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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沉疴遍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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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7 11:42: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沉疴遍地》(一)



    翻阅《沉疴遍地》/(美)朱特著;杜先菊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3

    这本只有176页、121千字的中译本小册子,使我第一次对二战以后的西方社会进步及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了一点概念。

    我得说,我是对理论及抽象的概念没有什么悟性的人。读这样书,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并没有任何评论的能力。最多是作为门外汉,听别人的高谈阔论后,再摘抄几句。不过,这个小册子,我要抄的内容较多,原因是我的无知。

    昨天晚上,我在哔哩哔哩网站,看了三集介绍爱因斯坦的专题纪录片。我第一次吃惊地发现,我从这记录片中,突然听明白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中为什么会出现时间变慢和空间变短的概念……这是一个学物理的人,用三十多年才明白相对论要说什么……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难怪当年找不到女朋友,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都冤枉……

    奇怪的是这本书写于2010年,从百度上看作者简历也是2010年离世。看了前言,才知这是作者病中口述的著作。

    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乡下的孩子第一次拿了一袋什绵糖,有各种各样的糖果,全是没有吃过的。这对我还算是看过一点杂书的人,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这本书让我了解北欧国家可以实现福利社会一种重要的因素,是人口少,种族单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青年人反抗社会是十分奇怪的事件,是对过去父辈的价值观体系粉碎性的革命,宣布个人主义时代来临。一个时代制定的思想和政策,到了第二代,基础完全变化了,很可能就不适用了。

这本书使我第一次了解二战后西方国家和社会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这薄薄一个小册子,使我对那么复杂西方国家过去六七十年历史进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我第一次了解了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理念和行动。作者对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重新开始全面私有化深怀不满。作者列出了一系列问题,但并没有开出解决方案,只是希望应保持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对广大民众福利上,己经取得的社会进步,不应退步。

作者也指出新技术进步,也带来了社会两极分化加速。

书中有一段这样说:“那些声称是‘制度’出了问题,或者在每个政治过失背后都看见神秘花招的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东西;但是,不同意、回绝和异议的行为,尽管它们推到极端时会非常讨厌,却恰恰是一个开放社会的生命线。我们需要能够把反对主流意见当作美德的人。拥有永久共识的民主国家,不会长期作为民主国家存在下去。P114

这是不是暗示说,美国出现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人,正是美国社会具有强大自我更新的生命活力?

     百度百科介绍:“托尼·朱特(1948——2010),是研究战后欧洲历史最重要的学者。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执教于纽约大学。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研究欧洲问题,世界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经常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等撰稿。他的两部重要作品《责任的重负》和《战后欧洲史》已由新星出版社先后出版。2010年8月6日,托尼·朱特这位人文学术界的‘霍金’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家中去世,享年62岁。”


吴砺

2019.1.12


附《沉疴遍地》摘录:

“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三十 年来,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确实,恰恰是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所唯一幸 存的集体目的意识。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的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一项司法判决成立法行为: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这些问题曾经是根本的政治问题,尽管它们不能轻易回答。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题。

当代生活的物质主义和自私性,并不是人类生存条件中:天然固有的.许多今天看起来“自然”的现象,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 年代:迷恋创造财富,对私有化和私营部门的顶礼膜拜,贫富愈加分化。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这些现象的那些聒噪说辞:对不受约束的市场的毫无批判的崇拜,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对无限增长的幻想。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2008 年的小型崩溃提醒我们,毫无规范的资本主义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它迟早会成为自己走向过分极端的牺 牲品,再次仰仗国家来伸   ,搭救。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收拾一下残局、然后一切照旧,我们在未来的年度里将会遭遇更大的动荡.

但是,我们好像不能想象有什么别的选择。这也是一种新现象。直到最近以来,自由社会的公共生活还一直是在保卫或批评“资本主义”的人们之间辩论的阴 影笼罩下进行的: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往往认同这样那样的“社会主义”。到20世纪70 年代,这场辩论对双方都失去了很多意义,尽譬如此,“左右”之分仍然有它的用处。它提供了一个挂钩,可以在上面悬挂上对当代事务的批判性评论。

从左翼看,马 克思主义对几代年轻人有吸引力,尽管这只不过是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脱离现状的途径。古典保守主义也差不多是这样:对过分仓促的激变的全面厌恶,为那些不愿意放弃天长日久 形成的惯例的人提供了家园。今天,左派右派都失去了落脚点。

