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八达岭长城（七）

吴砺

                         重游八达岭长城（七）

                                                                                                                       （七）

姚有志和毛振发在1994年作为中国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时写的“古长城的国防价值再评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 年第3期）一文，对长城国防价值写得颇有精采：

“长城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人为的分水岭，是农业与游牧业两大经济结构相互撞击的产物。自春秋战国之交，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原地区的各主要诸侯国战争频繁，相互争霸，为守护自己的领地而彼此设防，以楚国为先，宋、齐、魏等国继后，开始在邻近敌国的边境修筑绵亘数百里的长城线。与此同时，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尚处于奴隶制初期阶段的游牧民族，经常深入黄河以北地区，掠夺粮食和人口，严重妨碍了那里人民的正常经济生活。地处华北地区的燕、赵等围为防御游牧民族的南侵，也开始凭山依险，修筑长城，于是出现了持续2000多年的长城拱卫线的雏形。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以后，拆毁了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的长城，集中力量修筑横贯北部地区万里长城，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挡北部游牧民族的南侵。”

“在战争时期，中原封建王朝的军队一般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而北方游牧民族的军队则是戎马集群，来去飘忽，机动灵活。在冷兵器时代，步兵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与骑兵相比，自然是相形见绌的。因而，中原步兵军队凡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进行野战，十有八九要败北。”

“自此以后，中原王朝凡在国力衰微，缺少强大骑兵的情况下，一般要“以守为长策”。以坚城固堡，深沟高垒为屏障，以遏阻北方游牧民族强大骑兵的袭击。”

“长城是与封建时代和冷兵器时期的军事特征相适应，应抵御游牧民族的袭扰，保护中原农业文明的需求而逐步发展的。长城依天然的山川之险，盘蜂踞水，控扼要冲，墙堡一体，烽堠相望，战时可以驻重兵，阻挡游牧民族骑兵集团的猛烈冲击，平时也可以“乘边墙以防其出没”，并可节省戍边兵力。”

“应该指出，长城之所以能起到防御作用，并非仅仅由于那一道巍峨耸立的高墙，也由于历朝历代在构筑长城的同时，还实行了移民实边或戍兵屯田的政策。”“唯其如此，万里长城才能不仅是作为一堵墙，而是作为一道以…定的经济和兵力资源为基础，以攻防兼备的防御工事为主体，以纵横交错的驿传系统为通信网络的边防军事体系，发挥着保卫中原农业文明的屏障作用。”

“古长城在军事筑城史上代表着辉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回天之力与聪明智慧，但是，从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上进行全面考察，长城的建造往往不是代表着强盛，而通常是各封建王朝国力衰弱的无奈举措，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消极防御思想。”

“认真考察长城的建筑史，我们不难发现，历代的长城大多不是构筑于国富兵强之时，而是兴造于国衰兵弱之际。”“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虽然形成了疆土广阔。华夏一统的大帝国，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兼并六国的战争，到嬴政完成统一大业时，中国已经是满目疮痍，民困兵疲。”“尽管蒙恬率兵 30万北击匈奴，“却匈奴七百里”、“略取河南地”，但闪国势已衰，秦军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贯彻进攻战略，只好退而筑墙防守。显然，筑城防守并不符合秦始皇的“虎视何雄哉”气派和性格，也绝不是秦国强盛的象征。”

“至太初年间，面对匈奴的再次内侵，武帝再也无力组织军事反击，只好命人沿五原郡“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①。不仅对秦时蒙恬所筑的长城进…步加固，同时还向西延长了数千里。”

“此后从东汉、北魏、北齐至隋、金等朝代，都曾在北方修缮和新筑过长城，其中多与国势的衰危和武功的羸弱有关。

明长城的修筑也是沿袭这个轨迹。在洪武、永乐两朝，国力强盛，“四夷宾服”，军事力量远比蒙古族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虽然也增修居庸关、山海关等重要关隘，但并没有兴筑全线连接的完整的长城防卫体系，主要执行“以威服之”的军事战略，对蒙古军队取攻势战略。”“。至宪宗继位，面对国家积弊日深，边备臼趋紧张，军队战斗力也是孱弱不堪的现实，终于确定了“守为长策”的国防战略。自兵部尚书余子俊始，在英甫川至定边营1200 余里的边防线上建筑墩堡，“增卫益兵，拓城置戍”，奠定了修筑边墙的基础。以后到弘治至隆庆年间，更是筑城建堡，“大修边墙”，把它作为防御蒙古骑兵内侵的主要手段。后戚继光防守蓟镇，对京北长城进一步整修改造，将其加工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令世人叫绝的军事屏障。”

