民社会有可能会是邪恶的。P027

有成千上万的人协助参与了最坏的谋杀性清洗。一个超过其他一切的问题让见证人绞尽脑汁:看上去明明白白的普通人怎么可能犯下谋杀性清洗之罪?一个简单的对比常被提出:他们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只是置身于非常特殊的环境,还是说,他们就是意识形态上的狂人?P033

米尔格莱姆的书参考了对最后解决方案的研究。但其中的施害人和其他事件中的一样,实际上分成好多不同类型。我从施害人身上区分出9种常见的动机。

1.意识形态型杀人者相信谋杀性清洗的正义性。他们特别多地出现在施害人中的较高层,追从韦伯的价值理性——谋杀性清洗已预先被假定受到了高级目标支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或许会在某些环境下(如战争)或在核心拥护者当中,如已经在非己团体手下受难的难民,得到响应。20世纪的医生和生物学家发现,族性和人种的生物医学模式尤其具有吸引力。但是最常见的意识形态动机是自以为正当地把杀人说成自卫。杀人者声辩他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2.偏执型杀人者受更加世俗的意识形态驱动,特别是基层最普通的施害人共享一些其所在地及所处时间的偶然偏见,而开始了韦伯所谓的情绪性(感情性的)行为。犹太人、穆斯林和殖民地上的土28著唤起了施害人对他们身体的厌恶。我们都知道偏执型的人在差异很大的环境下,或会为自己对不喜欢的少数民族的虐待行为进行开脱——特别是在感受到他们威胁的时候。

3.暴力型杀人者被谋杀本身吸引。少数施虐狂将谋杀作为一种情感上的愉悦。更多的人是不得已而为之,暴力于他们是一种情感焦虑的释放或者挣脱。杰克,卡茨(1988)描述了美国的暴力犯罪的“魅力”。他说谋杀通常是一种高度情绪化的行为。最为常见的是一种遭威胁感导致令人浑身不舒服的个人屈辱感,继而就是以自以为道德的激愤除掉它。“愤怒,”他说,“因屈辱而躁狂。”种族仇恨可能会将这种威胁一屈辱一愤怒的三位一体置换成一个集体层面:胡图人觉得受到图西权力的威胁和羞辱,他们开始行动,任何一个图西人都让他们怒不可遏。一个更具得胜感的情绪可能会包含在施用蛮力的过程中,就如任何学校校园里表现的那样。既然武器能战胜阶级差异,它们使得处在下层的人们能够体验到对富裕群体(像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或图西人)随心所欲地运用权力的欢乐。这些是普通人当中最坏的一些特征。但还有喜欢将暴力当作解决社会问题合理手段的核心拥护者——士兵、警察、罪犯、暴力体育高手或足球流氓等等。

4.恐惧型杀人者感受到切实的威胁,担心如果他们不去杀掉对方就会给自己的生命或肢体带来伤害。这些是在身体上遭到了强制的并不情愿的杀人者。这里的动机是工具理性。

5.追名逐利型杀人者受雇于涉及谋杀性清洗的组织。遵从杀人命令在他们看来具有物质好处,可带来更好的飞黄腾达机会——或如果他们不帮着杀人,会出现比现在更坏的前景。这在较为官僚机构化的谋杀性清洗中更加常见。

6.物质主义型杀人者受到通过抢劫或夺取受害人的工作、企业或财产可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的诱惑。有些是从监狱中释放的囚犯,只要他们答应杀人。这同样是高度工具性的动机。

7.遵守纪律型杀人者被有合法编制的行政管理机构控制着,在此不服从命令被视为偏常。必须服从指令在他们的思想中高于一切。所有现在、过去或未来的不同国籍或各个民族的人都能被来自上面的压力变成遵纪守法者。他们或会成为韦伯意义上的习惯性杀人者。

8.伙伴型杀人者迫于同伴压力而只好与之保持一致,特别是害怕失去同伴对他的感情支持。这使人想起韦伯的情绪性行为。它与布朗宁(1993)对普通德国警察所犯的大屠杀罪行的解释有部分相通之处。

