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桐城市新一届市委、政府将桂林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方晋秦

话说桐城派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前“三祖”戴、方、  刘，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确言“派”。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 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清代诗、词、文俱有其派。以地域名派者，诗有秀水派，词有常州派，文派则莫盛于桐城派，故当时有“天下高文归一县”、“声名冠天下”之盛誉。那么， 时属僻壤的弹丸之地桐城，为什么会成为桐城派的发祥地，使桐城成“派”呢? 周中明教授的近作专著《桐城派研究》，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首先，桐城“风景秀丽、宜人的生态环境”，熏陶净化了本邑桐城派作家的身心，一改文坛“以华靡相尚”，“连篇累牍，皆属浮词”之陋习，把古文引向了自然纯朴、清正雅洁的正途。如戴名世说:“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又说：“窃以谓天下之景物，可喜可愕者不可胜穷也……至于用之于文则自余始。”可见宜人的自然风光对桐城派作家师法自然、清正雅洁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而桐城“外江内湖”的开放性和 “群山为之左右”的封闭性的地理位置，又使戴、方、刘、姚“四祖”等“得以经常往来于南挥作用,提高声誉,扩大影响”；内陆交通封闭的特征，才又使世俗腥风秽雨的侵蚀得到抵御。戴名世说：“四封之内，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仪之邦。”这种淳朴社会风气，养成了桐城派作家为专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文章而不懈探求的独特性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第二，“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促进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壮成长和人才辈出。  

