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下）

吴砺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下）

“昭和天皇的思想观念是，作为高洁的国家道德的守卫者必须被国民所支持，所期待。他曾以史论道，  “像弗雷德里克大王和拿破仑那样的行动是有的”。但是“说得极端点，我们并不想像马基雅维利那样行事。我希望不要忘记自神代以来的八纮一宇的真正精神”。一面是自称“仁义的统治”，否认马基雅维利主义，一面是批准对中国人使用毒气。这些矛盾行为揭示了裕仁性格的两面性。这里，他在间接地暗示木，我是那种愿意以理念为行动基础的人，但是当战术上需要，好机会出现时——嗯，那也没办法啦。不用说，昭和天皇的行为同西欧的君主制一脉相承，都具有在消灭民众的同时，用道德、人道等华丽辞藻包装自己的特征。P231

②后来，他将这些都主要归咎到了松冈身上，也将过失的责任推到了他的弟弟秩父和高松身上，却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在批准协定时的错误判断。P238

在这个紧要关头，裕仁的性格、人生观、职位都对他产生了反作用。他比陆海军统帅部更早地看出许多问题，但他却总是倾向于刻守常规，而不是随机应变有弹性地解决问题。他一生过分认真，过分关注细节。如今，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他将他的认真、他的僵化和过分注意细节都发挥到了极致。战争最后的、最具毁灭性的阶段即将开始，裕仁，这个舵手，摒弃了理性的判断并拒绝正视，更不要说采取行动去阻止这场大灾难。P306

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和苏联参战的双重心理冲击；加上天皇和木户对于不断增长的民众对天皇及皇位的批判的担忧；以及他们近乎偏执的恐惧，担心如果他们允许战争继续下去的话，民众早晚会对他们的领导人作出狂暴的反应——这些因素最终导致裕仁在原则上接受了《波茨坦宣言》的条件。P325

但是危机同时也是一个机会：裕仁现在可以以投降的方式将他正在遭受痛苦的人民从更为深重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同时摆脱将他们引入灾难的自己的责任，装出仁慈的样子，披上爱心的外表。裕仁确实做得很用心，然而首要的不是为了日本的民众，而是为了他自己的皇室和皇位。P333

9月9日，天皇略过他曾是核心人物的决策过程不提，在信中谈到了导致战败的主要原因以及一般性原因：我国人过于相信皇国，轻视了英美。我军人过于看重精神，忘记了科学。明治天皇时期，山县（有朋）、大山（岩）、山本（权兵卫）等陆海军名将，但这次，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军人跋扈，不顾大局，知进不知退。如果战争继续，将无法保护三种神器。国民也非得被杀。我含着眼泪，尽力把国民的种子留下来。P341

而另一方面，没有几个日本人知道占领将会为他们带来什么。住在军事基地附近的人则担心盟军部队会像他们自己的士兵在中国那样掠夺、抢劫和强奸，害怕异族通婚削 弱自己的种族。对于担心一旦占领军登陆会发生强奸和暴力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在近卫建议下，东久迩同意动员妓女来应对那些将在几周内到达的性饥渴的盟军部队。品44然而，事实证明来自战败军队的反对几乎不存在。驻扎在本岛的部队的土气8月15日之前就很低落，之后的3个星期里则陷于崩溃。各府县的知事和警察提交给木户内大臣办公室的报告书中讲到如下情况：部队要求立即退伍，神风飞行员满载着食物和其他物资飞回家乡，鹿儿岛陆军医院的军医护土置患者于不顾，竞相逃离了各自的岗位。当民众看到军队的无秩序状态、军需物资被盗和武装部队内普遍存在的无法无天状况的增加，民众对军队的尊敬彻底崩塌了。身着制服的军人很快发现他们已经普遍成为民众蔑视的对象。P344

几个月前，即1945年4月到7月之间，麦克阿瑟和费勒斯就独自设计出了占领和改造日本的方案。他们认为，费勒斯在菲律宾战役和其他地区实施的心理战原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则在降低日本人士气，加速他们投降和使日本人为占领做好心理准备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这些原则，只有日本的军事领导人要承担战争责任，天皇、皇权周围的“稳健派”和民众则完全是受到了他们的欺骗。所有的日本人都信赖天皇。美国的心理战要建立在日本人对天皇的信赖之上。然后再利用这种心理去对付他们。这些观念，且不要说在中国华北的中国和日本的共产主义领袖，就是在太平洋从事心理战的美国专家中间也已经是“常识”。现在，它又成为麦克阿瑟坚定不移的原则，被编人他初期的占领计划中。P348

