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忆——写在时间边缘》（一）

吴砺

                     《文化失忆——写在时间边缘》（一）

翻阅《文化失忆——写在时间边缘》／（澳）克莱夫·詹姆斯著；丁骏 等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9 (2021.1重印)

这本澳大利亚作家克莱夫·詹姆斯用四十年写的一本散文集，中译本共有六十六万二千字。这是令人生畏的字典厚的大部头。一般来说，我现在不喜欢看这样的厚砖头的书籍，它们太耗时耗力了。

上周我真的是看了半死，才看了五百多页。这一周终于忍不住少量的页面跳读，才粗粗的翻完了。

这是一本以二十世纪作者感兴趣的西方文学艺术电影等文学及艺术家为主体的人物简述和评论，也是我这些年看过的一本精彩的散文随笔之一。

我记得英国作家毛姆写过一本二十名名作家小册子简传，十分精彩。另外是美国作家享利·托马斯写的,七本每本介绍二十名哲学家、音乐家、画家、科学家、诗人、作家、名女性短片传记文学，亦精彩非凡。这是我印象中第三本精彩的短篇人物评价集,779页，评论了九十人。

作者是1939～2019，真的希望自己也能像这位作家一样长寿。可是，即使同作者一样长寿，也只能再有二十年出头一点，但现在一年,却是快如闪电啊！

这本书引言的文字才情和幽默一开始就吸引了我，很久没有见到如此轻松的文笔了。

这本书作者让我感觉到与他相比，文科知识零头都没有。让我犯愁的是，若是要摘录，需要摘录的内容太多了。

作者也颇为自负：“总有没读过的书。”作者对音乐看上去很有造诣，对爵士乐说的头头是道。我对音乐真的很敏感，但是对音乐的乐理知识,一无所知。

作者立场基本中立，但是他对二十世纪纳粹独裁统治或占领区或者其他极权环境中的文化人的沉默，颇有微词。这可能是对文人雅士要求稍微高一点了。只是他的批评，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文人的弱点和缺陷，这是一个视角。

这本书的人物时间跨度挺大的，有少量对古代文化人的评传。作者并不是弄百科全书，只是对他研究过或者着迷的人,才写上一笔。

好书，如同我们现代人设立的世界各地风景名胜区——那些地方很美，让每个进入景区的游客终生难忘。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没有看过它，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实上，世界上太多的美景，我们都没有看过，我们也活的好好的。有些是我们经济能力达不到，但是，对于我们周边的风景点，事实上我们大多数同样的很少关顾——看风景也是很累人的，除了有朋友们拉着我们，否则风景在眼前，我们并不一定自己会主动看……读书的情景也是如此……

这么一本书，就让我对一些知其名不知其人的名人的一生有所了解，真的是快餐式的令人愉悦的阅读……这本书也是对二十世纪恶的大批判之书。帮助我们以较广的视野看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是人类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幸运的时代——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要看他生在那个国家和那个时间段。

这么多的人物简介，最精彩的就是可以看到这人一生说过最有趣的一两句话，或者是别人曾经对他一生评论最有趣的一两句话。这是浓缩的趣味语言的精华集锦。

我喜欢作者的人文和人道主义的立场。这本书如同三百六十度环形电影院屏幕,我们可以扫描一下二十世纪文化舞台上相当比例的名人一生经历。

看这样书看的头昏脑胀时候，伏案睡着几分钟，真的会这几分钟值千金之感，换上了一个新脑袋般的清醒和轻松。

二十世纪后半页长大的中国人，是没有什么反思能力的人。且不说国内的人士,没有写出什么像点样子的书籍，至少我也没有听说大批移民在国外的大陆台湾人士写过什么像样反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书——若是犹太民族，二十世纪都生活在中国，再移民一批到国外，会不会有一批世界级名著产出了？

这是一个矛盾的假定，若是犹太民族二十世纪生活在中国，恐怕也是完全被同化了，同我们一样，没有什么想法……

这是一本帮助我们文化人认识二十世纪我们同类的一本好书。真的值得读一遍，至少我准备有空时，再翻翻。

吴砺

2021.5.18

附《文化失忆——写在时间边缘》摘录:

存在的只会是一串彼此相连的节点，它们的运作方式类似人类的思维在时间流逝之中运作的方式——至少我自己的思维是这样：动荡奔涌的黑色海洋之上有一条清晰的星光之道，或明或暗，仿佛一艘幽灵船驶过，在洋面洒下磷光。远远不止一个主旨，而是有好几十个。我想同时写哲学、历史、政治和艺术，写几次大灾难中这些领域所发生的事。我出生于1939 年，正逢第二次大灾难（第一次是“一战”），随着我长大成人，这些灾难也继续摇撼着世界。即便是在一个理想世界，这些领域恐怕也难以截然分开，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远谈不上理想的世界里，它们更是不可避免地彼此交融。在我看来，哪怕是在最好的时代，其中任何一个主题也不可能拥有任何外在的秩序：其秩序只可能是内在的、复杂的、有机的。而在最坏的时代里，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它们中的任何两个或多个放在一起都必然展现同样的效果，且加倍让人眩晕：有机的复杂性混杂在一种结构中，它是如此盘根错节，从中提炼出的任何秩序都只能说是暂时的。

所以，本书的主旨就是如何避免这样的结果。如果我写作得法，那么表面的随意无序中也会产生主题，让这部作品明白易懂。但阅读本书无疑会令人难以平静。书中的故事属于那些让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岁月，即便是对我们这些有幸置身事外的人来说。绵密的文本之中也穿插了我自己相对幸运的人生中的某些直接经验，但愿后者能多少缓解阅读之难，但我并不想为此开脱。如果这本书不难读，那么它也不可能真实。

有些年轻读者也许会疑惑，为什么这书里尽是些被遗忘的名字，行文进展又如此突兀难料，那么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欢迎来到二十世纪，你所生活的世纪脱胎于二十世纪，正如一道黑烟从石油大火中升起。我要说的第二点，虽然附属于第一点，却更为重要：这里有着太多的生死存亡。十九世纪是伟大的语文学家欧内斯特，勒南的时代，尽管有法国大革命这个反例，“人文学科”( Studiahumanitatis)仍然被认为是纯粹的福音。如果说十八世纪意味着开启理性的时代，那么断头台冰冷的咔嚓声依旧在耳边回荡的十九世纪则旨在通过科学来弥补理性让人遗憾的种种缺陷。除了先知们一狄更斯是其中之一，虽然他天性乐观——那些渴求哲学视野的人们很少怀疑人类知识的拓展一定会（借用勒南的经典表述）“催生受启蒙的人类”（elargitl。 Grande famille），从此享受数学般精确的正义。时至今日，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残酷，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要怀疑的。勒南所津津乐道的“科学的未来”(avenir de la science)，可以用我们的昨天做一个评估，那个科学把城市夷为平地、把无辜孩童送进毒气室的昨天：不管我们对科学还有多少不了解的地方，至少有一点

我们已经领教，即科学不一定就是良善。但是在人类知识整体的某处，人文主义仍然在向我们召唤，那毕竟是证明人类应该拥有智慧的最好理由。

然而，这个召唤越来越微弱。艺术以及有关艺术的学术无所不在——这是不会灭绝的消费品，一个自封的精英阶层可以占有这些产品，同时自诩超越了物质主义：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显赫夺目——但是人文主义却无处可觅。科学是罪魁之一：并非科学实际的成果，而是科学的语言，这种语言被“文化研究”( CulturalStudies)的拥趸拙劣地模仿，反倒让真正的文化遥不可及，而这种文化本应是文化学者最应该去关注的。同时这也促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拜物教，这一教派的巫医们除了晋升之路什么都不关心，将人文学科作为角逐名利之用，给那些仍然热爱自己所学之人做出了恶劣的榜样5 学问专著成千上万地出版，然而“学问本身值得追求”这一点却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学问常常为恶所用，如今人们质疑它有何好处，而且通常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任何好处都有市价，和商品无异。人文主义没有立即能变现的用处，其“无价”(invaluable)也正在于此，这一信念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举步维艰，以至于望文生义为“毫无价值”(valueless)的意思了。事实上，越是精于世故的人越是如此。使文明成其为文明的人文主义若要在这个新世纪得以存 留，必须后继有人。这些继承者必须拥有记忆，而这个记忆的一部分与那个他们尚未出生的时代有关。