9.官僚机构杀人者受制于现代性的官僚政治。他们的服从带有习惯性,在韦伯意义上,它由已制度化的例行公事造成,使他们陷入了在现代社会中制度化了的、阿伦特(1965)提出的著名概念——平庸之恶( the banality of evil)当中。这是米尔格莱姆观点最适用之处。普通现代人会去谋杀,鲍曼(1989)和卡茨(1993)说。巴托夫(1996)持相同意见,他将这一困境的起源一直追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机械、理性和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所以我们有一个阵容庞大的潜在的杀手队伍——意识形态的、偏执的、暴力的、恐惧的、追名逐利的、物质主义的、遵守纪律的、伙伴式的和官僚机构中的。此种多样性的存在加强说明了我的第8个论点,因为它从根本上使得普通人参与到谋杀性清洗之中。P036

没有哪个年代垄断了大屠杀。早期年代可能比现在更加残忍,更加容易杀戮,比如凭借公开的折磨和处死手段。我们现代人更喜欢保持一段距离的间接而冷酷无情的杀戮。我们从一个安全的高度扔下炸弹,却惊骇于斧与剑的屠杀(柯林斯1974: 421)。在往昔年代对待下层阶级,包括普通士兵,比今天要残忍得多。处罚严厉,杀一儆百,鞭打寻常事,处死不稀奇。敌方的下层 阶级受到的待遇更糟。军队有农村提供给养;攻城者在夺城途中一路洗劫,抢掠和强奸妇女。但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中,史密斯着重指出,人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而不是因为他们是谁,而被杀死。谋杀不独属于近代,然而为了清洗特定身份的人群而进行的谋杀,则是属于近代的。P043

不难作出总体性的解释。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1983)和我(1986)指出的,历史上多数大国是上层阶级的私人所有物,他们的文化不同于群众的文化。用吉登斯的术语说,这些是分阶级的社会。诸族群存在着,但是在大型社会里其中一两个精英阶层统治着其他族群。因此由一个民族或以它的名义对另一个民族进行大规模清洗是不常见的。在全部民族共享同样的集体身份和政治诉求的社会里,这更是一种危险。全部民族崛起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伴随着宣扬一切阶级和地区皆有同样的灵魂和获救能力的救世宗教的兴起而到来。这让社会神圣领域民主化,但世俗领域却并未如此。完全的大族性(macro-ethnicity)出现在第二阶段,伴随着对世俗民主的强烈愿望,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的种族清洗的可能。而这就使得大族性主要受制于现代性的约束。P046

;。在一神教的救世宗教兴起之前,宽容或调和主义在大多数帝国中是普遍的,是时伊斯兰教保持着宽容,印度教则选择调和。宗教加强了多族性,而不是大族性。有些宗教文化甚至跨越了多种族国家,如在苏美尔和希腊那样,这给绝大多数阶级的人民一种在种族上要么属于希腊要么属于苏美尔的感觉(也许不适合奴隶),但这并不含有重要的政治意。。城邦国家花了大量时间相互打仗,希腊人只是在他们面临可能的波斯霸权地位时才团结起来对付波斯人。换种情况,他们与波斯结盟和与波斯对抗的可能性一样大。P048

国家行政机关确实试图使它们的一些臣民部分地同质化。中国的官僚体制作为一个整合工具而闻名,尽管它受阶级束缚,只将地方的某一中上阶层带人帝国的汉族文化认同之中。中华帝国超凡的长寿命和关键的领土的连贯性很可能让它成了例外。在历经数百年的汉人统治之后,普通农民似乎也将他们自己看作是汉人了。像许多其他征服者一样,希腊和罗马的精英们经常与被征服的精英通婚,将精英的孩子带到首都和宫廷接受希腊或罗 马的语言及文化教育。经过这样的政策之后,一般人都认为,在罗马统治下不到 100 年,要分辨精英阶层的原来身份,尤其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被征服民族,已经不可能了。罗马士兵也与被征服地的妇女结婚,在边陲地区定居下来。与本土精英的消失同时发生的是罗马的道路修建、城市化、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的经济整合,以及兵役制和税收制度的标准化。因此一种身为罗马人的意识在人群中广为普及了。从公元 212 年起,公民身份变成普遍现象,尽管因为伴生而来的阶级差异的扩大,它失却了真正的内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从未属于同样的族群群体。就像在几乎所有帝国中一样,这是一个单面的、贵族性的文化。P050

吴砺

20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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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砺,桐城人,生于1963年,1979年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7年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学者,其后在硅谷工作。回国后一直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已申请了五百多项国内外专利,并于200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过第一本散文集《西海岸之》。201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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