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慈济寺间代嗣法碑考略

李国春 · 发表于 2020-6-16 10:54:54

桐城居江淮间，素有“吴头楚尾”之誉，境内文化鼎盛，佛寺星布。在桐城大关镇百岭村龙林组小龙尖山麓、五岭水库南岸，有一奥区，其地方数里，蓊郁秀蔚，当地呼作“菩萨凹”。近年来陆续有墓碑（冢）发现，经初步考证，碑（冢）主人为自乾隆至民国年间古慈济寺数代寺僧。慈济寺，全国分布较广，桐城慈济寺历史悠久，人文厚重，但已销声匿迹多年，不为今人所悉知，据本地文史专家称，“咸丰三年，慈济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光绪九年，僧人于废墟上重建。”[1]有关古慈济寺的兴废继绝，再次进人当地僧俗各界视野，并引起文化学者的极大关注。慈济法嗣碑（冢）的相继发现，为研究慈济寺所属曹洞宗嗣法传衍提供了重要的文物证据，更为桐城乃至安庆地区禅宗发展提供珍贵史料。

（小龙尖山麓菩萨凹摄影吴菲）

一、慈济嗣法间代墓碑（冢）揽胜
新近陆续发现慈济寺8位高僧墓碑（冢）,为间代嗣法碑（冢）。兹作简述如下。
1、慈济第三代嗣法福性、惺禅师碑。墓在龙林村民组路口，碑立墓后，文曰：

皇清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十口口。传曹洞正宗第三十三世上沧、恺下明讳福性之墓。沧公嗣祥咏、孙澄，恺公嗣祥一、孙澄仝立。

此墓葬“沧、恺”二僧。因年久，碑埋土层较深，底部“讳”以下数字不显，仔细辨认似为“福”或“惺”，似是而非。幸第三次现场调查，偶然发现葬于乾隆拾年之曹洞第三十二世开建栖贤第一代火公和尚之墓，碑完好，大致可辨认，立碑者为“徒福性、孙祥一、曾孙澄、珍、侄孙玉、国、咏”。据此可知“祥一”为“福性”之徒，故墓主之一可能是“福性”；再对照道光四年《续修桐城县志》（以下简称《续修县志》），慈济第三代嗣法为惺禅师，是否为墓主之一，存疑，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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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慈济第四代嗣法祥一禅师碑。墓在小龙尖山麓龙林村民组菩萨洼,碑立于墓后。文曰：

乾隆二十六年岁次辛巳季冬吉旦。曹洞三十四世上隐下仙一公和尚之墓。徒澄、珍、孙清贤、曾孙觉裕仝立。

此墓为“祥一”之墓。“澄”“珍”是祥一之徒，墓主一公即祥一。对照《续修县志》，慈济第四代嗣法为禹门禅师，禹门是否就是祥一？存疑，待考。
3、慈济第六代嗣法运禅师碑。墓在小龙尖山麓村民组菩萨洼,碑在今拟建“慈济寺”院内，碑通高120cm宽60cm。文曰：
赐进士出身、诰授中宪大夫、浙江嘉兴府知府、江苏常州府知府、工部水司郎中、军机处行走、丙子科钦命山西乡试正考官、前翰林院庶吉士、加五级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五次咏之徐镛拜题。传洞上正宗三十六世慈济第六代半窗运禅师之墓。嗣法门人祖辉敬立。大清道光六年岁次丙戌孟冬月吉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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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村民及僧人介绍，运、辉、意三禅师共三块碑，早年修建水库时,从山中挖出,移至库坝作涵洞。近年水库加固时淘出，送还拟建的慈济寺院内。碑身硕大完好，字迹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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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慈济第七代嗣法辉禅师。墓在小龙尖山麓村民组菩萨洼,碑在今慈济寺院内。碑通高120cm宽60cm。文曰：

大清咸丰二年岁次壬子季冬月吉旦。传洞上正宗三十七世慈济第七代自明辉禅师之墓。嗣法门人祢法敬立。

5、慈济第八代嗣法道严法禅师碑。墓在菩萨洼，碑立墓后完好，文曰：
大清同治拾三年季春。酉山卯向。传洞上正宗三十八世慈济第八代道严法禅师之墓。附葬本寺堂主岫云真大师。嗣法门人广然、堂主授剃徒觉华口口。

