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上）（一）

吴砺

                                                                                        《摩登时代》（上）（一）

    翻阅《摩登时代：从1920 年代到1990 年代的世界：上册》／（英）约翰逊（( Johnson，P．)著；秦传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 2018.1重印）。

    当我看完这514页的大部头书籍的上册，小区中传来了过小年的鞭炮的爆炸声。

    这本英国历史学家论述1920年－1990年二十世纪历史的宏大历史的著作，是我一直想读的一本书。我们这一代人十分幸运的生活在和平年代，但我们青年时代没有少看关于二十世纪战争的电影。我记得当年在初三的时候，学校隔壁公社大礼堂有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是一九七六年，晚上时常播放《列宁在一九一八年》。

    这本上册写到了一九四一年，德国占领法国。

    我想起来了一次法国记者问周恩来：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周回答说：这历史离我们太近了，我们还不便总结。事实上，当时法国大革命已过去了近二百年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二十世纪，那真正是太近了。这本书是不是写得太早了？问题是，我们等不到二百年以后，再来看这个世纪啊……

    “摩登时代”这个中译名不是很好，但翻译成“现代”也不合适……这个二十世纪，就是这样让人无法把握……

    我对这样的历史书完全没有批判能力，我只能简单地看看作者说了什么。只是这本书有很多怪异的观点，我以前没有看过的观点，从我不熟悉的角度，看待过去的二十世纪。

    例如，这本书对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评价有些暧昧，让我困惑。

人类的二十世纪历史，一直让我困惑，我对这个世纪理解毫无头绪。这本书只是我的二十世纪知识的辣糊汤中，又被加进了一瓶我不知道的新的调料……

二十世纪历史，对我宛如一片没有边界的大沼泽地，是我走进后就走不出来的地方……我完全没有经历巨大的历史资料阅读量，使我没有评论什么的资历。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开着一辆车，带着我走进去，沿着他认为的观景点，在有色玻璃窗车里，带着我穿过这片无边无际的大沼泽地……

    二十世纪历史，实在是太乱了。人类现代技术，使这个世纪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大鸡蛋一样脆弱，宇宙力量的打蛋机，将地球上一切粉碎，将几千年人类的历史岩石粉碎成蛋白和蛋黄及蛋壳的混合体……我们这些小人物，完全被弄糊涂了……

    我们现在电视上世界各地的混乱，相对二十世纪那些血雨腥风，真正是和风细雨……

    在那个年代，每个个体生命如此脆弱……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较完整的描述二十世纪图像的著作，作者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写这样的书，要看多少书啊……

    “本书注定要引起争议。……他把这个世纪看作是一个屠戮的时代，但也是一个人类进步的时代。”——《图书馆杂志》

    二十世纪的大部分历史，是让人看得毛骨悚然的历史……我每次看到这些，总是感觉我们这一代是人类的幸运儿……

    中译本是这样介绍作者的：

   “保罗‧约翰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历史学者之一，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0年一百大人物。1928 年出生于英国兰开夏，牛津大学麦格德林学院毕业。他曾是一名激进的左翼人士， 任“新政治家”编辑。后来在撒切尔夫人的影响下思想右转，并成为支持英国政治保守主义的著名知识分子代表。  他撰写了—大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涵盖历史、哲学及宗教等领域，包括《论知识分子》《犹太人史》《摩登时代》《美国人民史》《英国人民史》《艺术：一段新历史》等。他定期为全球最著名的报纸及杂志写稿，包括英国《每日电讯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他还是《观察家报》《每日邮报》的专栏作家。”

吴砺

2019.1.29

附《摩登时代》（上）摘录：

“现代世界始于1919 年 5月29日。那天，从西非的普林西  ，比岛和巴西的索布拉尔拍到的日食照片证实了一种新的宇宙论是对的。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有一点变得显而易见：建立在欧氏几何的直线和伽利略的绝对时间概念基础上的牛顿宇宙论必须做重大修改。牛顿宇宙论已经巍然屹立了200多年。它是一个宏大的架构，正是在这一架构之内，发生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作为19世纪典型特征的人类知识、自由和繁荣的巨大扩张。可是，日益强大的望远镜揭示了一些异常现象。特别是，每隔一个世纪，水星的运行就会偏离根据牛顿物理学定律所预计的位置 43角秒。这是为什么？P001

而在当时，爱因斯坦在专业上的英雄气概就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在年轻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和他在维也纳大学的朋友们看来，“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次伟大的经历，对我的智力发展拥有持久的影响。”他后来写道：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爱因斯坦自己明白无误地声称，如果自己的理论经不住某些检验，他会认为这一理论根本站不住脚。……这样一种姿态，截然不同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教条主义，至于这些人的追随者，那就更不用说了。爱因斯坦一直在寻找关键性的实验，这些实验即使符合他的预言，也决不意味着他的理论就站得住脚；正如他最早强调的那样，只要有一次不符合，就足以证明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P004

