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桐城市新一届市委、政府将桂林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多明戈

方晋秦 发表于 2016-2-3 23:38
再来强调一下：建议桐城市新一届政府和桐城市文化部门站在历史的高度结合旅游产业发展将桂林方列入世界文化 ...

你的这种恶意重复刷楼才会被删要不我们扯点其他的，譬如就扯你家牛逼的祖上故事？没用不敬之意，你家祖上的确出过几个牛逼的。

乌龟把蜗牛撞了

多明戈 发表于 2016-2-3 23:45
你的这种恶意重复刷楼才会被删要不我们扯点其他的，譬如就扯你家牛逼的祖上故事？没用不敬之意 ...

哎  这人真心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估计上了年纪   遇事一根筋
哈哈

方晋秦

说道方氏先贤，悠悠数千年，传承着炎帝血统的方姓祖系，可谓精英辈出，显赫流芳。
　　宋时的状元文天祥，在序方氏族谱中就赞曰：“方氏之显于周，汉以达我朝，声光显赫，流泽及后者，何其盛哉！”
　　桐城方家以古文名世，代有才人，文风衍长，几百年不衰，为我国明代中叶以来，学术文化与道德诗礼上，历史贡献最显著之家族。
　　桐城派始祖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西湖春晓

方晋秦 发表于 2016-2-9 18:49
说道方氏先贤，悠悠数千年，传承着炎帝血统的方姓祖系，可谓精英辈出，显赫流芳。
　　宋时的状元文天祥， ...

现代桂林方要拿出你们现代的功绩来，才不愧对方氏祖宗，靠躺在祖坟上炫耀祖宗的荣耀是不恰当的。

西湖春晓

方建国 发表于 2016-2-3 23:02
回49楼乌龟把蜗牛撞了：
1. 你看了我的帖子有什么可笑，桐城派闻名全国，方氏的文风是桐城派代表之一，你 ...

那个年代拆的很多，不可能都一一重建的。历史就是历史，尊重历史的事实接受历史的事实，是明智的选择。

方晋秦

回复西湖春晓我是介绍一下桂林方的历史，不想被你看到了而且觉得不爽，真不是有意的。不过你说现在的桂林方成绩也是有的；如方志平捐资助学、方东美对东西方哲学的研究等。。。。我不说了，一会你又不爽了。我不能再给桂林方增加麻烦了。

方晋秦

桐城派
桐城被称为文都，源于明清时期桐城派的兴起。在明清两代的文学创作中，桐城派作家作为一个散文创作群体，雄踞文坛200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桐城派的散文理论，是对秦汉历代以来史传文学写作经验的吸取和总结，其散文理论滥觞于戴名世，正式提出于方苞，经刘大櫆补充，至姚鼐发展而完善。戴名世提出文章要“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实则是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方苞总结“义法说”，指出要“言有物”、“言有序”，成为桐城文派的创作理论。刘大櫆则补充“神气说”，主张文章要富于感情与个性，形成文章独有的艺术境界。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词精美），三者不可偏废”的同时，又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也就是说，作文需要修辞格式与内容并重。这就是桐城派文章的精髓，也是它独领文坛风骚数百年的魅力所在。

方氏学派
桐城坊间向有“话到桐城必数方”之说。桐城方氏各房代出才人，自发形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地域性学者和文学家群体。他们是：理学家方学渐，经易学者方大镇，理学家方孔炤，诗人方维仪，思想家方以智，学者方中德，数学家方中通，学者方中履，诗人方文，文学家方登峰、方式济、方孝标、方拱乾，书画家方亨咸，文学家方世举、方贞观，诗人藏书家方南塘，桐城派始祖方苞，水利专家方观承，文学家方维甸，文学家方宗诚、方东树，学者方守粦，方守敦，文学理论家方孝岳，民国要员方治，一代大哲方东美，作家方令孺，诗人学者方珪德（舒芜）等等。此外，方氏学派的主要人物还有吴应宾、钱澄之，方以智的学生游艺等。
这些人物，或血缘姻亲，或师生同学关系，凝聚力极强，因而，方氏学派比明末清初其它学派更有内部的稳定性和向心力。
方氏以古文名世，文风衍长，影响中国文化多达四百余年。有人认为，方氏是自明代中叶以来，学术文化与道德上，历史贡献最著的家族。不但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方氏学派”，而且开创了主导清代文坛两百多年的“桐城派”。现代学者吴大琨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家族一直在社会的发展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弄清楚某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就必须弄清楚某一地区一些代表性家族的情况，两者是分不开的”。对名满天下的书香世家桐城方氏，台湾作家高阳赞：方氏一门，忠孝节义，四字俱全，为中国第一等的诗礼之家。在《影响百年中国的文化世家》一书中，桐城方氏被誉为中国第二大文化名门。梁实秋道：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当代学者钱理群说，桐城方氏是继曲阜孔氏之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一个绝唱。

