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上）（五）

吴砺

                                                                                           《摩登时代》（上）（五）

这些民族特性，以及下面这个事实：日本的工业化是作为精英阶层审慎决策的结果自上而下强加给人们的，帮助解释了日本进步发展的惊人速度。这场运动不是对市场力量的自发反应，而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全民一致，没有任何明显不同意的声音，这种一致裹挟着人们向前。因此，这更像是1914 年之前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尽管那些撕裂沙皇俄国的阶级冲突并不存在。在天皇及其朝廷的统治下，gumbatsu（军阀）  和zaibatsu（财阀）依照“富国强兵”的计划，密切协作。在两代人的时间内，庞大的工业集团出现了：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全都通过补贴和合同与明治政府及武装部队紧密相连。1914 – 1918 年的战争使得日本失去了来自欧洲的传统供应商，并为它打开了新的市场，加速了它的发展，使之迅速走向自给自足和产业成熟。蒸汽船吨位从150万吨增长到了300万吨。制造品指数从1915 – 1919 年的160跃升至1925 – 1929 年的312，外贸指数（以1931 年为100）增长到了1919 年的126和1929 年的199，出口在1920年代从127增长到了205。到1930 年，  日本有6400万人口，刚好是1 868 年明治维新时的两倍，它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强国。，‘J

把日本的革命性发展与（比方说）土耳其相比一土耳其的改革也是1908 年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很容易看出作为一个岛国的优势，它有自然的边界，同质的种族、宗教和语言构成，尤其是有强大而古老的一致对外的传统，这些优势土耳其一样也没有‘9）。日本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优势，当时经常被人们忽视：高度发展的中等技术，有数十万技术工匠，以及可以追溯到许多个世纪之前的工场纪律传统。

日本在对与错、合法与非法、法律与混乱这些方面缺少明确的标准，这就使得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形成的相对主义论面前显得很脆弱，这种脆弱有更深的历史原因，可以追溯到 1868 年。当时的日本向欧洲寻求国际行为规范和实用技术，那么他们看到了什么 呢？他们看到了俾斯麦的现实政治，看到了军备竞赛、鲁登道夫的战争暴行和暴力夺权的盛行（以列宁十月革命的成功为高潮）。P246

实际上，所有这些社团都搞暗杀，或者对暗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宽容。有人可能会说，尽管封建反叛的观念在1870 年代就消亡了，但暗杀是它的延续，只不过手段不同。武士作为一个阶层可能不再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但武士群体保留了在政治上表达反对意见的权利，他们不是通过选票来表达（这有失他们的身份），而是用剑和匕首来表达，当 汤姆森机关枪在1920 年代变得流行之后，便用机关枪来表达。事实上，武士们一直在雇佣卖苦力的歹徒来威胁他们手下的农民。如今，他们的现代化帮会受雇于地主和企业家，去迫使内阁大臣服从于他们的意志。更令人不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到 1894年，帮会开始和宪兵队里应外合，密切合作。这些宪兵队直接向宪兵司令部报告，而不是对政府负责，他们可以把嫌犯拘禁121天，而无须正式的指控或逮捕证，并被授予刑讯逼供的权力。人们经常在被帮伙告发之后遭到宪兵队的逮捕。P252

宪政在日本的垮台不可能被视为纯粹的内部事务，因为它与外交政策的目标捆绑在一起难分难解。大多数日本人把领土扩张视为进入现代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其他每一个工187业强国难道不都有一个海外帝国吗？就日本的情况而言，还有另外一些压倒性的理由：  国家的贫穷，几乎完全缺乏自然 资源，以及人口不可抗拒的迅速增长。在1894 – 1895 年，日本袭击了中国，占领了朝鲜、台湾和旅顺港，由于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的三方干涉，它被迫交出了旅顺港。日本的回应是：让军队的规模翻＝倍，并使自己在1904 年实现武器装备的自给自足。在向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之后不久，  日本立即占领了旅顺港，并在1905 年 5月打赢了举世震惊的对马 海战，确保了自己在满洲的商业霸权，占领了库页岛作为其殖民地的组成部分。1914 年，  日本仅仅为了占有德国在中国的港口和财产而参战，次年，它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连串的要求（“二十一条”），这些要求实际上让它在这一地区拥有了压倒性的殖民权力和商业权力。《凡尔赛和约》巩固了这一霸权，并把山东和整个一连串太平洋岛链作为托管地给了日本。P256

