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杨永直

嬉子之波 · 发表于 2008-8-31 11:20:35

难忘杨永直
2008年8月31日 09:44

选稿:上官贤来源:东方网作者:蓝瑛邓伟志
　　在纪念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5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深深地怀念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社科院第二任院长杨永直同志。本文第一作者蓝瑛，曾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永直联系理论界的助手。第二作者邓伟志是杨永直任院长时的本科应届毕业生，被杨永直留在社科院继续深造。我们都多次聆听过杨永直的教诲，也分享过他的关爱。

　　非凡的新闻之路

　　大家都知道，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是《解放日报》。杨永直在20世纪50年代曾任解放日报社长、总编。殊不知，延安时期的党中央机关报就叫《解放日报》，而永直同志是参加1941年5月14日由博古主持的《解放日报》创刊会议的七名成员之一。

　　杨永直1936年进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当年就参加民先，随即加入中共，1938年初任复旦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他的公开身份是复旦大学抗战文艺习作会会长，一面写作，一面到工矿企业宣传抗日。为了扩大影响，他聘请胡风、方令孺、章靳以为习作会顾问。校迁重庆后，他同时担任北碚中心区委的负责人。后因身份暴露，川东特委安排杨永直去了延安。博古很看中杨永直的新闻科班出身，邀他一起筹备中央机关报。在此期询，他先后任过解放日报国际部主任、采编部主任。在延安他曾写了篇《反对用党八股反对党八股》，切中时弊，气势恢宏，受上下称赞。

　　在去延安之前，杨永直本名方璞德，是在身份暴露后，由他的姑母、复旦中文系教授方令孺为他改的名字。提起他的姑母，大家想必就能知道杨永直的身世了。杨，安徽桐城人，是清代著名学者、桐城派文学家、理学家方东树、方宗诚的后人。在老一辈共产党人中，不少人参加革命是因为受剥削、受压迫，但杨永直出身文豪世家，兄弟姐妹七人为了追求真理，为了解放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都投身了革命。1947年，在邓拓主持《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的前身工作期间，杨永直与范瑾(“文革”前为北京日报社长)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在1949年3月太原将要解放时，中央任命杨为山西日报社长。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山西日报”四个大字，交杨永直。4月南京解放后，他又任南京《新华日报》总编。1951年起他任《大公报》副社长，党组书记，与王芸生搭档。1956年他在上海市第一次党代会上被选为市委委员，是党内的“一支笔”。

　　陈独秀向他鞠躬

　　陈独秀与方家是世交。晚年穷极潦倒、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在江津连个住处都找不到，寄宿在杨永直的叔父方孝远家中。为此，陈写了首《与孝远兄同寓江津出纸索书辄赋一绝》：“何处乡关感乱离，蜀山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就在陈写这首诗时，尚未称“杨永直”的方璞德适来江津建党，顺道来到叔父家。任过五届中共中央任总书记的陈独秀见了年轻的杨永直立即深深鞠了一躬，道：“方府五少爷．．．．．．”杨永直听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陈独秀呀，陈独秀！你说方是少爷那就是少爷吧！可他此时已是你陈独秀成立的那个党的党员，而你陈独秀此时已不在党内。五少爷这位年轻的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是决不敢把建党的任务向你这位当年的建党领袖透露半句的。至于你说的“性未改”，那要留给后人研讨了。

　　无为而治与有为而治

　　杨永直长期从同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同不同专业、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知识分子打交道。他熟悉知识分子的心，摸得出知识分子跳动着的脉搏。他从不对专家指手划脚。他从1960年初到1964年任上海社科院院长期间，没有整过一个人，没有对一位专家打过棍子。他平心静气，顺其自然。有人说他是“无为而治”，不无道理。“无为而治”，才是大智，也是“大治”。

　　可他又善于“有为而治”。他善于用制度激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表现在他同社科院领导班子一起，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62年元旦颁布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意见五十五条》，简称《五十五条》。

