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下）（五）

吴砺

                       《摩登时代》（下）（五）

因此，戴高乐在1958 年 5月的重新执政不仅在法国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在战后的欧洲史上也是一个分水岭。乍一看，他似乎不是那个推动欧洲经济统一的人，更不像是那个终结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人。但话说回来，戴高乐从来都不是他看上去的那种人。他是现时代聪明绝顶的人物之一，心细如发，妙语连珠，冷嘲热讽起 来让人捉 摸不透。他是一个有战后思维（实际上是未来思维）的战前人物。他是个相信德雷福斯无辜的君主制拥护者。他天生就热爱法兰西帝国和外省法兰西（法国乡村）——事实上，他终结了这二者。

应该掌握的最重要一点是，本质上，戴高乐并不是一个军人，甚至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特殊种类的知识分子，他的整个一生都在思考精神、力量和行动的主题。此外，他有历史学家那种从永恒的角度来观察当前事件的本领。他父亲曾教导他：  “记住拿破仑说的话：  ‘如果皮埃尔。高乃依今天还活着，我会让他成为君王。”，[52]他总是热衷于讨好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因为在法国有那么多被官方归类为知识分子的人： 1954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是110万人以上[53]。1943 年，在阿尔及尔，他赢得了纪德所率领的一个知识分子代表团的青睐，他告诉纪德：“艺术有它的光荣，就像法国有它的光荣一样。”代表团认识到，戴高乐是一个像他们自己一样的知识分子‘“’。在1958 年重新执政之后，他给了安德烈·马尔罗一个杰出的位置，在内阁中，马尔罗 坐在他的右手边，在戴高乐内心感情中他占据的分量超过他的任何一位部长。至于马尔罗，正如加斯东。帕尔维斯基所说的那样，他“进入了戴高乐时代，正如我们所有人一样，就像进入了一个宗教团体”。P850

简言之，在戴高乐治下，法国第一次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走在技术进步和新观念吸收的最前沿。它是1930 年代法国的对立面。这种深刻历史趋势的逆转在历史上非常罕见，尤其是对于一个旧国家来说。它使得戴高乐有资格被认为是当今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当然，这种变化并非没有伴随痛苦、丑恶和震荡，以及抗议（3>但法国人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再一次成为一股生机蓬勃的力量，正如在年轻的路易，  十四或拿破仑一世治下那样，这让他们安心接受了传统乡村法国的毁灭，同样重要的是，让他们更加坚定地同意在一个经济共同体内与阿登纳的德国合作。P855

35 年的时间里，在“铁幕”以西和以南的欧洲，大约3亿人在民主架构之内和法治之下实现了相对富裕，这个过程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过程之一。也可以说是出入意料的，因为它紧跟在欧洲大陆两次险些成功的未遂自杀之后。然而，在这新一轮的稳定和繁荣中，存在一个悖论。1980 年代初，战争结束35 年之后，民主的欧洲尽管有不断积累的财富，但它的安全依然仰赖别人，不仅依赖于大西洋彼岸美国的担保，而且依赖于美国军队事实上的持续存在。这种情况是反常的。美国在1960 年代和1970 年代的历史暗示了它也是危险的。P877

庇隆有很大的个人魅力；说话的声音十分动听；是个夸夸其谈意识形态的天才。他说自己的劳工追随者“衣不遮体”（他们的报酬实际上很高）。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作“正 义主义”，这是一系列后来成为“第三世界”的假“主义”中的第一个。可以说，庇隆不仅是新型拉丁美洲独裁者的典型，而且是后殖民时代非洲和亚洲所有魅力人物的典型。他是江湖骗子式的老式独裁者和万隆那一代新式模特儿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他显示了如何操控数人头式的民主。他没有真材实料。当他在1945 年跟自己在军队中的同僚争吵的时候，他能想到的办法不过是跪地求饶。是他的情妇伊娃·杜阿尔特（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  叫醒了工人们，这才把他放了出来。后来他娶了伊娃，从而跟教会达成了和解。接下来，在阿根廷历史上仅有的3次选举当中，他赢得了一次漂亮的胜利（1945 年 2勿 24曰）。

作为总统，庇隆给出了一个经典的例证，示范了如何以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名义搞垮经济。P884

