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六）

吴砺

                      《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六）

就内政而言，反犹主义是维也纳最强烈的政治情绪，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直言不讳更可能是例行公事，而非出于憎恨。  相貌英俊，留有金色胡须的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领袖卡尔·鲁格尔( Karl Luger)是重要的反犹人士，但这个头衔的官方意义要大于他个人的想法。“我说谁是犹太人，谁就是犹太人。”他经常这么说。他被称作“帅气的卡尔”( der schone Karl)，是这个城市最红的人，他在1910 年的葬礼是一个重大事件。  占据维也纳十分之一人口的犹太人尽管受到打压，仍然是这个城市文化的肥料。犹太人在新闻、戏剧、音乐、文学、金融、医药和法律方面的地位都举足轻重。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指挥以及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作曲家一古斯塔夫·马勒正是犹太人，同样的还有维也纳真实的镜子——阿瑟，施尼茨勒。P316

统治阶层的形象受损，导致其成员比以往更加趾高气扬。  随着德皇声望的下降，极端的好斗分子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了自高自大的皇储周围。  皇储的谄媚者们说他与腓特烈大帝相似，从长相上看，也确实如此。在位的君主与长子永恒的决斗，威廉二世与“小威利”感到有必要在夸大其词上胜过对方。“我身着闪光的盔甲，屹立在前方”之类，是这段时期德皇常说的话。  这个国家凭借当时的情绪和意识力量，任何的浮夸高调都是可以接受的。德国人知道他们是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国家，是最能干的生意人，最忙碌的银行家，深入每个大陆，为土耳其人融资，提议建造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在拉丁美洲取得商业成功，挑战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在智力领域，他们正以科学( Wissenschaft)为名，系统地总结人类知识的每个分支。他们有统治世界的能力，这也是他们应得的。强者统治的道理必须应验。  正如布兰德斯(Brandes) 1909 年写的那样，当时尼采“无可争辩地影响”了他的国人的精神。他们缺乏且渴望的东西，正是要世界承认他们的统治。只要这个愿望被拒绝，挫败感就会增长，他们就越来越想通过刺JJ来获得认可。谈论战争变得很平常。德皇推荐的罗德奖学金得主喝醉酒闹事时，就威胁他们在牛津的同事，要他们领教“德国军队的入侵和惩罚”。1912 年，那个时代重要的军事理论家，贝恩哈迪( Bernhardi)将军在一本毋庸置疑的权威书籍中，坚定地宣告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必要性，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德国和下一次战争”。

另一个德国，知识分子和多愁善感的德国，  自由主义者的德国，在1848年落败后就再没有奋起。它远离纷争，自我满足，鄙视军国主义与物质主义，躲在优越的精神价值搭建的帐篷里，怒而不语。  这个德国的代表者是教授、教士、医生、律师，那些自视为精神贵族( Geistaristokratie)，比庸俗的暴发户、庸俗的贵族和庸俗的大众更优越的人。他们不关心社会问题，不参与政治，满足于关起门来谈自由主义。他们不斗争，只用抽象的理论来反对现有的政权，用《傻大哥》里的反军国主义漫画来表达对皇帝的鄙视。哲学教授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就是这群人的化身。  他在一间可以俯瞰菩提树下大街的屋子里上课，时间正好和卫兵交接仪式一致。每当军乐队吹响第一声号角时，齐美尔教授就突然停止讲话，一动不动地站着，“态度傲慢而厌恶，像禁欲主义者一样忍受着痛苦，直到野蛮的噪音消失”。然后，他才会接着讲课。

1910 年，在柏林大学百年校庆的典礼上，两个德国相遇了。学术界惊讶地发现，那位髭须进张的皇帝身着黄金铠甲，头戴护卫队的金色雄鹰头盔，闯人了他们的领地。  他身边的随从穿着华丽的制服，长号可怕的响声宣告这一行人的到来。  观众们庆幸，皇帝“看起来比漫画上还要糟糕”，并自我安慰道，下一次这样的入侵要等到 100 年以后了。P321