  桐城人历来把“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奉为金科玉律，《没有先生名不成》、《劝学》等民歌，都反映了民间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正因此，桐城明清两代就拥有进士265人，举人589人，其人数之多，比同属安庆府的怀、潜、太、宿、望五县进士和举人的总和还要超出数倍以上。“宋画第一”李公麟、明代进步政治家左光斗、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家方以智、著名诗人钱澄之，清代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等，都出自桐城，为桐城派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kui(魁）、姚鼐等人才的辈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桐城“成学治古文者综干百计”，所以形成了同辈之间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如戴名世十七八岁时，即喜爱同乡里众学子“相与砥砺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而方苞能成为桐城派创始人，又与他常同开山祖戴名世切磋古文、深受教益大有关系；刘大kui(魁）在古文上的显赫名声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 又离不开“名重京师”的方苞的栽培、赏识和提携；姚鼐的成才和出名，则又直接得力于刘大kui(魁）的谆谆敦诲。 这种名师出高徒、代代相传的连锁反应，使得桐城派大作家人才辈出，出类拔萃。
　　第三，“育才先育人的家庭教育环境”，对桐城派大作家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全系出身于书香之家， 父母皆有较高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从小抓起，十分严厉； 如方苞五岁， 其父即教章句，口授指画，未成童，“五经”即能背诵；刘大kui(魁）父兄均以教书为业，幼年即从读，双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学不辍；姚鼐从小即受其伯父姚范的言传身教。 二十岁即授徒四方； 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诗》、《礼》二经即由其母口授，且“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贤哲事。”同时，他们也十分注重艰苦奋斗的家庭传统教育，发扬其祖辈艰苦创业的精神。戴、方、姚的远祖皆系桐城外来移民，不历经艰苦奋斗难以立脚根。如戴名世说：“得闻先世遗训”，听长辈“相与述先世轶事及祖宗创业之艰难。余虽幼，备志之于心。”姚莹也指出：“夫劳者乃成之资，而逸者实败之券也。”他自己和他们的后代正是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才在各自的事业上卓有建树的。尽管戴、方、刘、姚等出身于官宦、书香门第，但其家庭并不富裕，所以重视留给后代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忠厚为本”、“读书好古”、“清贫自守”等。如姚莹说：“家德所传，惟以忠厚为本。”又说他所得的遗产，“独先世遗书而已”，而先世“虽或仕于朝，官于四方，独无余禄，以给子孙，及莹之身益困，常惧坎坷，不能自立，以坠先人之业也。”因此促使他“日夜兢兢，冀有所就”，历经十余年的刻苦努力，终成大器，  以奋勇抗英的民族英雄和“姚门高第弟子”而闻名于世。
桐城派于清初崛起，在全国文坛取得200余年盟主的正宗地位，绝非偶然。这要从清王朝文化政策的特征和桐城派对它的适应性上。要从桐城派在古文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卓然贡献上，来认识其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清王朝系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在统治全国268年中， 虽然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但也为祖国创造了空前大统一的政治局面，使清代成为封建文化大融合、大总结、大繁荣、大成熟的时期。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出发。清朝统治者文化政策的特征是在大兴文字狱，残暴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千方百计拉拢、网罗人才为其服务，表现出对各种人才的作用具有颇为宽松的包容性。同时，康熙着力推崇程朱理学，以表明其治国策略与汉族历代王朝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因而具有正统性，从而达到彻底征服人心的目的，史实证明清朝统治者是靠励精图治发展壮大起来的。康熙提倡程朱理学，而又非常注重
　　 实用和言行一致，反对空谈义理。 他说：“若门虽不讲， 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 此即真理也”，又说：“凡所贵道学者， 必在身体力行，  见诸实事， 非徒托空言。”上述思想文化政策的特征，正适应了同样尊崇程朱理学、身体力行为文的桐城派的兴盛和发展，为其致力于总结和探讨古文的写作规律，繁荣古代散文创作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桐城派非政治集团，而是学术流派。虽尊崇程朱理学，但更主张“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清王朝的文化政策首要的是强调文章要为其政治服务，而桐城派则更坚持文学家和文学本身的主体性，且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创立了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这是桐城派之所以兴盛、发展的最根本性的内因。
　　 桐城派的散文理论，是对秦、汉历代以来史传文学写作经验的吸取和总结。其散文理论滥觞于戴名世，正式提出的是方苞，又经刘大?的补充，至姚鼐发展而完善。应该说，早在明代本邑“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方以智、著名诗人钱澄之等，即推崇左、庄、马、班的文章，对桐城莘莘学子无疑有一定影响，对桐城派“四祖”尤其是对生于明末的戴名世，
起到了明显的启迪作用。
　　 戴名世(1653-1713)，桐城派的先驱者，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古文创作方面，因《南山集》案罹难，留下282篇正气凛然的古文作品。他生前为了完成“振兴古文”的历史使命，对古文创作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新颖、可取的理论主张。他要求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在散文创作上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精、气、神三者浑一”，为方、刘、姚文论的建树，从内容、形式乃至艺术风格上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系“三祖”文论之直接源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确指出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推他为开山祖。”这也是我们称戴名世为桐城派的先驱者、开山祖，理应尊为“一祖”的事实依据和理由。
