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二）

吴砺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二）

明代驿制，隶属兵部，用军士代民役。为了方便驿使，还编制了一本参考手册，名为《寰宇通衢》。这本印制粗劣的手册，首印子洪武二十七年( 1394)，其中罗列了全国所有驿道里程及1706个驿站。发驿遣使，必须持有注明时日和出行方式的牌符。如果是准给驿马的话，牌符上会印上马匹的图样。如果使臣逾制索要驿马，则会受到笞八十的刑罚。与“急脚递”一样，身负公差的官员也有行程的限制。每条线路都按照所需时日计算了里程。，

譬如，一个官员坐船从北京去南京需40日，到扬州则少一日，多一日则可抵苏州。从北京到 陕西省北部的延安、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也都是40天的路程。到边疆地区的城市的路程则要长得多。从北京到四川省首府成都需145天，到广西省首府南宁需147天，里程数之最要数到广东省沿海城市潮州，需149天。首先从北京出发，行走113天后抵达省会广州，此后还要往东进入丘陵地带，经过36天的跋涉，穿越1 155里（约578 公里）的崎岖山路。如果使臣走海路的话，行程可大大缩短，不过朝廷不允许这样。P031

元代的统治范围尽管跨越了南北的分界线，但元代统治者尽可能重用北人而提防曾经反元的南人的做法，却使南北隔阂的观念常驻人心。元朝统治下的宋金遗民发现自己并未如朝廷曾许诺的那样重新联合起来，而是要在偏见的隔阂下交涉。这种差异反映在北人与南人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紧张关系，前者被派遣南下，治理南宋的旧江山，后者则无缘服务于新政权，还不得不与新来的领主谈判。南人指责北人没教养、没文化，而北人则认为南人心胸狭隘、自以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达成政治上的调和。

蒙古人采用举荐而非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在被元廷严重排挤的南人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元朝覆灭后，他们为了扭转这种不平衡的态势，便寄希望于恢复科举制度。科举制度，通过每三年一轮的考试，在全国的青年中选拔人才，为政府效力。第一关是县一级的童试，第二关是省一级的乡试，第三关是在首都举行的会试。通过县一级考试者，被授予“生员”的头衔；通过乡试者，称为“举人”；通过全国性的、在京城举行的考试者，则是“进士”。因为科考范围是通行的教材，所以这种制度有助于在士绅中培养一种统一的国家文化。不过，人们也普遍认为科举制度更有利于南人，因为历来南人通过科举的人数要比北人多。王士性曾试图用地理的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长江以北，地方广大而缺少变化，人们可以甘于干篇一律而不求在文化上独树一帜；长江以南，地形更为复杂，人们被迫聚居在一起，相互间的竞争自然增多。不过，王士性坦承，并非所有文人学士都出自江南，但他也不得不指出，嘉靖( 1522-1566)以后，“江南彬彬乎盛矣”。

不唯嘉靖之后，南北间的这种不平衡，实在由来已久。洪武三年( 1370)，朱元璋恢复科举，就是意识到了元朝南人无由晋升之苦，但他本人更欣赏北人的坦率，因此也不愿过多地矫正重北轻南的局面。南方在文化上具有优势——教育资源更多，文学更典雅，赞助和繁荣学术的社会网络更发达，因此，洪武四年( 1371)，明代首次科举产生的进士中，有3/4是南人。朱元璋对这一结果很不高兴，一度暂停了科举。洪武十八年( 1385)，他重开科举，南人与北人的中试比例还是如此。P035

由此，怀疑派、极端怀疑派和基要派为我们提供了3个1600 年的人口数字- 6600万、1.5亿和2.3亿。这些数字造成的结果十分有趣，因为每种推算都暗示了一种不同的历史发展。根据清代的记录，乾隆五十九年( 1794)的人口数量为3.13亿人，道光二十年( 1840)为4.3亿人。我们所认定的1600 年的人口数量，影响到我们对后来这些数据的解读。如果我们采取基要派推算的人口数 6600万，则会发现18世纪的人口增长惊人，其年均增长率将接近89／m；而按照极端怀疑派推算的2.3亿，则在统计上，所谓18世纪人口暴增就变成了一种假象；采取折中的数据1.5亿，则得出一条平滑的长期增长曲线，即明清两代的年均人口增长率约3%0，这个数字较为合理。我个人倾向于采纳折中的推算。P041