然而，还有一些更加平淡无奇的理由促使这种全民绝望的产生。日本养不活自己。1868 年，  日本有3200万人口，每人平均每年消耗的大米不足4蒲式耳，  日本靠600万英亩耕地为生，每英亩耕地产出20蒲式耳大米。到 1940 年，日本以惊人的努力和技能，把产量提高到了每英亩40蒲式耳，并通过充分利用每一英寸边角地，把种植稻谷的耕地面积提高到了800万英亩。但与此同时，每人的平均消耗也提高到了每年 5. 75蒲式耳——这个量并不大——人口增长到了7300万，如此一来，日本每年短缺稻米 6500万蒲式耳。农业生产率在1920 年代已经稳定下来，没有办法进一步提高了。于是，战前的1910 -1914 年，以及1920 年代末，稻米进口翻了三倍‘，纠。这些不得不由占主导地位的日本纺织品出口来支付，而后者已经遭遇了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关税壁垒。P258

。到 1920 年代中期，他们已经接近于资源的极限，再过一个十年，他们就无以为继了。在军事帮伙以及他们的姿态和杀人不眨眼的自吹之词的浪漫主义返祖现象的背后，潜藏着一种巨大的、完全真诚的民族委屈感，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有这种委屈感，他们当中有数百万人——不像德国人——实际上在忍饥挨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起初，日本无论如何都没有试图通过袭击西方富裕强国（他们的种族政策使原本的不公平雪上加霜）来矫正权利的天平，而是试图把另一个层面的压迫强加给寇松勋爵所说的“无助、无望、无活力的中国民众”。P259

就这样，正统性的原则被摧毁了，留下了一个真空，只能通过武力来填补这个真空。一个名叫毛泽东的年轻农民注意到了这一点，1910 年他17岁，在湖南乡下听说了太后去世的消息，那是此事发生两年之后。当革命到来的时候，他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加人了军队，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在中国，要想干成点事情，非得有自己的军队不可；这个见解他再也没有忘记过[39]。猫头鹰一样的孙博士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过稍微有点晚，当时，他把总统的宝座拱手让给了帝国军队最后一位指挥官袁世凯将军。袁将军几乎肯定要让自己做皇帝，创立一个新王朝一就像过去很多中国强人所做的那样。但是，他在1916 年死掉了，帝王大业也就无果而终，中国于是开始了戴，鲍高乐后来所说的les delices de l’anarchie（法语：混乱的快乐）。P262

此外，君主制的灭亡给了旧中国乡绅阶层以致命的一击。他们失去了法律上的特权，并立即试图建立一套亚封建主义体制（就像在日本那样），从而在事实上恢复这些特权。在此之前，他们各种不同的派系和宗族都是在朝廷的规则之内运作。没有朝廷，就什么也没有。传统的世界观已经随着皇帝的宝座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道教作为一种公共道德的信条是无可替代的。有些人躲在佛教中寻求庇护，另一些人则转向了基督教。但大多数乡绅都与他们能够找到的军事当局的本地资源结成同盟，连同自己的家眷和随从一起，成了他们的门客。面对霍布斯曾经如此生动形象地描述过的土崩瓦解的状态，他们选择了利维坦，只不过已经改头换面，唤作军阀。呜呼，这样的怪物不止一个，而是有很多：到1920 年，总共有4个大军阀雄霸一方，还有数以十计的小军阀。中国进入了一个令人痛恨的时期，不由得让人想起欧洲的三十年战争。