　　方苞(1668-1749)，在清代乾隆时被誉为“一代文宗”，桐城派的创始者。他首创的“义法”说，被视为“凡文之愈久而传”的根本法则，是集古今文论之大成”。“义法"说，是方苞文学理论的核心。 他在《又书货殖传后》文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变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里的‘言有物’，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主要反映客观现实。戴名世在《答赵少宰书》,曾明确指出：“今夫立言之道莫著于《易》, 《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戴名世和方苞先后同样说“言有物”， 又均以《易》为根据，充分说明方与戴的文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方苞的“言有序”，指文章在艺术形式上，要结构井然严谨，行文清真雅洁。戴名世在这方面虽少于论说，但他比方年长15岁，方是在戴长达十年的直接指点、栽培下，才茁壮成长起来。清初文坛的特点是“重道轻文”、无病呻吟和摹拟剽袭，方苞一扫“臭腐”，以“言 有 物”、“言有序”为
主要内容的“义法”说，总结了我国古文创作的历史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清初古文的发展。
　　刘大櫆（1697--1779)，桐城派的拓大者。他终生以教书为主要职业，与方苞、姚鼐是承上启下的师生关系，被方苞赞赏为奇才、“国士”，极力推崇，多方提携，故刘对恩师方十分敬慕。 刘大櫆的文学主张是“神气”说，他在其文艺理论专著《论文偶记》中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 文之最组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 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他深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如此着意以语言艺术来体现文章的"神气”，是刘大櫆的独创， 因而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拓展，也是对戴名世“精、气、神”的继承，从而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
　　姚鼐(1732-1815)，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清史稿?姚鼐传》说：“鼐工古文……所为文高洁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穗，而控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姚莹也说：“望溪文持，恒以理胜；海峰以才胜，学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姚鼐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理、考证、文章”兼长相济说，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寡闻浅识”，  过分地强调“言义理”、讲考证，从而使文学创作达到“文之至美”的境地。他进而从古文创作诸要素的客观要求出发， 提出为文的“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又从“文之至美”出发，从美学的角度，阐明了“阳刚、柔美”的风格论。  可见姚鼐的文学理论，有相当完整的体系性和周密的理论性。 他在直接继承与发展戴名世、 方苞、 刘大櫆的桐城派文论的同时，  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的经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总结，故“其论文比方氏更精密，所以桐城文派至姚氏而始定。”
　　 桐城派以明归有光接绪唐宋八家而上追史迁，远溯秦汉，为其文统之源流，故其文论不仅完整系统，且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姚鼐又手编《古文辞类纂》，作为散文创作的“样板”刊行于世，从而从文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扩大了“桐城家法”的影响，天下文人宗法桐城者趋之若骛。自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传播代有人豪，诸如姚门杰出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刘开，桐城派旁支--阳湖派的恽敬、张惠言、李兆洛，桐城派“中兴大将”曾国藩的“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末期的严复、林纡、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
   桐城派千余人的创作队伍，其散文作品可谓汗牛充栋。2000余种作品既体现了桐城派文论的共性，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又各具特色。清代以降，编辑出版的桐城派本籍作家文集450余卷， 非桐城籍桐城派作家著作，更是不胜数计。 不少名篇佳构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等，一直选作大中学校文科教材。而现当代文化名人如胡适、郭沫若、钱钟书、朱光潜等，都受到过桐城派散文的潜移默化的润泽。
   自清乾隆中叶至今，对桐城派的评论从未间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该派为“桐城谬种”，此后功过是非再也无人斗胆问津。解放后，虽有少量持论公允的研究文章散见于报刊，然终难形成气候，而“文革”中自是在劫难逃。直至1985年11月上旬，海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汇聚桐城参加首次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才从文论、史学、哲学、美学、文章等多方面给予了桐城派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时至今日，在各级党政领导亲切关注， 海内外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下，2000年7月日在桐城派故乡－－桐城，“桐城派研究会”应运诞生了! 我们深信，桐城派研究这块园地，经过辛勤耕耘，必将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xuxiang

