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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重游八达岭长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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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3 08:35: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然而,边界城墙的广泛使用随着唐朝(618-906 年)的胜利而突然告终。由于至今还不完全清楚的原因,唐朝能够打破游牧民族和定居者政策之间的危害性僵局,而这个僵局曾经使其前朝隋大范围地修筑防御性工事。唐朝有突厥部落辅助,轻骑兵取代了早期披挂沉重的骑兵部队,能够控制大范围的草原。长城不再需要。反思过去,修筑长城成了一种军事软弱的标志。譬如,唐太宗(626-669 年在位)在表彰他的将军李绩时说,隋炀帝需要筑长城,而他自己只需派遣李绩到平洲——西北战略要地,大部在今陕西境内。②正如该朝的早期统治者明确认识到的那样,唐朝能够拋弃筑长城的策略,是因为其对付游牧民族的基本策略不同于前朝。现代学者们不断地强调唐朝统治集团内部具有许多包括血统等在内的游牧民族因素。这种四海一家的大同思想明确地影响了他们的对外政策,这使得唐朝早期皇帝得到了普遍认同,甚至连游牧民族都同时把他们当做自己的酋长。唐太宗对这种成就非常自豪,他明白个中原委。当大臣们问他为什么他的对外政策超越了所有前任皇帝时,他回答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③在唐朝初期,王朝也控制了西北草原,在那里驻扎了一支具有游牧民风格的军队。

当 7世纪后期唐王朝失去了对突厥人及其约定的领土的控制权时,这种局势发生了逆转。最终,西北建起了要塞来控制边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可以看到。然而,这些要塞并不是长城,确实好像很少留下城墙实体,也没有与唐代长城相关的习俗,因而很难准确说明那个王朝的文人可能具有什么样的边界概念。P064

如果说唐朝因为强大而蔑视长城,那么,下一个朝代——宋朝(960-1279 年)却因为软弱而没有修筑长城。从唐到宋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变之一,唐代具有中亚风情,统治阶级是一批擅长马球的贵族,而宋朝则由一班文人官僚把持,家中常常悬挂着中国东南方的稻田风景图。这种背景和习俗的变化伴随着基本定儘的变化。在唐代,合法性依然取决于对皇族的忠诚,而到了宋代,合法的概念变得较富哲理、比较抽象,足以成为独立批评实际统治者的基础,这个事实与军事政策制定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尤其特别的是,它使宋代比唐代更难注重实效,更难宽容忍让地处理与游牧民族的关系。宋代先是遇到了辽(947-1125 年),后又遇到金(1115-1234 年),这些都是比早期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遭遇过的敌手更强大、组织更严密的草原对手,所以宋朝失去了他们在北方原来的立足之地(从没有包括后来的北京地区);1134 年,在金的压力之下,签署了条约,割让了淮河以北基本上全部领土。P065

不到一个世纪以后,金、宋及其西方邻国大夏都被蒙古征服者荡平。这次征服将传统上自成一统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帝国,从欧洲到俄国,到中东,到太平洋。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体中,边界长城失去了它的用处。直到蒙古帝国开始分裂,其组成部分再次分化,中国人才再一次开始修筑长城。P068

鄂尔多斯是一块归属不明地区。那里,没有清晰的诸如山脉这样的自然疆界标明北部中国的分界,无法分开适宜农耕的土地和特定归属游牧民的草地。①不过,因为定居者的农业生活必须依赖每年最低限度的雨水,所以,地图上15“等雨量线标明了这种界限,边界线大致就按照等雨量线划定。鄂尔多斯因为位于这条线外侧,所以似乎应该归属游牧民族。然而,与草原本土隔离的黄河河套也有一些地方适宜灌溉,而且汉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这些地方。从经济上来看,这样的区域最多只能自给自足。但是,这里一直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如顾祖禹(1631-1692 年)在其地理论文《读史方舆纪要》中解释的那样,鄂尔多斯位于现陕西省正北,因此控制着南边的渭河流域,那可是中国早期首都如长安的所在地,而后来的皇城北京则位于不远的东边,对于居住在那里的骑手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到达。除非控制住这个区域,否则京城极易受到攻击。②欧文·拉提摩尔持有相同的观点。通常,他非常重视游牧“蛮夷”与定居“汉人”社会的独特的生态基础。譬如,他写道,中国历史的经济基本原理规定排斥前者,因为一般说来,“纯汉人区域最好管理,那里可以促进不断精耕细作的农业,而帝国的新基石则有赖于此,”那并不包括草原。③不过,这在黄河河套地区并非如此。“鄂尔多斯,”他写道,“草原的一个凹人部分一指向南方进入中国的一个楔形地区,是一个例外:汉人由于战略原因需要接管它。”④明代官员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他们来说,问题是如何在鄂尔多斯实施管理。

