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史》(一)
翻阅《中国艺术史》/(英)苏立文 ( Sullivan,M.)著;徐坚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春节期间,我到北京走了几个公园和长城,很想写点什么。不过,无论写成怎么样,总觉得自己还该先读点什么东西,这倒真是应该的。
这样,我就把桌边放了几年的这本书,临时拿了起来,走马观花地扫了一遍。去年为了美国之行,我将一小批购买多年未读的书籍,也粗粗的读了一遍。我生来就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总是浮在水面,沉不下心。现在只有想写点东西时,才会不得不去读上几本书。
这个周末,刚刚看到凤凰电视台主持人专题采访英国有名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这个六十四年出生的、与我们差不多同龄的人说:他写一页书,差不多要读一千页其他人写的书。即使这样,书读得仍是不够的,他必须学会与自己妥协,适而可止,否则自己的书就写不成。
尼尔·弗格森己经书写了十五本书。一本书若写三百页,他则要读一千本书内容。是啊,若是一个主题,读上一千本书内容,当然写书时,心中有谱了。这是十分辛苦的劳作。这大概是大多数写历史书的人,都有类似的强度吧。
只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写文字的时候,并没有这么高的标准和强度,所以,通常我们写的绝大多数文章水平就十分有限啊。
当然,读书多并不一定能写出好文章,若大的北京市和若大的中国,过去一百年中国刻苦钻研大量的著作的读书人多的去了,这并没有带来我们几篇的关于北京那些公园的好文章。只是反过来,若是没有足够的阅读量,你想写一点关于这些公园好文字,也是很难想象的啊。
这本书是外国专家论中国艺术,是另一个角度和时空中看中国的艺术世界。我觉得,这个专家真的得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真传:活得高寿(1916—2013),活到九十七岁——中国古代弄绘画和书法的画家多是高寿,而西方国家弄绘画和艺术的人多是英年早逝……
这本书对中国历史每个朝代的三言二语,真是十分精彩。我觉得甚至这部分超过了书中对中国艺术的评论。
我对中国历史上的艺术作品的了解,只是一个业余的三心二意关注者的水平,但是我却很想听听外国人从他者的角度是怎么看的,尤其外国学者专家常常在书中往往是口吐莲花,让你眼前一亮。这本书真的不少地方,让我喜不自禁地说写得好。
西方艺术文化史就是一部不断求新的历史;中国艺术如书法和绘画,却是像千年的老汤,现在还在锅里熬着呢,与西方最根本的是:对此,我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只是我看中国明清时期的画作,如同闻到大街上小时候吃怕了烤红薯的气味,胃里会翻江倒海,胃酸上涌……
这次在书中看到弘仁(1610-1664)《秋来图》(立轴,水墨纸本,高122厘米,现藏于夏威夷火奴鲁鲁美术学院),觉得还有点新意,稍稍改变了我此前对明清时期的画作的印象。
中译本是这样介绍作者的:
“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荣誉退休院士,曾在伦敦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研究,荣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古根海姆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多所机构颁发的多项荣誉和研究基金。1940年代来到中国,开始接触中国艺术,结识了庞薰琹、吴作人、丁聪、郁风、关山月、刘开渠等现代中国画家,此后一直与几代中国艺术家和诸多艺术机构来往密切。毕生专注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和传播,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艺术的西方学者之一,并成为这一领域的国际权威和引领者。著有《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中国艺术史》《东西方艺术的交会》等多部深具影响力的专著。”
吴砺
2019.2.19
附《中国艺术史》摘录:
“一个民族的起源传说往往暗示在他们看来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故事也不例外,它表达了中国人一个亘古的观点:人不是创造的终极成就,人在世间万物的规则中只占据了一个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位置。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历史记忆。与壮观瑰丽的世界和作为“道”的表现形式的山川、风云、树木、花草相比人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其他任何文明都没有如此强调自然的形态和模式,以及人类的恭顺回应。
我们可以将这种认知的根源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当时,华北的自然条件比现在要温和得多。50万年前,即北京人的时代,这个地区相对来说温暖而湿润。大象和犀牛在茂盛草地上逡巡,全然不是近代所见的荒山秃岭、寒风掠过的平原景象。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西和陕西一带,产生了独特的天人合一的中国式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哲学、诗歌和绘画中得到极致发挥。和谐感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和美学,它同样也有实用价值,因为农夫的富足,乃至社会的繁荣,都依赖于他知晓四季和顺应天意。农业最终成为一种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礼仪。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礼仪性地在第一垄田地中耕耘,不仅希望保佑来年的好收成,也借此表明与自然力的亲和,巩固其法统地位。
和谐感是中国思想的基础。人类不仅要顺应天意,也要调和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按照逐步扩散的圆圈模式,这种和谐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开始,向外推广。因此,历史上最崇高的理想往往是发现万物的秩序并与之相和谐。随着本书逐步展开中国艺术史,我们将发现,其特性和独具之美就在于和谐感的表达。这是否就是那些对中国文明其他方面兴趣寡然的西方人也会如此狂热地收集和推崇中国艺术的原因呢?也许,他们也能感觉到中国艺术家和工匠所创造的形式乃是“自然”的形式一借助艺术家的手表达的对自然韵律的本能回应?中国艺术既没有像印度艺术—一样,要求我们致力于沟通物质形态和暗喻内容这两个看起来无法沟通的极端,也没有像西方艺术一样,包含不被亚洲人所接受的形式和思想等预设观念。中国艺术的形式因为身处最广泛、最深刻的和谐感之中而极度妍美,我们之所以能欣赏它们是因为我们也能感觉到自身周围的韵律,并且能够本能地回应它们。这些韵律——即线条和轮廓所表达出来的内在生命的感觉——在中国艺术的萌蘖阶段就已表露无疑。P004
由于质地独特,玉自古以来就极受中国人的推崇。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及,“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腮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尊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折不挠,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絮之方也”㈦,迄今仍然脍炙人口。尽管这些判断仅仅针对真玉,但“玉”一词不仅包括硬玉和软玉,也包括蛇纹石、角闪石甚至大理石等精美石材。P016
书写系统以书法艺术为形式,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P017
传统上,中国人相信他们是黄帝的后裔,继承黄帝的是伏羲,他创造了八卦,也创造了书法艺术。神农发明了农业并学会使用草药。接下来是尧、舜,最终大禹建立了夏朝。在这些传说人物的身上,中国人将他们所珍视的事物都一一个性化了:农业、善政、孝道以及书法艺术。现在大家都认同,所有这些人物都是相当晚的时期创造或想像出来的。尧、舜、禹最早出现在周代晚期的文献中。而黄帝则很有可能是道教的产物。P020
