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桐城市新一届市委、政府将桂林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方晋秦

不管怎么说，从桐城派遗存的修复和保护角度、还是从繁荣旅游经济角度，对老城区实行总体归划、分阶段实施迫在眉切，打造得好，与孔城老街、天柱山、黄山、九华山等景点形成黄金旅游线路，对桐城经济的快发展、大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甚至于有事半功倍之效。

方晋秦

建议有关部门这次对 三街一巷整治予以重视： 将桂林方氏一本堂总祠（包括善庆堂、翕乐堂、孝节祠、贞姑祠、清静斋、光启堂等），与桐川会馆相连，加上附近的忠节祠（祀断事公）、凤仪坊、桂林坊、方以智故居（廷尉第潇洒园）、方苞故居（方大美桂林第）等一同整治，可以构成一个古建筑群体，形成安徽省最为厚重的文化地标。

落地成泥

方晋秦 发表于 2016-3-2 21:50
建议有关部门这次对 三街一巷整治予以重视： 将桂林方氏一本堂总祠（包括善庆堂、翕乐堂、孝节祠、贞姑祠、 ...

是要把金凯大都会给拆了。支持楼主

方晋秦

3月7日上午，市委书记刘中汉调研六尺巷景区改造和文博馆展陈建设工程。副市长江学潮、张支南陪同。
    刘中汉一行首先察看了省荣康院办公区和职工宿舍区，深入六尺巷，了解六尺巷佳话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刘中汉随后在文昌街道召开调研座谈会、工作协调督办会，现场办公。
    在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后，刘中汉指出，六尺巷、文博馆、“三街”是桐城历史文化的现实载体，也是桐城历史文化的荟萃之地。自央视猴年春晚一曲《六尺巷》之后，推进六尺巷、文博馆、三街文化旅游景区建设成为上级领导重视、外界关注、传媒聚焦、市民期盼的大事。我们要高度重视桐城历史文化旅游景区建设，高起点规划，高规格协调，高强度推进，把桐城历史文化旅游景区建设成游客向往、群众满意的旅游目的地。他强调，文化是魂，旅游是形，要坚持文化与市场相结合、开发与保护相结合、整体规划与分步实施相结合、专业机构与本土专家意见相结合、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结合，打造桐城历史文化的核心景区，把桐城历史文化津津有味的“说头”变成让游客流连忘返的“看头”， 弘扬谦和礼让的六尺巷精神，整体提升桐城软实力。刘中汉还对当务之急的荣康院搬迁、停车场和公厕建设、六尺巷景区“扩容”、文博馆展陈和广场改造方案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省荣康院、市规划局、文投公司、住建局、文广新局、旅游局、文昌街道等方面负责人参加调研，并在座谈会上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方晋秦

既然谈论桐城派的历史意义，首先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桐城派是怎么兴起的，这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会尽量把它缩短。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对于儒家的兴起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大家都知道，汉武帝给中国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变化。在汉武帝之前，中国是一个由警察和狱吏统治的国家。秦朝就是一个狱吏统治的国家，所以才会不二世而亡。那如今我们不能建立这样的警察国家，我们必须要重新建设，要把文化重新建设起来，但仅仅靠不做坏事是不够的，所以才会有儒家的兴起。所以各位，儒家在汉初的兴起，不是因为儒家一定要获得一个主导权，而是中国社会需要儒家，所以才会有由汉武帝主导的复古更化，这个复古更化不是儒家求汉武帝，而是汉武帝求儒家。很多人误解说是统治阶级要利用儒家，但其实我们要追究的问题是统治阶级信奉儒家的价值会让中国变好还是变坏，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唯一的一个问题。

方晋秦

汉武帝确立了儒家作为社会的一个主流价值，由此建立起了一系列制度，比如说学校制度，察举制度，形成了儒家士大夫，由此建立了中国的一套一以贯之的模式，那就是“以教育为根本，以儒家士大夫为主体”。但到明清之际，中国社会遭受了猛烈的冲击，这个冲击就是满清异族的征服。他们征服了中国，也深思中国的统治之道。他们一方面知道要尊孔，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兴文字狱，禁止士人议政，甚至禁止士人刊刻自己的诗文。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清朝文化政策的矛盾，建立了一个独裁专制的结构，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下，士人的精神遭到了巨大的摧残，士气（士人之气）十分低落，由此导致了严重的败坏和腐败。首先是精神上的败坏，它体现在权利运作过程中，就是权利的严重腐败，当官者不知廉耻，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廉耻，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世界上还有廉耻两个字。孔子之后，中国的好坏其实就取决于士风的好坏，因为士经常处于领导阶层，他们的精神好坏就决定了政治的好坏。在整个清朝，政治处于特别腐败的时期，而桐城派则在这样的危机时期出现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为什么桐城派会兴起，在我看来那是因为桐城派有一个儒家士人的追求，那就是重振士气。