路过。。。

江山如画苍穹笑

赞同楼主，必须修，只可惜大清完了，九品中正制也完了

方晋秦

话说桐城派（二）
滥   觞
在桐城派未形成以前，邑内有识之士即鄙弃时文，倡导古文写作。在理论上，方以智(1611--1671)提出端本于经，练于要史，修辞于汉，析理于宋的崭新见解，其《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班(固)马(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之文，对后来桐城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在创作上，钱澄之(1612-1693)摒弃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其作品为后世桐城派作了示范。其后戴名世赋予古文强烈的战斗精神，注重发挥古文的社会作用，开桐城派古文艺术形式之先河。其文学倾向和艺术渊源与桐城派基本相同，对方苞影响至深。
创    始
桐城派古文创始于方苞。针对清初文坛重道轻文、无病呻吟的不良风气，方苞上继归有光的遗绪，以复古为革新--寓革新于复古，倡导“古文义法”的理论原则，并把“雅洁”--作为品评文章优劣的标准。方苞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作奉行的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的基石，为其追随者开辟了道路。方苞也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发    展
在桐城派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刘大魁是上承方苞、下开姚鼐的关键人物，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在散文理论上，他提出了“神气说”，侧重于对古文自身规律和审美特质的理论探讨，补充了方苞未发之意；其文章宏肆绚烂，富有诗意。在他的间接影响下，产生了桐城派的支流--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桐城派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兴 盛(上)
桐城派发展到乾、嘉时代，逐渐进入其鼎盛时期。“三祖”之一的姚鼐，融会方、刘，以古文理论为中心，沟通诗歌、辞赋等文学样式以及时文，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影响浸渍，蔚然时风。姚鼐因此被公认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桐城派的名称，就是在姚鼐时期才得以确定的。此后，本邑学人追踪奋发，外藉学者转相传授，形成遍布全国的作家群，而以“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一说刘开）为代表的“正宗”传人，在当时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一方面维护和发扬桐城派固有的思想和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因时而变，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中，桐城派作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撰写了一批有物有序的好文章，不失其在文坛上的正统地位。
兴 盛（下）
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兴起到十九世纪末，桐城派进入衍变时期，以曾国藩为核心，形成桐城派的变体“湘乡派”作家集团。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古文创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桐城派基本理论，一定程度上补救了桐城派古文柔弱的流弊，桐城派由此呈现中兴局面，流衍更广，人数更多，势力更大。这时期不少桐城派作家面对国家危难，力主变法，提倡改良，主张向西方学习以图自强，“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都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
式 微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进入了民主共和阶段。随着清王朝“治统”的垮台，桐城派200年“文统”也失去了依傍。新文化运动兴起，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先后向桐城派发起进攻。戴、方、刘、姚及明前后七子被视为“十八妖魔”、桐城派被称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不得不败下阵来。此一时期，桐城遗裔的代表人物有林纾、严复、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等。