总体上,甲骨文表明商人已经有了一定的天文学知识,清楚地知道一年的长度,发明了闰月和分月计日的方法。他们的宗教信仰以超自然神——天帝为中心,天帝控制了雨、风和人事,商人也信仰上天、土地、河流、山川和各种特别地点的自然神。 卜辞显示商人特别尊崇祖先的灵魂,他们认为祖先和天帝居住在一起,可以对人的命运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而祭礼可以确保他们对后世子孙的赐福。P024
中国人相信“事死如事生”,死者的灵魂仍然拥有他在俗世生活中所拥有(或者希望拥有)的一切,从而导致大规模的牺牲和人祭。这些做法后来逐渐被废止,人牲被刍灵(稻草人)以及陶俑替代,不仅有家具、农田、房屋,也有仆从、护卫和家畜的模型。同时,死者穿上华丽的衣服,佩戴了倾其家国的珠宝和玉石。后世收藏家甚至随葬他们最喜爱的画作。尽管有人会批评这种习俗,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种习俗,很多精美的艺术品可能无法保存至今。P026
青铜器纹饰的渊源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其中最令人关注的部分是动物形纹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艺术中几乎没有任何表现。商人在文化上和西伯利亚的草原和森林民族具有某种关联,甚至可能和阿拉斯加、英属哥伦比亚和中美一带的居民也相关。某些商代设计和北美西海岸的印第安人的艺术之间的类似应该不完全出自偶然。李济( 1896-1979)曾经指出,装饰繁缛的四方形铜器可能是一种北方木刻艺术的金属工艺变体,还有更多的证据证明,铜器上的装饰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装饰之间存在风格上的近似。在木器或陶土上刻画高度风格化的动物面具艺术至今仍然流行于东南亚和马来群岛。同样,在湿润的陶土上压印纹饰的技术也保留在现代东南亚生活中,而这种技术应该对中国青铜装饰中出现的不断重复的圆圈、漩涡纹有所贡献。即使有的元素并不是中国本土的,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装饰语言。
不管这种语言的渊源是什么,我们不能认为它仅仅局限在青铜礼器上,如果时光倒流,我们有幸亲身参观一些富足的安阳贵族的豪宅的话,就可以看到,在房梁上,画着饕餮、蝉纹、龙纹、虎纹,同样的纹饰也施加在房中悬挂的皮革和帐篷上,甚至绣在丝袍上。发掘出土的墓葬器物强调了这个观点:这些纹饰母题不应该和任何青铜器的形式和功能单独捆绑在一起,而是属于一个完整的、兼具装饰、象征和巫术意义的商代艺术整体。P039
雕刻工艺不仅仅局限在玉器和大理石上。有些极尽精美的商代纹饰刻在骨器和象牙上。史前时期,大象出没于华北一带,到商代仍可在长江以南见到。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位商王曾经畜养过可能自南越进贡而来的大象。中国也可以从南部方国中获取大量稳定的象牙资源。在象牙和骨板上,区区几平方英寸的范围内刻画了饕餮和其他纹饰,极其细腻而富有美感(图2.32),有时还镶嵌绿松石。这些可能用作车马、家具或者奁盒的装饰。和铜器一样,这些骨器和牙器的刻镂艺术显示出和北美西海岸地区艺术的惊人相似性。多年来,学者们都在探索这些相似性蕴含的种种令人激动的可能性,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足以立论的考古学证据。P040
商代传统并没有因为王朝更替而突然中断,事实上,大部分传统在西周统治时期得以发扬光大。封建制度、王室礼仪和祖先崇拜都成为维系王朝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在王朝后期的孔子的时代,包括孔子在内的众多复古主义者都将文王、武王和周公时期看成黄金时代。宗教生活仍然以对上帝的崇拜为中心,“天”的概念最初出现于西周时期,并最终替代了“上帝”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青铜器铭文和早期文献显示“敬天保德”的道德观念浮出水面,逐渐成为儒家的基本教义。
在傧相的指导下,音乐、艺术、诗歌和表演结合在一起赋予国家的概念以道德和美学上的尊崇地位,由此而形成了以周王室为核心的繁缛礼仪。君主在每天清晨和黄昏临朝听政,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 1912 年。敕命书写在竹简上,由宫廷史官当众宣读出来,然后转交给官员们去执行。从穆王时代(前947-前928 7)开始,这些命令铸在青铜礼器上保存下来已成定律。随着时间的推移,铭文不断增长,成为研究早期西周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另一个重要的文献是《诗经》,据传是由孔子编辑而成的古代宫廷歌谣、民谣和情歌总集。《尚书》中若干章节记载了商末周初的事迹。这些文献不仅证明历史感是中国文明最显著的特色之—,而且也揭示出书写文本在中国文化中极其崇高的地位。P041