正如莱茵兰对于法国那样,鄂尔多斯已经反复地证明汉人无法实施永久性控制。确实,只有在清朝时它才被牢牢地控制在北京手中。在此之前,鄂尔多斯遭到汉夷反复争夺,明代时它落入王朝边界之外。应该允许它留在关外还是征服它“收复”它,这个间题导致了一场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政治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修筑长城。那场争论反过来吸取了追溯到汉以前的惯例。第二部的章节会将这场争论当做理解明代政策以及明长城的关键。

广义地说,明代的战略方针经过了三个阶段。我们认为,第一个阶段大约从1368 年开国一直持续到明朝远征军遭受到蒙古军的一次灾难性打击,这发生在1449 年一个叫做“土木堡”的地方。在此阶段,北方边界好像一直处于开放状态:王朝的安全并不依赖于复杂的防御设施,而是在于其早期统治者在草原上积极战役中建立起来的军事声望。明代早期军事政策概要地描述起来与元朝蒙古人的政策相似。

我们认为,第二阶段始于土木堡之役大败之后,持续到 15世纪大部分时间。然而,在此期间,明朝失去了技术和必要的资金来继续投入力量进入草原。同时,在早期受到明朝政策重创的蒙古人开始重新聚集、重新组织,对朝廷形成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威胁。这在他们进入鄂尔多斯时变得特别敏感,因为此前无论是汉人还是游牧民都没有在那里建立过任何持久的势力。对于15世纪后期的种种新威胁,朝廷不能采用持续不变的策略,它在进攻性和防御性方法之间不断地进行调整。

第三阶段开始于16世纪40 年代后期各种提议失败之后,当时认为,安全问题应该通过大规模战役征服鄂尔多斯、在草原重新建立兵站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不幸的是,到这个时候,明朝已经不再有任何一支能够进行这样战役的军队,这在1 550 年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那时有一支蒙古奇袭队伍几乎如闯无人之境般到达了北京的城门口。因此,朝廷没有想法依照自己早年的思路来与游牧民族对抗,而只是设法修筑要求越来越高的城墙来将他们关在城外。P073

第三阶段,长城修筑的特点发生了变化。除了泥土以外,石块也被利用起来。开始时是简单的防御土墙,后来,关键地点的长城被改造成精心打造的建筑物,并建有瞭望塔和开垛口。长城修筑的高潮出现在16世纪后期,产生了最为壮观的、如今我们所知道的一段段“万里长城”。P074

元朝证明,成功控制草原不仅仅是偶尔发动一次军事干涉的问题,为了使边境相安无事,元朝将汉人资源引导到北方,通过强加给草原一种非本土的控制系统,在蒙古草原建立起秩序,而这种系统“受到来自外部的大力支持、指导和补给。”①明朝如果维持与游牧民族的外交联系,与其通商,提供补贴,偶尔派出军事力量去帮助联盟或派出汉人公主与草原贵族和亲,或许能够做到与元朝一样。但是,明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汉人认为,与蒙古人同宗的草原牧民是“蛮夷”,朝廷主流思想反对与他们发生任何关系。区分“文明”和“野蛮”即“华”“夷”毕竟是该思想体系的主旨。这个思想体系通过定义共同文化,为中国广袤的国土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和谐。任何模糊这种差别的事情都可能威胁到和睦,并且会遭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反对,即便是很有意义的安全政策也是如此。