方晋秦

话说桐城派（三）
桐城派文人中能诗者不少，如刘大櫆、姚范、姚鼐、方东树、朱琦、曾国藩、范当世、陈三立等人在诗歌理论与创作上的建树都为人重视。如统观桐城派作家的诗歌，俨然有一桐城诗派存在，故前人已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之语。
      方苞“绝意不为诗”，故桐城文人中论诗而颇有影响者首推刘大kui(魁），刘在当时诗名颇盛，程晋芳读其诗集即对袁枚说：“耕南诗胜于文也。”（《随园诗话》卷十--八八）管世铭《论文杂言》中也说：“桐城刘大kui(魁）耕南，任黟县教谕，著有海峰诗钞，各体俱有本末，近自馆阁及山林罕见其匹。”（《蕴山堂文集》卷八）姚鼐也说：“海峰则文与诗并极其力，能包括古人异体，熔以成其体，雄豪奥秘，麾斥出之，岂非其才之绝出今古者哉？”（《刘海峰先生传》）而且刘大kui(魁）以诗传授后进，其对桐城诗派的形成大有开启之功，姚鼐曾说：“自海峰先生晚居枞阳，以诗教后进，桐城为诗者大率称海峰弟子。”（《抱犊山人李君墓志铭》）姚鼐之诗学就深受刘大kui(魁）的影响，沈曾植《海日楼题跋》中说：“惜抱选诗，暨与及门讲授，一宗海峰家法，门庭阶闼，矩范秩然。”（《惜抱轩诗集跋》）
      姚鼐之前，对桐城诗派甚有影响者为姚范，姚鼐不仅在古文方面受姚范较大影响，就诗论而言，也与其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如姚范《援鹑堂笔记》中深恶吴乔诋毁明七子之论，于何、李诸人多维护之辞，姚鼐也不满钱谦益的诋其七子，以为学诗当由李、何、王、李入。故方东树《昭昧詹言》中说：“近代真知诗文，无如乡先辈刘海峰、姚姜坞、惜抱三先生者。”可见桐城后学已注意到姚范在诗论上的地位。
      姚鼐的诗歌在当时蔚为大宗，门人转相传授，推为正宗，得使桐城诗学蔚然成派。吴德旋《示及门诸子》诗中说：“我自心钦姚惜抱，拜袁揖赵让时贤。”曾国藩以姚鼐七律为清代第一（《吴挚甫尺牍》卷二下《与萧敦甫》），张裕钊选《国朝三家诗》，姚鼐为其中之一，可见桐城派文人都极为推重姚鼐的诗。
      姚鼐论诗注重气象阔大、刚健磊落的审美趣味，这在他的《海愚诗钞序》中对阳刚诗风的祈慕中已可见到，又如他的《今体诗钞序》中说：“夫文以气为主，七言今体，句引字赊，尤贵气健。”因而他本人的诗歌也接近于雄阔刚健一路，他的古诗回荡着一种雄迈豪放之气，效摹李、杜等盛唐气象，兼采韩愈劲健的诗风，形成了他自己迈往不羁的风格；其今体诗也以气象阔大为特色，熔合明七子的宏放与宋代苏、黄等人诗的劲健，深得阳刚之美。故姚永朴《惜抱轩诗钞释序》中说：
      昔湘乡曾文正公尝言吾家惜抱府君，能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故劲气盘折。去岁于建德徐君汇生家，见公为其先德云衢观察先路书府君登永济寺阁诗评之曰：惜翁有儒者气象，而诗乃多豪雄语。忆弱冠谒武昌张廉卿先生，亦闻其论府君文气味渊雅，以情之真，陈义之坚且卓也，不必奇崛，而自及于古。若诗则笔力健举，声出金石，无论鸿篇短章，开合衡纵，随所施设，罔不如志，乌得谓才弱邪。吾乡吴挚甫先生深以为然。
     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都认为姚鼐的诗近于雄豪刚健的风格，与他的散文偏于渊雅柔美不同，这种祈向基本代表了桐城派诗学的宗旨，对后世桐城文人的影响很大。如姚门弟子论诗基本不离师说，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于理论上的建树最为突出，但主要是发挥了刘大?、姚范、姚鼐等人的主张。姚莹的《论诗绝句六十首》也基本上体现了姚鼐不废七子、又重苏、黄的论诗宗旨。后来曾国藩及其门人的诗和诗论也深受姚鼐等桐城派文人影响，曾氏《憩红诗课戏题一诗于后》中说：“铅山不作桐城逝，海内骚坛委寒灰。龙蛰虎潜断吟啸，坐令蚯蚓鸣惊雷”。（《曾文正公诗集》卷二）对桐城诗法之冷落颇为感叹。及至张裕钊、吴汝纶、姚永概等人也都能诗，隐然有一桐城诗派于胸中。
      桐城派的诗与诗论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
      一、桐城派文人是古文家，故其论诗往往不脱论文习气，力求以文法通诗法。他们继承了韩愈和宋人“以文为诗”的风气，更自觉地以文章格法来评判和指导诗歌创作。
      姚鼐评杜甫《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说：“读少陵赠送人诗，正如昌黎赠送人序，横空而来，尽意而止，变化神奇，初无定格。”（《今体诗钞》卷六）评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云：“太史公叙事牵连旁入，曲致无不尽，诗中惟少陵时亦有之。”（同上）司马迁、韩愈是古文家奉为圭臬的两个典范，以司马迁、韩愈的文来比杜甫的诗，正说明诗文相通。
      桐城派论文注重开合承转、格局布置等法，姚鼐论诗也讲究布局变化，开合起伏，他的  《复刘明东书》中说：
      赠五言排律，句格颇雄，此是长进外，但于杜公排律布置局格、开合起伏，变化而整齐处未有得也。大约横空而来，意尽而止，而千形万态随处溢出，此他人诗中所无有，惟韩文时有之，与子美诗同耳。