在接见了克拉克洪和贝利之后不久，天皇拜访了麦克阿瑟，希望知道麦克阿瑟将对皇室采用什么样的政策。若要维护“国体”，避免因他先前作为最高统帅和政治体系中的主要活性剂的所作所为承担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裕仁需要麦克阿瑟的个人支持。另外，对于麦克阿瑟来说，如果他要利用天皇使他的占领改革正 当化，那么就需要裕仁完全否认自己是“邪恶的军国主义者”：

某些个人性格的因素也为他们的相互支持提供了额外的基础。麦克阿瑟年纪稍长却努力使自己表现得年轻而有活力。裕仁刚到中年却习惯于与年龄较大的辅弼者共事。两个人都接受过长期深入的军事教育，并且一生都与同龄人无缘。麦克阿瑟是一名职业军官，其父亲是一位美国南北战争时获得过荣誉勋章的英雄、后来在美国征服菲律宾时曾任副司令。麦克阿瑟一路攀升到可能达到的最高指挥位置，成为美国陆军史上最年轻的将军、最年轻的总参谋长。在晋升过程中，他成为一个善于有效使用有才能参谋的大师。麦克阿瑟一直感到他天生就是领袖，认为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所有荣誉和喝彩都应该由他独占。同样地，如果他失败了，那么失败的原因肯定不在他身上，而是上层不充分支持或是阴谋的结果。极度自我、有时自命不凡且傲慢的麦克阿瑟在家族名望的驱使下，要在所做的每件事中胜过别人。但是，没有记录表明这位未来的最高司令身边的成年人曾试图将他培养成一个无私的和尊重他人意见的人。

裕仁和麦克阿瑟都重视忠诚和教养、但与部下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将自己视为国家的最重要的财富，并知晓如何使用诡计——麦克阿瑟欺骗的是他军事生涯每一个阶段的上级；裕仁则是整个日本民族。两个人都身兼多种形式的权力并且知道如何有效地使用它们。尽管他们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可是很难想象还会有人比天皇和这位将军在性格上更加不同的了。裕仁没有麦克阿瑟的“阴暗面”——古怪、极度的自我主义和自命不凡。他是真正的不出风头，习惯于参照多数人的意见而不是靠命令，并通过别人实行统治；并且他绝不是体格强壮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P351

此后，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将利用天皇，而天皇将以被人利用的方式提供合；。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既利己又相互保护的关系，一种政治上更有益于裕仁的关系，因为裕仁方面要失去得更多——所有权威的象征、为使皇位正统化的全部道具。P352

接下来，起草者向宪法插人了一项放弃战争的条款－－著名的第九条－－废除了帝国军队：

日本国民，真诚希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

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及以武力相威胁或是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了达成上述目的，将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多亏了美国的起草者，公民的自由保障条款写入了宪法，妇女获得了解放。日本的国政方式部分地得到了改造。草案从理论上削弱了官僚的势力，加强了国会的权力，并强化了司法权。最终定下的草案允许日本保留君主制，同时理所当然地将政治权力移交给了国会和内阁。P365

就这样，明治时期为支撑君主制建立的大多数制度、惯例、权力很快被中止。麦克阿瑟和币原所施加的压力、来自弟弟和叔父关于退位谈话的威胁以及对东京战犯审判的担心，使裕仁在两个星期的抵抗后作出了让步。他对币原黯淡地说：  “到了这一步，没有办法了。”这种话正是他在统治期间面临其他关键的转折点——1931年10月同意轰炸南满洲的锦州；1940年9月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军事同盟；1941年12月批准对珍珠港的攻击时——曾经说过的那类话。P368

就这样，当涉及宪法的重要时刻到来时，裕仁同意了呈示给他的最为进步的改革。在他的同意下，他本人成为号称“均质的”大和民族后裔的国民的象征，同时也成为国家主权的——不再是支配者——象征。P369