当然,一个强悍的皇帝可能会实施元朝风格的政策,但是,在一个懦弱皇帝执政的朝廷之上,对付游牧民族的原则性反对意见注定非常强烈而且具有政治影响力。在明朝,从15世纪中期到 16世纪后期,这样的反对意见成功地否决了一系列贯彻更接近元朝草原政策的企图。游牧民族试图通商和建立外交关系,但都被驳回。这就意味着草原人没有其他选择,只有通过侵掠汉人才能获取他们所需的物品。冲突加剧了,随之带来的是对长城不断增长的需要。

对待草原政策的改变反映了明王朝随着衰老而发生的方式的变化。早年鲜明的蒙古式统治被较为清晰的汉人方式所替代。早期明朝统治者的风格有时更使人想起其前辈、游牧民族的可汗,而不是那些诸如宋代后期统治者那样更遥远的、文化上更趋汉化的人物。但是,到了16世纪,这些人的继任者们都是在内宫长大的,他们一点不懂草原,也不懂战争。这些变化带来了军事选择的定义和理解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作出选择的方式的变化。

文化上的不同改变了明朝廷政治斗争的性质,这种改变反过来又成了战略转变的根本原因,到明代中期,这种战略使来自蒙古人的威胁变得无法控制,并且导致朝廷采用费用昂贵、收效甚微的筑城作为权宜之计。那时,在很大程度上,明代“中国长城”的原因不用在生态学,甚至不用在战略学中寻找,而应该在政治中去发现。第二部主要讲述一个政治故事来凸现长城的意义。P076

这个元朝实例表明,明朝怎样做才能解决边界问题。但事实证明,这对于明朝来说特别难以效仿。元朝谨慎地选择战争、外交策略、经济劝诫相结合的手段来应付对手。然而,明朝在调整政策方面并不那么娴熟,而且不愿像元朝那样给草原游牧民以补贴。另外,在明代,整个边界政策问题被政治化了。确实,“收复鄂尔多斯”的辩论变得极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展开的那场辩论,当时,永久性地占领莱茵兰变得极有可能,一些诸如福煦元帅的知名人物极力支持永久占领的观点。可是,像法国人一样,中国人最终认识到,征服并占领领土不是正确的政策,因为那样太冒险而且耗费巨大,于是放弃了这样的做法。但是,那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自然的疆界。

当国家之间缺乏自然疆界时,人们常常设法建立人为的边界。瓦卢斯军团失败后,罗马人满足于原先的莱茵河边界,但是,他们开始修筑所谓的“莱姆”,即道路、要塞和栅栏形成的系统来巩固边界。③当然,法国人同样离开莱茵兰,建造了马奇诺防线来制造一个自然没有设置的屏障,至少有一位作家称之为“法国的长城”。④明代的汉人反对发动一场进入鄂尔多斯的远征,转而加固前朝留下的战略上易受攻击的边界。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中,建筑防御工事本身只是一个复杂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

这个过程涉及政治、外交和技术问题。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和明代中国都有可能实现一种妥协后的和平,并因此而避免大量防御开支。法国可能会修订凡尔赛协议,明代中国可能会开放与蒙古的通商和外交关系。当然,两种方式都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两者都可能会减轻最终落在军事上的负担。两者都没有采用这种抉择的原因含糊不清,这些原因中包含了对安全的真正顾虑,还包括认为绥靖政策不合时宜的相关政治考量。在法国的情况中,主要是政治进程的要求将妥协性和平排除在外,产生了有利于防御政策的决定。①下面几章的基本观点是,这对明朝来说也是如此。P091

引发明朝16世纪大辩论的根本分歧,从明王朝1368 年掌权时起就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了。尽管后来的辩论会集中在鄂尔多斯间题上,但是,明代早期统治者最终无法提供清晰答案的倒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新王朝的本质将会是什么”的问题。明王朝基本上是元朝的汉人翻版,还是什么新的玩意?