孙中山让自己再次当选为总统，然后在1921 年当上了大元帅。但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钱养活军队。他写了两本书：《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纸上谈兵倒是毫不费力。首先是与旧体制做斗争的阶段，然后是训政的阶段，最后是真正的民主统治的阶段。他把自己的革命组织改组为国民党。它建立在三项原则的基础之上：民族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政府（民权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经济（民生主义）。孙中山是一个课堂教学的大师，他总是在黑板上画一个大圆，里面有若干个小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取每种主义的最好成分，并把它们组合起来。事实有点不一样。孙中山承认：  “组织化良好的民族计算票箱里的选票，组织化糟糕的民族则计算战场上的死尸。”他曾对自己的保镖、一个人称“双枪科恩”的加拿大犹太人承认，他真正的政治目标十分普通：  “我想要的是一个夜不闭户的中国。P264毛泽东从蒋介石的政策改变中得出的教训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现实的。要想在中国留下任何政治上的印迹，必须要有一支军队。他要自己成为一个军事领导人。对这一追求来说，他实在再适合不过了。1927 年，毛泽东34岁：身材高197大，体格强壮，父亲是一个残忍而专横的农民，努力发家致富，成为一个富裕的农民和粮商一简言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农[52]。他是一个热烈而激昂的浪漫主义者，喜欢戏剧性场面；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个艺术家。首先也是个民族主义者，对民族文化坚信不疑。从哲学家严复那里，他得到了“文化主义”的观念，追求“中国的道路”，  目的是动员中国人民投身于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53)。他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根本信仰更接近于他在北京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这位老师的女儿后来成了毛泽东的妻子）的座右铭：  “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的民族精神，正如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个性一样。……一个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人的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样。它不像一台机器可以拆开然后再装上。如果你把它拆开，它就一命呜呼了。”

在毛泽东的思想里，某种形式的激进爱国主义是主动力。他从来不曾像墨索里尼在1914 年那样从国际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他从一开始就是个民族主义者，像土耳其的凯末尔一样。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更多的不是源自一种受压迫感，而是源自一种因为受到侮辱而被激怒的优越意识。作为文化的创始者，中国怎么能被欧洲的暴发户们当作不听话的孩子来对待呢一1920 年代，西方的媒体经常使用这样的比喻。P270

在诉诸农民的爱国精神上，毛泽东表现出比蒋介石做得更好，正如日本人的战时档案后来所显示的那样‘6IJ。但刚开始，他所能招募到的穷苦农民不超过1000人。在此基础上，他又补充了600人的农民武装‘62]。像另外一些军事领导人一样，他的军队也起伏不定，少的时候不足3000人，多的时候超过20000人。在杀戮敌人上他同样冷酷无情。1930 年 12月，他的军队中有2000- 3000官兵因为被认为是AB团而被枪毙。5个月之前，他的妻子和妹妹被国民党处决，还有一些人为了报复而被处死-1927- 1928 年，蒋介石杀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但毛泽东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到 1930 年底，他已经创立了自己的情报组织，当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他会以必要的手段采取行动。P272

就这样，在20 年的时间里，对通过武力实现激进变革的追求导致数百万无辜的人死于非命，并使得中国很大一部分地区沦人悲惨痛苦、无法无天的境地，德国在宗教战争中、法国在百年战争中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境况。孙中山好心好意试图创造出一个现代乌托邦，结果却成了一场中世纪的噩梦。麻烦在于，人人都相信激进变革。蒋介石支持激进变革。很多独立的军阀都支持激进变革。冯玉祥被称作“基督将军”。阎锡山将军是“模范总督”。所有这些值得尊敬的绅士都声称自己在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而工作，还有杀人。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悲剧生动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合法性屈服于武力、道德的绝对性屈服于相对主义的时候，巨大的黑暗也就随之降临，天使与魔鬼变得无法区分。

