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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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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4 16:36: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三)



白莲教之乱是一个多重的灾难,清朝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教众们虽被控制住,但教派并未被消灭。在1813 年,一个称为“八卦教”的分支闯入紫禁城,威胁要刺杀嘉庆皇帝本人(这事件促使士人的宣南诗社成立)。更令人注目的,是对于政府财政的影响。户部库房中累积的储蓄在18世纪70 年代晚期可能曾高达8000万两,在乾隆时代结束时仍约有6000万两。但镇压叛乱的花费用尽这些积蓄后还不足够,最后估计共花了1.2亿两。‘l8’这在清朝统治的最后1 00 年中,对其各层级的行政能力造成破坏性和持久性的影响。P140

由于警觉地方书院有成为党争温床之危险,清初在朝代交替后关闭了许多地方书院,并让其他书院变得守旧保守。但在18世纪2030 年代,雍正皇帝及其许多积极的省级官员,积极地建立新的书 院,并恢复或扩张旧的书院,这些书院大多设在省城,作为指导皇帝精心设计的地方学校系统之半官方中心。这些书院主要并非意图作为独立学习的中心(虽然有些朝这个方向发展),而是为该省最有前途的青年们提供高级的科举课程训练。P142

英国与清的贸易快速增长,虽然并未使中国的亚洲内部贸易失色,但成为帝国与西方商业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如同清朝的其他西方贸易伙伴,英国一开始购买奢侈品,包括丝、瓷器、香料、药草,尤其是茶叶,很快地从奢侈品转为基本用品。中国茶像野火一般在英国国内市场流行起来,从一个不为人知的饮料,发展为占19世纪荚国家庭年平均收入5070的支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以倍数成长,从17世纪晚期约每年 200磅,到几十年后约40万磅,再到19世纪初期的2800万磅。对于崇尚重商主义的英国来说,问题就在于如何支付这些茶叶。P148

19世纪30 年代晚期,双方似乎都对广州体系越来越不满,因而确定步上了冲突之路。英国想要更多的贸易机会,而清朝想要终结鸦片非法交易。P152

反对鸦片的强硬派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头衔在1839 年初抵达广州。在晚春,他要求外国商人缴交他们持有的全部鸦片,在其交出之前将之拘禁在商馆里。在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 Charles Ell的建议下,商人们最终放弃了他们的鸦片,林则徐在625日大张旗鼓地将这些鸦片倒入海中销毁。义律接着要求赔偿,林则徐则以鸦片原本就是违禁物品为由拒绝了这项要求。拒绝赔偿给了英国开战的理由。P152

清代中国的社会运作含有理想的儒家观点,在现实世界中通过重农的政权、家庭制度、仪式执行以及各种人际礼仪将这些标准规范付诸实行。理想的世界及现实的世界都重视秩序、稳定、尊卑以及社会和谐,但也都跟随着另一个暴力骚乱频仍的现实。即便是在18世纪的“盛世”,儒家规范在本质上仍作为处理肆意骚乱之底层社会的机制,该领域充满着盗匪、秘密兄弟组织、干禧宗教以及叛乱者。

个人、家庭以及社区例行地进出这个底层社会,虽然清代社会外表看来严格,其实非常具流动性。这些偏差团体( deiant gro)通常有与众不同的、异端的意识形态,以及有完全如儒家正统社会一样 良好协调性的组织结构。而且在小政府的时代,官员常常被迫要依靠这些团体来达成目标,就如同他们常要依靠较传统的团体如家族、行会。实际上,清朝擅长这种吸纳拉拢的手段。各式离经叛道之行径从18世纪末到 20世纪初变得更猖獗,强盗、叛乱者及宗派教徒成为清政府衰落中的主要受惠者。P156

秘密会社对意识形态的弹性,意味着它们不仅很容易被清朝政府招安,也受其他的力量如地方有产阶级(如红枪会的例子)的收编,以及受具有高度意识形态之 20世纪政治运动的策动。例如,孙中山为了他的共和革命抱负,就试图动员三合会。他的国民党继承人蒋介石,则很有效率地收编青帮——其虽主张民族主义,但在20世纪30 年代也被日本人成功地招安,作为占领华中的工具。早期的共产党曾试图在尚未稳固之际争取红枪会及哥老会的支持。P161

