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八达岭长城（六）

吴砺

                      重游八达岭长城（六）

历史学家们对明朝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个似乎很愚蠢的决定感到困惑不解。这些重新部署中至少有一顶好像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动机。大宁在明代初期被赠送给了一个亲王，但是，由于在争夺王位(1399-1400 年)时，永乐帝不信任他，于是把他贬黜了，将土地送给了3 位蒙古王子，即兀良哈部落的首领们。在继位斗争中，他需要他们的忠诚。但是，撤退的模式却过于一般，因为这一切都是与蒙古人协定的结果，就像在大宁问题上一样。有些人认为，永乐帝从草原上撤出部队为的是补充北京的驻军，因为后者在南方战事中消耗很大。或者说，皇帝可能相信，一旦他最终征服了蒙古人后，那里的驻军就不再需要了。

但是，撤退的最根本原因可能在于维持卫戍部队的困难性，以及汉人不愿意花钱维持驻军，特别是在15世纪早期财政状况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先前我们引用过达德斯教授有关元朝如何将汉人资源引入草原进而控制草原的解释。对于习惯于剥夺被占领地区财富的游牧民族来说，这种模式很容易被证明有效。游牧民族通常通过分发从定居民那里掠夺来的财富来加强政治凝聚力。但是，这并不是汉人的行事方式。汉人王朝基本上不愿意将资源永久性地指定给草原。一场大战可能会具有吸引力，常规性的维持卫戍部队和经济补贴可能就没有那么吸引人。“外围八支驻军”消耗了资源，正如明代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东胜是“孤立的，偏远的，因此很难坚守。”①撤回他们可能显得具有经济头脑。但是，对于明朝来说，他们的撤离标志着脱离有效草原政策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P104

综上种种，人们认为这些制度造就了一支独立自主、完全自给自足的军事力量。这支队伍反过来又会在和谐、自我平衡制度的总框架中构成有机组成部分。令人遗憾的是，很快人们就明白，速个体制并不能够产出足够的马匹、粮食和新兵来满足王朝的需要。军垦根本行不通。边陲地区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处于边缘，即便能干的农民（士兵通常不善农耕）也无法做到收支相抵。士兵因而逃离条件艰苦的这里；军官们往往在经历过一代抑或不到一代时间后实际上变成了地主，他们以前的部下则成了他们的佃户。到 16世纪为止，大多数戍边的士兵其实成了花银元请来的雇佣军，马匹则很稀罕。P108

翁万达主持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防御性建筑项目的开始阶段工作。但是，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仅凭城墙能够解决明朝的问题，即便是他建的城墙也是如此。翁万达极力主张与游牧民族建立通商和外交关系，认为那才是惟一长期可行的政策。接下来几年中发生的事件证明他是多么英明。但是，这样的政策经证明不能被明朝廷所接受，正如有关鄂尔多斯的争议所显示的那样，明朝廷的政治斗争使它无法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不幸的是，在这种政治上停滞不前的同时，蒙古人却在积极地活动。P206

1573 年，朝廷下令修缮宣府北圈的城墙。这些城墙原来是翁万达修筑，近年来已经被游牧民族部分摧毁。修缮这些城墙的工作需要三年时间，需要人工19万，每一里长城墙需要180两(234盎司)白银，外加其他费用。P211

因此，明朝创造了具有史无前例规模和复杂性的防御工事线，试图确保帝国在任何可能的路线上（参见地图8）都不受威胁。就像马其诺防线一样，它得到了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至少在策略水平上可以这么说；与马其诺防线还相似的是，两者的建设都基于战略上的错误估计：比如说，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蒙古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通道或绕过它的方法。阿拉坦汗避开了长城，于1550年轻而易举地到达了北京，就像德国人遵照冯。曼施泰因元帅的计划，于1940 年越过马其诺防线到达巴黎一样。法国人和中国人的防御方法问题出在这里：他们在战略层面上受制于内部的政治纠纷。修筑城墙是在没有别的选择情况下实施的，这是在比较富有进攻性和妥协性的意见都没被弃用后才有的选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内部政治因素，两国的内阁政府经证明在对付潜在敌手时都不愿意表现出较多的灵活性，而宁可设法简单地将他们挡在大门之外。出于这些考虑，而不是出白军事上的深思熟虑，他们形成了基本的战略思想。在两个案例中，因果关系并不是无足轻重的。P213

明王朝终结时，明长城建设工程还在继续。那些城墙就像马其诺防线一样，结果在真正的危险来临时用处并不大。在明朝的个案中，威胁来自满洲。起初，那是一个典型的边界政体，他们就像我们研究的其他人一样在中国边缘地区发展：在满洲，在山海关外的东北土地上发展壮大。但是，1644 年，在一些中国高级别叛离者的协助下，满族人（那时候已经有了组织完备的政体）进人了中原大地。他们占领了北京，6月，建立起崭新的清王朝，这个王朝要一直延续到 1912 年。

