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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得太早的人
——观看《百家讲坛·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
一
今晨， 院墙外传来布谷鸟的鸣叫。 若在唐宋， 这声音早被诗人记入千年不朽的篇章。
我坐下，准备看 王安石四讲。 文字—— 文明赐予人类的魔法， 让千年前的灵魂再度苏醒， 思与想，俱在其中。
“午枕觉得闻语鸟。” 王安石也听过鸟鸣， 只是那是午后， 而我，在清晨醒来。
他年少中第，名列第四， 却执意下乡，五任基层官， 十八年走在泥土与百姓之间， 只为了解这片土地。
回到京城，他写下《万言书》。 我第一次知道， 宋朝时，除了诗， 其余皆称为“散文”。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 谥号“仁”—— 真正的贤君。
电视讲得真好， 比翻厚书轻松太多。 那些八大家的传记， 读起来像是 一只小虫子跌进稻草堆—— 太深、太密，找不到出口。
而电视讲述， 仿佛乘坐直升机， 掠过一生的丘陵与林地， 画面清晰，风声在耳。
年少的神宗登基时， 赏金都已发不出来。 他急于改革， 仁宗留下的军队—— 一百二十六万， 几乎吃空了国库。
王安石的《万言书》， 梁启超称它为秦汉之后第一文。 他越次上殿，递交奏章—— “越次入对”。
“变法”—— 一个我见得太多的词， 在书页中早已泛滥成疲惫， 总与“朋党”“失败”挂钩， 成了文人内斗的同义词。
宋朝， 其实被后人误读。 《水浒传》—— 明代人写宋，隔了两朝， 戏说成分，远超史实。 民间俗语说得好： “假真真、戏假戏，评书也不过是一声屁。”
真实的宋， 是文人可以做人样的朝代， 是皇帝与民同乐的黄金岁月。
960年，北宋建国。 1098年，王安石再度被召见。 他提出“择术为先”， 构想百年之策。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我第一次听说这篇文章。 也第一次觉得， 若想写散文， 应当了解“八大家”的轮廓。
古文，我曾怕过， 像走进古墓的甬道， 刚探头，便慌忙逃出。
“熙临变法”—— 他与司马光是朋友， 理念却南辕北辙。 一主张理财，一主张节俭； 一要立法，一信人治； 从理念之争， 发展成“义利之辩”， 最后， 变成了意气之争。
我依然不会去翻《古文观止》， 我背过的十来篇， 如今看来， 已经足够。
“拗相公”，“司马牛”， 1073年大旱， 流民图与天灾的记忆…… 许多事， 我今日第一次听说。
他主动辞相， 复出，再辞。 同年，丧子。 一生奔走， 只为改革这山河。
千年史书，多给他差评， 可他的改革， 事实上达成了目标。 “天未明，而他起得太早。”
史家多贬他， 但他的文章—— 却无人不敬。 “经世致用”， 是他的信念。
“青苗法”被攻击最多， 但他意在救贫。
柳宗元写的是“重现之景”， 王安石写的却是“心中之景”。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句钩起我大学时的回忆， 将我拉回那个 江水如练、山峰如簇的宋代傍晚： 归帆残阳，西风酒旗， 云淡星起，白鹭飞升…… 笔难尽意。
我已看过四大家的简介。 第一次， 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鲜活， 看到了生命的逝去与延续。
北宋的“党争”？ 更像是现代“轮流执政”。 有贬谪， 却无流血。 这正是宋的伟大—— 而非她的耻辱。
我忽然问自己： 我，是否还有机会， 写出哪怕一两篇 能被人记住的文字？ 一个中学生的问题…… 但今天， 我仿佛又成了那个中学生， 再次， 与古文照面而立……
二
他起得太早—— 不只是早于黎明， 也是早于时代。
一个走在历史前方的人， 十八年不在朝堂， 只在田间， 在风吹麦浪与百姓呻吟之间—— 听旱与涝的语言， 听沉默中藏着的请求。
不是为了名， 而是为了理解 这个需要修补的国家。
那一年， 新帝登基，国库空虚。 他走进宫廷， 没有献媚之词， 而是一场风暴—— 《万言书》， 每一个字， 都沉甸如山， 压在旧制之上。
他们称之为“新法”， 贫者有了贷种的钱， 孩童有了读书的屋檐， 兵不再由豪强私募， 而由国家征召。
然而—— 他未曾赢得众望。 司马光站在另一边， 朝堂如镜， 裂为前路与旧路的映照。
不是背叛， 不是动乱， 只是思想在冲突， 墨水里的争执， 贬谪中的坚持。 这就是宋—— 一个可以激辩， 却不轻易流血的时代。
他们骂他傲慢， 骂他偏执。 可如今， 千年之后， 我们看到一个人， 曾试图将制度 种进干裂的土地， 哪怕根须无处扎稳。
他写文章， 就像他改革一样—— 不是描绘风景， 而是反观旅途。 《游褒禅山记》， 不是游记， 是一次灵魂的盘点。
千年过去， 他的政策已湮没， 但他的文章仍在—— 锋利、 清晰， 如同天色微明之时 世人尚未醒来的那道光。
这部片告诉我们： 伟大， 不总是被掌声包围。 改革者常常失败， 但失败得 有尊严， 有美。
而在失败之中， 仍有希望的轮廓， 隐约存在。
附：
吴砺 20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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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4-5 12: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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