　　《五十五条》写道：“鼓励自由探讨，自由发表意见，允许坚持意见、保留意见，允许批评和反批评”。“不用多数压服少数”，“不要把一般的学术上的不同见解以及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随意引伸为政治问题”。《五十五条》主张：“通过自由争论、科学实践、时间考验，逐步达到明辨是非、繁荣与发展学术的目的”。在《五十五条》里，尽管有“左”的影子，可是在当时形势下能认识到这个份上，实在是难能可贵啊！在贯彻《五十五条》时，我们都亲耳听见专家们发自内心的感佩。

　　院士乎？战士乎？

　　杨永直在社科院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用过院士与战士作比。在“文革”中批他“提倡当院士，反对当战士”;“文革”后，又有人议论他“提倡当战士，反对当院士”。其实呢，都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他的完整意思是：既要当院士，又要当战士。他是依培养目标不同，分别强调一个侧面。他支持一些人走“《资本论》加俄语”的治学之道，要他们不要做李普曼（美国的评论家），要做李约瑟。可是，杨永直来学习室时，因为学习室是培养政论家的，他又说：“你们是写千字文的。”然后，他向上一指，指经济所。“他们是写砖头块的。你们是扛冲锋枪的，他们是拉重炮的，各有各的用处。你们要做李普曼。美国总统怕李普曼，过年要给李普曼拜年”。杨永直在区别对待的同时，也引导院士当战士，引导战士学院士。他要求学习室的人要精读马列经典，背诵古代经典。他要求研究所的人下厂下乡下基层。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回想起杨永直讲当年的这些话，怎么觉得还很鲜活呢？

嬉子之波 · 发表于 2008-8-31 11:37:02

我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日子

杨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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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外的春、夏、秋、冬都是美丽的。我最喜欢陕北的夜和那金色的黎明,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那蓝色夜空点缀着无数的星星,天显得特别的高,空气比滤过的还要新鲜。黑夜里看那群山起伏,如同在深蓝的天幕上勾画出淡淡的影子,像是一幅幅名家的泼墨大写意画,神秘而具魅力。夜是静极了,只有延河的流水在低吟。你侧耳细听,从那
浅灰色的远山上,传来一阵阵悠扬的驼铃声,一队骆驼的影子缓缓地出现在山冈上,又消逝在那遥远的山谷里。突然传来一阵阵狼嗥,那凄厉的吼声,激起群山的回响,就像是敌军飞机,发出的鬼嚎。但令人振奋的是,在山谷两旁的高岗上,到处闪耀着红色灯光,如同天上的繁星悬挂在山腰上,又像是万支火把,将天地照亮。这就是延安窑洞,千千万万孔窑洞,从那里发出了光彩和火热的抗日火花!我在延安生活了七个年头,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深深地融化在我的生命中。

　　1940年我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这是青年干部学习的好地方。这一年我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外古典小说;十月革命前后的俄罗斯文学,我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读过资本论,我还重新阅读了中外历史和许多人物传记。

　　沿山腰用土坯盖了一排平房,我和童大林同志,同住一室,隔壁是许立群、李锐等同志。

　　一天,胡乔木同志来找我,他说中央青委办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开设了一个高级班,想请我去讲“新闻学”。他操着一口江北口音,平顶头,瘦弱,和善,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我们党内有“二乔”一说,南乔,是乔冠华;北乔,是胡乔木,都是著名的才子学者。胡乔木这时是中央青委的宣传部长,是我的上级。

　　让我去讲课,我觉得惶恐。我虽然在复旦大学读过两年“新闻系”,但我主要的精力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没有多少时间专门学习新闻课程。胡乔木同志鼓励我,他说我毕竟是科班出身,这在边区还很难找。我们党要培养新闻工作人才,就要学会写新闻,写通讯,写政论,办报纸,办通讯社,这都很重要。他把任务交给了我,让我一星期后去上课。

　　我只得硬着头皮备课,七天之后我居然讲起新闻学了,学生大概卅余人,似乎还听得津津有味,我不知道他们日后是不是成为新闻记者了。

　　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时,我参加了创刊工作,成为《解放日报》第一批新闻战士。《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14日创刊。出席第一次编辑部会议的有博古、杨松、曹若茗、丁玲、张映吾、我、王揖以及方紫等同志。杨松在会上报告了办报计划并进行了讨论,与会者就创刊中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博古同志围绕《解放日报》的性质和任务,党报工作者的工作态度,编辑业务和报社制度等作了长篇发言。5月15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了《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确立了该报在宣传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解放日报》担负着统一解放区军民的思想、指导工作、进行革命教育的重任。毛泽东同志挥毫题写了报名,亲手为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经过一天试报,5月16日,四开中张两版的《解放日报》正式诞生。