然而,虽然战事屡屡告捷,新皇帝仍无法平息这场叛乱。因为多数是由地方军官控制的佣兵加入官兵行列去作战,而地方军队在参与战事时能获赏金。整个正规军借着种种诡计以拖延战事,如此行事他们便能赚多赔少、从中牟利。感到挫败的嘉庆帝花了超过5 年的时间才结束这场骗局。白莲教乱不仅代表着清朝军力掌控式微的一个转折点,也使得朝廷无力遣兵到东南沿海打击海盗、抵抗英国侵略的日益威胁以及镇压内部的叛乱。此外,这场多余的战争可能自此之后就拖垮了中央政府的财力。乾隆时代累积的国库盈余就在平定这场莫须有的战争中耗费完了。P165

清朝在此与各国代表会谈,并在626日签订《天津条约》,其中给予英国及其盟邦公使派驻北京的权利。此外也开放1 0个新的口岸(好几个在长江沿岸,最上游到汉口,另有在东北辽东半岛的牛庄,以及两个在台湾),同时给予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到内陆游历的自由,以及约定战争赔偿给英国400万两白银、法国200万两白银。鸦片进口则不用说,就此合法化了。I28l

英国已经获得所有想要的,但这些其实不容易让清廷及其地方官员实行。在巴夏礼和其他人的回忆录中精彩地记载着,紧接着在华北超过两年的战事中,其所参与之“吉卜林式”惊人的丰功伟业。I2911860 年秋天,暴怒的额尔金占领北京,迫使咸丰皇帝及朝臣逃到长城之外,位于承德的避暑山庄。额尔金曾考虑烧毁紫禁城,但后来只破坏了城北的圆明园。他推论这样就足以惩罚清廷而罪不及中国的好人。在1024日,他强迫残存的帝国政府,以咸丰的27岁胞弟、恭亲王奕䜣为代表签订《北京条约》。该条约认可清朝廷承诺履行《天津条约》、加倍给英国的赔款、割让九龙半岛,并把天津加入开放口岸之列。正如额尔金之父在希腊帕台农神庙的所作所为,年轻的额尔金在他的任务中搜刮并带回大量的战利品,并在伦敦公开展示,其中包括一个皇帝的龙椅,被安置在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P173

历经15 年之久的太平天国之乱,及其引发的捻乱和回变,对于清朝的政治、社会、经济有重大的影响。(34I尽管传统倾向于将清朝历史自鸦片战争划分前后两个时代,但对于清朝人民来说,此战事无疑是一个分水岭事件。太平天国战争特别血腥残酷,直接造成约3000万人的死亡。国家的一些区域如长江中游,以及帝国经济中心的长江下游人口更是大量减少,人口大量死亡和迁出,随后只有逐缓再迁入。长江三角洲农业劳力的减少,使劳力的价值在几个世纪以来首次相对高于土地;这反映在那些急着要吸引佃农的地主们所给予的“永佃”权、“田皮”和其他优惠的租赁协议。到了20世纪,虽然该地区有较高比率的地租,但佃农仍维持较有利的地位,并使得想要策动他们推翻地主的共产党面临很大的挑战。P177

太平天国之后的华中城市人口,在性质上与19世纪中叶以前大为不同。城市中充满着大量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粗人,在街上和市场展现他们的武艺并威胁其他人。这些人并非皆无组织:其中不少在战时或复员之后,便扩充了许多武术取向及犯罪倾向的组织,如哥老会之势力。他们代表对清政府和地方精英的一种新威胁。P179

19世纪60 年代晚期,大清帝国几近覆灭。清朝史上至今在位最软弱的皇帝,30岁的咸丰畏缩地逃到长城以外。外国的野蛮人占领帝国首都并烧毁了圆明园。拥有疯狂、蒙昧世界观的内部叛乱者占领着南方的都城南京,并在那里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敌对的政府。对于一个观察者来说,几乎没什么理由去猜测清朝是否能再多活一年。然而,这个帝国的确存活下来了,事实上更进入一个繁荣的新时期。这是怎么做到的?P180

早在1869 年,清代士人就开始声称同治时代(1862-1874)为“中兴”,此说法很快为朝廷自豪地采用。在帝国政治思想中,一次“中兴”可能在朝代周期中长达一个世纪或更久,此时一群有能力的大臣以及有德性的君主,正匡扶沉没中的国家船舰。根据传统的观点,这曾经在王莽篡汉之后,以及唐朝安禄山叛乱之后发生。西方历史学家认定“同治中兴”是清代历史中影响深远的时代,但此时代被赋予相当不同,或者有些例子几乎是相反的意义。这里我们将检视四种诠释观点,其各自侧重于不同的面向,捕捉了这个复杂而关键时代的多元要素。P181