国家将每户家庭、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男 子、每一块可以征税的田地都登记在册。登记户口的是黄册，登记田地的是流水簿——顾名思义，没有一寸田地能逃脱登记。

正如明代政府希望将每个人都落实在自己的行政体系中，它也同样希望丈量清楚每一块可耕种的土地。P044

我不由得想到应该把元明两朝的政治运势与其气候变化对照看看：忽必烈汗迁都北京正值小冰河期的开始；1368 年，元朝衰亡，处于小冰河期第一阶段的极寒期；1644 年，明朝灭亡，正值这400年历史上记载的最漫长的严寒期的尾声。气温当 然不是解释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唯一因素，但任何解释肯定绕不过它。P051

如果说元明两代的气候往往偏冷的话，根据正史的资料显示，干燥的天气也是常态。元初的40 年间，气候干燥。到了14世纪早期（1308-1325），气候开始变得湿润。此后，是徘徊在旱涝两极间的波动期。在元末明初( 1352-1374)时，进入第二个干燥期。15世纪的前 25 年，气候湿润，紧接着在明宣德元年(1426)便遭遇大旱。除了在15世纪50 年代、70 年代有过短暂的湿润期外，整个15世纪的后75 年，不断出现干旱。明弘治十七年(1504)，降雨量恢复正常，之后出现过短暂的湿润期。嘉靖二十三年( 1544)，干旱频仍的现象再次出现。到崇祯十七年( 1644)为止，明代的最后100 年，天气异常干燥，其中尤以嘉靖二十三到二十五年( 1544-1546)、万历十三到十七年(1585-1589)、万历四十二到四十七年( 1614-1619)三个时段最为严重。由于连年干旱，良 田都变成了焦土，故而《明史》形容1615 年的景象是“赤地千里”。明王朝在经历了七年的致命干旱后，终于走到了尽头。P055

如果元明时期日本、琉球（现属冲绳）、菲律宾群岛的火山有活动的话，恐怕人们很难相信，没有任何喷发物质给它们以西的地区造成影响。事实上也确实有蛛丝马迹可寻： 1331 年日本安作真火山喷发，1330-1332 年中国进入寒期；1464 年菲律宾巴丹群岛伊拉雅火山喷发，1464-1465 年中国进入寒期；1597-1598 年日本岩木、安作真火山喷发，1598-1601 年中国大旱、饥荒；1628 年菲律宾吕宋岛伊里佳火山喷发，随后就是1629-1643 年的寒期。是不是上述这些火山喷发挡住了本该普照明朝田禾、催其成熟的阳光呢？P060

元代最严重的那次饥荒，令数百年后的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明嘉靖十八年( 1539)，海盐县遭遇大饥荒（第二章所述1293 年龙王携子现身陈山从而纾解旱情，即发生于该地）。海盐的年长者有感于当时的惨状，不禁说起元大德九年( 1305)该县最严重的那次饥荒。据一位老人回忆：“盐邑极荒，人相食。到今200 余年来，未尝遇此等岁也。”t461200 年还不足以让人们忘却。P066

元明两代的灾害总是一波一波地来袭。多数灾害不会超过一季，但有时可持续两三年之久。一季的灾害，人们尚能熬得过去，持续数年的灾害，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为了给这些较长的灾害期一个统一的说法，我用？．一个词“slou曲”（与“plow”[耕耘J押韵。“Slough”指的是充满污泥的沟渠或洼地，它是让旅行者泥足深陷的地方。自从1678 年，约翰。班扬(John Bunyan)在《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中用了“绝望的深渊”(the Slough ofDespond)的说法后，这个词就被用来形容陷入困境的状况。对于班扬来说，“深渊”是一个比喻；对我来说，它却是对那些最糟糕年代里的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在本章所用数据的基础上，我找出了元明时期的“九重深渊”，即九次持续较长的灾年，其中元代有三次，明代有六次，并以它们发生时的年号来命名（见附录）。P068

明朝的最后一次衰落期是波澜壮阔的“崇祯之渊”( 1637-1643)，也是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我把从崇祯十年(1637)开始，历时七年的大旱定为其开端。当然我也曾经把起始的时间前推到崇祯帝即位的第二年( 1629)，因为这一年，气温开始下降，使他疲于应付的灾害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最终拖垮了整个帝国。“崇祯之渊”在明朝覆亡前的几个月才开始平息，可惜已经太迟了。P069