方晋秦

汉武帝确立了儒家作为社会的一个主流价值，由此建立起了一系列制度，比如说学校制度，察举制度，形成了儒家士大夫，由此建立了中国的一套一以贯之的模式，那就是“以教育为根本，以儒家士大夫为主体”。但到明清之际，中国社会遭受了猛烈的冲击，这个冲击就是满清异族的征服。他们征服了中国，也深思中国的统治之道。他们一方面知道要尊孔，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兴文字狱，禁止士人议政，甚至禁止士人刊刻自己的诗文。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清朝文化政策的矛盾，建立了一个独裁专制的结构，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下，士人的精神遭到了巨大的摧残，士气（士人之气）十分低落，由此导致了严重的败坏和腐败。首先是精神上的败坏，它体现在权利运作过程中，就是权利的严重腐败，当官者不知廉耻，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廉耻，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世界上还有廉耻两个字。孔子之后，中国的好坏其实就取决于士风的好坏，因为士经常处于领导阶层，他们的精神好坏就决定了政治的好坏。在整个清朝，政治处于特别腐败的时期，而桐城派则在这样的危机时期出现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为什么桐城派会兴起，在我看来那是因为桐城派有一个儒家士人的追求，那就是重振士气。

落地成泥

扯什么淡？要不把城区恢复到明清的样子？

落地成泥

方晋秦 发表于 2016-3-8 09:57
汉武帝确立了儒家作为社会的一个主流价值，由此建立起了一系列制度，比如说学校制度，察举制度，形成了儒家 ...

那桐城派怎么就衰败了呢？

方晋秦

接下来讲一下和桐城派学理相关的事情，桐城派的学理是尊程朱。但是尊程朱在当时会得罪两派人。当时八股是科举考试就是以程朱为标准，所以尊程朱就会引起当时一些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士人的嘲笑，因为官府就用就八股文来取士，然后桐城派还提倡八股文，这样等于丧失了独立性，桐城派是为了更好的培养那些庸俗的秀才。另外一个批评是来自于汉学。当面对满清政权严酷的镇压，在清朝兴起了训诂考据的思潮，这个训诂考据是传统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微言大义，这个言就是字，我们首先得弄清楚这个字，才能知道它的意思。所以训诂考据是经学的基础。但是在满清高压政策下，很多做学问的人都非常聪明，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躲避风险的学术策略，那就是只做文字字义的考据，不再去追求大义，这样就把经学给腰斩了。但桐城派对汉学的这种做法有很大的意见，因为这样只是把经学变成了一门专业的知识，可经学不应该是这样。经学应该要通大义，修身养性齐家平天下。所以桐城派是在夹缝中兴起的。由此我们也能明白桐城派的主张：义理、考证、文章，这三者缺一不可。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主张，它有自己的抱负，但它没有高声嚷嚷，相反它走了一条非常平实的路线，他们接受考据，也纳入义理程朱，他们还要通过优美的文章将义理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要改变社会，不一定要站在他的对立面，而应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是我们安徽人的智慧。
【为什么要尊程朱？】

之前我们讲到训诂考据，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圣人之学变成了纯粹的专业技术问题，就像现在我们培养出来的优秀的专业人才，其实就是专业的机器。汉学家很多人可以用北大的钱理群先生形容的那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来形容。有很多汉学家很败坏，做圣人的学问，做小人的事。桐城派崇尚尊崇朱，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有所自觉。所以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读圣贤书的人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
【为什么文章很重要？】

接下来我们谈论一下为什么文章很重要。有两个人对宋朝的士气有很大的影响，一个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两句话就激励了宋朝的两三百年的士气，这就是文章的力量。第二位就是欧阳修，欧阳修绝不仅仅是文学家，他首先是一位经学家，然后是一位政治家，最后才是文学家。而他所有的文学都要服务于道德。这和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谈论文章研究的是纯文学，但在儒家士人眼里没有纯文学，文以载道，道只能通过文来载，道必须通过文来展现。这个问题涉及的很广泛，深入到我们中国人民最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文”这个字。要理解中国包括要理解中国人，其实核心就是理解“文”这个字，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信仰不是上帝而是天。上帝会说话，所以在信神的民族中，最重要的就是说话，《创世纪》中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但在中国最重要的信仰是天，而天不言。我们要理解天，我们只能看天之文，也只能通过文来呈现天以及天之道，所以文贯通“天地人”。所以中国才是真正的“文明”，西方其实是“话明”。我们只能靠文章来说明“道”，所以我们的中国的印刷和书信非常发达。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桐城派它若不是借助文章这样的一个载体，它就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所以书写性的文字在中国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