　　从此,我们活跃在延河两岸,边区各县。我常常翻山越岭,背着一条行军毯,一个挎包,一只水壶,不知走过多少深山、河谷、险路、长沟。我学会了在不认识的山坳,没有人迹的黄土高原上寻找驴粪、野兽的脚印来辨认道路。我学会了寻找地形来掩蔽自己躲避塞外的大风沙,我也学会了按照天上的北斗星在夜晚分辨南北方向。我也习惯了在老百姓家里睡滚烫的热炕,学会了用树枝削成的筷子吃荞麦面,我与老乡一起聊天,很有兴趣地吸着他们的旱烟袋。我放下了大学生的架子,不嫌脏、不怕苦,我开始陕北化了。我们与边区的农民打成一片。贫困的陕甘宁边区,贫困的农民,只有共产党才能够与他们同甘共苦。我在党报的工作中,磨炼成长起来。

　　当年报社的社长是博古(秦邦宪)同志,他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苏维埃运动时期他是中共的主要负责人,曾犯过“左”倾路线的错误,但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认识和觉悟。他的检讨和修正错误的决心与行动,中央都是满意的。博古身材修长,戴深度近视眼镜,有学者风度,俄文很好,翻译了不少俄文著作和文章。他的妻子张越霞是女工出身,个子矮小,但很清秀,每周回来与博古共居两间石窑洞,她待人亲切,虽然文化不高,但也是老革命了。我们对她都很尊重。

　　第一任总编辑是杨松,他在报社工作不过一年,得肺病逝世,他临终前拉着我的手道:“永直同志,以后你和大伙要好好干。”他的诚恳感动了我,我流下了热泪。

　　杨松死后不久,我和慕琳的头胎女儿刚刚满月,便因炭火中毒死去。我和好朋友陈绪宗等报社的同志将她埋在清凉山上一棵松树的旁边,也就是杨松的墓侧,清凉山上的青松至今还在,我们女儿的美丽可爱的形象也就与之长伴了!

　　继任的总编辑是余光生同志,是留学美国的,为人活泼,身上颇有点“稚气”,全国解放后曾任铁道部副部长,原来他是在美国学过这一行的。我担任通讯科科长,采访科科长,与郁文,黄钢等人都是同事。不久我又代理采访部部长。不少我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如:穆青、缪海棱、莫艾、林间、曾艾狄,当年都在采访部工作。

　　丁玲是当时《解放日报》文艺部的主编,中等身材,略矮,身躯微胖,年纪卅岁左右,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为人随和,我曾在1935年南京“娃娃桥”我姑母方令孺家见过她。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调到国际部任副部长,吴冷西是部长,他是广东人,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过,为人精明强干,中等身材,戴近视眼镜,对国际问题颇有独到见解,文章也写得很出色,颇受博古重视,全国解放后,吴冷西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新华社社长。我在国际部期间与王揖(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同事。

　　国际部每天深夜灯火(煤油灯)通明。我们五六个人编辑国际版,由新华社收来的电讯稿每人桌上堆积有一尺高,我们就在这浩瀚的电讯中,编写新华社的新闻,撰写政治与军事的评论。我们对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特别是苏军、盟军和日军、德军的军事活动,战场的布局,双方师以上部队的前进和后退都要了解。窑洞壁上,悬挂着大幅中国地图与世界地图,还有军事地图。上边插着红、白两种小旗和画着各种箭头,显示每天敌我双方的战局变化。博古同志、陆定一同志(第三任总编辑)每日黎明到国际部来询问战局和消息,我们如同讲述下棋的双方态势一样,几乎毫无差错地向他们汇报。那时工作效率之高,后来是不多见的。

