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暗面》

吴砺

                     

                                                                            《现代性之暗面》

翻阅《现代性之暗面》（美）杰弗里•亚历山大著；熊春文译，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现代性研究译丛）

我很想通过这类现代性讨论书籍，了解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看过太多的零碎的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故事，但是我们自己很难概括清楚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或许，这本书开拓我的视野。

不过，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理论类书籍的合格的读者。看了一会枯燥的介绍，我只有跳读，找一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扫一眼。

我们总想了解自己生活的时代特征，这必须看最新的西方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网络上我们现代中国人对于这个世界认识的水平，差不多还停留在十九世纪的视野之中。

尽管我不是好的读者，但是我那怕是咬牙切齿，也必须要向自己的大脑塞点新鲜的东西。这本书的阅读就是出自这种自我强迫。

双面性，这是这本书分析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我还是做一点摘录吧，否则这翻过的一本书，真的是一点印象和收获都没有了。

这本书的中文总序有概括性：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伯曼所言：成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与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Piv

中文版序言：

“我们都想相信纯洁、快乐、善良和美丽，相信这些美好的东西不仅仅是生命中的一个个瞬间，抑或是生命的各个维度，而是构成生命本身。如果说最真诚地相信这一点的是天真的孩子，那么，每一个依然“年轻”的成年人也会持续珍视这种信念，哪怕只是作为希望埋藏深处。然而，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意味着要直面“残酷的生活事实”，要明白生活是不断被污染的，而不是纯洁如初；有伤心与悲剧，而不仅仅是快乐与幸福；邪恶常遮蔽善良；丑陋无处不在挑战美丽。

相信现代性是一项崭新的事物，会给世界带来美好的前景，那是天真孩童的信念。这显然是错误的，正如社会生活的严酷事实一再地、悲剧性地所昭示的那样。世俗主义承诺会使人们从沉闷的宗教教条中获得自由，但随之而来的是厌倦和空虚，于是新的世俗救赎教条又急于填补这一裂隙。工业主义许诺其带来的财富会终结绝大多数人口的极度贫困。但这个非凡的财富机器定义了损害人的不平等的新形式，并分泌使空气和水有毒的化学物质；我们最近了解到，创造能量来喂养这台机器会产生碳排放，从而扭曲地球气候，以至于威胁当代人类生活的组织。宗教救赎的承诺变成了无情的民族主义和疯狂的神权政治。民主催化了煽动行为和大众的歇斯底里。革命变成了独裁统治。战争似平总是打斷和平，或者恰恰相反？也许更确切地说，是战争不断地被和平所打断？

的确，现代性有其暗面。在古典社会学的创始人当中，马克新·韦伯是唯一真正理解这一点的思想家：。马克思当然看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暗面，但他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将使工业社会文明化。涂尔于将社会失范和利已主义概念化，但他将其视为现代性的“交易成本”，相信（或仅仅是希望）一种更充分、更公正的社会劳动分工，甚或一种新的人类宗教，将在世界范围内恢复社会团结。齐美尔将“边缘化的陌生人”理论化，但他的态度相当积极，他不愿也无法想象对“他者”的仇恨究竟有多深，以至于最终引发了20世纪的大屠杀。

韦伯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他更深入地参与了标志着欧洲“世纪末”（fin-de-siecle）的意识革命，“世纪末”是指从19世纪未一直延伸到极度绝望的“一战”后的一个时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许是 20世纪最具独创性，当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他的思想也是在那段令人痛苦而幻灭的时期的严峻考验中锻造而成的。

认识和探索现代性之暗面是连接本书各篇章的主线。在前五章中，我讨论并重新阐释了为当代社会科学定义现代性的关键思想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更直接地将暗面理论化：社会花在描述恶与想象与之相反的善上的时间一样多；为建设一个广阔的公民領敬可作的英勇的、值得赞扬的努力，不断被压制和摧毁它的相反努力所抵消；自主的成年是用如此巨大的情感代价换来的，以至于心理治疗成分现代性的核心制度之一。正是从预示了这一制度的精神分析思想出发，我提出了创伤的概念，并与同事和学生一起，发展了“文化创伤”理论，尝试解释黑暗的社会经历如何转变成强有力的集体认同，由此引导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无论好坏。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探讨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对于我理解的现代性具有核心意义。“文明修复”（civil repair）是由心理治疗实践启发所提出的概念，但它是关乎社会而非个人的概念。受到“世纪末”的创伤，并经由20世纪令人沮丧、有时是灾难性的事件的考验，社会理论将其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于现代性之暗面。然而，这和只关注现代性之明面一样，都是片面的，在智识上也是危险的。社会理论必须保持批判性；研究社会问题是社会科学家的天职。但批判并不等于宿命和绝望，并不等于某种无情的悲观主义，压制人们对改善现状的希望。我们需要致力于将文明修复概念化，因为事实上，作为现代社会创立基础的乌托邦希望经常被重新点燃，其人文精神也经常再度焕发生机。本书想提出的前提是，只有理解现代性之暗面，才能进行这样的修复。”Piiv