汉以前的书写能被称为“书法”吗?书与礼、御、数、乐、射一起合称“六艺”,根据儒家传统,每个君子都要力求拥有此六艺。显然,书写娴熟是受人推崇的。但是,汉以前没有任何文献将书法视为艺术形式,或者讨论其美学价值。因此,我们仅在以后的章节才讨论作为高雅艺术的书法。P050
齐宣王的开明实属例外。伟大的哲学家孔子(约前551-前479)在鲁国不受重用。他的教育被尊为君子的理想:每个人都当克己复礼,不以私利为忧,重礼崇孝,敏而好学,富有智慧和仁心,重视赋予国家秩序和和谐的礼制。但是,在那个纷乱的年代,很少有统治者能够认识到这些规则的优势,他们希望在内独揽大权,在外战胜强敌,因此,他们往往对商鞅和法家的权谋之术更感兴趣,而法家思想在秦国集权主义的兴起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不同于孔孟的社会责任感,也不同于法家的超道德学说,道家提出了第三种解决方案,即不屈从于社会和国家,但遵循普遍存在的天地之间的法则。老子提出,各种纪律和控制只会扭曲和压抑一个人顺应自然潮流的天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哲学是对其他任何学派的刻板僵化的反动,同时也是逃避那个时代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回到想像的世界的途径。事实上,恰恰是因为道家提出对万事万物的领悟并不能从书本中习得,中国的诗人和画家插上了想像的翅膀。楚国就是这种新的自由主义运动的中心。伟大的神话哲学家、诗人庄子(约前350-前275)出生于楚的邻国宋国,正如现代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所观察到的,庄子的思想非常接近楚国的思想,屈原和宋玉在被称为离骚体的韵律诗谣中倾注了无尽激情,无疑都是楚文化的内核所在。楚国不仅拥有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诗歌,现存时代最早的帛画也出现在楚国。
然而,在战国时代早期,中原,即山西、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仍然是中国文明的中心,得到中国的北疆缓冲地带上仍然在建的长城的保护。长城最早的部分建造于前 353 年,它不仅将游牧民屏蔽于外,也有效地将中国人禁锢其中。P052
考察了金村错金银铜器、寿州铜镜、长沙漆器、玉器和其他工艺品之后,我们完全意识到,前500--前 200 年是中国艺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古代象征意义产物,诸如饕餮,不断经历人性化改造,最终转化为装饰艺术的词汇之一。这成为后代工艺发展取之不尽的设计源泉。P071
秦始皇好大喜功,在咸阳建造了空前宏伟的宫殿群。其中一处延绵在渭河岸边,一一模仿所灭六国的宫殿。最为壮观的是现在正在发掘的阿房宫。直到秦始皇死去,其宫殿也未最终完工,就像中国历史上常常发生的一样,阿房宫最终毁于王朝覆灭时的战火。P072
极西一带不仅仅是神话和传说之源,汉代之前,地中海东部地区和“近东”的文化已经透过大夏的游牧社会传播而来。大夏在西接触到亚历山大帝国(前356-前323),在东则与秦国保持亦敌亦友的关系。秦始皇兵马俑坑中所见真人大小的现实主义风格雕塑,以及金字塔状巨大坟丘的突然出现,都表明包括埃及在内的遥远的古代西方世界的文化和艺术的影响,而这些特质在中国本土文明之中毫无先兆。P074
直到东汉覆亡之前,佛教不过是众多民间信仰之一。儒家仍然维持了官方正统地位,东汉时期,深受正宗儒家影响的学者和官僚系统急剧膨胀,其中很多人受教于太学。太学是汉武帝于前 136 年创立的,太学毕业生经过典籍考试,被挑选充当民事官员的候选人。这种制度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对皇帝的忠诚、对学术的崇尚和对古代的尊崇成为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最基本的指导方针。然而,这些理念对艺术想像力并没有多大刺激。只有在宋代,儒家得到佛教的形而上思维的充实之后,才转变为画家和诗人无限灵感的源泉。P077
吴砺
2019.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