在解除了许多行政上的限制之后,清朝与西方的商业往来大幅增加了。虽然这几乎不是一个西方引起的商业革命,因为从晚明以来中国已是世界上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农业经济体之一,而且帝国的对外贸易长期以来就非常重要,但这的确造成了相当大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再造。西方商人雇佣许多中国采购人员和商业代理人,许多独立的中国贸易公司专门采买商品出口并批发进口商品。随之出现的“买办”通常是很富有的文化中介人,很多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最重要的人物皆出自其中。买办一方面被称赞为“东西之间的桥梁”,一方面也成为各式政治派别的本土主义人士很容易攻击之目标。P182

接任如此重要的职位,当 然使这些人掌控了之前未能控制的收入来源——田赋的征收。虽然回避制度在这些任命中仍被遵守,但国力渐衰的清廷逐渐失去许多对于最具影响力之地方官员的查核与制衡。例如,他们的任期有时远超出过去大约三年的常规:李鸿章待在直隶近1/4世纪;新一代的有力管理者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近20年。这样的地方大员掌握了对于布政使、按察使,以及知府、知县的任命权,他们通常从个人幕僚中提名。此外,这些非正式的幕僚所组成的“幕府”快速成长为实际上的个人官僚机构。张之洞雇佣了超过600人的幕僚,包括约239名外国人。由这些地方官员所主导之“自强”工业企业的设置,其管理者大多也是来自官员的私人幕僚,更多的自主权力亦下放到他们手中。P185

左宗棠于19世纪70 年代后期在新疆完成的,不只是平息一场叛乱,而是对中亚穆斯林的再次征服,该广大地区已经脱离清朝的统治近一个世纪,而其政治基础结构亦已被阿古柏政权摧毁。P188

整体而言,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帝制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更甚于通常被赋予此意义的鸦片战争(1839-1842)。如同佩因(SCMPaine)所论:“自此役后,清朝外交政策的焦点都在平复其结果,而日本外交政策的焦点则是确认其结果。”‘49’而更广泛地说,与过去几十年间积极地在边疆展示国威相比,这场战争首次向全世界展示了清帝国令人难以置信的脆弱。中国表露的脆弱所产生的权力真空,形成一股帝国主义的洪流袭击整个东亚,比此前更具破坏力。这场战争对于清朝人民来说也同样震惊,对其中大部分的人而言,败在日本手下是难以置信的。输了如此关键的战争,败给那个微不足道、过去鄙视的邻居,向许多人阐明了不计任何文化代价进行日式西化有绝对的必要性。其中一个结果是送留学生出国到日本及西方学习的计划更为强化。

主张改革的年轻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 1873-1929),对于当务之急重新认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宪政主义价值的认识。明治日本在1889 年已通过宪法,因而动员了国民的国族认同,并使其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这与其 5 年后惊人地战胜清军不无关系。“立宪运动”因而展开,此后很快将在中国帝制的结束上扮演重要角色(:9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马关条约》本身附带的特定情况,我们将在下章讨论它。P207

采用入江昭提出的历史主义定义,我们可以把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时段很明确地以1895 4月,就是甲午战争正式结束、《马关条约》签订为起点。一如所料,此条约对清朝相当棘手,若不是因为有位激进的日本民族主义人士试图暗杀清朝代表李鸿章,而让日本的主谈者伊藤博文处境尴尬,情势将更为严峻。该条约宣布朝鲜为独立国家而不再是清朝的藩属,实际上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而在约15 年后正式被日本并吞。该条约也把日本垂涎已久的台湾岛割让给日本。该岛上的清朝官员和地方精英很快地联手成立了“台湾民主国”,但数月内就被日军平定。台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皆属日本领土。该条约也使日本从清朝获得2亿两白银赔款。但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两个更进一步的条款,打乱了列强微妙的平衡,回顾起来,自从25 年前的“合作政策”失败后,正是这种平衡保持了清朝的完整。P211

《辛丑条约》不仅对清帝国而言是个灾难,对于20世纪继任的各个政府也是如此。其中尤具破坏性的,是要给各签署国共4.5亿两白银的赔款。因为清朝的国库没有那么多钱,这个数目被要求在40年间偿还,并加上每年4%的利息。所有偿付的金额总计6.68亿两。为担保如此庞大的债务,差不多帝国中除了土地税收之外的税赋湘源,盐政、国内关政、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等都因破产清算而受外国控制。该赔款造成的持续性经济负担,对一个从事追赶式工业和基础建设发展的国家而言,这是自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数十年间,使之积弱不振的根源。I25’

除此之外,该条约规定,外国军队将在中国华北驻防以保护他们的国民。事实上,大多数列强很快撤兵了,仅留下象征性的兵力,只有日本并未如此;这些军队将持续合法地驻扎在华北,1937 年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之时仍是如此。《辛丑条约》签订后,大清帝国的国家主权就成为几乎没人相信的神话了。P222












吴砺

201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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