三十年来,学生们一直在向我抱怨:“你们当 然容易啦”:你们这一代人有理想,有思想,你们相信某种理念,你们能够变革。“我们”(八0后、九O后和“00后”)却一无所有。从很多方面看,我的学生们是对的。我们确实很容易——就像我们之前的那几代也很容易,至少在这层意义上。一帮年轻人对他们生活的空虚、对他们的世界那种令人沮丧的无目的性表达同样的挫折感,上一轮还是在20世纪20 年代:历史学家们谈及“迷惘的一代”,并不是一种偶 然。

如果今天的年轻人陷 入迷惘,原因并不是因为缺乏目标。和学生或小学生挑起任何话题,都可以引出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串焦虑。事实上,成长中的一代在敏锐地为它即将继承的世界而担忧。但是,伴随着这种担忧的,是一种普 遍的沮丧情绪:“我们”知道有什么不对,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们该相信什么?我们怎么办?

这是对前一个时代的态度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转向。在过去那个自信的激进教条时代,年轻人从来不会觉得举棋不定。60 年代最典型的色调就是那种唯我独尊的信心:我们就是知道如何改正世界。正是这种过分傲慢部分程度上导致了随后的反向反弹;如果左派要收回自己的财富,一定要谦虚行事。无论如何,你必须首先辨别出一个问题,然后才能着手解决它。

这本书是写给大西洋两岸的年轻人的。美国读者可能会因为书里频频提及社会民主主义而感到震惊。在美国,人们不常提及社会民主主义。  当记者和评论家主张用公共资金资助社会目标时,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描述成——他们的批评家也将他们描述成——“自由主义者”。但这样说很含混。  自由主义者是个值得尊敬和尊重的标记,我们应当很自豪地佩戴这个标记。但是,就像一件设计精良的外衣一样,它掩藏的多,揭示的少。

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反对干预他人事务的人:他能够容忍不同的态度和非传统的行为。  自由主义者有史以来 就主张将他人排斥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给个人以最大的生存 空间,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发展。这种态度的极端形式,和自封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汀有关,但这个概念大体上是多余的。大多数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倾向于不干预他人。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某种混合。他们和自由主义者一样致力于文化和宗教宽容。但是,在公共政策上,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为了公 共利益而采取公共行动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社会民主主义者赞成通过累进税来支付个人无法为自己提供的公 共服务和其他社会产品;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会将这种税收和公共福利看作必要的邪恶,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好社会的设想,一开始就给国家和公共部门分派了一个更大的角色,P’4

我们进入了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毫无所知,这个事实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 1914 年,也很少有人预见到了他们的世界的彻底崩溃,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不安全滋生恐惧。而恐惧——对变化的恐惧、对衰退的恐惧、对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正在腐蚀公民社会植根其上的信任和独立.


所有的变化都是有破 坏性的。我们已经看到恐怖主义的幽灵足以使稳定的民主国家陷 入混乱 之中。气候变化将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寻常百姓将会被重新掷回仰仗国家资源的境地。他们会祈望他们的政治领袖和代表们的保护,开放社会将再次被迫自我关闭,为了“安全”而牺牲盲由。人们将不再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两种国家中进行选择。这样,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了。如果我们不思考,别人也会思考。P’7

在周围,我们能够发现,个人财富达到了20世纪初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多余消费品的使用——住房、珠宝、汽车、服饰、技术玩具一在上一代人中大大增加了。在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金融交易取代产品生产和服务业,成为私人财富的来源,歪曲了我们赋予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的价值。富人,和穷人一样,是一直和我们一同存在的。但是,相对于所有其他人,今天他们比我们记忆中的任何时代都更加富有,更加显赫,私人特权容易理解,容易解释。而要揭示我们所陷入的公共泥坑有多深,却是相当困难的,P002

如果大部分成员都贫穷而悲惨,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蒙幸福.——亚当·斯密P002

\在过去这三十年中,我们把这一切都拋弃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所指有所不同。最极端的私人特权和对公共事务的冷淡是在美国和英国:这里是热心于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尽管彼此远隔的国家如新西兰和丹麦、法国和巴西都时不时表现出一些兴趣,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得上英国和美国那样,三十年来一直不变地专心致力于瓦解几十年来的社会立法和经济监督。P003

2005 年,美国21. 2%的国民收入属于仅为1%人的收人。比较而言,1968 年,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挣得的工资和福利,相当于一个普通通用汽车公司雇员的六十六倍。今天,沃尔玛的总裁的收入,是他一个普通雇员工资的九百倍。事实上,沃尔玛创始人一家那一年的收人,据估计(九百亿美元)相当于美国40%最下层人口(一亿两千万人)的总收人,