　　国民党廿万大军紧紧包围着陕甘宁边区,企图使延安变成孤城。延安是穷山沟,困难自然是异常的,我们到延安都是吃小米,地瓜,一个月能吃到一次肉,每次三两片,就算是“打牙祭”了。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同美国之间剑拔弩张,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又过了几年,美军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了,全城一片火海,原子弹的威力被渲染得神奇之至,《解放日报》登了通栏大标题《日军在原子弹的神威的威胁下招架不住了》。原子弹杀伤力量的详细描绘,每天有几万字的报道。我们的思想上产生了原子弹决定一切的观念,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写到:“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逐渐清醒起来。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话,日本鬼子于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延安沸腾起来了,清凉山上、山下人头攥动,万民狂欢,我的妻子不见了,她身系彩带去飞机场扭秧歌去了,我抱着我亲爱的女儿桔子,和报社同志一起站在清凉山之巅高呼:“中国胜利了!”“祖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延河两岸,从早到晚红旗飞舞,灯笼火把将夜晚照耀得如同白昼。

　　博古、陆定一同志喜笑颜开,走进编辑部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工作。并宣布道:“我们坚持八年抗战,我们胜利了,今后枪杆子要闲下来,笔杆子要磨得更尖利了,我国将进入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议会、选举、合法斗争我们要学会,办报是极重要的斗争手段,你们都要有精神准备……”

　　我们沉浸在兴奋的梦幻之中,但和平民主新阶段终于没能实现。在重庆国共两党还在进行和平谈判,美国政府冒充好人进行调停,实际上帮助蒋介石运军火,军队,抢占地盘,一场更激烈的国内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的军队向延安发动了攻势,他们的先头部队离清凉山不过十几里了,我们连夜焚毁文件,埋藏书籍、粮食,坚壁清野,第二天黎明我们随着廖承志同志向瓦窑堡撤退,边行军边编报,桌椅没有了,新华社与我们合在一起办公了,他们翻译电码,我们就席地而坐,在膝头上编报。深夜,我和徐健生(《解放日报》秘书长)每人携带一根铁棍,夜行廿里山路到一山洞里去看排字,看清样。那里有我们隐蔽的印刷厂,天天如此,直到3月27日《解放日报》宣布停刊,后由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代替。

　　清凉山上的老弱妇孺日夜兼程向北疏散,我和妻子告别了。慕琳带着两岁的女儿桔子随着撤退的队伍出发了。桔子和王揖的孩子每人装进一只木板箱,左边一只右边一只,放在骡背上驮着。延安各个机关都编成了大队,顶着呼啸的寒风,踏着碎冰向西北方向撤离。只听见人喊马嘶,一阵阵迷眼的黄土飞扬。我们并不觉得难过,我们知道,从延安撤退是战略上的转移,是准备打大歼灭战。我们不久还要回来的。我对妻子说,许多同志都坚持在这里,中央的报纸不能停,我们到时候会追上大部队,到黄河边上我们再相见。

　　我看着队伍行动了,就像一支铁流一样,坚定而缓慢地向前移动。几天后,我们奉命追赶从延安撤退的队伍,跟随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组向晋察冀集中。我们赶了三天,有时骑马、有时乘卡车、有时徒步在薄冰上行进。在云中山脚下,我们看见了妇女队伍,这是一支世上罕见的红色娘子军。我看见了妻子,她脸色显得红润有精神,我急忙掀开小木板箱内的被子,只见我的小女儿,她小手里捏着一小块饼干,啃得十分香甜呢!她看见我笑了,笑得那么甜、那么美,叫了一声“爸爸”,我几天的疲劳让她一声银铃般的呼喊驱散得无影无踪了。我把她轻轻抱起,奔跑到山坡上振臂高呼“我们一定要回延安的!可爱的延安,我们一定要回来!胡宗南,你等着吧!”

　　同志们和战士们一起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雷鸣般的声音响彻了云中山。

　　杨永直同志(1917～1994),原名方璞德,安徽桐城人,1936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94年4月逝世。本刊特发表此文以志纪念杨永直同志逝世十周年。

《解放日报》 2004年04月27日

嬉子之波 · 发表于 2008-8-31 11:43:04

方琦德、方珂德、方璞德（杨永直）、方绾德、方成德（何钧）、方琼德、方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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