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桐城市新一届市委、政府将桂林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xuxiang · 发表于 2016-2-16 13:39:25

路过。。。

江山如画苍穹笑 · 发表于 2016-2-16 16:10:46

赞同楼主，必须修，只可惜大清完了，九品中正制也完了

方晋秦 · 发表于 2016-2-16 18:26:05

话说桐城派（二）
滥觞
在桐城派未形成以前，邑内有识之士即鄙弃时文，倡导古文写作。在理论上，方以智(1611--1671)提出端本于经，练于要史，修辞于汉，析理于宋的崭新见解，其《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班(固)马(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之文，对后来桐城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在创作上，钱澄之(1612-1693)摒弃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其作品为后世桐城派作了示范。其后戴名世赋予古文强烈的战斗精神，注重发挥古文的社会作用，开桐城派古文艺术形式之先河。其文学倾向和艺术渊源与桐城派基本相同，对方苞影响至深。
创始
桐城派古文创始于方苞。针对清初文坛重道轻文、无病呻吟的不良风气，方苞上继归有光的遗绪，以复古为革新--寓革新于复古，倡导“古文义法”的理论原则，并把“雅洁”--作为品评文章优劣的标准。方苞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作奉行的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的基石，为其追随者开辟了道路。方苞也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发展
在桐城派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刘大魁是上承方苞、下开姚鼐的关键人物，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在散文理论上，他提出了“神气说”，侧重于对古文自身规律和审美特质的理论探讨，补充了方苞未发之意；其文章宏肆绚烂，富有诗意。在他的间接影响下，产生了桐城派的支流--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桐城派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兴盛(上)
桐城派发展到乾、嘉时代，逐渐进入其鼎盛时期。“三祖”之一的姚鼐，融会方、刘，以古文理论为中心，沟通诗歌、辞赋等文学样式以及时文，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影响浸渍，蔚然时风。姚鼐因此被公认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桐城派的名称，就是在姚鼐时期才得以确定的。此后，本邑学人追踪奋发，外藉学者转相传授，形成遍布全国的作家群，而以“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一说刘开）为代表的“正宗”传人，在当时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一方面维护和发扬桐城派固有的思想和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因时而变，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中，桐城派作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撰写了一批有物有序的好文章，不失其在文坛上的正统地位。
兴盛（下）
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兴起到十九世纪末，桐城派进入衍变时期，以曾国藩为核心，形成桐城派的变体“湘乡派”作家集团。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古文创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桐城派基本理论，一定程度上补救了桐城派古文柔弱的流弊，桐城派由此呈现中兴局面，流衍更广，人数更多，势力更大。这时期不少桐城派作家面对国家危难，力主变法，提倡改良，主张向西方学习以图自强，“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都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
式微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进入了民主共和阶段。随着清王朝“治统”的垮台，桐城派200年“文统”也失去了依傍。新文化运动兴起，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先后向桐城派发起进攻。戴、方、刘、姚及明前后七子被视为“十八妖魔”、桐城派被称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不得不败下阵来。此一时期，桐城遗裔的代表人物有林纾、严复、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等。