1910 年 4月，在施特劳斯收到第三幕的剧本之前，第二幕的总谱已经印出了。那段令男 爵尴尬的情形其实是霍夫曼斯塔尔根据《温莎的风流娘儿们》o改编的，区别在于，奥克斯完全不招人爱，不像福斯塔夫。那年夏天结束时，歌剧也完成了。1911 年 1月26日，《厄勒克特拉》首演两年后，《玫瑰骑士》也在德累斯顿登场了。  自此，一直常演不衰，是歌剧舞台的保留节目。作曲家和剧作家塑造了一个极端文明的维也纳，它闪闪发光，和这部歌剧的象征———一朵银玫瑰一样。施特劳斯的所有技巧、足智多谋和大胆创新——还有他的二重性一都包含在谱子里了。他在音乐表现上的高超技巧能够描绘出18世纪早朝的喧闹，年轻人相爱的甜美，决斗时喜剧化的恐怖，元帅夫人断绝关系时甜美的忧伤，与此同时，这种技巧也用来表现粗俗的笑话和身体幽默。他献给世界一朵银玫瑰，美丽，闪烁，但锈迹斑斑。P325

1908 年，来自俄国的谢尔盖，佳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芭蕾舞团在巴黎横空出世，好像一只华丽的热带鸟飞到了西方世界。它的乐季是狂野的悸动与异国情调的凯旋，是又一道“来自北方的闪电”。  他们的演出不是陈旧的古典芭蕾，而是当代俄国作曲家新鲜、出色的音乐，歌词也是新的，编舞充满想象力，舞台设计璀璨华丽，好似一层珠宝，用来引爆刚健而超群的舞蹈。男演员是真正的明星，而不再是举起芭蕾舞女的搬运工。所有明星中最耀眼的是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  看见他在空中惊人一跃，几乎是定格在那里，如此完美，观众们激动了，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位舞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轻盈的。  他是天使，是奇才，是舞动的阿波罗。他捕获了所有观众的心。整个芭蕾舞团是席卷巴黎的风暴。  它的忠实信徒预见到歌剧会因此衰落。“就好像，”诺艾耶伯爵夫人( Comtesse de Noailes)写道，“创世到第七天时有一件新东西被加了进来。”P326

那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 (Le Sacre du Printernps)。它的主题是最基本的：春天万物复苏的情景。具体情节是异教徒的庆祝仪式，一位献祭的少女为了让土地里的生命复苏，舞蹈至死。  与《约瑟》中令人厌倦的诡辩相反，斯特拉文斯基的剧本只为舞蹈演员和音乐提供了一个框架。他也没有采纳施特劳斯的意见，以一声巨响开篇，而用了木管乐器缓慢的颤音来暗示萌芽在形体上的神秘。幕布升起时，部落的游戏和舞蹈展现在观众面前，音乐变得生气勃勃，充满原始节奏的狂热，小号的赞歌，机械激荡人心的节奏，爵士乐的韵律，冷酷无情的鼓声，都从未如此有力、狂放。  它的强度和刺激不断升级，直到炽热的高潮，宣告新时代的来临。  这是20世纪的化身。它一口气抵达了现代音乐的顶点，将主宰接下来几代人的创作。《春之祭》之于20世纪，就如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之于19世纪，也同样，没有被其他作品超越过。P333

对于缺乏专门技术、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条件和贫民窟差不多。1897 年，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金禧庆典的那一年，格拉斯哥的肖菲尔德( Shawfield)化工厂里，工人们一天工作12小时，全周无休息日，每小时的工钱只有3-4便士。这些在有毒烟雾中工作的人们甚至没有午休时间，只能在焚化炉边站着吃午饭。如果他们星期天不来上班，下一天的工资就会被罚掉。而这座化工厂的老板，欧沃顿勋爵( Lord Overtoun)是个每年捐款1万英镑的慈善家，还是尊重礼拜天、各大星期日休息协会的主要成员。在其他工厂，没有得到允许就不来上班的工人可能会被逮捕。就算他们事先 申请休息，也有可能遭到拒绝；如果他们无论如何还是休息了，往往第二天就得在监狱里度过。  技术工人如果加入行业工会，情况会好得多，英格兰的行业工会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技术工人占所有成年男性工人的五分之一，这也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比例更大，他们有自己的保险和养老体系，有强大的基金支持，并且可以到所在的合作社买到便宜的东西。尽管如此，和资产阶级相比，他们还是处于劣势，背后还有无处不在的失业可能，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P345