6、慈济第九代嗣法意禅师碑。碑存今歧岭村香露庵，墓失考。碑通高122cm，宽58.5 cm，文曰：

皇清道光十六年岁次丙申秋月口吉旦。乾山巽向。传曹洞正宗三十九世龙门堂上上真下如意禅师墓。嗣法门人定孔、剃度徒子绍峰仝立。

7、慈济第十代嗣法觉禅师碑。有墓，在小龙尖山麓菩萨洼，碑立于墓后。文曰：
民国五年岁次丙辰季春月。庚山。曹洞正宗第四十世慈济寺第十代镜庵觉禅师之墓。嗣法门人昌敬立。

此墓及碑是迄今发现年代最近的一块碑。此碑的发现，证明曹洞宗在民国初年仍活跃在桐城禅林，为今人研究民国安庆佛教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十代高僧中，开山一代万清、第二代世惺、第五代越阆墓冢（碑）目前尚未发现。
8、开建栖贤第一代上知下非火公和尚碑。有墓，在菩萨凹桃林中。
第一次因公偶见“栖贤寺口”残断石额一块，先是无从辨认，不知源于何处；2020年6月6日第三次谒访拟建的新慈济寺，由村民钱海鳌、钱都年二位老者引路，深入菩萨凹一带寻访，无意中发现栖贤寺第一代住持火禅师的碑（冢），文曰：
皇清乾隆拾年岁次乙丑仲春。曹洞第三十二世开建栖贤第一代上知下非火公和尚（之墓？）。徒福性、孙祥一、曾孙澄、珍、侄孙玉、国、咏，（以下数字无法辨认）。

此碑墓主“火”公，有学者指出非“火”，似行楷“久”。存疑。
此碑发现，为考稽慈济一至十代嗣法关系双墓主身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佐证。据龙林村民组老一辈介绍，该地曾建有“栖贤寺”。囿于史料，到目前为止，传说中“栖贤寺”建、毁时间及寺院位置尚不清楚，栖贤寺与慈济寺有何联系也一无所知。高僧火公墓冢及碑的发现，证明小龙尖下确实有栖贤寺，且同属曹洞支下，但两庙究竟是何关系，栖贤长老与万清之间法嗣关系，均待考。
当代学者桐城汪茂荣先生对上述八块僧人碑进行了考辨，认为：“推测所发现各碑自运禅师以下，均有“慈济第某代”字样，且与县志记载吻合，而曹洞三十三世福性碑、三十四世祥一碑、三十九世意禅师碑并未有此字样，县志亦无记载，火公碑并同，且福性为火公嗣法。既如此，火公、福性、祥一是否为栖贤寺的历代高僧？而与慈济寺无关？”此一疑问提出，不无道理，期冀有学者作进一步考证，或有新的发现。

二、慈济寺的前世因缘 慈济寺虽建于清中期，但历史文化渊源颇深。欲了解这些墓碑的时代背景以及墓主的嗣法关系，必须溯其源头，方可明了。
慈济寺为清代禅宗曹洞一宗在桐城禅林中道复振的重要道场之一。欲了解古慈济寺的来历，不能不对禅宗之曹洞宗历史文化背景作以赘述。
何谓禅？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说：
“禅，本来不限于达摩所传的。重于内心的持行，为修道主要内容的，就是禅（慧）。从事禅的修持，而求有所体验，无论进修的程度如何，总是受到尊崇的。”[2]

这是对广义上“禅”的见解，不是禅宗。唐张说《大通禅师碑》说：“菩提达摩天竺东来，以法传慧可，慧可传僧粲，僧粲传道信，道信传弘忍，继明重迹，相承五光。”[3]所谓的“五光”盖指初祖至五祖。中国禅宗自初祖达摩传至六祖慧能，开始发扬光大。《六祖坛经·嘱咐品第十》记六祖一日召门人法海等十人说：& N5 z1 `2 x; m7 W, l% W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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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为汝等信根淳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摩大师，付授偈意，衣不合传。偈曰：“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4] “一花五叶”，指慧能以下，禅宗分为沩仰、临济、曹洞、法眼、云门五派。[5]曹洞一宗，系出青原行思门下，其法嗣为：六祖—青原行思—石头希迁（青原下一世）—药山惟俨(二世)—云岩昙晟(三世)—洞山良价(四世)—曹山本寂（五世）。洞山良价与其徒曹山本寂创立曹洞。