      这种以文法论诗的风气，在其弟子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发展得更远，甚至认为不懂古文章法就不能作好诗，其言曰：
      诗莫难于七古，七古以才气为主，纵横变化，雄奇浑颢，亦由天授，不可强能。杜公、太白，天地元气，直与《史记》相埒，二千年来，只此二人。其次则须解古文者而后能为之。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南宋以后，古文之传绝，七言古诗，遂无大宗。阮亭号知诗，然不解古文，故其论亦不及此。（卷十一）
     他盛称韩愈、欧阳修、苏东坡的七古，因为他们能以古文的章法入诗。他批评陆游、李商隐的诗“不可人意”、“气窒势平”，是因为他们不通古文（《昭昧詹言》卷一、卷十一、卷十二）。方东树理解的诗文相通与姚鼐一样，主要在结构、章法、句法上，从而他提出了“诗与古文一也”的主张，以为“不解文事，必不能当诗家著隶”（《照昧詹言》卷十四。）
      二、桐城派论诗有兼采唐宋的倾向，对清季宋诗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姚鼐在古人中最推重杜甫和韩愈的诗。他以杜甫为“古今诗人之冠”（《敦拙堂诗集序》），又评王士?《诗选》曾云：“若病其缺此大家（指杜甫），只当另选一杜诗，或益以昌黎，以待天下士才力雄健者之自取法可也。”（《惜抱轩尺牍》卷七《与陈硕士书》）可见他以杜、韩为“才力雄健”者之取法对象。姚门弟子也都推重杜、韩，如姚莹《论诗绝句》中评杜甫：“力破沧溟万象开，乾坤奥气少陵才。”论韩愈则云：“文体能兴八代衰，韵言尤自辟藩篱。主持雅正惟公在，底事卢樊别赏奇？”都极力称扬，崇之甚高。方东树《昭昧詹言》也以杜、韩同称，盛赞他们“胸襟高，本领高”，“读书多，笔力强”（卷九），“杜公如造化元气，韩如六经，直书白话，皆道腴元气。”（卷九），他说韩诗“笔势如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极，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总之杜诗的沉郁顿挫与韩诗的浑浩雄健都合乎桐城派论诗重阳刚的主张。
      桐城文人重宋诗，提倡黄庭坚的诗风实由姚范始，其《援鹑堂笔记》卷四十云：“涪翁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崛奇，元思瑰句，排斥冥鉴，自得意表，玩诵之久，有一切厨馔腥蝼而不可食之意。”可见他对黄诗的推重，姚鼐论诗兼取唐宋，他自己曾明言：“熔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书》）他于《与陈硕士书》中也颇推许黄庭坚的诗，因而方东树说：“论山谷者，惟姜坞、惜抱二先生之言最精当，后人无以易也”。（《昭昧詹言》卷二十）这种好尚也广泛为后来桐城派文人接受。梅曾亮就说过：“我亦低首涪翁诗。”曾国藩也自云：“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曾文正公诗集》卷三《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俨然以提倡黄庭坚的诗而领袖诗坛，这种推尊黄诗的理论与清代后期同光体诗风的形成关系很密切，而有一些桐城派文人本身又是同光体主要作家，如范当世、陈三立等。
      总之，桐城派作家在清代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队，对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不仅有益于理解清诗发展的过程，而且对于全面了解桐城派作家的文论和文学创作也是不无帮助的。

甲午风云

我感觉，桐城政府如果决意要把桐城打造成为典型的文都旅游景点，并真正加以快速实施，比如像三河古镇的建造模式，只有先打好这个框架，然后才有可能添砖加瓦，加以充实完善。

彩色哥

江山如画苍穹笑 发表于 2016-2-16 16:10
赞同楼主，必须修，只可惜大清完了，九品中正制也完了

@大清国今天完了吗 的博主不同意。
http://weibo.com/p/1005052184617260/home?profile_ftype=1&is_all=1#_0

容随斋

彩色哥 发表于 2016-2-18 13:28
@大清国今天完了吗 的博主不同意。
http://weibo.com/p/1005052184617260/home?profile_ftype=1&is_all= ...

吃枣药丸

方晋秦

综合回复以上几位的意见：1、甲午风云的说法很实际，如果决意要把桐城打造成为典型的文都旅游景点，要拉出一个大的框架，著名的历史名人名居景点要恢复，以后陆续补缺。补缺的位置要留出来。2、恢复历史名人名居景点与‘可惜大清完了，九品中正制也完了“两码事，这是少数人不正确心态问题，我解决不了。

江山如画苍穹笑

这种扑面而来的贵族气质让人如浴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