20世纪最令人郁闷的教训之一是：一旦允许政府扩张，再要缩小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庇隆的遗产被证明比他的夸夸其谈更持久，但他本人已经被证明足够持久了。P885

其中有一位学生枪手正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父亲来自加利西亚，来自一个右翼王室拥护者家庭，像大多数西班牙移民一样，他也痛恨美国。他为联合果品公司工作，自己得到了一座农场，事业兴旺，最终有了1万英亩地和一支500人的劳工队伍。他儿子菲德尔成了一个职业学生政客——他似乎从未想过政客之外的其他任何职业——而且是个富人，得到了奇瓦斯的正统派的支持。根据他自己的供认，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随身带着一支枪[20]。1947 年，卡斯特罗 20岁，他参加了一个“行动小组”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入侵，他们装备着冲锋枪。次年，在泛美会议期间，他卷入了波哥大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据说他帮助组织了这场骚乱，有3000人在骚乱中被杀[21]。同年，他参加了与古巴警察的一场枪战，10天后，他被指控谋杀了体育部长。巴蒂斯塔听说他是个有杰出天分的政治匪徒，便试图把他招募到自己麾下。卡斯特罗因为他所说的“代际原因”而拒绝了。据一位跟他同修法律的学生说，他是个“渴望权力的人，完全不择手段，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任何一个他觉得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有帮助的群体”[22]。他后来声称，他的“使命”是“做个革命者”。总而言之，他有列宁和希特勒那样的强烈欲望：这两股溪流在他的暴力人格中汇合在一起。但是，像庇隆一样，他也仿效西班牙原型法西斯主义者普里莫。德·里维拉来打造自己的政治文体，直至他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P889

在某种意义上，肯尼迪是一个职业运动员，一个宣传家，一个叫卖政治的小贩，而不是一个政治家。5月，他公开宣布美国将实施阿波罗计划，目标是要“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让载人航天器登陆月球。这一计划是典型的1960 年代幻想，带有对财政的蔑视，以及这样一个假设：资源是无限的。阿波罗计划在1963 年着手实施，接下来的10 年里，美国一年要花掉50亿美元在航天上。当然，目标还是实现了。P902

但 20世纪的经验表明，文明强国的自我约束比无用还要糟糕。朋友和敌人同样都把这些约束解释为有罪和缺乏道义自信的证据，而不是人道的证据。尽管有这些约束，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这些约束，约翰逊才输掉了宣传战，不仅在整个西方，而且在尤为要紧的美国.P911

在这一背景下，1960 年代成了整个教育扩张史上最具爆炸性的10 年。在美国，这个过程开始于1944 年的《GI法案》拨发公共经费用于退伍老兵的大学教育，这一政策以1952 年朝鲜战争《GI法案》延续了下来。1968 年的《国防教育法》让联邦教育预算翻了一倍，并第一次使得中央政府成了教育的财政动力。国立学校教师的数量增长了100%。高等教育的发展最为显著，因为如今人们主张，高等教育应该是普遍可用的。一份官方报告认为，  “重要问题一定不是‘应该让谁入学？’而是‘社会本着良知和自利的原则能够把谁排除在外，，’。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公正地”被大学教育所拒绝，除非“他的缺陷如此严重”，以至于“最灵活、最具奉献精神的制度”都帮不了他。这个现象在西方是国际性的。在英国，1963 年的“罗宾斯报告”导致拥有大学的地区数在10 年时间里翻了一倍，计划到 1981 年共招收 200万学生。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德及其他地方也都采用了类似的扩张计划。美国的扩张因为涉及的统计数 据极大而最为惊人。在1960 – 1975 年，美国大专院校的数量从2040所增长到了3055所。在扩张的“黄金岁月”，新大学以每周一所的速度挂牌开张。学生数从1960 年的360万增长到了1975 年的940万，其中增长的绝大部分学生（ 400万）进入了公立大学。包括没有学位的学生（他们在1975 年突破了1100万大关）在内，每年的成本是450亿美元。P919