唐末投子寺（胜因寺）与清乾隆初复建的慈济寺，系同出禅宗青原一脉。投子大同禅师与洞山良价同是青原下四世，其世系为：六祖—青原行思—石头希迁—丹霞天然—翠微无学—投子大同。大同禅师居投子时，曹洞宗尚未发扬，而曹洞宗传至六世“大阳警元几绝”，“大阳警元”即“大阳警玄”，此话据志载为乾隆帝所说，故“玄”避康熙帝玄烨名讳。义青为大阳警玄的法嗣，其世系为：洞山良价（青原下四世、曹洞一世）—曹山本寂（二世）—云居道膺（二世）—同安丕（三世）—同安志（四世）—梁山缘观（五世）—大阳警玄（六世）—投子义青（七世）。曹洞宗衰微近700年，桐城投子山一支“得投子义青出而振之”，嗣后复衰，及至嘉靖寺毁。待沉寂200余年后，于乾隆元年（1763）又由万清禅师复兴。
再说慈济寺与江北名山投子禅寺之关系。明代顺天六年《安庆郡志》载：

投子寺，去县北三里，旧名投子山胜因禅寺，唐大同禅师开山。洪武二十六年僧如一庵重创。[6]

宋代普济《五灯会元》也记载了投子大同和尚建寺经过：

“舒州投子山大同禅师，本州怀宁刘氏子。幼岁依洛下保唐满禅师出家。初习安般观，次阅华严教，发明性海。复谒京兆府翠微无学禅师，顿悟宗旨。由是放意周游，后旋故土，隐投子山，结茅而居。”[7]

大同禅师是禅宗六祖慧能下五世、青原下四世，为投子山禅宗道场的开山之祖，也是佛教禅宗文化较早传入桐城者之一。《续修县志》记载更具体，大同禅师“咸通间参翠微禅师，归，居投子寺。”翠微是京兆府人，世称“无学禅师”，系青原下三世。“咸通”是唐懿宗年号（860-874），沿用了十五年，大同禅师于咸通间从翠微处学成归投子山，结庐创寺，应在这十五年间，故胜因寺初创时间大约在唐末咸通年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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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禅师谥‘慈济大师’，其后有数位大德住投子山，有文字记载的，唐代有感温禅师，传大同衣钵，后来法嗣失考。[9]到宋代有义青禅师复兴投子道场：
“义青禅师，青社人。七龄颖异，去妙相寺出家，十五持《法华经》得度为大僧。……住投子山，道望日隆。……元丰六年五月四日，遂泊然而化，塔于寺之西北三峰庵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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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子山成为江北重要禅宗文化传播地，引来不少大德卓锡于此，诸大德学汇四海，宗派各异，多出青原支下。兹集《高僧传》《祖堂集》《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五灯会元》《正续指月录》等禅宗灯录类典籍记载，将唐、宋时期住投子山僧人大致脉络抄录如下：

六祖大鉴禅师法嗣（一）投子大同禅师，有青原下第三、四、五世三种记载：1、曹溪五代法孙；[11]2、吉州青原山行思禅师第四世[12]；3、青原下第五世。[13]4、青原下三世。[14]
（二）投子感温禅师。青原下五世，投子同禅师法嗣。[15]
大宋玉音及未详法嗣（三）投子通禅师。青原下七世。[16]
曹洞宗（四）投子山义青禅师。有三种记载：1、青原第十世，洞山六世；[17]2、青原下第十一世，郢州大阳警延禅师法嗣；[18]3、青原下十世。[19]
（五）投子道宣禅师。有两种记载：1、青原下十四世；[20]2、六祖下第十五世(天衣聪嗣)。[21]
临济宗（六）投子圆修禅师。南岳下十世[22]