方晋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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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晋秦

由此可见，桐城老城区的人文积淀之浓厚！

六尺巷是一个切入点，为清河张氏宰相府、麻溪吴家叠翠楼的修复创造了新的契机，也为老城区众多历史名人故居的修复提供了新的机遇。尤其是堪称中国文化世家绝唱的桐城桂林方氏，其宗祠在老城，理应成为凝聚世界各地方氏和吸引游人的亮点，而与方氏宗祠相联系的桐川会馆、方以智故居、方苞故居、凤仪坊桂林坊牌坊的修复，可以使这类景点集中连片，桐城文化旅游就会因此“既有说头，又有看头”了。

方晋秦

话说桐城派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前“三祖”戴、方、  刘，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确言“派”。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 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清代诗、词、文俱有其派。以地域名派者，诗有秀水派，词有常州派，文派则莫盛于桐城派，故当时有“天下高文归一县”、“声名冠天下”之盛誉。那么， 时属僻壤的弹丸之地桐城，为什么会成为桐城派的发祥地，使桐城成“派”呢? 周中明教授的近作专著《桐城派研究》，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首先，桐城“风景秀丽、宜人的生态环境”，熏陶净化了本邑桐城派作家的身心，一改文坛“以华靡相尚”，“连篇累牍，皆属浮词”之陋习，把古文引向了自然纯朴、清正雅洁的正途。如戴名世说:“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又说：“窃以谓天下之景物，可喜可愕者不可胜穷也……至于用之于文则自余始。”可见宜人的自然风光对桐城派作家师法自然、清正雅洁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而桐城“外江内湖”的开放性和 “群山为之左右”的封闭性的地理位置，又使戴、方、刘、姚“四祖”等“得以经常往来于南挥作用,提高声誉,扩大影响”；内陆交通封闭的特征，才又使世俗腥风秽雨的侵蚀得到抵御。戴名世说：“四封之内，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仪之邦。”这种淳朴社会风气，养成了桐城派作家为专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文章而不懈探求的独特性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第二，“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促进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壮成长和人才辈出。  