在1970 -1978 年，大约2800所公立中小学和大学关门大吉，这是第一次，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到 1980 年代中期，公立学校的入学人数预计将减少400万。到 1978 年，美国劳动者平均上过12.5 年学，17%的人拥有大学学位。但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女性）发现，他们越来越难找到专业工：  作或管理岗位。受教育时间的长度与薪水之间的比例急剧下降。人们发现，平等的教育机会并没促进成人当中更大的平等[120]。因此，大学的吸引力下降了。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在1960 年代迅速增长到了40%，到 1974 年下降到了34%。女性当中大致上也是如此。

更多的教育也没有促进稳定。恰恰相反。巧的是约瑟夫·熊彼特曾经预见到了这一点，熊彼特和凯恩斯同年出生，作为当今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有资格成为后者的竞争对手。熊彼特有一个观点，最早表达在他1920 年的一篇论文中，后来扩大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这个观点就是：资本主义往往在很多方面促进它自己的毁灭。其中一个方面是：它总是先创造一个不断扩张的知识分子阶层，然后凭借对自由的承诺给予它充分的约束，而这一阶层不可避免地要扮演一个对社会而言具有破坏性的角色[ 121）。在1950 年代和1960 年代的大学扩张计划中这一点被忽视了，尽管事实上早在1930 年代它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明。无论如何，熊彼特在林登，约翰逊时代肯定被证明是对的。激进学生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感兴趣的最早迹象出现在1958 年。P921

学生暴力所做到的首先是损害了美国的高等教育，挫伤了大学教师的士气。1971 年，回顾学生运动，路易·坎普教授在他对现代语言学会发表的校长致辞中说，自1968 年以来，“年轻人带着恐惧进入这个行 当，老年人几乎等不到退休，中年人渴望休假”， 125J。伟大的德国学者弗里茨·斯特恩注意到了学生积极分子的“污言秽语”，把它看作唯一的新鲜事物：其余的不过是照搬那些带领德国把希特勒推上台的学生们当中极端主义行为的模式。P922

尽管有这些障碍，尼克松在清理约翰逊一肯尼迪时代留下的烂摊子上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尤其是他很有技巧地从越南脱身。P927

4月17日，超过300万人生活在金边。他们完全是被赶进了周围的农村。暴力在早晨 7点随着对华人商店的袭击而开始；接下来是普遍劫掠。最早的杀戮出现在8点45分。15分钟后，部队开始清理军事医院，把医生、护士、病人和垂死者赶到大街上。一个小时后，他们朝街上看到的任何人开火，人们开始惊慌失措地涌出城市。中午，皇家军队医院被清理：数百名男女老少在枪口之下被赶出医院，一瘸一拐走进正午 100华氏度以上的高温中。城里有2万名伤员，到黄昏时分全都被赶进了丛林。一个男人背着双腿刚刚截肢的儿子；另外一些人推着重病号的病床，手里举着血浆和血清瓶子。城里的每家医院都被清空了。城里的所有文件和记录全都被销毁。所有图书都被扔进了湄公河，或者在岸边付之一炬。汽车、摩托车和自行车全被没收。火箭和反坦克火箭筒朝着被发现有任何活动的房子开火。有很多人被仓促处决。其余的人被告知：“立即离开，否则我们就把你们全都枪毙。”到晚上，自来水供应被切断了。赋予这一插曲以卡夫卡式恐怖的是：不存在任何看得见的权威部门。农民士兵们只是杀人和恐吓人，服从命令，援引上级组织的命令。没有任何解释。策划这一恐怖活动的知识分子从未露面。(178)

4月23日，军队开始进入 其他城市，人口规模在1.5万- 20万不等。发生了很多暴行。在暹粒市一家医院，100多个患者在病床上死于棍棒和JJ 子之下；40多个患者在军事医院被杀。仿照斯大林在波兰的模式，对军官进行了屠杀，例如，在蒙哥博雷，200名军官被赶进了专门为这一目的而布设的雷区。在诗梳风附近的柴桢塔，88个飞行员被乱棍打死。另外几种被集体杀死的群体是街头乞丐、妓女、医院里发现的重伤员和绝症病人、公务员、教师和学生。就像在印度尼西亚大屠杀中一样，为了防止“报复”，  “罪犯”的家人也惨遭杀戮：红色高棉的女兵把女人和小孩带到死人坑。但红色高棉没有大费周章来隐瞒这些杀戮：尸体被扔在那里，任其腐烂，或者大量漂浮在河中，顺水而下。 ‘