（七）舒州投子楚山幻叟荆璧绍琦禅师。六祖下二十七世[23]（景泰五年迁投子，成化九年示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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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门宗（八）投子法宗道者。青原下十世下；[24]第十一世。[25]
（九）舒州投子山法宗道者。庐陵清原山行思禅师第十一世。[26]
（十）投子修颙禅师。青原下十二世。[27]
（十一）投子证悟禅师。十三世
（十二）舒州投子山胜因禅院普聪禅师。庐陵清原山行思神师第十三世。[28]
可见投子山自唐末至北宋近三百年间禅林之盛象，“淄流佛刹，黄冠云居，其历时旷远者，亦每多胜概。”[29]。
投子寺自晚唐开创，弘法600余年，于明嘉靖年间毁废。康熙《桐城县志》载：
胜因寺，在投子山，唐大同禅师开山。……。嘉靖年间奉旨废之。[30]
“胜因寺”即指投子寺。《续修县志》亦记载：
胜因寺，一名投子寺，在投子山。……嘉靖间废。
桐城坊间对投子山禅院奉旨废毁有许多传说，有世族毁寺营圹说；有风水窒碍县治说，皆不足为据。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云：“自明以后佛教渐衰。”“世宗即位，极嫌弃佛教，溺于道教……。当其即位之初，先毁宫中佛像，凡百九十年座；更用赵璜之言一夜命破坏京师寺院，悉除禁中佛殿。……力排佛教。”[31]蒋氏所言当时朝廷实行排佛的政策，或许是投子奉旨废寺的真正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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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子禅寺自明嘉靖年间奉敕毁废后，时隔约两百年，于清乾隆元年又奉旨复建，寺址却选在去投子山东北数十里外的周婆岗南，易名为“慈济寺”：
慈济寺，投子山胜因寺废，乾隆元年移建于周婆岗南，以慈济禅师取名，今为皖北丛林。[32]
有关古慈济寺建立的经过，以及首任住持万清的生平，《续修县志》有详细记载，兹抄录原文如下：
万清，字侣石，号山夫。楚州唐氏子，母方妊时，梦老僧庞眉皓首，执杖入其室，遂诞僧焉。龆龀中，闻持大悲咒者辄喜，年二十出家，礼洪福寺隐知和尚，得度，寻诣华山受具，遍参诸方，归觐洪福，众请继隐知席，行般舟三昧九十日。康熙四十四年，圣祖仁皇帝南巡，万清至漕河接驾奏对称旨，御书“诞登寺”额赐之。雍正十一年，世宗宪皇帝特召入都，与论洞下宗旨。又问曰：“朕阅灯录，汝宗至大阳警元几绝，得投子义青出而振之，未审投子道场隆替何似？”僧以被毁据实奏之。上谕：“朕为汝重建投子，汝即中兴其道，而为开山一代。”寻赐紫衣盂杖，命住钟山之灵谷。

乾隆元年，投子庙工告竣，复奉高宗纯皇帝谕旨：寺名著用“慈济”，即令万清为新刹住持。[33]

古慈济寺与古投子寺（胜因寺）虽前后相隔近九百年，座落位置移建于数十里外，但二者间颇具因缘：一是投子寺废后而慈济复兴，特别是由朝廷敕赐易地重建新寺于周婆岗南，寺名用了投子大同禅师的谥号“慈济”；二是慈济寺建成后，万清禅师虽为新寺首任住持，但曹洞法嗣一脉相承，且由万青中兴其道，曹洞一宗在桐城衰而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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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清以后，古慈济寺一代至六代法嗣相承不歇，《续修县志》有载，详略不一，分别是万清、原慎、世惺、禹门、越阆、昌运。志[34]载万清以后：
嗣法源慎，字竺峰，精内典，工吟咏，尤工小行草。
又云：世惺，字憨幢，芜湖毛氏子，幼读书，目十行下。年十六弃家游方外，首参天涛和尚于润州之金山，继谒鹤林之彻机、五州山之远林，皆不契。闻投子竺峰法力宏远，兼通儒释，往参焉。皈依顶礼，遂受衣钵。寺中殿宇，再经修葺。闽督玉达斋制军官皖臬时，捐金建藏经阁。世惺即于阁西祀制军遗像，以志不忘。世惺博雅，工吟咏，能读奇书，识奇字，书法闲逸。著有《耦松存稿》。
又云：法嗣禹门，再传越阆，越阆传昌运。昌运，字半窗，精禅理，兼通翰墨。
运禅师以后嗣法传承，未知宗内有否文字记载？爬梳相关史料，均未发现，盖因晚清以后，禅宗不兴，战乱频仍，寺庙毁废十之八九，灯录不再传衍，殊为可惜。