1901 年发生的一件事成了转变政治力量平衡的关键点。在塔夫河谷罢工案( Taff Vale)的判决中，上议院作为上诉法院裁定工会为罢工引起的损失负责，因此，工会成员的养老金和福利基金便受到了威胁。正是统治阶级的这个举动令英国的工人阶级确信，政治代表是必要的。在此之前，英国工人宁愿通过工会直接和雇主较量，而不是通过议会开展政治行动。英国工人向来又是拥戴自由党的，所以不会转而支持社会主义政党，而且他们也不赞成阶级斗争。  克列孟梭说：“英国的工人阶级也是资产阶级。”欧洲大陆的同志们觉得英国的工会联盟缺乏创见，无聊透顶，因为其成员对思想的交锋没有兴趣，只想获得眼前利益。一位访问者说，在法国人看来，这种所得不过是为了社会革命积聚力量；而英国工人却认为眼前利益就是目的本身，“对根本的原则和永恒的真理很不耐烦”。正如莫利(Morley)所说：英国工人对新的社会体系不感兴趣，只想“在目前的体系下获得更公平的待遇”。P349

作为对政界新人的承认，约翰。伯恩斯被任命为地方政府委员会的主席，成为第一个担任内阁级别职位的工人。“我向您表示祝贺，亨利爵士，”他对授予他职位的新首相坎贝尔—班纳曼如是说，“这将是您所安排的职位中最受欢迎的。”事实证明伯恩斯所言不虚。  在统治阶级的拥抱下享受了一个星期后，伯恩斯告诉比阿特丽丝，韦布：“我已不再是一星期之前的自己了。”他在内阁的欢快情绪十分明显，以至于爱德华·格雷爵士想起了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写过的一句话：“六月天里，乌龟欢欣鼓舞，踮着脚尖走路。”P354

不管他的选区情况如何，温德姆描绘的18世纪醉人图景对于英格兰以及1906 年的世界而言，早就过时了，就像已经去世的摄政王一样。  务农的人群正在消失，他们渗入到城市，和正在取代他们的工业无产阶级以及权贵阶级之间没有关爱，也没有共同利益。温德姆这类人对矿工、工厂工人、生活在一排排单调的城市住宅的人们一无所知。“想想看，”出生于布伦海姆宫的温斯顿，丘吉尔在曼彻斯特拉票时进人了一条特别沉闷的街道，“居住在这样的地方，从来没见过美好的东西，没吃过可口的菜肴——没说过聪明的话！”拥有如此命运的人正是新登记的选民。P357

马斯特曼看见他所处的社会正沾沾自喜，在安全的错觉上休息，但是“20世纪初最明显的错觉正是安全”。  他没有看见安全，看到的是“机械创造的巨大而新奇的能量，动乱的人民，社会的不满情绪……一个没有完美自控能力的文明，手中拥有可以造成巨大破坏的工具”，在这里“物质增长超越了道德进步”。P371