可怕啊，那个时代。聪明、富有同情心的年轻人如今面对一个无辜生命被成千上万杀死的时代，他们若是认为自己的父辈对一切漠不关心，那也完全情有可原；当一个人已经开始谢顶，他确实更容易满足于现状。但是，在他们的父辈长大成人的时代，无辜生命正被成百万地屠杀。纳粹德国的真相是一下子敞开在世人面前的，远远打破了绝望的底线。苏联的真相是逐渐为大众所知的，但到了r．< HI。cHHYJd≤<／／葦x／芝n：、A<：：：   …‘趟缓、藝冪毁gR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屠杀场的时代，一个角斗场的纪元。但是累加的毁灭产生了一个建设性的，甚至是有益的成果，并且独一无二。这使得我们努力反思自己过去的思考方式。至于我本人，这使我努力思考我似乎同样热爱着的所有创造领域，不管它们在所谓的文艺等级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我热爱诗歌，但是布莱希特和聂鲁达这样的杰出人物也只是众多为极权力量推波助澜的天才诗人中的两位。我热爱古典音乐，但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难以形容的门格勒医生*也喜欢。我热爱现代小说无所畏惧的包容性，但是《长夜行》(Voyage au boutde la nuit)这部精彩的奇幻作品的作者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也写出了《略施杀伐》(Bagatellespour un massacre)，一部种族主义狂热分子的祈祷书。考量之下，所有这些崇高的艺术活动本身都成不了非理性这一毒药的解毒剂。非理性是人类事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获得生命必将贻害无穷。不那么崇高的活动就更不用提了。我热爱流行音乐，但是只需看一眼约翰尼，罗滕就足以明白，为什么连党卫军也会不时把手下以莫须有的渎职罪名送上军事法庭，最近更是有一些说唱乐的歌词，它们与《霍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Song”)‘唯一的区别就是水平更差一些。我热爱体育运动，但是莱妮。里芬施塔尔也喜欢，她也证明了电影不必有任何人文主义的元素：《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是所有人都应该观看的奇观，但没有人应该喜欢。关于喜剧——我的专业领域之一——有种观点，认为它与政治恐怖是天然的对立面。真是这样就好了。但是有太多人亲眼见到莫洛托夫一面签署死刑令一面开玩笑，也有太多证据显示希特勒讲过不少好玩的笑话。如果没有一个艺术领域从未被腐蚀过，那么人文主义到底何去何从？Pv

极权主义并没有终结。它的残滓还在，其中有些甚至更加贻害无穷，因为它们不再受国界的限制；在我们自己的国境之内同样存在。自由民主理应得胜，以前如此，现今亦如此——这本书的一个目的是击退任何针对这一观点的怀疑——但“自由民主”这个词组里面的两个词都有被意识形态裹挟的可能：第一个可以为经济决定论的盲目信徒提供灵感，第二个则会挑动僵化教条的平等主义者的神经。对我们这个以多元为傲的自由社会而言，无论自内还是自外，普洛克拉斯*式的敌人迟早会出现，有时他们只是在大学里鼓吹反启蒙主义，其他时候则驾着我们的客机撞向世贸大厦。他们所憎恨的是文明生活令人晕眩的复杂性，如果我们也有同样的反感，那就很难为之辩护。我们不应该这样。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珍视。如果这种复杂性无法被划归到让人满意的格子里，我们反倒应该为此振奋：若可以归类，那就不是人类的作品了。