三、墓碑（冢）发现之意义

上述八位高僧墓碑（冢）的发现，对桐城佛教文化研究具有史学意义；对桐城地域文化研究亦颇具价值。
首先，较为系统地理清了自万清以下至民国初年慈济寺十一代嗣法源流。: x N) ?+ V6 Y' L2 a4 S

以上八块碑，将乾隆元年（1736）至民国五年（1916）180年间，慈济寺从开山祖师万清，到第十代觉禅师圆寂、“嗣法门人昌”立墓，共十一代法嗣一脉贯串。这些高僧长眠于小龙尖山麓，随着宝寺毁废，早已无人知晓，幸赖近年来有诚心礼佛的僧、众发现并保护，才重现了这一段历史。《续修县志》记载了慈济寺一世以下六代住持，早已成为史料。这些墓碑（冢）的发现，一部分与县志记载大致吻合，可贵的是现在又增加了慈济第七代至十一代以及栖贤寺第一代高僧的碑（冢），而栖贤寺与慈济僧人关系又非常紧密。如此，则自乾隆元年（1736）至民国五年（1916）在桐城境内传衍近二百年的慈济第一代至第十一代嗣法就有据可考了。虽然万清及其嗣法源慎法师墓冢尚未发现，但《续修县志》已有清楚记载：慈济第二代法嗣字竺峰，应该称峰禅师，其“精内典，工吟咏，尤工小行草”连禅师的修为与才艺都交代清楚了。第三代“惺”禅师墓碑发现，与志载一致，其上承源慎，下接运禅师，衔接了第二代法嗣的脉络，为今人考证桐城佛教史提供了文物证据。

县志未载明万青以下青原世系。乾隆元年至道光六年的90年间，万清以下六代法嗣相继住持于慈济寺，按传衍嗣法，万清为慈济寺第一代，近来发现慈济僧人墓碑得知其为曹洞第三十三世。推测，万清与源慎、世惺三位禅师生活在清康、雍、乾时代，世惺马鬣封于乾隆三十七年（1762）。若以青原下十世、曹洞第七世义青禅师活动的时间为中心，义青禅师“熙宁六年还龙舒，……又八年住投子山”，熙宁六年（1073）又过八年即元丰四年（1081），上溯大同禅师咸通元年（860）居投子，相距约221年，下接万清禅师乾隆元年（1763）住慈济，世惺禅师遥距义青禅师近700余年。大同禅师为青原四世；义青禅师为青原十世、曹洞七世，则万青禅师为曹洞三十三世、青原三十六世，世系吻合。类推民国初年慈济第十代觉禅师乃青源四十五世。此为了解慈济僧人近世青原法嗣有重要资料价值。
其二，进一步证实清初期至民国初年近两个世纪曹洞宗在桐城一支的传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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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蒋维乔《中国佛教史》说：“自武宗会昌之法难，继以五代之战乱，佛教之气运大衰。宋兴，佛教前途欣欣向荣，如春花之怒发。……。所建寺院颇多。”[35]此说为桐城境内建于宋时的众多寺庵所证明。明弘治三年《桐城县志》载，境内有寺庵40余座[36]，大多建于宋代；《续修县志》亦载有近40座[37]，亦多建于宋代。蒋氏说，宋徽宗时稍稍排佛，但“宋元明三朝，禅宗在国中最占势力。”[38]又说，“自明以后佛教渐衰。”[39]桐城投子胜因寺“奉旨废”恰好证明了这种说法。进入清初期，“顺治、雍正二帝之参禅；乾隆帝之翻译经典，则于固有佛教关系至深，可谓清代佛教之全盛时期。”此说盖为乾隆敕建慈济寺的时代背景。但到了“嘉庆以后，国势凌替，佛教亦随之衰颓。光绪年间，研究佛学之风亦勃然兴起。”“民国以来，战乱不息，人心觉悟，研究佛教者乃不期而同。”[40]这也许是此一时期桐城一县，庙宇颓废，史料稀缺的原因。

援引蒋氏的推论，旨在说明桐城佛教与天下丛林共兴衰，王好之则兴，王恶之则衰。到改革开放前，桐城庙宇经历次毁废，幸存者不及十之二三，更无灯录赓传。而这些碑（冢）的发现，证明桐城境内曹洞一宗，自清初至民国初年慈济寺十代嗣法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即使慈济寺罹遭咸丰兵燹，但禅灯不熄。此当引起研究佛教文化方面的学者关注。