我做这项检验，并不是为了嘲笑明人的迷信心理，我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他们要遭遇多少自然世界的不可预见性。元明时代的人们常常生活在无常气候和饥馑的威胁之下，他们会寻求一切手段，帮助自己做最坏的打算，也给予自己——哪怕是在明知无力回天的时候——犹有可为的希望。P073

除了那几段气候极端恶劣、寒冷的时期外，元明400 年也并没有到荒乱不断的程度。恶劣的气候带来了洪水和饥荒，难免使人心生朝不保夕的惶恐。但实际上也有风调雨顺的年景。人口增长了（尤其是在整个明代），在最后四分之一世纪的边境战事使国库消耗殆尽之前，国家的状况远在惨淡经营之上。私人财富不断积累，往往到了惊人的程度，哪怕是小小的繁荣也会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有所改善。荒年有时，丰年亦有时。P073

元明两代是皇权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数个世纪以来，皇帝一向被视为上天的儿子。根据汉人宗族的规矩，他是唯一有权祀天并转达人间需求与愿望的人。他作为上天的代理人统治人间，但毕竟天道远，人道迩，他不能指望获得多少天助，反而有赖于一套精密的人事架构来辅佐自己：人才铨选，有的要看学问（科举选拔文官）、有的要看武功（武将与士兵）、有的则要去势（获准侍奉内廷的宦官，因其绝人道而无秽乱宫闱、影响皇族血统之虑）。每个团体所代表的利益各不相同，而且各团体内部还会出现势同水火的派系纷争。这些派系的力量十分强大，没有多少皇帝的权力能够完全凌驾其上。此外，皇帝还受限于数个世纪以来传承的礼制，比如谁可以继统（前代皇帝的嫡长子），如何当皇帝等。即便是最强势的皇帝也是在我们可能会视之为立宪的制度安排中行事，这套规矩很难被改变或逾越。

蒙古的汗与中国的皇帝不是一回事。他在自己的政体中居于一个非常不同的地位，他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也与后者有着很大的差异。他亲自指挥士兵，并通过各种手段召集自己在军事上的支持者和盟友。但是，他却没有可以仰赖的官僚班底，也没有可以守内的宦官。他的血统和排行固然重要，但重要程度不如对于皇帝那般。身为长子可能成为继承汗位的决定性条件，但其他因素也不可或缺。汗（忽必烈是可汗，即万汗之汗）必须打败自己的对手，并由宗亲盟会（即忽里台，the khuriltai）以选举的形式认可其领导权。通常情况下，当一个汗死后，他的儿子，往往还有他兄弟的儿子，会为了继承权而争斗。兄弟间围绕汗位的竞争被称为“塔尼斯特里”( tanistry)，蒙古人认可这种继承方式，就像汉族认可嫡长子继承制一样。它经常会演变为手足相残，故而有人称其为“血腥的塔尼斯特里”( bloodytanistry )

嫡长子继承制是为了维持稳定，这是帝制中最核心的理念，也是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所偏好的条件。塔尼斯特里的目标并非复制已有政体，而是谋求振兴。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振兴是在生态脆弱的草原上生存的关键。谁可以继承汗位，通常是可以预见的，但很少出现论资排辈的情况。皇位继承制是为了在每一个世代中复制相同的权力安排，而塔尼斯特里的诉求是权力的重组，但这样做的代价也许是政治上的分崩离析。P077

抛开黄宗羲的政治观点不谈，他把蒙古人入侵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决裂倒是不错，与现代学者所见略同。但所谓决裂并不是说元代建立便是与中国过去的历史一））两断，闭门造车式地经营自己的王朝，又在元明易鼎后灰飞烟灭。蒙古人改变了帝国历史的走向，恰恰是因为打败他们的那些人使他们的某些规范永垂不朽。一度被视为与汉族传统背道而驰的某些行为（如塔尼斯特里），也变成了汉族心照不宣的规范。英才天纵的蒙古汗变成了中国史册中的一个帝王，这使后来的中国皇帝学会了主张自己如蒙古汗般天纵不羁，行事不必受到帝制( emperorship)本身中宪政色彩的约束。明朝的某些皇帝一尤其是第一任（洪武）和第三任（永乐）——确实如此。其他的则处境尴尬，他们虽贵为最高统治者，却并未享有为所欲为的无限权力，反而在名为庙堂的政治泥沼中苦苦挣扎。P078