历史上从未有过现在这样适合做艺术爱好者的时代。莫扎特只听过很少的巴赫，我们却能听到他们俩全部的作品。勃拉姆斯对《卡门》五体投地，看了二十次演出，也不得不掏了二十次票钱。马奈从未在一个地方看过自己全部的作品；我们可以。当达尔塞，巴塞尔在伦敦柯芬园剧院跳舞时，下一个达尔塞·巴塞尔可以远在澳大利亚的爱丽斯泉观看她的表演。科技不仅给了我们一个持久的当下，还为这个当下配备了永恒的家当。如果我们愿意，可以把自己包裹进一种新的狭隘主义，其冥顽不化胜过历朝历代。这个世界的通用语是英语，不是因为它曾是大英帝国的语言，而是因为它现在是美国文化霸权的语言。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可以把全世界看作一部配音电影，连字幕都不用担心。但凡有心，我们甚至可以品味异国语言的风味：另一个网页上就有译文，轻轻一触即可呈现。我们足不出户便能成为世界公民。如果这样的描述过于静态，也可以说，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地旅行。世界随时张开双臂，它的果实任由我们品尝，上面还裹着保鲜膜，以达到我们的卫生标准。格雷欣法则有了一条对偶法则，劣币吸引良币：英国足球流氓中也有人会唱普契尼的《今夜无人人睡》。干一份实际的工作，挣一份体面的工资，把闲暇时间花在提高自己的审美品位上，这是多么值得渴望羡慕的生活啊。可以欣赏的东西太多了，全都唾手可得。我们似乎真的可以去看、去听，去读一切重要的作品。不久之前，这还是谁都别想做到的——就连埃贡，弗里德尔都不行，而他一度以维也纳第一消息灵通人士著称。在那个挤满博识者的城市里，弗里德尔是博识者中的博识者。

埃贡。弗里德尔在这本书中无所不在。从二十世纪初到纳粹熄灭奥地利的光芒，这位维也纳奇才无所不知，至少谈起话来是无所不知。没有什么是他不能侃侃而谈的。有人觉得他是江湖骗子，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江湖骗子会因为言谈机敏而被记住：他们顶多只是装出机敏的样子而已。弗里德尔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卡巴莱(cabaret)’艺术家，二十年代他把表演事业和他对自己藏书室的虔诚热情结合起来，在那个藏书室里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可说是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奇书之一：《现代文化史》 (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它的风格和深度都可圈可点，仿佛一个魔术大师的宝盒，装满格言警句，精妙地概述了文艺复兴以来各个艺术与科学领域的创造，是一部上升到诗歌层次的散文史诗。弗里德尔这本具有魔力的书为我们奇妙地展现了人类思想的严肃游戏。时人禁不住想，接下来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呢？这种期待很容易招来嫉妒。尽管他尽了最大努力保持低调，读者中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他不够谦逊。弗里德尔相信他这种类型的艺术家需要“一个电磁场”来工作。他非常清楚身边有些人唯一的雄心就是要掐掉电源。他们是纳粹，而他是个犹太人。1938 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弗里德尔看到纳粹冲锋队在大街上，正走向他装满书的公寓所在的大楼。他住的楼层并不高，但也足够做他想做的事了。他在跳出窗口的同时大喊了一声，生怕砸到无辜的行人。

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勇敢到像埃贡，弗里德尔那样退场，但他上场的方式多少可以作为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他是行动者和思想家的综合体。我们的能力和缺陷总会以某种方式引导我们，成为一个生产力推动的社会中主动的参与者，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个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注定要成为行动者。唉，就算痛恨不已，我们也将参与进去：恐怖主义已经登场，而它是容不得冷眼旁观者的。但情况还不算最糟，因为今天的我们有更多思想的自由，比一般以为的要更多。P’x