不只中国人强烈要求激进变革。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腐烂吸引了日本人的捕食本能。而日本人也偏爱激进变革。‘67]这支军队（被称作关东军）的一些年轻指挥官带着202憎恶和恐惧的态度注视着中国无尽的苦难。 1928 年初，其中的两个人，石原莞尔少佐和板垣征四郎中佐决定迫使万分不情愿的日本政府介入。他们的推理是：尽管日本资本家和中国军阀可以从眼下的混乱中获益，但它给中国人民带不来任何东西，他们需要秩序，而日本人需要生存空间。板垣征四郎写道：“无产阶级觉得必须要求国民财富的均等，从他们的立场看，在自然资源贫乏的日本的边界之内找不到解决之道，它只能勉强保证人民的生计。”这个推理本质上和苏联为了大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扩张其亚洲帝国的理由是一样的。满洲将从它的封建军阀和资本家手里“解放”出来，成为日本的无产阶级殖民地。但实现这一变革的工具不是革命暴动，而是关东军[68]。1928 年 6月4日，这两位军官朝日本占领迈出了第一步：谋杀满洲的主要军阀张作霖，炸毁了他的私人专列，在他呼呼大睡的时候把他炸上了天堂。这一行动是一个开场，东方的国际大战由 此拉开了序幕。说来也怪，美国一直以中国的保护者和日本的训诫者自居，而这一事件在美国并没有引发多大兴趣。  《费城记录报》  （The Philadelp魷z Record）评论道：“美国人丝毫不在乎谁控制华北。”Ie，，美国正在忙着制造它自己的肥皂剧。P276

在应付媒体上，柯立芝像哈定一样成功，但原因完全不同。他不仅没有养媒体秘书并拒绝举行公开的新闻发布会，而且如果记者对他发表任何评论，哪怕是一句“早晨好”，他都会感到愤怒。不过，如果提前把写好的问题交给他那位令人生畏的事务秘书巴斯康姆。斯莱普的话，他会亲自写下回复：简短，于巴巴的，但很有信息量，而且实话实说i59]。媒体喜欢他的诚实可信，因为一些古怪的习惯而别有风味：他总是让仆人给他的头发擦凡士林，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他有时候会通过敲铃招来他的工作人员，然后藏在桌子底下，带着一种古怪的嘲讽和超然的态度观察他们困惑不解的样子。记者们也感觉到他完全没有被权力所腐化。1927 年 8月2日，他招来 30个记者，告诉他们，  “在左边站成一排”，然后交给他们每个人一张2x9英寸的纸片，上面有他打的一行 字：  “我决定1928 年不再竞选总统。”他最后离开白宫的方式是典型的。他厉声对媒体说：“本届政府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大概就是：操心我自己的事。”p303

消费繁荣的核心是人的运输，这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那里，一些新兴城市已经横跨30英里）是一种奢侈。1914 年初，美国有1258062辆汽车登记在册，那一年共生产了569054辆汽车。汽车产量在1929 年增长到了5621715辆，到那个时候，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总共有26501443辆，占世界产量的六分之五，全国每5个人有一辆汽车。这个数字让人对美国的全球工业支配地位有了一定的概念。1924 年，欧洲 4个主要汽车生产国的产量只有美国的11%。即便到这十年结束的时候，欧洲登记在册的汽车 数量也只有美国的20010，产量只有美国的13%[70]。这些数字的意义在于：工人阶级正在获得中长距离移动的个人自由，而在此之前，这一自由仅限于部分中产阶级。与此同时，尽管铁路正在衰落，运送人数从1920 年的1296万下降到了1929 年的786万，但中产阶级正在转向空中旅行：飞机乘客的数量从1928 年的49713人增长到了1930 年的417505人（到1940 年，这个数 字已经达到3185278人，到 1945 年将近800万人）‘71]。1920 年代所证明的是：工业生产率的相对速度可以把奢侈品转变为必需品，并使它们向金字塔的下层蔓延。P307

吴砺

2019.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