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中后期作家戴钧衡

一滴残墨 · 发表于 2012-5-14 16: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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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中后期作家戴钧衡

   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安徽桐城人。少时聪慧绝伦，才华早著，写诗撰文颇有才气。20岁时，恃才自负，刻印了自编的《蓉洲初稿》传世。当时见到初稿的人，都惊叹不已，说他是个奇才。

      这本初稿传到了家乡大学者方东树的手中，方先生看了以后笑着说：“十年以后，等他的学识磨炼到一定火候的时候，他会自责的。”

      此时，方先生正在研究诗学，著了一部诗论——《昭味詹言》，这部诗论代表着桐城派的诗论观点。钧衡从传抄中得以阅读了这部书，潜心钻研了三年，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写过一首诗。他从方先生诗论中得到启示，省察到自己从前所做的诗，实在太草率了，于是收回以前所刻的《蓉洲初稿》。踵府拜见方先生，请讣氏收归门下。

      钧衡在方氏门下攻读以后，学识大进，文笔精纯。道光二十九年（1849），先生年三十六，赴南京乡试，中了举人。此后携诗文谒见京都显宦大吏。当时，侍郎曾国藩、吕贤基，通政罗惇衍，给谏陈庆镛等京官，都愿意和他交友。其中，曾国藩更是赏识其才。

      他在京都逗留了一段时日，回到了乡里，更加笃志治，想从经籍中寻找经世致用的道理。他在研读《尚书》时，认为秦代的伏胜，汉代的欧阳生、大小夏候、马融、郑玄，三国的王肃，隋代的顾彪等学者对《尚书》的解说，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大都没有超出《孔传》的范畴，倒是后起的宋代几位大儒的见解却有独到之处。不过他们对《盘庚》等篇的诠释都有失误。于是，他广泛搜集前人疏注，去伪存真，写了《<书传>补商》16卷，刊印后，献给当时的名流学者。曾国藩得此书后，虽在军旅繁忙之中，还时时诵读，称赞这部书写得好，发前人所未发，能够帮助读者解疑释难。

      戴氏师事方东树日久，深得桐城派要旨，以继承桐城派文统为己任。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推许他说：“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刘声木说：戴钧衡“师事方东树最久，受古文法，锐志文学，精力惊人，求之宋五子以明其理，求之经以裕其学，求之史以广其识，诗文经学，卓然可表见于世，犹自谓其文理不能征诸实，神不能运于空，气不能浑于内，味不能余于外，自以生方苞、刘大槐、姚鼐之乡，不敢不以古文自任”。评其诗说：“格调高逸，音节宏亮，跌宕纵横，瓣香太白。”

      钧衡为了使桐城派发扬光大，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汇刻乡前辈诗文集。与邑人苏惇元重订《望溪文集》，这部文集比照初集，篇目增加了一倍以上。汇刻后，他又写了《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序中推崇方苞是继唐宋八大家和明归有光之后，振兴古文的领袖人物，而且在某些方面，方氏对比八家和归氏有过之无不及。序中说：“我朝有天下数十年，望溪方先生出，其承八家正统，就文境核之，亦与熙甫异境同归；独其根柢经术，因事著道，油然浸溉乎学者之心，而羽翼道教，则不惟熙甫无以及之，即八家深道如韩、欧者，亦或犹有憾焉。”

      在此之后，他又以桐城文论、诗论标准，与乡贤方存之选编了《桐城文录》，与友人文汉光编辑了《古桐乡诗选》。经过他们的整理选择，使桐城先贤大量的诗文珍品得以流传后世。

      当时戴名世文章仍在禁书之列，无人敢于问津。钧衡甘冒清廷大忌，搜集戴名世遗篇，编为十四卷，汇为《潜虚先生文集》始行于世。他在文集自序中推崇名世说：“余读先生之文，见其镜象，如太空之浮云，变化无迹；又如飞仙御风，莫窥行止。”说他可以直追庄周、李白、司马长卿；又说：“足与望溪齐名”。

      钧衡不仅关注桐城文化，也极其重视桑梓教育。道光二十年（1840），与同里文聚奎、程恩绶等社会名流，在桐城县东三十里孔城镇中街创建桐乡书院，推举癛生十数人任董事，募捐得大钱9000串零9820文，兴建校舍五幢，购置田产十数处，于道光二十一年开课。钧衡亲自主持校政，登堂讲学。每年大课考试两次，每月小课考试一次，考试成绩优异的，发给奖钱16000文，优秀诗文由书院汇采刊刻。书院学生赴县考试屡居案首。戴氏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备加爱护，住院肄业的，如生员测试三次超等，童生测试三次前十名的，每月资助膏火纹银五钱。书院生监赴金陵参加三年一度乡试者，每人每科资助3000文。桐乡书院创建未到三年，成绩卓著，负有盛名，桐舒枞三地士子负笈来游的有数百人。当时主持安徽学政的罗惇衍曾于道光二十六年（1847），督学桐城，看了桐乡书院课艺和《桐乡书院志》后，对桐乡书院备加赞赏，说他们能“务根低，而崇正学。”道光三十年（1850），罗氏升任通政使（后为户部尚书），撰写《桐乡书院记》，褒扬戴先生等人兴办教育，卓有成效。《桐乡书院记》，罗尚书的亲笔碑刻，至今犹保存于孔镇中心小学院内。

      戴先生写的一部《桐乡书院志》，对书院的兴建、课业、管理、考查和奖励都记载得十分详实，为不可多得的书院志书。
桐乡书院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学堂成立，才告废止。戴氏等人在书院中所兴建的旷怀园和漱芳精舍故址，至今依稀可辨；所建的朝阳楼至今完好无损，现为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钧衡不仅是一位饱学鸿儒，还有经纬治世之才。清咸丰帝施行新政，广开言路，他列举当时国家利弊，请在京大员代呈。恰逢太平天国起事，所呈各款，清廷无暇及此。

      太平军破岳阳，战舰遮江而下，占领安庆，进逼桐城。戴氏惑于清廷宣传，敌视太平军，赴临淮避乱兼请援军。不多时，桐城被攻陷，罗氏妻妾死于兵厄。当时，先生客旅怀远，闻讯呕血而死，时年四十有三。遗柩葬于孔城镇红庙村丁家冲，曾国藩为题墓碑“大清举人戴君存庄之墓”。现属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著有《味经山馆诗文钞》、《公车日记》、《杂记》、《书传纂疑》等刊行于世。

      先生远离奸邪，为人正直不阿。性伉直，勇言事，义愤所激，往往奋不顾身，由是郁郁得疾。他在文集里多次阐明了他的做人准则。于所撰《朱建论》中，简述西汉朱建本是一位正直官员，不与邪僻之人交友，后来母死无钱治丧，接受了佞臣审食其的馈赠，并为审食其消灾弥祸。文帝诛杀了审食其，朱建也畏罪自刎。戴氏在文章中发表感慨说：“呜呼！以百金之故，丧名失节，遂杀其身，士君子取与之间，宜何之哉？”这篇文章既是劝戒当世士人，也是自戒自励的一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