方晋秦 · 发表于 2016-2-17 21:03:10

话说桐城派（三）
桐城派文人中能诗者不少，如刘大櫆、姚范、姚鼐、方东树、朱琦、曾国藩、范当世、陈三立等人在诗歌理论与创作上的建树都为人重视。如统观桐城派作家的诗歌，俨然有一桐城诗派存在，故前人已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之语。
   方苞“绝意不为诗”，故桐城文人中论诗而颇有影响者首推刘大kui(魁），刘在当时诗名颇盛，程晋芳读其诗集即对袁枚说：“耕南诗胜于文也。”（《随园诗话》卷十--八八）管世铭《论文杂言》中也说：“桐城刘大kui(魁）耕南，任黟县教谕，著有海峰诗钞，各体俱有本末，近自馆阁及山林罕见其匹。”（《蕴山堂文集》卷八）姚鼐也说：“海峰则文与诗并极其力，能包括古人异体，熔以成其体，雄豪奥秘，麾斥出之，岂非其才之绝出今古者哉？”（《刘海峰先生传》）而且刘大kui(魁）以诗传授后进，其对桐城诗派的形成大有开启之功，姚鼐曾说：“自海峰先生晚居枞阳，以诗教后进，桐城为诗者大率称海峰弟子。”（《抱犊山人李君墓志铭》）姚鼐之诗学就深受刘大kui(魁）的影响，沈曾植《海日楼题跋》中说：“惜抱选诗，暨与及门讲授，一宗海峰家法，门庭阶闼，矩范秩然。”（《惜抱轩诗集跋》）
   姚鼐之前，对桐城诗派甚有影响者为姚范，姚鼐不仅在古文方面受姚范较大影响，就诗论而言，也与其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如姚范《援鹑堂笔记》中深恶吴乔诋毁明七子之论，于何、李诸人多维护之辞，姚鼐也不满钱谦益的诋其七子，以为学诗当由李、何、王、李入。故方东树《昭昧詹言》中说：“近代真知诗文，无如乡先辈刘海峰、姚姜坞、惜抱三先生者。”可见桐城后学已注意到姚范在诗论上的地位。
   姚鼐的诗歌在当时蔚为大宗，门人转相传授，推为正宗，得使桐城诗学蔚然成派。吴德旋《示及门诸子》诗中说：“我自心钦姚惜抱，拜袁揖赵让时贤。”曾国藩以姚鼐七律为清代第一（《吴挚甫尺牍》卷二下《与萧敦甫》），张裕钊选《国朝三家诗》，姚鼐为其中之一，可见桐城派文人都极为推重姚鼐的诗。
   姚鼐论诗注重气象阔大、刚健磊落的审美趣味，这在他的《海愚诗钞序》中对阳刚诗风的祈慕中已可见到，又如他的《今体诗钞序》中说：“夫文以气为主，七言今体，句引字赊，尤贵气健。”因而他本人的诗歌也接近于雄阔刚健一路，他的古诗回荡着一种雄迈豪放之气，效摹李、杜等盛唐气象，兼采韩愈劲健的诗风，形成了他自己迈往不羁的风格；其今体诗也以气象阔大为特色，熔合明七子的宏放与宋代苏、黄等人诗的劲健，深得阳刚之美。故姚永朴《惜抱轩诗钞释序》中说：
   昔湘乡曾文正公尝言吾家惜抱府君，能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故劲气盘折。去岁于建德徐君汇生家，见公为其先德云衢观察先路书府君登永济寺阁诗评之曰：惜翁有儒者气象，而诗乃多豪雄语。忆弱冠谒武昌张廉卿先生，亦闻其论府君文气味渊雅，以情之真，陈义之坚且卓也，不必奇崛，而自及于古。若诗则笔力健举，声出金石，无论鸿篇短章，开合衡纵，随所施设，罔不如志，乌得谓才弱邪。吾乡吴挚甫先生深以为然。
   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都认为姚鼐的诗近于雄豪刚健的风格，与他的散文偏于渊雅柔美不同，这种祈向基本代表了桐城派诗学的宗旨，对后世桐城文人的影响很大。如姚门弟子论诗基本不离师说，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于理论上的建树最为突出，但主要是发挥了刘大?、姚范、姚鼐等人的主张。姚莹的《论诗绝句六十首》也基本上体现了姚鼐不废七子、又重苏、黄的论诗宗旨。后来曾国藩及其门人的诗和诗论也深受姚鼐等桐城派文人影响，曾氏《憩红诗课戏题一诗于后》中说：“铅山不作桐城逝，海内骚坛委寒灰。龙蛰虎潜断吟啸，坐令蚯蚓鸣惊雷”。（《曾文正公诗集》卷二）对桐城诗法之冷落颇为感叹。及至张裕钊、吴汝纶、姚永概等人也都能诗，隐然有一桐城诗派于胸中。
   桐城派的诗与诗论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
   一、桐城派文人是古文家，故其论诗往往不脱论文习气，力求以文法通诗法。他们继承了韩愈和宋人“以文为诗”的风气，更自觉地以文章格法来评判和指导诗歌创作。