就收入、财富、保健、教育和生活的机会来说,英国现在也比20世纪20 年代以来更加不平等了。英国的穷孩子比欧盟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1973 年以来,拿回家的薪水中的不平等,在英国也比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增长更大。1977 2007 年之间,英国创造的新工作,要么是在薪阶的最高端,要么是在薪阶的最低端。

后果很明确.代际流动崩溃了: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相比,英国和美国的儿童很难指望在他们所出生的环境基础上有所改善,穷人继续穷下去。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弱势,意味着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机会,和越来越严重的众所周知的抑郁症的症侯:酗酒、肥胖症、赌博和未成年人犯罪。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失去他们本来掌握了的技能,慢慢地变成经济所不需要的赘余。焦虑和压力,更何况疾病和早逝,经常接踵而至。P004

没有人不能习惯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当他看见周圈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些生活条件的时候。——列夫,托尔斯泰:《安坷,卡列尼娜》

在“平等化”的那漫长的几十年中,认为这些进步会长久不衰的观念变成了常识。减少不平等是自我肯定的:我们越平等,我们就相信我们可能变得更平等。反过来说,三十年来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也使尤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相信,不平等是一种生活的自然状态,我们对此无能为力。P011

随后的一百五十年中,变革者们努力消除这些令人屈辱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济贫法》和其他国家与之类似的法案逐渐被取代:提供公共援助成为了一种权利。没有工作的公民不再因为不幸失业而被人认定不该得到公共援助;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境况而得到惩罚,对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地位也不会有隐含的贬损。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中期的福利国家确信:将社会地位定义为经济好运的一项功能,是极端的流氓行为。

维多利亚时代的唯意志论的伦理和惩罚性的资格标准被普遍的社会服务所取代,尽管国与国之间各有区别。不能工作、或者不能找到工作,不再被当成一种耻辱,而是被当作人们偶尔会发生、却完全不是不名誉的,仰仗于自己的同胞的一种状况。需要和权利得到了特别的尊重,失业是品行不端或者努力不够的观念,被人们摒弃了。

今天,我们又重新恢复了那些早期维多利亚前辈们的态度。我们又再次只完全相信刺激、“努力”和奖励——再加上对不够努力的惩罚。听听比尔,克林顿或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解释:给所有需要福利的人提供全面福利是很愚蠢的。如果工人们不绝望,他们干嘛要工作?如果政府付钱让人们闲着,他们还有什么动力去寻找带薪的工作?我们重新回到了强硬的、冷漠的启蒙时代的经济理性,伯纳德。曼德维尔1732 年的论文《蜜蜂寓言》最早、最好地表达了这种理论。在曼德维尔看来,工人们“除了他们的需求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激励他们出力干活,他们的需求可以谨慎地缓解,但要完全满足是很愚蠢的。”托尼·布莱尔都不能说得比这个还好。P015

然后还有文化因素,其中臭名昭著的就是很有美国特色的对中央政府的怀疑。某些特别巨大和多样化的领土单位——比如说,中国,或者巴西——仰仗于一个遥远的国家的权力和指令,而美国,在这个意义上毫无疑义地是18世纪盎格鲁_苏格兰思想的产儿,是建立在中央权威必须从各个方面加以裁剪的前提之下的。《美国人权法》的假定一亦即只要不是明确赋予国家政府的,就被默认为各州的特权——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都被一代一代的定居者和移民们内化成了把华盛顿“挡在我们生活之外的凭据.P018

此外,美国生活中的“公共部门”在很多方面比欧洲相应的公共部门要更成熟、发达、受尊重。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向公众提供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件事,美国比欧洲大部分国家做得更早,做得更好。由赠地学院而组成的加州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密执安大学和其他一些国际知名的大学在美国之外没有类似机构与之匹敌,经常被人低估了的社区学院系统也同样非常独特.

还有,尽管不能维持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系统,美国人不仅用纳税人投资的公路把全国联通起来,而且,恰恰在他们的英国朋友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居然把公共交通以火灾后减价销售的价格扔给私营部门的时候,美国还能在主要城市维持住运行很好的公共交通系统。当然,美国公民仍然不能为他们自己提供哪怕是最起码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但是,这里的“公共”,在国民字典里并不总是一个耻辱的概念.P020

我这里关注的不是这些设想是不是真实。没有人今天能够一本正经地号称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还有任何残留。老一辈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的误区是,它要求一种凡人从来不曾具有的、对现在和未来无所不知的完美知识。他们是对的。但是,看起来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市场理论家:他们也不是无所不知,结果,后来发现他们其实一无所知。P022






吴砺

201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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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砺,桐城人,生于1963年,1979年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7年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学者,其后在硅谷工作。回国后一直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已申请了五百多项国内外专利,并于200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过第一本散文集《西海岸之》。201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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