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世界级名人在1919 年的出现，引人注目地说明了科学创新者对人类的双重影响。他们改变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增强了我们对它的掌控。但他们也改变了我们的思想观念。第二个影响常常比第一个影响更激进。科学天才对人类的影响，善也好，恶也罢，远远超过任何政治家或军阀。伽利略的实证主义创造了17世纪的自然哲学躁动，而后者正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先声。牛顿的物理学构成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框架，也促成了现代民族主义和革命政治的产生。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观念，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还是对于造就了希特勒主义的种族主义哲学，都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事实上，达尔文观念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至今依然在塑造着我们自己，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公众对相对论的反应也是如此，它是20世纪历史进程的主要影响力之一。它是一把JJ子，被它的创造者漫不经心地挥舞着，帮助割断了社会的缆索，使之漂离了传统的停泊地：犹太—基督教文化的信仰与道德。

相对论所带来的冲击，与公众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接受几乎同时，这使得它的冲击格外有力。P007

但更加引人注目，从长远来看也更加重要的是：突然 之问，弗洛伊德的著作和观念被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所发现。正如哈夫洛克·埃利斯当时所说的那样，弗洛伊德不是个科学家，而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这话让大师颇感愤怒[12]。经过80 年的实践检验，总的来说，他的治疗方法被证明是代价高昂的失败，只适合哄哄那些闷闷不乐的家伙，而不是治疗有病的人。如今我们知道，精神分析的核心观念在生理学上毫无根据。事实上，在弗洛伊德阐述这些方法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发现孟德尔定律和染色体遗传理论，还没有认识到先天性代谢缺陷，也不存在激素和神经刺激机制，这些东西联合起来证明他的治疗方法是无效的。正如彼得·梅达沃爵士所指出的那样，精神分析有点类似于催眠术和颅相学：它包含彼此孤立的真理碎片，但整个理论是错的。此外，正如年轻的卡尔·波普尔当时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对待科学验证的态度完全不同于爱因斯坦，而更像马克思。他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不是使用经得起实验检验和反驳的具体内容，而是使之包罗万象，很难检验。而且，就像马克思的追随者一样，每当看上去能够驳倒其理论的证据出现，他就修改自己的理论，以迎合这些证据。因此，弗洛伊德的信念主体需要连续不断地扩张和渗透，就像一套处在形成时期的宗教体系。不难预料，像荣格那样的内部批评者总是被当作异议者来对待；而像哈夫洛克。埃利斯那样的外部批评者则被视为异教徒。弗洛伊德身上透露出了20世纪最糟糕的意识形态救世主的迹象——他有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趋势：把那些与自己有分歧的人视为精神上不稳定，需要治疗。埃利斯对其科学地位的贬低被斥为“一种高度升华的抵抗”。就在他和荣格关系破裂之前，弗洛伊德写信给荣格说：  “我的倾向是，对待那些表现出抵抗的同行，完全就像对待那些处在相同情境中的病人。” 20 年后，把异议者视为一种必须强制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在苏联十分盛行，成为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弗洛伊德作品中真正的科学内容并不多，但它具有相当高的文学品质，并且富有想象力。他的德语文风极具魅力，为他赢得了这个国家最高的文学奖：法兰克福歌德奖。他的作品很适合翻译。P009

1920 年代见证了宗教信仰的进一步急剧衰退，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这一时期，弗洛伊德有很多时间在致力于剖析宗教，他把宗教看作是纯粹的人类构想。在《幻想的未来》  （The Future of and IllusiOn，1927）一书中，他论述了人类试图缓解愁苦的下意识努力。他写道：“有相当数量的普通人，试图通过妄想改造现实，来保护自己免遭痛苦。人类的宗教必须归类为这种大规模的群体错觉。不用说，任何一个拥有错觉的人从来都认识不到这一点。”P011

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影响更大，即将到来的和平使他们意识到，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一直在而且至今依然在整个文化界发生着，相对论的观念和弗洛伊德学说既是这场变革的先兆，也是它的回声。这场变革在战前就有很深的根源。它早在1905 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一场公开演说为它吹响了号角，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演出经理谢尔盖·佳吉列夫再恰当不过地发表了这篇演说：

我们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结性时刻的见证者，以一种新的未知文化的名义，这一文化将由我们来创造，也必将把我们席卷而去。正因为如此，我才毫不犹疑地向着美丽宫殿的残壁颓垣，也向着一种新美学的新戒律，举起我手中的酒 杯。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享乐主义者，我能表达的唯一希望是，即将到 来的这场战斗不要损害了生活中的赏心乐事，死亡就像复活一样美丽，一样明亮。P012

有人认为，像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这样一些作家（当然还包括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观念）  “摧毁”了19世纪，这个观点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异想天开。19世纪见证了个人责任哲学一我们每个人都分别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的观念——的高潮，那是犹太—基督教和古典世界的共同遗产。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在分析艾略特对《尤利西斯》的裁定时所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像沃尔特·佩特（在《文艺复兴》[rAeRenaissance]一书中）这样重要的美学家完全可以把“以一束猛烈的、像宝石一样的火焰燃烧”的能力归类为“生活中的成功”。“在19世纪，”特里林写道，即使“像佩特那样优雅而超然的人，也可以理所当然地根据个人的生活做出成功或失败的判断。” 19世纪的长篇小说本质上都涉及个体在道德上或精神上的成功。《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不仅标志着反英雄的闪亮登场，而且标志着个人英雄主义作为想象性创造的核心元素的毁灭，以及不屑一顾地摒弃了对道德平衡和道德裁决的关切。个人自由的行使将不再是人类行为中极其有趣的特征。