突然，奇异的双头雅努斯神

把他的双面推到我眼前。

我惊慌失措，毛发直竖，

寒意袭来，心如冰箱。

奥维德，《岁时记》

第一章对现代性的思想起源解释十分有趣：

“然而，基督教仍然把千禧年置于遥远的未来。它肯定不会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地球上芸芸众生的命运，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不会被真正改变。宗教改革以降，这种宗教二元论便开始发生变化，越发强调现世性。新教徒，尤其是加尔文宗和清教徒，在世俗世界拼命工作，希望神的国降临在地上。这一希冀现世完美可能性的宗教信仰，经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而获得了世俗的认可，其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改善抱有一种质朴而乐观的态度。启蒙运动将这些至善论（perfectionism） 的宗教和世俗观转译为理性进步的词汇。

正如贝克尔在《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Becker 1932）中描述的那样，那时的哲学家相信一个世俗的黄金时代就要来临。

至善论深信人的世界可以成为神的世界的镜像。正是这种可能性界定了现代性的本质。成为现代的就是相信世界的巧妙改造是可能的，事实上是非常有可能的。在现代性的进程中，这种改造世界的誓言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更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对于完美即将来临的希望和信念从未消逝。这种对于完美的信念产生了现代世界所有的伟大实验：大的小的、好的坏的，以及来自左派和右派所发动的持续不断的改良和革命。

随着启蒙运动和世俗化、科学化思潮的发展，至善论的精神越，发与理性的诉求变得密不可分。理性是心灵对社会和自然现象的自觉应用。通过理性，人们开始相信，我们可以主宰世界。通过这一主宰，我们可以变得自由和快乐。世界可以成为一个合理的地方。它可以被重建。马克思和黑格尔创造了各自版本的至善论；在对于至善论的热忱上，他们俩谁也不输对方。

在20世纪，现代性这一基本信条受到了挑战，并最终被彻底改变。进步的信念常常落空，而完美可能性的意识也逐渐减弱了。

当然，这种减弱不是时时处处都在发生；但是，它最终渗透到现代生活之中并深刻影响了其核心。远自当代之前，现代便已成为后现代了。人们开始把20世纪的经验看作悲惨的，而其社会理论的初衷就缘自对于这一经验的握。”P014

“20世纪的现代社会先是分裂，然后破碎，变为自由民主、共产S4主义革命和法西斯反动力量的交战阵营。现代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知识分化与社会分化不无关系。事实上，社会分化可以被马克思、尼采和韦伯的理论思考所形构，有时甚至受到激发。

这一决定性的冲突可以转化为如下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被问起，且答案人言人：作为现代生活特征的普遍主义和抽象化是好是坏？

现代性把人类行动和制度包裹在抽象的伦理需求和非人格化的种种要求当中—从道德和世俗法律到专家建议的规则，从所得税到官僚控制，从市场亟需和通货调整到心理治疗，从监视到民主控制，从国际立法和法规下的和平共处到对峙和武装冲突、紧张戒备和高科技战争。

我们可以忍受这样的抽象化和非人格化安排吗？它可以是用户友好型的吗？它有助于改革、人性、正义和包容吗？它可以给人们帶来满足、真实，或者只是简单的快尔吗？它可以让人类变得更加文明吗？

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有三种：“可以”，“现在不，但如果我们做一些激进的事情，或许不久的将来可以实现”和“永远不能”。”P068

“作为情感实践和知识框架，心理治疗在现代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核心特征。由于主观自我的痛苦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关键参照物，心理治疗成为了一项主要制度。治疗实践集中于私人空间的单个自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社会的。心理治疗就如学校、医院、告解室、官僚机构、市场和监狱一样，处于现代性的核心地带。它在社会理论中基本无人提及，这表明我们忽略了当代生活中“修复”现代性之暗面的一个核心渠道。”P170

古典与现代思想家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帕森斯以及艾森斯塔德，都提出了早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理论。社会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从亲属网络的、贵族政治的、村庄中心的、农业的、分散的、巫术的神学秩序走向更非个人化的、集中的工业秩序，将围绕大城市和民族国家组织起来，在人类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基于科学的、合理的规划。