社会主义是超越国界的。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第二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名字里就有“国际”二字。其会歌《国际歌》确认了这一点，并额外许诺“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o，就一定要实现”。1889 年成立的大会主席由两人联合担任：法国人爱德华·瓦扬( Edouard Vaillant)和德国人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  在其鼎盛时期，参与的会员代表了33个国家和准国家的社会党，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俄国、芬兰、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瑞典、挪威、丹麦、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它的旗帜是单纯的红色，象征每个人的鲜血。  在一个水平划分的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团结超越国界，这是它的基本论点。  它的节日定在5月1日，以展现无产阶级的兄弟情谊。它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393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贫困化，或者越来越多的痛苦( Verelendung)和崩溃( Zusammenbruch)，可谓社会主义的宗教术语，相当于另一个宗教的训言——“上帝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受此影响，有根深蒂固的分裂趋势，一方面相信崩溃和革命是必需的，一方面又觉得对现存秩序进行渐进式改革是可行的。  这种将来的绝对性和现在的可能性之间的分裂，是从其诞生之初就存在的，创立者们在1889 年就是否允许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问题上分裂成了两个代表大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责法国“可能派”预先埋伏在巴黎火车站，把毫无戒备的外省代表领到错误的大会上。在接下来的25年，这种分裂影响了工人阶级运动的所有行动、决策和政策规划，将通过协商获得收益的人同毫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分裂，实用主义者同理论家分裂，工会同议会党分裂，希望在工资、工时和安全上获得保障的工人本身也同为了明天的权力替他们焦虑的领袖分裂。

除了分裂以外，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还给社会主义埋下了另一个根深蒂固的难题。  作为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运动，它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只有取得实际的结果，才能获得支持。然而，每一个实际的结果都会减慢或阻止贫困化的进程。  年轻时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的约翰内斯，米盖尔（ JohannesMiquel）有一次和朋友散步，阻止了准备把零钱给乞丐的朋友，他说：“不要耽误革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逻辑走到极端的表现。任何改革都假定争论的双方有共同点，而革命则否认共同点存在。如果没有共同点，革命以外的任何做法又有什么用呢？正统社会主义者主张，为了加强工人在最后抗争时期的力量，应该想方设法从有产阶级的手中挤出改革的成果，以此来回避这个纲领中的惊人漏洞。几大国家性社会党总是同时具备在现有系统中实现改革的最低纲领和摧毁资本主义、在阶级斗争中大获全胜的最高纲领。温和派——反对他们的人称之为“机会主义者”——日益关注于最低纲领，以及获取使其成功的必要的政治权力；正统派则拒绝退让，不向任何妨碍贫困化真理的阶段性成功低头。P396

每个国家的提拉诺山谷都造就了社会主义者，有的是看见他们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在此出生的工人。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一种信念，相信人们有力量改善状况。他们面对的是巨大的障碍：有产阶级资格老，实力强，根深蒂固。但工人阶级的不满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关心单纯的需求，也在意社会的不平等。  工人们怨恨由财产资格差别对待的选举权；怨恨不平等的义务兵役制，因为享有特权的人可被赦免；怨恨法律的偏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还怨恨各种各样的世袭特权，这些在统治阶层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主义让工人们意识到了自身的需求，并说出了口。  巴枯宁对群众的冷漠已不抱幻想，拉萨尔( Lassalle)曾痛骂“穷人什么都不要，真可恶”，这些已经成为过去。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虽然总的来说并不是革命。社会主义之所以囊括那个目标，是因为它给运动注入热情和动力，比如14岁时加人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 Julius Braunthal)，就是“为了革命”而来的。但是对革命更感兴趣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确信自己有管理社会的能力。P399

对修正主义的辩论持续了3天，50名演讲者参与其中。罗莎，卢森堡带领的集团要求把伯恩施坦驱逐出去。  她 1870 年出生于波兰，是犹太木材商的女儿，长得并不好看，但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她有些跛脚，肩膀残疾，但智力超群，声音洪亮清晰，一直带着波兰口音。她是个令人生畏的演说家，她的雄辩有一次竟让一名安插在集会里的督察忘记自己的官方职位，大声鼓起掌来。  罗莎给他写了张纸条，说：“很遗憾，像您这样通晓事理的人会当警察，但是如果警察中缺少您这样通人情的榜样，那就更遗憾了。下次别再鼓掌。，，P420