到 1975 年 6月，共有350万来自城市的人和50万来自“坏”村庄的人被分散到各地乡下，着手建造新村庄，常常是赤手空拳来建造。偷懒的人被告知，他们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这是实践中发生的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形象。性交遭到禁止；通奸要被处死，判决被残酷无情地执行。已婚夫妇被禁止在一起长时间谈话：这种谈话被称作“争吵”，再犯就要被处死。当饥荒和流行病蔓延的时候，老弱病残和年幼的小孩（尤其是孤儿）就会被遗弃。处决是公开进行的，亲人被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母亲或孩子被绞死、砍头、刺死、乱棍打死或斧头劈死。有时候全家会一起被处决。前政府官员 常常被酷刑折磨至死，或者在处决之前被肢解。在Do Nauy，一位上校的鼻子和耳朵被割掉，然后被钉死在一棵树上，第三天才死去。在同一个地方，一位 教师因为不服从“只教学生耕田种地”的命令而被绞死，他自己的学生们（年龄在8 -10岁）被迫执行处决，并在行刑的时候大喊“不合格的老师。[180]。令人恶心的残忍暴行罄竹难书。

1976 年 4月，上级组织的领导人乔森潘成了国家首脑，另一个中产阶级狂热知识分子波尔布特则接替他成为政府首脑。1976 年 8月，乔森潘作为国家首脑出席了所谓的不结盟国家在科伦坡举行的一次会议，并在一份意大利杂志对他进行的一次昏头昏脑的采访中承认，  自红色高棉接管政权以来，共有100万他所说的“战犯”被处死。当时，大规模杀戮还在继续。根据对300多个目击者所做的采访和法国学者弗兰西斯‧蓬绍德的工作（他询问过更多的人）得出的统计数据显示，大约有10万柬埔寨人被处决，2万人死于试图逃跑，40万人死于被迫撤离城市，还有43万人在1975 年底之前死于集中营和“村庄”，另有25万人死于1976 年。因此，在1975 年4月至1977 年初之间，柬埔寨的意识形态分子结束了120万人的生命，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尽管柬埔寨暴行在西方吸引了最大的关注，但老挝和南越也发生了类似的社会工程。P940

在美国，人们无动于衷地看待这些事件，实际上在整个西方也是如此。它们只是1970 年代如此典型的幻想破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方面，这种幻灭如今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世界经济的65衰退上。越南战争及其痛苦的续篇，大社会及其崩溃，帝王总统及其毁灭：这些结合起来构成了这个西方超级强国的自杀努力。在战后经济大扩张上，在把国际社会带回到 1930 年代的恐惧和混乱上，它们都是强有力的因素。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侵蚀了美国领导阶层对新的不稳定做出回应的能力。P941

相对于世界其他的经济体来说，战后美国经济的巅峰之年是1968 年，  当时，美国工业生产超过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34%)。它也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顶峰，是林登·约翰逊的痛苦之年，是国内和国外支出的负担大到了无法承受的临 界点。从此以后，一切都衰落了。P947

。权力的位置一旦获得，就绝不会拱手交出，这个原则既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外。正如他自己在1968 年对自由主义的捷克共产党人杜布切克所说的那样：  “别跟我讲什么社会主义，。我们拥有什么，就抓住什么。”P966

然而，苏联对于勃列日涅夫的目的来说已经足够繁荣了。他不想要“不断提高的预期所带来的革命”。除了永保自己坐江山之外，苏联政权没有其他目的。亚历山大·赫尔岑在谈到沙皇政权时曾说：  “它为了拥有权力而运用权力。”但这样的比较对沙皇并不公平，他们的动机经常是真心实意地渴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流亡美国期间，索尔仁尼琴曾反反复复地、愤怒地否认这样一个看法：无论在什么意义上，苏联政权都是沙皇独裁政权的延续[64]。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道德上讲，苏联政权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与其说是一种合法的政府形态，不如说是一个自保江山永固的阴谋。斯大林那种芝加哥式的黑帮已经被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们那种低调的黑手党所取代。苏联政权所依赖的基础不是法律，而是武力。P967

吴砺

2019.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