从领土上来说,新王朝应该会自然地把自己当做元朝的继承者,其疆界从中国最南端延伸到蒙古草原,并且越过卡拉科伦,来到距北京以北大约400英里的地方。但是,从政治和文化上来看,明王朝要继承元朝的衣钵比较困难。元朝曾经是一个游牧民族帝国:一个伦理上典型的汉人政府是否能够重建元代的格局?历史没有提供先例。  自唐代汉人王朝控制南方和北京以来就从没有过——唐朝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亚洲内陆和汉人因素混合的王朝,政治上高度世界化,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至少如我们今天认识到的那样,“中国性”与其说是唐代人不如说是其继承者宋代人的特征,而宋朝是一个文化上曾经辉煌的王朝,事实证明它在帝国发展方面却很不足。宋朝最终甚至丢失了它最初控制的北方地区,在朝廷逃离亚洲内陆威胁,在遥远的南方杭州找到避难所后,宋朝文化达到了鼎盛阶段。中国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适用于明朝的政治、文化蓝图。它将不得不为本朝在唐朝的世界主义和宋朝内省式中国文化主义之间找到平衡,而决定将边界划在何处,便会涉及作出有关平衡的重要决定。

然而,正如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的存在通常没有被人察觉,因为大多数评论者相信,已经存在的长城确定了明朝中国的界限。因此,有人说,到 1368 年,朱元璋(明朝缔造者洪武皇帝,1368-1398 年在位)“已经变得很强大,足以将蒙古人从长城以南的土地上驱逐出去”,而另外有人在谈到后来的形势时说,“自14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忙于修筑我们如今所知道的万里长城。”①

但是,1368 年,没有城墙标明还不是边界的地方。新王朝还没有决定自己最终的性质。从一开始,它就融合了草原和汉人因素。政府组织在许多方面遵循着蒙古人的蓝图办事。文化却完全不同。尽管蒙古人的影响在王朝早期非常明显,但是,中国南方文化在站稳以后开始发展,后来渗透到社会的许多方面。这个过程最终创造出我们如今认为的“传统中国”,正如约瑟夫。弗莱契为明朝指出的,这是一个“表面汉化了的”实体,而事实上它无限期地延续了“……被认为……。在蒙古人治下的后来中华帝国的实质”。②不过,它还引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冲突,亦即早期明代历史的重要主题:德雷尔教授称之为“延续逝去元朝体制的强烈感受”与他称之为儒学的“中国性”的强烈感受之间的斗争。③随着明王朝的发展,发轫于南方的汉文化逐渐支配了新的王国;与此进程同时的是,政治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元朝渐行渐远,明朝廷与蒙古大汗朝廷越来越不相似,而更像是派系林立的南宋朝廷。结果,对待草原的政策效率变得越来越低下。P094

永乐帝和宣德帝放弃了大草原的过渡地带,这会带来长期严重的后果。这种做法实际上毁坏了执行元代风格的草原政策的地理基础。明代将不再可能拥有控制草原边缘资源、向对手挑战所必需的据点。在全部重要区域,不再可能有卫戍部队来收集情报,发动小规模的惩罚性突然袭击,从汉人本土分发粮食和其他物品。没有东胜要塞,鄂尔多斯以及其通往汉人首都的道路都彻底地失去了庇护。在与草原的战略关系上铺下逆转的基础,草原很快就会超越明朝。汉人王朝不再可能从过渡地带将其军事力量投人到草原。恰恰相反,游牧民族回来占领这个过渡地带,并将它用作试图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基地。明朝放弃了草原边缘地带,因此不仅失去了在游牧民族当中的影响,而且还危及自己内部的安全。






吴砺

20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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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砺,桐城人,生于1963年,1979年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7年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学者,其后在硅谷工作。回国后一直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已申请了五百多项国内外专利,并于200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过第一本散文集《西海岸之》。201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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