如果明朝对草原政策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比如说采用通商和外交的方式将其纳入明朝的领导之下，同时设法发展一些军事上的制衡力量与之对抗，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将满族人的威胁遏制在萌芽状态。①但是，先前困扰着对蒙政策的那些政治问题也影响着对满族人的政策。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我们看到，同样的政治争执对无效的城墙建筑工程起到了促进作用，在17世纪导致了外敌征服的灾难性后果，这与要防止敌人侵人的城墙设计主旨背道而驰。

满族人的征服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中国，有些与我们的故事直接相关。它使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城墙建设的大多数最初意义灰飞烟灭。它已不再是军事界线或者甚至是民族间的边界，因为满族人已占领了边界的两边。蒙古人和其他草原部落对中国本土不再形成任何威胁，因为满族人在政治上控制了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集中居住在固定的地域。长城曾经作为“蛮夷”和“文明”之问界限而存在的哲学意义，无论它有多么抽象，都必须清除干净，因为在北京占据统治地位的不再是汉人，这种汉夷分类本身就已从官方政治事务中消失。清朝中国是现代国家的直接祖先，它不只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比明朝的规模要大一倍，而明朝却是因为独家统治才取得了国家的统一。只要清朝统治这种局面存在，那么，“万里长城”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还是作为一个象征体，都没有多少真实意义。

然而，明朝的结束并不标志着万里长城故事的终结。尽管它们在清朝一度销声匿迹，但是，清朝精英的内聚性通过血缘关系得到了增强。曾经在明朝促成了长城修筑工程的宗派政治模式，后来在不同的背景下又重新抬了头。同时，外国人开始将长城当成中国人独特的对外关系方式的一种体现。而且，在清朝灭亡后，长城开始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角色，它成了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和自豪的象征。因此，长城在失去了它原有的作为军事屏障或边界的重要性后，需要新的意义、不朽的意义。有关这一点，第三部的两章将会研究分析。第一章将会追问，修筑长城的故事其实在涉及中国人对待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上是否包含着（正如人们广泛相信的那样）一些深刻的哲理或普遍的教训？第2章试图解释被适当神化了的明代万里长城是如何实际上成为现代中国的民族象，．征的？

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涉及政治模式。我们在考虑到它的全部后果，其中包括满族人征服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知道，明朝政治上软弱的意义并不局限在我们论述时认定的它在导致万里长城建筑中扮演的角色上。王朝统治缺乏权威性、语言风格过于理想化，以及这样的政治格局给妥协带来的巨大困难，是导致明王朝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考虑到它值得研究，可为其他阶段提供参考模式，所以第10章就试图以这样的视角去考察分析。在勾勒出政治进程如何损害了明朝安全之后，这一章指出，明朝的种种事件在更大范围内十分契合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模式，它不仅在过去显而易见，而且当下还以改良的形式出现。本章认为，理解这种模式，对于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许多变迁，特别是理解在修筑长城问题上的阶段性较量，无论这种较量是真实的还是象征性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然而，这样的理解还远不是大众接受的、本书开头描写的有关中国长城及其意义的观点。在清朝初期，明代长城被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中国人宽容地理解为无效和失败的象征，很像法国人如今仍然这样看待马其诺防线一样。但是，今天却没有了一丝一毫那样的评价。中国万里长城的情况发生了一种比较鲜明的变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长城被改造成了中国非官方性的民族象征。它成了国内骄傲和爱国主义的中心、国外敬畏和尊重的对象。第11章将会追踪这种显著的变化，试图阐释这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出现的。

导致长城建筑的政治进程以及促使它变成民族象征的文化进程当然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共同成分的。长城从地理上划定界限，而词语、观念和神话则从精神上划定文化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是从政治体系上划定界限。到 17世纪，明朝已经用长城为标志为自己创造了军事边界和民族疆界。明长城不再是中国边界的标志，然而它以其神话的形态依然在扮演着提供身份特征的角色。正如实际存在的城墙一样，那座神话中的长城是正在前进中的中国在为国家和民族定义过程中的产物。第一座长城是政治的产物，第二座长城是文化的产物。第10章和第11章将会探究创造了两座长城的过程，并且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P219

应当注意的是，这样一种道学方法几乎完全不讨论对外政策中的外国因素。用国内政策的是非观倒确实很有意义，甚至很有效，在对外领域普遍采用这样一种方法使政策制定工作变得大为复杂。有关中国是什么、得体的政策由什么组成、什么是卖国等思想，统统包含在书写传统之中，为中国知识分子十分熟悉，并且在文艺中反复得到强化。他们可以不顾现状而给目标下定义，将国家引向无法实现的追求和代价昂贵的困境。P223