因此，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苏联代表团选择了跟随主导国家的做法，只有在美国主张的时候才会要求控告裕仁。仅有的参与了法庭审判的亚洲三国代表——中国、菲律宾和印度——也试图尽量避免与美国政策的冲突，努力贯彻各自的调查方针。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遭受的日本侵略更严重；也没有哪个同盟国领袖比蒋介石更了解日本君主制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蒋也认为裕仁将成为阻止共产主义传播的屏障，所以他也选择了不起诉裕仁。尽管蒋介石自己的军事法庭在10个城市因战争罪行起诉并审判了883名日本人，但他没有将东京审判放在较高的优先考虑的位置上。P382

许多日本人中挥之不去的“圣战”意识和旧价值观的延续，无疑缩短了战争犯罪被揭露后的反省时间。多数日本人认为，战争是一种自然现象，国家之间即使没有过错也可能发生，这种认识妨碍了他们对在中国发生的战争暴行的反省。在某些作家看来，个人主体性差、过度依赖他人观点的民族性也是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之一。但是日本战争犯罪被如此之快地遗忘的主要原因与裕仁本人有关。除非裕仁为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他没能而且也不想要求日本军队遵守比忠诚和功勋更重要的道德行为标准，而受到法庭审判，或被质询，否则，侵略战争的合法性——日本入侵亚洲太平洋各国是为了解放他们的信念——就不会彻底失去市场。毕竟，许多日本人在参加战争时都与天皇有着共犯的关系，全体国民都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不负有责任，他们也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日本国民开始极为认真地面对战争的负罪感，可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不公正地分摊责任的早期决定，让木户和东条做了天皇的替罪羊，缩短了这种反省认识的时间。P399

裕仁与麦克阿瑟的第一次会面使司令官确信，正如美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天皇可以被利用。裕仁在离去时也确信他只要配合就能获得好处。占领期间重大的历史交易就这样开始了：麦克阿瑟利用天皇，天皇则毫无损失地利用GHQ恢复他的角色。裕仁的巡幸一度是这个交易的一部分。对他而言，巡幸有得亦有失。战争在国民的记忆中依然是压倒一切的存在，一部分是由于败北的羞辱和惭愧，许多人站到了战败的天皇一边。事实上，他们在利用裕仁向世界宣告：  “我们战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一切。我们仍然拥有天皇，和我们的骄傲。”1947年的巡幸受到最热烈的欢迎，  “行幸”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天皇微笑着挥舞帽子，到处走动所带来的欢快景象上，仅从这一点看，就是对战犯审判的有力对抗。日本媒体通过赞美裕仁是“爱与和平的天皇”，将他的行动解释为对民主主义的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P417

独立后的10年中，裕仁逐渐不再频繁地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他继续出现在体育运动会和植树节等公共场合、在国内各地进行短期访问，履行宪法规定的有限的义务。很快，两个对立的天皇形象出现了。一个是战后的“人性化”天皇，作为一位“科学家”、  “学者”和“有家庭的男人”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这个形象与被宪法法制化的、在逐渐出现的消费社会中得以实践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相吻合。而另一个则是疏远的、生硬的、使人畏惧、声音尖锐的天皇，与神道和旧的价值体系紧密地连在一起，不支持天皇制改革的天皇形象。许多中老年自民党支持者热忱接受的是后者的形象，坚持的是传统的政治价值观。P426

20世纪结束了，虽然日本的发展暗示着有可能修改宪法，但是看起来明仁不太可能被推到前台，像明治天皇那样戏剧性地、或者像昭和天皇那样灾难性地领导日本国民前行。从他的性格、能力、所受的教育和兴趣来看，都排除了他成为上述角色的可能。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亦是如此一这些问题是日本天皇制本身所固有的，而与皇位的某个特定占有者无关。然而，正如伊藤和元老们之于明治天皇；木户、军部领导人、麦克阿瑟之于昭和天皇一样，未来崛起的国家领导层，或许会找到有效地利用新天皇或是他的继任者的方法。他们会不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运用天皇制去阻止民主主义的深化和国民的主权者意识的成长——这是新千年里日本的重大课题。P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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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砺

选自待出版的散文集《致远方朋友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