这与塑造时代的新兴力量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如今第一次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权力的宝座，是诺斯替教的另一种形式，它声称自己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从经验上洞察其背后隐藏的真理。P015

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全都把同样的信息传递给了1920 年代：这个世界并不是它看上去的那个样子。意识的经验主义感知塑造了我们的很多观念：时间与距离，对与错，法律与正义，以及社会中人的行为的特性。但意识并不值得信赖。此外，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以它们各自不同的方，联合起来侵蚀了高度发展的个人责任感以及一套既定的、客观上真实有效的道德法则的基础，而这些正是19世纪文明的核心。人们从爱因斯坦那里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在这个宇宙中，一切价值衡量都是相对的，这个印象有助于证实他们对道德混乱的想象——这一想象既让人惊愕，又令人兴奋。

正如W-B．叶芝所写的那样，  “这个世界上所释放出来的”难道不是“纯粹的混乱”吗？P016

在康拉德看来，这场战争只不过证实了人类困境的不可救药。从60 年后的视角去看，一定有人说：康拉德是那个时代唯一其远见在每个细节上都依然清晰而真实的重要作家。他把马克思主义斥为恶毒的胡说八道，肯定会产生令人恐怖的暴政；而弗洛伊德的观念不过是一种“魔法秀”。这场战争证明了人的弱点，但在另外的方面，它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会产生任何东西。庞大的改革计划，包治百病的万灵 药，一切“解决办法”，都是虚幻的。1922 年 10月23日，康拉德写信给伯特兰，罗素（罗素不久前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国问题》[ The Problem of C尼2nn]中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他在信中坚持认为：  “在任何人的3  书里或谈话中我都找不到任何东西足以对抗我根深蒂固的感觉：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在劫难逃……对中国人来说，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唯一的疗救之道是内心的改变。但看看过去2000 年的历史，没有太多的理由指望这种事情，就算人已经开始飞……他也不可能像鹰那样飞，他只能像虫 子那样飞.”P018

杀死有序进步（与无序进步相对）这一观念的，正是文明欧洲过去四年里犯下的弥天大罪。有一种不可想象的、前所未有的道德退化，对此，任何一个直面事实的人都不可能怀疑。在担任陆军大臣期间，温斯顿。丘吉尔曾在陆军部的一张纸上匆匆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一切时代的一切恐怖行为都被集中到了一起，不仅有军队，还包括全体人民，都被推入了这些恐怖行为当中。那些卷入其中的高度文明的国家都认为——并非毫无理由——它们的生存岌岌可危。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统治者，对于他们认为能够帮助自己赢得这场战争的任何行为，都不加拒绝。对人性或国际法的每次粗暴践踏都会受到报复一常常是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报复。无论是休战，还是和谈，都没有减缓军队之间的冲突。伤者在两军阵线之间死去，死者朽烂成泥土。商船、中立国家的船只和医疗船沉没于大海之上，船上的所有人都只能听天由命，或者葬身鱼腹。人们做出各种努力，试图用饥饿让整个国家屈服，不考虑年龄和性别。城市和纪念性建筑被大炮炸得粉碎，来自空中的炸弹不分青红皂白地投掷下来。各种形式的毒瓦斯使士兵窒息而死，或者把他们烧焦。液体燃烧剂被投射到他们的身体上。人从空中掉落在烈火中，或者在海上黑暗的隐蔽之处窒息而死，常常是慢慢地死去。军队的战斗力仅仅受限于他们国家的气魄。整个欧洲及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巨大的战场，许多年的拼搏厮杀之后，在战场上溃败奔逃的不是军队，而是国家。当一切都结束，那些文明而科学的基督教国家唯一能够拒绝接受的两项 权宜之计是酷刑和吃人：它们的效用值得怀疑。，

正如丘吉尔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他所列举的那些恐怖行为被“高度文明的国家”所实施。事实上，它们完全超出了个人（不管这个人多么邪恶）的力量。常见的情况是，人们过度的无情和残忍通常并非出自公然的恶意，而是来自被激怒的正义感。对于一些合法构成的政府，情况就更是如此，它们表面上有议会和法院赋予的所有道德权威。个体不管多么凶残，其破坏能力都很小；而国家，不管意图多么 良好，其破坏能力几乎都是无限的。扩大政府，其破坏能力必然也随之而扩大。正如和平主义者伦道夫·伯尔纳在1917 年干涉前夕所吼道的那样：“战争是国家的良药”‘34’。此外，历史痛苦地证明，集体的正义感远比任何个体对报仇的追求更难控制。伍德罗。威尔逊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他在1916 年以一份和平政纲赢得连任，他警告：  “一旦把这个民族带人战争，他们就会忘掉世界上还有宽容这么回事……残酷无情的精神就会进人我们民族生活的每一根纤维中。”P020

吴砺

2019.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