这一“大转型”（Polanyi 1957）在几个世纪乃至几千年内逐渐展开，而且不一定遵循线性发展的路径。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这将始终是一个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问题，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半现代世袭帝国远在早期现代欧洲之前就已经出现。一些地区和领城正在现代化，而另一些地区和领域在一段时间内，会继续扎根于更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组织。当然也存在一些领先和落后的“人为”根源。例如，长达五个世纪的西方帝国主义阻止了世界上许多地区、文化和文明完成向现代性的过渡。西方现代性试图取代这些其他的路径。在帝国主义于 20 世纪早期和中期最终失败后，向现代性的转型重新回到多重路径上来（Eisenstadt 2003）。

鉴于发展道路的不平衡性，人们认识到，应该对路线进行重大调整——如推翻资本主义，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为阻碍现代转型完成的野蛮行径。不过，无论将现代性等同于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抑或共产主义，现代性的好处终将可以获得。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现代性被设想为一个终点，一个终极目的：它认可理性，或者至少是理性化平等，或者至少是分化；自由，或者至少是相对于权力的自主性。最重要的是，现代性将允许灵活性，一种不断处理信息、调整行动以适应环境的能力。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发展。甚至在现代社会理论诞生之前，现代性的雅努斯之面就已经昭然若揭，它不仅是进步的、仁慈的、有能力的，同时是原始的、邪恶的、非理性的。它不仅仅产生棘手的麻烦，而且带来非常危险的倾向。奴隶制度和种族支配是西方现代性的基础；对于东方文明的“东方主义”偏见亦复如此，后者培养了优越感和轻蔑感（Said 1978；Steinmetz 2007）。这些特妹的民族观和种族观很少被古典和现代理论概念化。现代的宗教敌意也如此。激烈的反犹太主义很少得到承认，而仅仅被视为前现代、传统时代遗留下来的“原生主义”的残留物。随着教育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代性会自我纠正。伟大的思想家同样对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 1974（1955）］所谓“现代性的原罪”缺乏敏感。无论是东方、西方，还是北方、南方，现代性抹杀了世界初民的社会文化系统，甚至灭绝了绝大多数的原住民人群。

远在20 世纪之前，这些黑暗力量就一直推动着现代性的进程，人们相信最终的转型将于20世纪完成（见本书第二章）。在那个刚刚过去的世纪，科学确实蓬勃发展；工业和后工业经济确实创造了惊人的生产力增长；社会主义和其产主义确实经常把资本主义推到一边；大城市确实取代了乡村社会；非西方国家最终摆脱了帝国统治并开始管理自己的事务；理性“规划化”（plannification）的努力到处开花。

然而，与大多数现代思想家的预测相反，这些变迁的结果往往是可怕的，有时甚至威胁人类社会的存在。奴隶制废除之后，种族主义盛行。犹太人获得解放之后，反犹主义加剧。民族沙文主义则于帝国解体后遍地开花。科学创造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规划导致了意想不到的非理性后果，鼓励监视，并经常以平庸代替美丽。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制造了巨大的不平等，并经常加剧不平等。现代性的20世纪，血腥革命层出不穷。在右派一边，它们导致了种族压迫和全面战争；在左派一边，它们引发了新形式的镇压、暴力和广泛的物质痛苦。20世纪发明了社会邪恶的两种新形式—一极权主义和种族灭绝。

如果伟大的社会思想家未能提供工具解释现代性的这些严重缺陷，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20 世纪社会有时候会做对。帝国主义是如何终结的？战争是如何被反对、有时被阻止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性别歧视是如何有时被攻击且经常被摧毁的？极权主义独裁是如何被推翻的，以及为什么？

由于现代理论的上述不足，在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对古典和现代社会理论的后现代挑战。福柯（Foucault 1980）讨论了主要的缺陷，在他之后出现的关于性别、种族、性和残疾等的理论也处理了相关问题。但后现代理论的二元主义是反历史的；其对于文化过程的理解太单薄；其制度理念未得到充分发展。它把现代主义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本书想要传达的信息是，当代社会理论必须从失败的现代性中汲取教训，不仅要对它的明面，也要对它的暗面进行概念化。在直面当代生活核心的危险摩擦的同时，理论也需要避开经常破坏批判理论的末日之感。大转型的社会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是对的。现代性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不正当的社会安排可以被监控，偶尔被阻止，有时被修复。现代性内部有自我修正的能力，有时可以使当代社会走上正确的道路。P181

吴砺

2024.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