其三，进一步了解曹洞禅师之间以及与桐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交往。2 ]: I I k4 E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近发现墓碑中，曹洞正宗三十六世、慈济第六代半窗运禅师墓碑由桐城徐镛题写。徐镛，嘉庆十四（1809）年中进士，诰授中宪大夫、浙江嘉兴府知府、江苏常州府知府、工部水司郎中、军机处行走、丙子科钦命山西布政使乡试正考官、前翰林院庶吉士，加五级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五次，终太仆卿。徐镛“字咏之，善草、隶，能左手书”，[41]有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学养。而“昌运，字半窗，精禅理，兼通翰墨”，堪为慈济历代大德中文学与禅理俱通的一位高僧。徐镛与半窗同好书法，两人平素肯定交往颇多。徐镛归隐龙眠，半窗圆寂，其为运禅师题写墓碑理所当然。惜道光间《桐旧集》《古桐乡诗选》两部诗集均未见半窗的雅什，盖诗作不多耳。

徐璈《桐旧集》共收录明天顺至清嘉庆300余年间23位衲子诗作，而慈济僧人万清、源慎、世惺三代禅师的诗作幸被收录。《桐旧集》收录万清古、近体共十首，多为与同道酬和之作，如《毗陵夜泊同岳宗和尚之越中访姚观察息园》《怀岳宗和尚》《寄怀安国应山和尚》《赠别雪鸿和尚》《寄怀理安迦陵和尚》等。其《赠别雪鸿和尚》[42]诗有清唳之声：“一杖袁江送远游，黄花满地又残秋。孤鸿不忍听天上，衰柳何堪折渡头。北道寒生难策蹇，西风浪少易乘舟。此行紧闭篷窗卧，莫管清流与浊流。”可见一代高僧超逸之意态。

慈济寺第二代方丈源慎，《桐旧集》有源慎小传：“字竺峰，号荎村，口口人，乾隆间主投子慈济寺，有《荎村集》”后附桐城光栗原语：“万清嗣法有源慎，号竺峰者，能诗，不堕绮语，有寒、拾风，异于他诗，僧资以悦世者。”[43]光栗原，名聪谐，又字律原。学问淹博。官至甘肃布政使，与桐城派作家姚莹、刘开及同邑徐璈、姚元之、柬之昆仲等文士同气相求，慈济源慎与光氏相往还，一定与其他文士也有交谊。《桐旧集》成，光布政为慈济源慎诗写评语，称其诗“不堕绮语，有寒、拾风，异于他诗”，可见的诗，清新明白中含有奥义。
《桐旧集》收录源慎古、近体共十首，多为唱和感和之作，其《深云庵晚眺》[44]七律“瘦藤支入乱峰头，薄暮还登竹里楼。风卷茂林青簌簌，云归深谷碧悠悠。半弯新月潭中见，一片残阳岭外浮。掩却柴门人迹断，猿呼鸟噪转清幽。”有遁世尘外之想。他的《和鹤林胡公用陶诗归园田韵》[45]诗，描述自己于山寺孤独岁月的慨叹与甘于沉寂的林下旨趣：“崇冈置梵刹，四面皆青山，我生四五十，已住八九年”，写住持慈济寺八年，晨钟暮鼓，逍遥于尘垢之外的泊然心态。其“枯坐绝言象，画究庖牺前。铜瓶贮溪水，瓦炉腾篆烟。……盍入寥天一，沦虚归寂然”表达了一代禅师的虚寂禅心。
世惺是字憨幢，芜湖人，乾嘉间主慈济寺，为慈济第三代。《桐旧集》收录世惺古、近体共十三首，亦多酬还寄怀之作。一代文宗姚鼐有《乙卯二月望夜与胡豫生同住憨幢和尚慈济寺观月有咏》[46]诗：夕阴连远麓，风翠敛高岑。新丹吐岩缺，先照寺西林。篮舆转重障，香度碧溪深。春树叶未多，疏影落衣襟。佛宫坐遥夜，妙义托幽寻。上眺层阁辉，下步重阶琳。素魄行无迹，光霁旷来临。本非有择照，安知受者钦。文学俊才笔，禅悦亦所歆。余衰邈违世，慕道恐弗任。非徒遣烦虑，更当遗赏心。圄黎净业就，结习犹讴吟。共会忘言契，何嫌金玉音。惜抱先生生交游甚广，与衲子交往亦不在少数。这首诗作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十五日，诗题曰“观月有咏”，表达对禅悦宗风钦佩之意，同时对于了解桐城诗文风格以及桐城派与禅宗文化之互动影响亦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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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璈《桐旧集》收录诗人迄止道光年，故第四代禹门、五代越阆、六代昌运未见有诗作存世，期待今后有新的发现。