  桐城人历来把“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奉为金科玉律，《没有先生名不成》、《劝学》等民歌，都反映了民间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正因此，桐城明清两代就拥有进士265人，举人589人，其人数之多，比同属安庆府的怀、潜、太、宿、望五县进士和举人的总和还要超出数倍以上。“宋画第一”李公麟、明代进步政治家左光斗、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家方以智、著名诗人钱澄之，清代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等，都出自桐城，为桐城派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kui(魁）、姚鼐等人才的辈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桐城“成学治古文者综干百计”，所以形成了同辈之间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如戴名世十七八岁时，即喜爱同乡里众学子“相与砥砺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而方苞能成为桐城派创始人，又与他常同开山祖戴名世切磋古文、深受教益大有关系；刘大kui(魁）在古文上的显赫名声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 又离不开“名重京师”的方苞的栽培、赏识和提携；姚鼐的成才和出名，则又直接得力于刘大kui(魁）的谆谆敦诲。 这种名师出高徒、代代相传的连锁反应，使得桐城派大作家人才辈出，出类拔萃。
　　第三，“育才先育人的家庭教育环境”，对桐城派大作家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全系出身于书香之家， 父母皆有较高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从小抓起，十分严厉； 如方苞五岁， 其父即教章句，口授指画，未成童，“五经”即能背诵；刘大kui(魁）父兄均以教书为业，幼年即从读，双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学不辍；姚鼐从小即受其伯父姚范的言传身教。 二十岁即授徒四方； 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诗》、《礼》二经即由其母口授，且“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贤哲事。”同时，他们也十分注重艰苦奋斗的家庭传统教育，发扬其祖辈艰苦创业的精神。戴、方、姚的远祖皆系桐城外来移民，不历经艰苦奋斗难以立脚根。如戴名世说：“得闻先世遗训”，听长辈“相与述先世轶事及祖宗创业之艰难。余虽幼，备志之于心。”姚莹也指出：“夫劳者乃成之资，而逸者实败之券也。”他自己和他们的后代正是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才在各自的事业上卓有建树的。尽管戴、方、刘、姚等出身于官宦、书香门第，但其家庭并不富裕，所以重视留给后代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忠厚为本”、“读书好古”、“清贫自守”等。如姚莹说：“家德所传，惟以忠厚为本。”又说他所得的遗产，“独先世遗书而已”，而先世“虽或仕于朝，官于四方，独无余禄，以给子孙，及莹之身益困，常惧坎坷，不能自立，以坠先人之业也。”因此促使他“日夜兢兢，冀有所就”，历经十余年的刻苦努力，终成大器，  以奋勇抗英的民族英雄和“姚门高第弟子”而闻名于世。
桐城派于清初崛起，在全国文坛取得200余年盟主的正宗地位，绝非偶然。这要从清王朝文化政策的特征和桐城派对它的适应性上。要从桐城派在古文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卓然贡献上，来认识其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清王朝系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在统治全国268年中， 虽然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但也为祖国创造了空前大统一的政治局面，使清代成为封建文化大融合、大总结、大繁荣、大成熟的时期。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出发。清朝统治者文化政策的特征是在大兴文字狱，残暴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千方百计拉拢、网罗人才为其服务，表现出对各种人才的作用具有颇为宽松的包容性。同时，康熙着力推崇程朱理学，以表明其治国策略与汉族历代王朝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因而具有正统性，从而达到彻底征服人心的目的，史实证明清朝统治者是靠励精图治发展壮大起来的。康熙提倡程朱理学，而又非常注重
　　 实用和言行一致，反对空谈义理。 他说：“若门虽不讲， 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 此即真理也”，又说：“凡所贵道学者， 必在身体力行，  见诸实事， 非徒托空言。”上述思想文化政策的特征，正适应了同样尊崇程朱理学、身体力行为文的桐城派的兴盛和发展，为其致力于总结和探讨古文的写作规律，繁荣古代散文创作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桐城派非政治集团，而是学术流派。虽尊崇程朱理学，但更主张“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清王朝的文化政策首要的是强调文章要为其政治服务，而桐城派则更坚持文学家和文学本身的主体性，且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创立了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这是桐城派之所以兴盛、发展的最根本性的内因。
　　 桐城派的散文理论，是对秦、汉历代以来史传文学写作经验的吸取和总结。其散文理论滥觞于戴名世，正式提出的是方苞，又经刘大?的补充，至姚鼐发展而完善。应该说，早在明代本邑“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方以智、著名诗人钱澄之等，即推崇左、庄、马、班的文章，对桐城莘莘学子无疑有一定影响，对桐城派“四祖”尤其是对生于明末的戴名世，
起到了明显的启迪作用。
　　 戴名世(1653-1713)，桐城派的先驱者，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古文创作方面，因《南山集》案罹难，留下282篇正气凛然的古文作品。他生前为了完成“振兴古文”的历史使命，对古文创作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新颖、可取的理论主张。他要求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在散文创作上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精、气、神三者浑一”，为方、刘、姚文论的建树，从内容、形式乃至艺术风格上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系“三祖”文论之直接源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确指出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推他为开山祖。”这也是我们称戴名世为桐城派的先驱者、开山祖，理应尊为“一祖”的事实依据和理由。