在皇位继承之争的旋涡下屹立着元政权的华厦，它是由忽必烈及其以汉人为主的近臣们根据中原王朝制度建立起来的。早在元朝建立以前，忽必烈的伯父窝阔台就已开始逐步摆脱由父亲成吉思汗开创的依靠贸易和纳贡获取岁入的国家经营模式。窝阔台看到直接统治和直接征税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忽必烈则更为坚决地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忽必烈逐鹿中原并非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政权成形初级阶段之后的自然发展。巨大的行政成本以及一班只有用赏赐才能换取其支持的永不餍足的蒙古贵族，也迫使其建立一个类似中原王朝的政权。他需要征服宋朝，才能使自己的政权存续下去。P080

忽必烈唯恐蒙古人掌握的权力落入汉人手中，这也是他在官员铨选时偏好举荐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使臣子有知遇之感，而不像中原王朝惯行的科举制度那样毫无把握，只以优劣论人才。尽管如此，他仍然努力展现出谦和、仁爱的一面，以安抚被征服的臣民。据一份官方报告的孤证显示，他在中统四年到至元六年问 (1263-1269)，仅下令处死过91人。即便是根据当今的标准，这也称得上是轻刑宽禁之举。这是令人难忘的做法。明初士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中盛赞忽必烈当政时是“轻刑薄赋，兵革罕用”。P082

中亚史家狄宇宙( Nicola di Cosmo)认为：“忽必烈成功地吞并中原后建起的帝国华厦的地基是有裂缝的。他将种族区隔制度化的做法造成了民族关系上的不和谐。此外，中央政府被过于臃肿的机构设置而拖垮，其中大多数是为皇帝及其随从设立的服务机构。”（我们将会看到，马可。波罗等许多外来者都供职于元代朝廷。）狄宇宙还注意到，“蒙古人对治理的态度仍然是反复无常、漫不经心的，中亚政治传统中的某些特征，如继承的原则、种族或宗族的特权，中央政府部门与商人组织间的合作关系等，仍然处处有迹可循。”要使大元王朝这座政治大厦长期屹立不倒，其一要依靠汉族官员的坚定支持——但蒙古人从来未能全心全意地信任他们；其二是保证权力建立和交接的规则的稳定性——但这一点也从来未能做到。于是，元朝终究要覆亡，不过那是它屹立了整整一个世纪后的事了。P083

朱元璋并非没有意识到，人民觉得新法有处置太过的地方，但他相信，用重典是开国之初惩处时弊的必要手段。朱元璋逝世前一年，有刑部官员请求将大明律的刑罚提高到《大诰》的水平，但朱元璋驳回了。这本是一个可以让可汗的拟罪特权超越约束皇权的法律制度的时刻，但他就这样放过了。即便如此，作为儒家善政核心原则的君臣、君民间的互惠关系，却是朱元璋所强调的规范与制度所缺乏的。他的治国理念刨去了儒家道德传统，留下的只是维持政府健全的惩罚 手段。次年，朱元璋去世，这个堪称中国史上最特殊时代之一、几乎实现了专制乃至独裁的时期也随之告终（图7）。尽管他留下遗训：“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但他的子孙并未持守他所致力推行的专制体制。尽管朱元璋所建立的法制应该是金科玉律，他们却不得不篡改他的垂法之意。毕竟，当实际偏离了应然的轨迹，比如，皇帝昏庸无道，在战争中被俘，或无承嗣时，任何政治体制都要进行改弦易辙。此类危机只有通过某种程度的篡改( fudging)和类推( analogical reasoning)才能度过。然而，也正是因为规则的弹性，每一次危机都会变成继承的危机，而每一次危机的解决都要以体制本身应对未来威胁能力的下降为代价。我们与其通过跟踪常规情况下的政治运作来理解明代统治，不如以明王朝的五次重大危机为背景进行考察。明代的第一次重大危机便发生在王朝创立仅12 年的时候。P085

吴砺

2019.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