1905 年，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事件——革命，突然在错误的国家，以错误的方式爆发。  马克思预言，崩溃只能发生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但俄国没有到达那个阶段。造反的也不是有阶级意识的、有条不紊的无产者，而是一群恼火的人。革命失败时，没有人感到惊讶，实际上，这一事件对社会主义运动几乎没什么影响，这才是最不同寻常的情况。P424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仍然毫不动摇地预测，战争到来时，世界的工人会“揭竿而起”。  在这一点上，它和那个时代用多情的服饰装扮现实的倾向不谋而合。  当时有的医生、作家、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开始不带幻想地观察人类了，但这些人是超前的，是像魏德金一样的“黑预言家”，不能代表当时的公众。公众更喜欢玫瑰色的乐观看法：布格罗 o式的珍珠般的美好裸体，吉布森女孩 e那种难以置信的俊美——那是从未出现在土地或海洋上的事物。社会主义者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抱有同样的看法。P441

众所周知，巴尔干地区是俄国和奥地利利益冲突的场所，也是欧洲的火药桶。1912 年 10月，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在俄国的鼓励下，向土耳其宣战，看来可怕的时刻已经来临。  托洛茨基在贝尔格莱德看到塞尔维亚第十八步兵团身着新的卡其色军装向战场进发。他们穿着皮凉鞋，帽子上别着绿色的枝条，看上去是“注定要牺牲的人”。没有什么比这些绿枝条和皮凉鞋更让托洛茨基深刻认识到战争的意义。“我被一种历史的悲剧感占据，面对命运我无能为力，只能同情蝗虫一般的人类。”P443

饶勒斯之死的消息在周六见报，8月1日。  当天下午，德国和法国发出了动员令。夜晚到来之前，预备役军人手捧花束，向火车站行进，平民在街边招手欢呼。每个国家都同样热情、激动。8月3日，德国社会党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是否支持战时公债。就在几天之前，《前进报》还在嘲笑防止战争的虚伪借口。但现在，政府在讨论俄国的威胁和法国的挑衅。伯恩施坦，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者，向他们保证，政府计划为社会主义者修建一座“金色桥梁”，证据是外交部为饶勒斯之死公开表示哀悼，承认这对于社会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111 位社会党议员中只有14 位，包括哈斯、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弗兰兹。梅林，投了反对票，但这14个人也严格服从多数的意见。次日，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党派一起，在国民议会全票通过了战时公廊。

德皇宣布：“从此以后，我不认党派，只认德国人。”在法国，议长德夏内尔(M. Deschanel)面对起立的议会成员，宣读了为饶勒斯而写的悼词，“这里再没有敌人，只有法国人”，他说。两个议会里都没有社会党人对这个头等忠诚的声明表示质疑。  法国全国总工会的领袖莱昂，儒奥宣称：“我以工团组织的名义，以所有加入军队的工人，以及明天加入的人——也包括我在内——的名义宣布，我们自愿前往战场，击退侵略者。”8月尚未结束，王德威尔得就进入了比利时的战时临时政府，盖德则以法国“神圣工会”领导人的身份进入政府。连盖德都成了部长！这无疑是爱国主义部落式的牵引最有力的见证。

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没有这么严重的民族危难感，基尔，哈迪、拉姆齐。麦克唐纳和几个自由 党人坦率地表示反对战争。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人唱反调了，没有罢工，没有抗议，没有犹豫——他们扛起枪到别国的土地打击同是工人的士兵。  马克思宣称的没有祖国的工人，在战争来临之际，选择了国家，而不是阶级。他们和任何人一样，成了祖国大家庭的一员。  他们的敌对行为本该用来颠覆资本主义，却在外国人身上找到了更好的目标。工人阶级心甘情愿地走向战场，甚至急切地渴望如此，和中产阶级一样，和上层阶级一样，和整个人类一样。

8月4日，饶勒斯下葬的那一天，战争已经全面化。  空中传来了他曾在巴塞尔祈求的钟声——“我召唤生者，我哀悼死者”：—一为他，也为全世界而鸣。P449

附录二Barbara W. Tuchman (豆瓣)

吴砺

202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