无论我们说什么，终究是基于早已被说过的话。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听见一场盛大对话的边角。我们可以想象说话者全都聚在一个大房间里，虽然现实中的他们从不曾如此。又或者他们是在一个露台上，在星空之下。他们都佩戴着标有姓名的胸牌，以免互相认不出。有一些是老相识，却不愿搭话。托马斯，曼的膝盖上趴着他那条正坏脾气地咻咻喘气的小狗，他跟布莱希特一句话都不想说。萨特一心想避开索尔仁尼琴。卡夫卡告诉普契尼，1909 年意大利布雷希亚的飞行展上他本来想跟普契尼打招呼的，但还是太害羞了。纳博科夫告诉巴甫洛娃，他永远忘不了和她共舞的那一曲华尔兹。叶芝没能说服维特根斯坦看到“神秘玫瑰”的重要性。房间的每一处都有好戏。斯特拉文斯基站在钢琴边，他不相信艾灵顿公爵是在即兴表演。罗伯特·洛威尔把弗洛伊德逼到一角说，他——洛威尔本人——陷入抑郁时就会想象自己是阿道夫·希特勒。弗洛伊德带着几乎不加掩饰的不耐烦含糊其辞地说，希特勒可不太会花时间想象自己是罗伯特，洛威尔。安娜，阿赫玛托娃正是她风华绝代的模样，犹如迈着猫步的模特，长着失意拳击手的鼻子，她对俊美已极的托尼，柯蒂斯发起攻势，后者的模样一如他在《成功的滋味》中所扮演的西德尼·法尔科。柯蒂斯看起来被吓到了。阿赫玛托娃的朋友兼对头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倒是欢欣不已的样子，她遇见了阿尔贝，加缪：即便是对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加缪也会不由自主地展露魅力，这种态度让娜杰日达心生疑虑，但她对加缪的观点总归是赞许的。

并非所有人都来自二十世纪。有些人被邀请是因为他们说过颇有先见之明的话，或至少有些预见力。海涅和瓦格纳相处得比尼采想象中好多了：谁也没有去掐对方的脖子。孟德斯鸠在塔列朗面前正努力克制着自己。这不是一场化装派对，但“本色登场”意味着塔西佗会穿着罗马长袍，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兹则是一身修女装。十七世纪西班牙语世界的大美女胡安娜，伊内斯，长相酷似伊莎贝拉。罗塞里尼。塔西佗似乎很为她着迷，部分原因可能是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塔西佗从来不是逗乐高手，但还是跟伊内斯讲起了塞扬努斯*女儿的故事：读者们在本书中也会读到这个故事。塔西佗觉得这是他能想象的最可怕的故事。但我们知道他所不知道的：在二十世纪，塞扬努斯女儿的故事将会重演上百万次。

我心目中的男女才俊齐聚于此。读者应该会认出其中几位：阿尔贝，加缪，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托马斯，曼，马塞尔。普鲁斯特，弗兰兹，卡夫卡。还有一些不太出名的：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戈洛，曼，阿图尔，施尼茨勒，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马内斯，施佩贝尔，雷蒙，阿隆，汉斯，萨尔，让，普雷沃，斯蒂芬，茨威格。知识界中我“敬而远之”的诸位也在，也是有的出名，有的鲜有人听过。谁都听说过萨特、布莱希特，塞利纳，但不是所有人都听说过乔洽，卢卡奇、罗伯特，布拉西亚克，恩斯特，荣格和路易·阿拉贡。书里还有几名元凶恶首。有些事实提醒我们，那些仅仅用语言作恶的人——趋炎附势的愚昧文人——心中并非从未燃起过理性的火花。若真是从未有过理性，也许反而更好：他们还能少作点恶。事实上，就连萨特也并非一错到底。英雄人物也未必从来都站在正义一边：托马斯，曼年轻时关于军国主义的想法错得可怕，他晚年的痛苦之一正在于，他活着看到了自己曾认为是不言自明、充满创造力的激情最终带来了毁灭。乔治·奥威尔认为——他也这样说过一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敌人，直到现实的证据说服了他：相信两者无法调和的人，才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当我们谈论生活中那些不堪细思之事时，不是说这些事真的就不能去思考。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无法不去想这些事。也正因为此才会产生对话：由无数独白组成的萨加索海，一片噪音纠结的汪洋。

吴砺

202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