笔者向无宗教信仰，仅于宗教基本知识有过初浅阅读。近闻慈济寺发现文物，喜出望外，遂三赴故址，亲睹墓碣，考察辨认，又据志书辑录缀连，草成拙文。至于民国以后洞下一宗，法嗣失考，大德“游化为务，不测所终”[47]，俟因缘聚合，或能进一步发现，期待来者补正。文中舛误在所难免，希冀通识之士予以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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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为作者，在菩萨凹作田野调查）

（本文图片提供者: 吴菲，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桐城市摄影家协会主席）

李国春 · 发表于 2020-6-16 10:56:02

参考文献

1.摘引自张泽国《大唐佛教禅林投子寺盛衰考》

2.释顺印《中国禅宗史》第38页。中华书局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3.释顺印《中国禅宗史》第186页。中华书局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4.《六祖坛经》第290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北京第1版

5.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第372页。团结出版社，2009年6月第2次印刷

6.明•天顺《直隶安庆郡志》卷之八第205页。黄山书社2011年2月第1版

7.宋•普济《五灯会元》卷第五第二九七页。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1版

8.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第四，第一0六页。黄山书社2018年4月第1版

9.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第四，第一0六页。黄山书社2018年4月第1版

10.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康熙《桐城县志》卷一第20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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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宋•道元辑《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五第425页。海南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13.宋•悟明《联灯会要》卷第二十一第633页。海南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14.宋•普济《五灯会元》上册卷第五第二九七。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1版

15.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册卷第六第三二七页。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1版

16.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册卷第六第三五八页。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1版

17.宋•正受辑《嘉泰普灯录》卷第二第51页。海南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18.宋•悟明《联灯会要》卷第二十八第899页。海南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19.宋•普济《五灯会元》下册卷第十四第八七五页。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1版

20.宋•普济《五灯会元》下册卷第十四第九二0页。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1版

21.明•瞿汝稷集《指月录》卷之二十九第1132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22.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册卷第十二第一0一九页。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1版

23.清•聂先编撰《续指月录》卷十一第1687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24.宋•普济《五灯会元》下册卷第十六第一0一九页。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1版

25.宋•悟明辑《联灯会要》卷第二十九第899页。海南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26.宋•惟白辑《建中靖国续灯录》卷第五•对机门第140页。海南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27.宋•普济《五灯会元》下册卷第十六第一0六二页。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1版

28.宋•惟白辑《建中靖国续灯录》卷第十六第468页。海南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29.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康熙《桐城县志》卷一，第20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30.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康熙《桐城县志》卷一第20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31.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第262-263页。团结出版社，2009年6月第2次印刷

32.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第四，第一0六页。黄山书社2018年4月第1版

33.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第四，第一0六页。黄山书社2018年4月第1版

34.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第四，第一0六页。黄山书社2018年4月第1版

35.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第253页。团结出版社，2009年6月第2次印刷

36.明弘治三年《桐城县志》卷之二第一0六五—一0六八页。黄山书社2018年4月第1版

37.道光七年《续修桐城县志》卷第四第一0五—一一0页。黄山书社2018年4月第1版

38.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第262页。团结出版社，2009年6月第2次印刷

39.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第263页。团结出版社，2009年6月第2次印刷

40.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第323页。团结出版社，2009年6月第2次印刷

41.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第410页。黄山书社1990年2月第1版

42.清•徐璈《桐旧集》卷四十二第十九页。丁卯九月用原刻本影印本

43.清•徐璈《桐旧集》卷四十二第二十页。丁卯九月用原刻本影印本

44.清•徐璈《桐旧集》卷四十二第二十一页。丁卯九月用原刻本影印本

45.清•徐璈《桐旧集》卷四十二第二十页。丁卯九月用原刻本影印本

46.《惜抱轩诗集训纂》卷四第二一七页。黄山书社2001年10月第1版

47.《续高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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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史] 桐城慈济寺间代嗣法碑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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