和解并不难阻止，特别是在我们刚提到的有着各种各样难以理解的定义的体制中尤其如此。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贬损和平：将妥协当成一种背叛。这里最根本的策略是，通过文人的压力将外交政策的需求提高到任何解决方法都不可能实行的地步，以此来败坏那些当权者的名声，因为没有人会达到那些抽象的成功标准：把假想敌人当做实际的敌人来对待，如果有必要的话，则可以重新定义假想敌人。P235

这样看来，张居正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的独创性。他并没有推出什么富有想象力的新政。相反，他仅仅是一个看到什么该做并且行使职权将其做好的政治家。他在与阿拉坦汗媾和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展示了这一点。和平条约的成功缔结以及随后在安全问题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军事费用却有所下降的事实表明，明朝在对付游牧民族的方式上存在着更好的选择。张居正使用个人权力打破宗派僵局而赢得成功的办法证明了人们一直在争论的明朝政治体系中潜在的弱点到底是什么。

张居正在世时，他所支持的防御和对外政策得到了继续。但是，这些政策依赖于他的特殊权力的支持：一旦他的支持消失，那些过去的争执又浮上了水面。他没有能够重新改组机构，而只是利用个人权力控制住了他们。

张居正死后，和平局面逐渐得到破坏。先前存在于妥协政策的支持者和强硬路线坚持者之间的冲突又得以出现，导致了边界政策的重新制定，事实证明这对王朝的影响是毁灭性的。16世纪后期目睹了未来清朝(1644-1912 年)统治者的兴起。这个满族部落开始在东北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国家，他们于17世纪初摆脱进贡国地位，开始对明朝产生威胁。不幸的是，16世纪中叶反蒙斗土的文人继承者们不愿意接受符合实际的政策。张居正那种适应新环境的政策并没有长期持续下去。P242

在寻找明朝灭亡的缘由时，清朝大文学家赵翼(172 7-1814 年)：

责备文人的空谈。他声称，满人早期并没有征服汉人的企图；如果崇祯帝(1628-1645年在位)与他们媾和，他就能够集中所有军队来镇压造反，而不是內外受敌。赵翼试图表明，崇祯皇帝有好几次有意与满人媾和，但是，由于对时局知之甚少的文人竭力反对，他放弃了原来的意图。P244

但是，当19世纪清朝统治质量下降、科学技术上占优势的欧洲列强开始对他们造成毁灭性打击时，明朝（或者我们应该说中国）风格的政治开始重新抬头。正如在明朝后期那样，政体的文化定义开始与王朝的定义抗争，不同的是更加激烈，因为满族统治者是外族人。到 19世纪后期，朝廷又一次卷入了强硬路线和妥协政策之争，后者的主要观点对于熟悉明朝历史的人来说十分清楚。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争论又一次涉及中国的性质。当然，长城可以在其中不起直接作用，因为大家用来定义的新单位并不是以防御工事为边界的明朝政体，而是远远超越了其范围的清朝帝国。不过，长城可以当做定义和保护“中国性”需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并且逐步开始进人论争的一部分，利用一种国外传来的新潮观念，形成与中国民族主义相混合的现代政治。它的定义反过来一直到如今都在困扰着注重实效的政治家。P245

它意味着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对长城感到自豪，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他们古代文明留传下来的东西，可能是惟一称得上是世界级的东西。他们陶醉于长城的体量，而大多数外国人则带着敬畏而兴奋的心情接近它。他们也好像因为它的真实存在而倍加珍惜。当其他标志受到质疑、不为人相信或不为人感知的情况下，长城总是那么真实，那么毋庸置疑。实际上，那可能就是共产党政府为什么如此关注它的原因，尽管它有那么多负面的关联。P288

但是，长城在国内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看到，尽管长城已经成为爱国主义崇拜的中心，可它依然以一种压迫和专制的形象出现。③思想上的混乱永远不可能完全消失：模棱两可的东西根深蒂固，交织在中国不断变化的自身形象的整个结构之中。特别是在打破偶像的20世纪，这种与长城相关的意义和角色的混乱反映了现代中国人自我意识深处的混乱，而这种混乱元法轻易厘清。然而，长城的形象似乎注定能够持续下去，无论人们以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目光看待长城，它的神话魅力都不会消减。无论未来会带来什么，最初建时就没有什么军事用途的长城似乎肯定会保持其具有多种价值的“中国性”形象地位，并且会为其他人反映出我们对那个社会的想象。P330“

吴砺

20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