“万历初年主持国政的著名政治家张歸正，对这种情况的解释颇具见地，他说：“盛世之守在人，季世之守恃险”①，认为前者是“无形之险”，后者是“有形之险”。在国力强大之盛世。往往政通人和，兵强马壮，战可以摧枯拉朽，守可以镇慑敌人，治可以以德服人，往往不用专恃险阻；而在“季世”国力衰弱时期，则往往政治腐败，兵弱民疲，战无力，治无策，“无形之险既已靡恃”，也只有借助“有形之险”，固守保国。张居正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辅佐的国家正处于衰败之时，于是他甭用军事家戚继光为蓟州镇总兵，委以拱卫京师重任，并为其规定了“贼不得入，即为上策。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的防卫原则，所以才有了戚继光放弃传统战法而致力于筑墒戍守的历史景况。。从客观条件看，在国家衰败时期，若实行进攻战略，组织强大军队对北方民族骑兵作战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修筑如此漫长的边墙，将数十万军队撒在万里边境上分兵把口，也难以达到固若金汤的防御目的。长城沿线守军虽多，“各分汛地，不暇援应”，兵力形不成拳头。针对这种守株待兔的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往往将几万乃至十几万骑兵合为一体，对着长城一点进行集群冲，抒，任何坚固的城堡都极易被突破。而只要突破一点，则“千里之守，皆为虚设”。而且，长城一修筑，就像给守军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放不下，走不开，无法实行机动灵活地运动作战，只能守在箭垛后面被动应敌。正如明嘉靖朝兵部尚书刘焘指陈的那样：“我散而守，彼聚丽攻，虽称十万之众，当锋不过三千人。一营失守，则二十二营俱为无用之兵。十里溃防，则二干余里尽为难守之地。地远而兵微，应援而难至。当仓促应变之时，而取救于千里之外。急则人马疲劳而不能行，缓则延推道路而不得用”②。这位当时的“国防部长”的经验之谈，为我们的论点提供了确凿的证言。”

“但是历代长城的修筑，往往超出当时国家物力财力的承受范围，激化了军事需要与烃济能力之间的深刻矛盾，导致国家贫困，人民反抗，外敌乘隙侵扰。从这个意义上说，修筑长城往往产生与统治者固边御敌的最初愿望完全背反的结果。

在历史上，修筑长城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恐怕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或任何一项军事工事能够与之相比。这道全靠人工垒筑、途遥万里的防御巨障，即使放到今天，也为国力所难以承受，褽何况是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古代社会。”

“修长城难，守长城更难。就所需兵力和财力而言，若要守住这道万里边墙，使其真正发挥历朝统治者所期望的军事效能，则往往要投入比一般重点设防或军事征战大得多的兵力和财力。”

西汉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投入兵力最多时也不过20 余万（漠北之战），但筑长城后常年担任屯戍的部队一般在40万人以上。仅在元鼎年问，就。发士卒 60万人“到张掖、酒泉等郡担任屯戍。如此常年重兵屯守边城，造成“暴兵露师以支长久，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④的艰难时世。再如贯穿明朝始终，一直修建长城，随着长城的延伸加固，防守兵力也不断增加，北边“九镇”防守兵力最盛时达100 余万，约占全国总兵力的1/2。历代修筑长城，一为坚固防御，二为节约兵力，但长城修筑得越长，驻守的兵力越多，驻守兵力越多，则军费开支越大，正所谓“修筑益急，而患虏日炽，钱粮益耗，而士马益疫”，结果“形成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各封建王朝倾全国之力修筑长城，守卫长城，其本意是为了抵御外侵，卫国保民，但其结果却往往相反。由于“筑墙置戍”超出了当时国力民力的承受能力，把沉重的负担转嫁到穷苦百姓的身上。从而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夺去了无数民工苦役的宝贵生命，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从而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导致隋朝和明王朝覆灭的隋末和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原因虽可列数很多，但因修筑长城而造成人民穷困潦倒，怨声载道，不能说不是个重要原因。。明朝中叶是大力修筑长城的重要时期，也是爆发农民起义的高潮时期，更是北方民族内侵掳掠的最频繁时期。当时，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有三次，即：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闽浙赣山区的农民起义；刘退、李原领导的荆襄山区流民起义和刘六、刘七领导的河北平原的农民起义。上述起义虽然最终被明军镇压了下去，但是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墙内百姓造反，墙外蒙骑攻侵的局面，已使明朝内外交困，疲于应付。1644 年的改朝换代也正是在长城内外夹攻下实现的。 ”

历史已经证明，长城作为永备防御工事，在冷兵器对阵的时代，尽管可以起到抵御游牧民族骑兵的作用，但它绝不是固国强边的根本途径。众所周知，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时都没有筑长城，却出现了外治内靖、政通人和的局面；唐、元、清三代王朝基本上都没有筑长城，其疆域却比历朝都大，境外藩邦纷纷臣服归属。其根本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其一，“胜而后和”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最佳选择。认真考察唐、清两大帝国治理边疆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要想使边疆各民族和平共处，实现边境的长治久安，不能完全依仗深沟高垒，要塞长城，而要“胜而后和，恩威兼著”。”

“其二，交流而不是隔绝，是获得边境安全的有效途径。自古以来，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之间经济上是互相依赖的。”

对于历史上的这场国策大辩论，多少年来人们出于对汉武帝铁血武功的欣赏而偏爱于桑弘羊酌理论，很少有人去想一想“贤良”“文学”们观点是否也有道理。只要认真考察一下历史，我们就不难看到，如果剔除“贤良”们完全否定武力作用的偏颇一面，其以仁德感化匈奴的主张的确是强边固国的治本之策。这点在清朝体现得更为明确。清朝的基本治边政策是“乱则声讨，治则抚绥”，两者相较，则把以恩德治边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公 元1696 年（康熙二十五年）。古北口总兵蔡元因“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帝大加申斥：“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边之道，惟在哆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①。后来他又进…步发挥了这种观点，指出：“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康熙帝的这种思想，成为有清一代治边政策的指导原则。

“满族贵族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并没有在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构筑边墙以为界障，但却牢固地团结了蒙古民族，在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大一统的局面，正如周恩来所说的：“清代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代，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其中道理，的确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

吴砺

2019.2.9