   姚鼐评杜甫《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说：“读少陵赠送人诗，正如昌黎赠送人序，横空而来，尽意而止，变化神奇，初无定格。”（《今体诗钞》卷六）评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云：“太史公叙事牵连旁入，曲致无不尽，诗中惟少陵时亦有之。”（同上）司马迁、韩愈是古文家奉为圭臬的两个典范，以司马迁、韩愈的文来比杜甫的诗，正说明诗文相通。
   桐城派论文注重开合承转、格局布置等法，姚鼐论诗也讲究布局变化，开合起伏，他的  《复刘明东书》中说：
   赠五言排律，句格颇雄，此是长进外，但于杜公排律布置局格、开合起伏，变化而整齐处未有得也。大约横空而来，意尽而止，而千形万态随处溢出，此他人诗中所无有，惟韩文时有之，与子美诗同耳。
   这种以文法论诗的风气，在其弟子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发展得更远，甚至认为不懂古文章法就不能作好诗，其言曰：
   诗莫难于七古，七古以才气为主，纵横变化，雄奇浑颢，亦由天授，不可强能。杜公、太白，天地元气，直与《史记》相埒，二千年来，只此二人。其次则须解古文者而后能为之。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南宋以后，古文之传绝，七言古诗，遂无大宗。阮亭号知诗，然不解古文，故其论亦不及此。（卷十一）
   他盛称韩愈、欧阳修、苏东坡的七古，因为他们能以古文的章法入诗。他批评陆游、李商隐的诗“不可人意”、“气窒势平”，是因为他们不通古文（《昭昧詹言》卷一、卷十一、卷十二）。方东树理解的诗文相通与姚鼐一样，主要在结构、章法、句法上，从而他提出了“诗与古文一也”的主张，以为“不解文事，必不能当诗家著隶”（《照昧詹言》卷十四。）
   二、桐城派论诗有兼采唐宋的倾向，对清季宋诗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姚鼐在古人中最推重杜甫和韩愈的诗。他以杜甫为“古今诗人之冠”（《敦拙堂诗集序》），又评王士?《诗选》曾云：“若病其缺此大家（指杜甫），只当另选一杜诗，或益以昌黎，以待天下士才力雄健者之自取法可也。”（《惜抱轩尺牍》卷七《与陈硕士书》）可见他以杜、韩为“才力雄健”者之取法对象。姚门弟子也都推重杜、韩，如姚莹《论诗绝句》中评杜甫：“力破沧溟万象开，乾坤奥气少陵才。”论韩愈则云：“文体能兴八代衰，韵言尤自辟藩篱。主持雅正惟公在，底事卢樊别赏奇？”都极力称扬，崇之甚高。方东树《昭昧詹言》也以杜、韩同称，盛赞他们“胸襟高，本领高”，“读书多，笔力强”（卷九），“杜公如造化元气，韩如六经，直书白话，皆道腴元气。”（卷九），他说韩诗“笔势如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极，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总之杜诗的沉郁顿挫与韩诗的浑浩雄健都合乎桐城派论诗重阳刚的主张。
   桐城文人重宋诗，提倡黄庭坚的诗风实由姚范始，其《援鹑堂笔记》卷四十云：“涪翁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崛奇，元思瑰句，排斥冥鉴，自得意表，玩诵之久，有一切厨馔腥蝼而不可食之意。”可见他对黄诗的推重，姚鼐论诗兼取唐宋，他自己曾明言：“熔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书》）他于《与陈硕士书》中也颇推许黄庭坚的诗，因而方东树说：“论山谷者，惟姜坞、惜抱二先生之言最精当，后人无以易也”。（《昭昧詹言》卷二十）这种好尚也广泛为后来桐城派文人接受。梅曾亮就说过：“我亦低首涪翁诗。”曾国藩也自云：“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曾文正公诗集》卷三《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俨然以提倡黄庭坚的诗而领袖诗坛，这种推尊黄诗的理论与清代后期同光体诗风的形成关系很密切，而有一些桐城派文人本身又是同光体主要作家，如范当世、陈三立等。
   总之，桐城派作家在清代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队，对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不仅有益于理解清诗发展的过程，而且对于全面了解桐城派作家的文论和文学创作也是不无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