　　方苞(1668-1749)，在清代乾隆时被誉为“一代文宗”，桐城派的创始者。他首创的“义法”说，被视为“凡文之愈久而传”的根本法则，是集古今文论之大成”。“义法"说，是方苞文学理论的核心。 他在《又书货殖传后》文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变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里的‘言有物’，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主要反映客观现实。戴名世在《答赵少宰书》,曾明确指出：“今夫立言之道莫著于《易》, 《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戴名世和方苞先后同样说“言有物”， 又均以《易》为根据，充分说明方与戴的文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方苞的“言有序”，指文章在艺术形式上，要结构井然严谨，行文清真雅洁。戴名世在这方面虽少于论说，但他比方年长15岁，方是在戴长达十年的直接指点、栽培下，才茁壮成长起来。清初文坛的特点是“重道轻文”、无病呻吟和摹拟剽袭，方苞一扫“臭腐”，以“言 有 物”、“言有序”为
主要内容的“义法”说，总结了我国古文创作的历史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清初古文的发展。
　　刘大櫆（1697--1779)，桐城派的拓大者。他终生以教书为主要职业，与方苞、姚鼐是承上启下的师生关系，被方苞赞赏为奇才、“国士”，极力推崇，多方提携，故刘对恩师方十分敬慕。 刘大櫆的文学主张是“神气”说，他在其文艺理论专著《论文偶记》中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 文之最组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 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他深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如此着意以语言艺术来体现文章的"神气”，是刘大櫆的独创， 因而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拓展，也是对戴名世“精、气、神”的继承，从而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
　　姚鼐(1732-1815)，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清史稿?姚鼐传》说：“鼐工古文……所为文高洁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穗，而控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姚莹也说：“望溪文持，恒以理胜；海峰以才胜，学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姚鼐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理、考证、文章”兼长相济说，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寡闻浅识”，  过分地强调“言义理”、讲考证，从而使文学创作达到“文之至美”的境地。他进而从古文创作诸要素的客观要求出发， 提出为文的“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又从“文之至美”出发，从美学的角度，阐明了“阳刚、柔美”的风格论。  可见姚鼐的文学理论，有相当完整的体系性和周密的理论性。 他在直接继承与发展戴名世、 方苞、 刘大櫆的桐城派文论的同时，  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的经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总结，故“其论文比方氏更精密，所以桐城文派至姚氏而始定。”
　　 桐城派以明归有光接绪唐宋八家而上追史迁，远溯秦汉，为其文统之源流，故其文论不仅完整系统，且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姚鼐又手编《古文辞类纂》，作为散文创作的“样板”刊行于世，从而从文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扩大了“桐城家法”的影响，天下文人宗法桐城者趋之若骛。自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传播代有人豪，诸如姚门杰出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刘开，桐城派旁支--阳湖派的恽敬、张惠言、李兆洛，桐城派“中兴大将”曾国藩的“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末期的严复、林纡、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
   桐城派千余人的创作队伍，其散文作品可谓汗牛充栋。2000余种作品既体现了桐城派文论的共性，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又各具特色。清代以降，编辑出版的桐城派本籍作家文集450余卷， 非桐城籍桐城派作家著作，更是不胜数计。 不少名篇佳构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等，一直选作大中学校文科教材。而现当代文化名人如胡适、郭沫若、钱钟书、朱光潜等，都受到过桐城派散文的潜移默化的润泽。
   自清乾隆中叶至今，对桐城派的评论从未间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该派为“桐城谬种”，此后功过是非再也无人斗胆问津。解放后，虽有少量持论公允的研究文章散见于报刊，然终难形成气候，而“文革”中自是在劫难逃。直至1985年11月上旬，海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汇聚桐城参加首次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才从文论、史学、哲学、美学、文章等多方面给予了桐城派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时至今日，在各级党政领导亲切关注， 海内外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下，2000年7月日在桐城派故乡－－桐城，“桐城派研究会”应运诞生了! 我们深信，桐城派研究这块园地，经过辛勤耕耘，必将繁花似锦，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